第五章變革時代
2044年3月，《敘以停戰協議》與《土耳其戰爭停戰協議》生效後不到1個月，裴承毅就以共和國國防部長的身份訪問了敘利亞、伊拉克、約旦、埃及、蘇丹與利比亞等6個阿拉伯國家，並且在大馬士革、巴格達、安曼、開羅、喀土穆與的黎波里與6國國防部長商討了成立「阿盟與共和**事信任互助委員會」的相關事宜，該委員會就是「中阿軍事友好合作組織」的前身。
在裴承毅範圍6個阿拉伯國家之前還發生了兩件事情。
一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審議兩份停戰協議的時候，因為一批共和黨參議員臨陣倒戈，在表決中投了反對票，所以蘭德斯不得不行使總統的特別權力，要求參眾兩院重新審議兩份停戰協議，並且讓洛布林夫人前去遊說幾名民主黨的資深參議員，最終在民主黨的幫助下，兩份停戰協議才得到美國國會支持，正式生效。
二是共和國與伊朗在天然氣與石油過境費用上的談判被無限期擱置，導致從巴士拉港到瓜達爾港的「海灣-共和國油氣綜合輸送管道工程」被迫停工，共和國被尋求與科威特進行合作，即投資修建一條從伊拉克的巴士拉通往科威特的布比延島的油氣輸送管道，並且花費巨資在塞比耶堡修建一座專門為超級油輪與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服務的港口。共和國與伊朗的關係也因此急劇降溫。
可以說，這兩件事情都沒讓外界感到驚訝。
因為美國政府是在中期大選的壓力下完成了與共和國的停戰談判，起到主導作用的不是蘭德斯，而是洛布林夫人，所以在某些被鷹派認為是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的，實際上只是為了保護軍火商、能源商與金融家利益的問題上做出讓步，完全在外界的預料之中，而且也被人認為是兩份停戰協議的「阿喀琉斯之踵」。早在2043年底，停戰談判結束之前，美國的很多新聞媒體就認為，因為聯邦政府在很多不應該讓步的問題上做出了讓步，這兩份停戰協議在國會不大可能得到多數議員的支持。按照美國的法律，任何涉外協議、條約等都需要獲得國會支持才算正式生效。
真正起到積極作用的絕不是共和黨的鷹派，而是民主黨的鴿派議員。
用CNN的評論來說，一向標榜新自由主義（共和黨的標誌）旗手的蘭德斯在簽署兩份停戰協議的時候，儼然就是一位民主黨的總統。
正是如此，當兩份停戰協議兩次被提交到國會眾議院的時候，因為將近三分之一的民主黨議員投了贊成票，所以兩份停戰協議在眾議院沒有受到阻撓，均非常順利的提交給了參議院。
與眾議院相比，參議院的情況更加複雜，或者說更加死板。
按照美國的法律，每個州選舉2名參議員，每名參議員的任期為6年，而且可以無限期連任。如此一來參議員幾乎成了一種「終生制職業」。比如美國前總統羅伯特.肯尼迪的弟弟愛德華.肯尼迪就連續8次當選馬薩諸塞州的聯邦參議員，在他去世的時候，在參議員的位置上干了足足47年。這種近乎終生制的情況，既決定了參議員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決定了參議院是一個相對封閉與相對穩定的政治機構。從好的一面來看，參議院的延續性與穩定性保證了美國在重大政策上的延續性與穩定性，畢竟任何一項政策，都得過參議院這道關卡。從壞的一面來看，封閉死板的參議院肯定是利益集團的根據地，成為傳統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必然對美國社會的發展進步產生負面影響。
必須承認，美國聯邦政府在停戰談判中確實放棄了一些國家利益。
雖然早在20年前，也就是美軍在伊朗戰場上嘗到敗績之後，美國的政治家就學會了以辯證的方式來看待問題，即要想獲得，就得有所捨棄，美國不可能佔了便宜又賣乖，但是在美國社會的高層，特別是在那些養尊處優的社會精英眼裡，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活力、也最有發展前途的國家，美國不應該像二流國家那樣去考慮問題，更不應該像二流國家那樣去處理問題，即竭盡全力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
不得不說，轉型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轉變思想觀念更加痛苦。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就有過類似的經歷，只不過當時的條件對美國非常有利。隨著前蘇聯轟然倒下，昔日強大的紅色帝國突然分崩離析，美國在一夜之間就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那些仍然抱著冷戰思想不放的美國精英一時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結果是挾海灣戰爭之威的、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布什總統敗給了來自阿肯色州的毛頭小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身的克林頓。即便在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當局仍然沒有能夠適應沒有對手的日子。直到21世紀初，隨著老布什的兒子小布什捲土重來，用極端骯髒的手段將美國捲入反恐戰爭的漩渦，陷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泥潭中不能自拔之後，美國的精英才搞明白了「高處不勝寒」的意思。這次轉型，美國社會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才完全適應，並且在2015年之後贏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伊朗戰爭與半島戰爭的慘敗，讓美國面臨第二次轉型。
如果說2015年前的25年中，美國要做的，只是如何適應、以及如何利用只有一個超級大國的國際形勢，那麼在此之後，美國就得適應另外一種國際形勢，那就是出現了另外一個超級大國，而且這個超級大國並不打算用常規手段與美國競爭。
美國並不害怕對手，害怕的是不聽話的對手。
從某種意義上講，昔日的紅色帝國算不上是一個真正的對手。根據前蘇聯解體之後逐漸公佈的一些機密資料，在整個美蘇冷戰期間，哪怕是在20世紀70年代上半頁，也就是勃涅日列夫時代的蘇聯在除了重工業之外的其他所有領域都不是美國的對手，特別是在一些關係到社會長遠發展的領域，蘇聯落後美國10年以上。可以說，在窮兵黷武的政策下，蘇聯倒下只是遲早的事情。
自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問鼎世界頭號強國的寶座之後，美國遇到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對手就是共和國。即便在2015年的時候，當時共和國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收入水平更是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因為掌握了數項關鍵技術，特別是推動電力革命的常溫超導技術，所以共和國已經具備了挑戰美國的資本，而且在挑戰美國之前，只需要耐心積蓄力量。
從美國在2015年之後的一系列行動就看得出來，共和國對美國構成了致命威脅。
突然失去了對手，讓美國非常不適應。突然遇到了對手，讓美國更加不適應。
這種不適應，自然會對美國的政策產生影響，而且是負面影響。
2015年後的大約10年間，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封堵」為主，即在國際戰略上封鎖共和國，在地緣政治上圍堵共和國。具體的措施非常多，比如堅持對華武器禁運，嚴格禁止一切高尖技術流入共和國；又比如在共和國周邊地區，從中亞的阿富汗到西太平洋的朝鮮半島建立一條由美國控制的戰略包圍圈。
在2015年之前，美國的這些措施有不錯的效果。拿技術封鎖來說，雖然美國一直限制向共和國輸出尖端技術，但是每當共和國在某一科研領域快要取得突破的時候，美國就會放寬限制，甚至取消限制，以「技術傾銷」的方式來限制共和國的自主研發，從而讓共和國始終無法在關鍵科技領域取得突破。
在2015年之後，美國的這些錯所就沒有用了。仍然拿技術封鎖來說，雖然美國在數年內數次提高技術壁壘，到最極端的時候，甚至連一些即將被淘汰的工業生產技術也禁止出售給共和國，比如在2017年，美國國會就否決了英特爾公司在共和國開辦0.09納米半導體生產線的合作協議。但是這種極端的封鎖措施反而給了共和國民族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也迫使共和國政府在保護知識產權、基礎科研、技術開發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與資源，從而促使共和國的總體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短短10年後，到2025年的時候，除了在與電力革命有關的領域超越了美國之外，共和國還在其他大約70%的領域接近了美國，在另外30%領域內的差距也縮短到了5年左右。用一位一直主張與共和國合作、而不是與共和國對抗的民主黨參議員的話來說，可以低估共和國的國力，但是絕不能低估中華民族的生命力，作為已經在地球上生存了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最不缺乏的就是在困境中的韌性，以及在逆境中勃發向上的拚搏精神。
半島戰爭的慘敗，讓美國的社會精英認識到了問題，對華政策也由「封堵」變成「捧殺」。用當時比較流行的話來說，美國要做的，只是趕著共和國不斷加速奔跑，最終讓共和國倒在賽道上。接下來10年內發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美國奉行「捧殺」政策的結果，不管是日本戰爭、還是印度戰爭，美國的態度多是不參與。顯然，美國的「捧殺」政策仍然沒有能夠收到足夠好的效果，至少沒能讓「共和國」號戰車在減速前翻車，反而讓美國損失了兩個精心扶持的盟國。
可以說，從2015年的第四次印巴戰爭到2035年的印度戰爭，美國在圍剿共和國的時候所遭受的一系列慘敗，讓美國的社會精英不得不反思。前面已經提到，美國國會參議院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機構，參議員更是可以無限期連任，所以有很多參議員經歷了美國在2015年到2035年期間遭受的慘敗。2044年初，100名參議員中，有31名參議員在2015年之前就進入了參議院，其中27人從未離開過。也就是說，也大約30%的參議員經歷了被美國人稱為「失去的二十年」之間的所有事情。
面對兩份等同於出賣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停戰協議，這些參議員的態度可想而知。
當然，在美國參議院中，也有不少「新興貴族」。事實上，大部分參議員都是思想更加開明的新一代美國社會精英。如同很多人跟不上美國社會轉型一樣，在大變革的時代，自然會有某些人能夠從社會轉型中獲得好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標榜「新自由主義」的共和黨反而更加保守。
當然，「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換了個名稱的「保守主義」。在美國兩大政黨中，共和黨的政治傾向一直比較保守，反而是民主黨比較開明。
正是如此，在兩份停戰協議遇到阻撓的時候，洛布林夫人不得不向民主黨議員求助。
這個時候，民主黨參議員做出的選擇，正好體現了美國社會轉型產生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在2012到2040年的28年間，民主黨執政20年，僅僅輸掉了2次大選，關鍵就是民主黨較為開放的政治傾向更能適應大變革時代，也更能維護美國的利益。可以說，如果不是韋斯特伍德與布蘭迪諾在大蕭條期間穩住了美國經濟，並且在大蕭條之後採取了正確的經濟發展政策，讓美國經濟在2040年之前就進入了高速車道，恐怕共和黨很難在2040年的大選中擊敗民主黨。
當然，輸掉總統寶座，不等於輸掉了整個政治影響力。
因為美國社會在「擴張」與「收縮」的問題上分歧嚴重，所以在2040年的大選中，民主黨並沒慘敗，八成以上的傳統選取仍然支持民主黨。即便到了2042年，民主黨在中期大選中惜敗，其影響力也非常巨大。如果考慮到共和黨內存在的嚴重分歧，那麼在美國國會兩院中，民主黨議員就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共和黨總統向民主黨議員求援，也許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最大諷刺。
用CNN的評論來說，在洛布林夫人向民主黨參議員發出請求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局勢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可以說，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兩黨輪流執政的基本政治形態開始轉變。
雖然從時間上看，哪怕2年之後，仍然不可能出現1個能夠向民主黨與共和黨發起挑戰的政黨，或者說出現1個像當年的西奧多.羅斯福那樣的、不依靠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支持入主白宮的總統，但是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民主黨與共和黨肯定會重新洗牌，形成兩個在基本政策上更加極端的政黨。在此期間，誰也無法保證，不會出現第三個，而且是最有可能領導美國度過難關的政黨。
至於這個政黨會在什麼時候誕生，恐怕就沒有幾個人說得準了。
不管怎麼說，關係到美國國際聲譽的兩份停戰協議終於在2044年2月底獲得了美國國會批准。因為在此之前，共和國等其他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已經批准了兩份停戰協議，所以《敘以停戰協議》與《土耳其戰爭停戰協議》在2044年2月28日正式生效，並且按照之前的約定，在3月5日由共和國與美國聯合提交給聯合國。也就是說，這不是兩份普通的停戰協議，而是得到了國際社會認同與支持的停戰協議。雖然聯合國早已名存實亡，別說兩個超級大國，就連很多小國都不把聯合國放在眼裡，甚至沒有多少人對聯合國秘書長的位置感興趣，但是在共和國與美國撕破臉皮之前，大部分國家還得遵守國際社會遊戲規則，也就得尊重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隨著兩份停戰協議提交到聯合國，如果某一方違反了停戰協議，就不僅僅是與另外一方為敵，而是與整個世界為敵。當然，到底有多少國家會站出來懲戒違背遊戲規則的國家，恐怕就是個未知數了。
裴承毅在2044年3月份訪問6個阿拉伯國家，擺明了就是宣揚共和國的影響力。
實際上，在他之前，美國的國防部長已經訪問了以色列與土耳其，並且在回國的時候「順道」訪問了沙特、科威特、卡塔爾與阿聯酋。與裴承毅的任務一樣，美國國防部長要做的也是擴大美國的影響力。
雖然共和國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鬥爭並沒有因為兩份停戰協議而偃旗息鼓，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但是相對而言，共和國與伊朗在2042年之後鬧出的一些矛盾，反而更受西方新聞媒體重視。
從長遠角度來看，共和國與伊朗忽冷忽熱的關係，對中東地區的影響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