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固若金湯
自從主戰和備戰最得力的林則徐和鄧梃楨相續被貶斥，朝廷中吵得更是一塌糊塗。取得浙東大捷的兩江總督伊裡布便成了風口浪尖上的人物。
主剿主撫兩派，都把他拿出來打。
閩浙總督顏伯燾、江蘇巡撫裕謙、浙江布政使劉韻珂等一干主戰大臣，彈劾兩江總督伊裡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畏敵如虎，備戰鬆懈，致使定海等五城失守，若非林則徐麾下朱雀軍，千里赴援，後果不堪設想。請朝廷罷斥伊裡布、斬烏爾恭額，以林則徐為兩江總督，總制東南壁壘。英夷報復，迫在眉睫，朝廷若是當斷不斷，必定反受其亂。
而軍機大臣穆彰阿稱，伊裡布、琦善，均老成持重，一面主撫，一面備戰，方有浙東、虎門大捷。顏伯燾、裕謙等人置事實於不顧，一味叫戰，實是標新立異，借題發揮，引國策入黨爭，皇上當下旨訓斥。
這些奏折交上去，朝廷一律留中不發，道光二十一年的年底，也就是西元1840年和1841年相交之際，清廷對東南各省督撫做了一次大調整。
兩江總督伊裡布，有喪師失地之罪，但已有浙東大捷之功，其間不明之處甚多，免去總督之職，召回京師問對。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喪師失地，罪無可恕，貶為寧波知府，以觀後效。
欽差大臣琦善，虎門大捷之後不行追剿，反而與英夷偽酋義律擅自休戰，奪其欽差頭銜，回歸直隸總督本任。
在懲辦了林則徐，鄧梃楨之後，再把伊裡布、琦善之類主撫大臣訓斥一番，算是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寧人。道光帝老了，實在沒有精力看封疆大吏們打筆架。
但又不能澆熄了臣子們報國的一腔烈火，於是，升裕謙為兩江總督，劉韻珂為浙江巡撫，加上原本已經上任的閩浙總督顏伯燾，東南防務，盡入主戰大臣之手。
另有聖旨，著顏伯燾統管閩海海防，裕謙節制江蘇、浙江防務，修繕炮台師船，整訓行伍，以防英夷報復。
聖旨一下，裕謙、顏伯燾等人雖有不忿，但卻接受了聖上委與的重任，開始按他們所能把握的極限，操持起東南的防務來。
顏伯燾在福建，根據上次英軍騷擾的情況，選取了廈門作為防務的重點。
廈門位於海運大港泉州以南80公里，東控台灣海峽，由此乘船出發，溯季風可北至日本，南下東南亞。為當時清國第三大港，僅次於長江口的上海和外貿大港廣州。泉州府同知在此開府，專治廈門。
自清代三藩戰爭和對台灣鄭氏的戰爭以來，廈門就成為東南的軍事重鎮，福建水師在清代中前期戰功最著，故而也是規模最大的，超過了廣東和浙江水師。
顏伯燾直轄的總督標水師左營戰船二艘。
提督標分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戰船九艘，左營八艘，右營八艘，前營十艘，後營十艘。
金門協分左右二營，左營戰船九艘，右營九艘，
海壇協左營戰船十艘，右營八艘。
閩安協左營戰船七艘，右營七艘。
福寧鎮左營戰船十艘。烽火營戰船十一艘。
南澳鎮戰船十艘。銅山營戰船十一艘。
台灣協標中營戰船十九艘，左營十四艘。右營十六艘。
澎湖協標左營戰十七艘，右營十六艘，艋舺營十四艘。
以上各類戰船總計兩百五十一艘，載炮千餘門
顏伯燾根據他聽聞的廣東九龍、官湧海戰的經驗，將各個鎮協都集中到廈門、金門附近，由水師提督竇振彪統一轄制。
「英夷堅船利炮，萬萬不可海上爭雄。只能據炮台而守，以路制海。」關天培在1839年官湧之戰後的總結，已經傳遍清國水師，顏伯燾據此，也加大了建設炮台的力度。
鄧梃楨在任的時候，在廈門南岸修建了沙袋炮台，設炮268門，部署防兵1600名，協勇1300名。
顏伯燾是看不上沙包炮台的，他在去年年底，就請餉50萬兩，以修建炮台，道光帝對他甚是寵信，依言照給。
福建南部盛產花崗岩，顏伯燾就以此做材料，征發民夫萬餘人，修起了一座五里長（約1.6公里），高一丈（約三米多一點），厚小一丈（約兩米六）的石壁，石壁上設新築大炮100位。在石壁的外側，設有覆土，以加強韌性。
石壁內，設有兵房，供守軍棲息。
除了廈門南岸的石壁主陣地，在石壁兩側的延伸陣地，鼓浪嶼，嶼仔尾修建的多座炮台，使得廈門海域成為一個279門大炮構成的交叉火力網。
在東南沿海的綠營當中，盛傳去年八月定海失守，是由於漢奸作祟，顏伯燾以寧可信其有的態度，責成福建地方，綏靖治安，緝拿街頭無賴、土匪、海匪等等，以防有人交通英夷。
然後又在廈門島的北岸和東岸，配製守兵1400名，配置火炮100門，作為防止英軍包抄的手段。
廈門島的外側，是大小金門島，顏伯燾在大擔、二擔、青嶼等島上設立炮壘，如同一條鏈條，鎖住廈門島的南水道。顏伯燾本來計劃在四座石堡中設立大炮1300門，為此特地向朝廷請餉100萬兩，結果被道光帝下旨訓斥，讓他「力加撙節」，省著點用。
顏伯燾乾脆不再理會朝廷，自行擬定《軍需章程》，共計四十條之多，對糧價，工價，料費，運費等另定標準，責成福建藩庫，預支下屬官僚養廉銀，火耗，又在福建大舉征發，駐炮兩百餘門，布設在金門四座島嶼上，為廈門防禦的外圍哨探。
這些島嶼，距離廈門較遠，處於廈門的交叉火網以外，福建水師提督竇振彪想定了作戰方案，他說道：「如若英夷攻我外海炮壘，則我將計就計，以炮壘為砧板，以我師船兩百艘為菜刀，將英夷聚殲於閩海之上。」
1841年2月27日，顏伯燾給道光皇帝上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