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江左窮，桓溫窘（一）
悶了一肚子氣的桓溫把所有的怒火都發洩到范六叛軍上去了，五萬精銳大軍分三路，兵鋒直指射陽。太和五年九月，桓溫領軍大敗范六叛軍，斬首千餘，俘萬餘，收復射陽。繼而再攻鹽瀆，范六領殘部三千餘遁於海上，不知所蹤。
桓溫無奈，只好班師回廣陵，還沒等他將朝廷得勝的消息傳遍天下時，他發現一件非常鬱悶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沒錢了，這下可要了桓溫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當家人。
沒錢就不能過日子，沒錢就不能發糧餉，沒錢就得餓肚子，可是現在江左到處都要用錢。得勝的將士朝廷們總要意思一下，發些犒賞吧；徐州被亂軍肆虐地幾成廢墟，世家豪強家破者不下千餘，總得撥些錢糧安撫這些人，並恢復徐州地方吧；還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產糧地-三吳今年大旱，百姓多餓死，需要錢糧賑災。到處都在要錢，可是江左朝廷的倉庫已經乾淨地連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這些文書桓溫非常鬱悶，興寧二年（公元364年），自己執行了庚戌土斷等「改革措施」，江左朝廷財政狀況一度好轉。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還曾經下詔說建業官倉已儲有一年的錢糧，暫停一年向建業轉運米布，緊接著秋天大熟時又下詔說今建業官倉儲足豐富，各州郡可提高官員俸祿，這才過去四年的時間，怎麼一下窮成這個樣子了。
桓溫認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很快就在廣陵與其弟-桓雲和謀士郗超、王珣進行商議。
「景興，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須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溫鄭重地說道，這種事情桓雲還沒有什麼發言權，於是老老實實坐一邊安靜地傾聽，在合適的時機在發表自己的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況居然糜爛到了這個地步。」郗超和王珣對視了一下，最後還是按照慣例由郗超先開口說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書信後，便好生調閱了這幾年度支、倉部的卷宗，發現這裡面的弊端太嚴重了，而且諸類種種，牽涉極多。」
「首先是官吏貪墨，桓公於興寧二年進行土斷等改制後，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轉，當時各地官倉都堆滿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卻開始或趁機盜竊或以好充次，各地損耗以萬斛計算。王右軍（王羲之）曾去會稽遊歷，路上無意看到余姚縣一地耗盜官倉谷米居然達到十萬斛之巨，難怪他會感歎重斂百姓以資奸吏。」郗超說到這裡，不由長歎一口氣。而桓溫陰黑著臉，默然地坐在那裡。
「第二是在編戶籍百姓的徭役太重，雖然當今陛下在即位時大赦天下，減畝收為二鬥，行十五稅一制。但是其他雜賦取稅卻是層出不窮，如折變，有時是將布變米，有時是米折成布帛，有時又是將租米、布帛折成錢或其它實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說到這裡，郗超舉了一個例子：「由於北府機織棉布氾濫，布帛價格極低，由鹹康年間（公元335~342年）的一千錢掉到現在的不到一百錢，按照朝廷制度，應該是每戶歲輸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卻是規定只收兩匹布，其餘收現錢，而每匹布按昇平年間的布帛價格計算淨收500錢，有貪婪的官吏卻是按照永和年間的價格800錢來收。此中卻是相差了數倍，民眾紛紛不堪其重。」
郗超停了下來，看到桓溫那陰沉紫紅的臉，心底暗中歎了一口氣後繼續說了下去：「還有供給官吏將校的恤俸；有專門按丁收稅，用於築堤保塘的塘丁稅，此稅行於會稽等臨海地區；還有迎送錢，凡有官吏到任或離任或任上去世，地方都必須送錢財物資，往往都有數十上百萬錢之巨；還有地方官員的公用（辦公費用），公田（官吏的官田），雜供給等等。」
「此外還有徭役，由於數十年來，朝廷纍纍北伐用兵，民丁應徵者從十三歲到六十六歲，更甚者征役七、八歲童子或八十歲老者；而一場戰事經常是經年累月，民夫一征便是數月近年，難怪前豫章太守范武子大人（范寧，東晉著名經學家）曾哀歎『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耳，今之勞役，難有三日休停』。如此而計，極貧者，悉皆編戶役民，役賦嚴苦，戶役者不堪覆命，或斷截肢體，或賣兒賣女，或產子不育，或典妻貼婦，或自賣為奴，或逃竄山湖，或自縊溝瀆，所以才有這范六逆賊揭竿一呼，應者數十萬計，蔓延有如野火燒原。」
郗超突然聽到一聲輕微的「啪」聲，猛地抬頭一看，發現坐在正中的桓溫將手裡的佩玉環給掰斷了，可見這位大司馬心中是多麼憤怒和震撼，看來他和自己一樣，打起仗看到數萬大軍齊發，意氣風發，卻想不到後面有這麼多淒苦的故事。要不是因為這次朝廷沒錢了，自己也不會這麼仔細地去研究這些過去一直沒注意的東西，一研究下來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難怪范六叛軍有如汪洋大海一般。
桓溫幽幽地長舒了一口氣，黯然地歎道：「某治事以來，竟無一功可論，無一事可記，軍破於外，資竭於內。看那北府曾敘平，卻能氣吞萬里如虎，縱橫遠外。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景興，那該如何辦呢？」過了一會，從極度憤怒中回過神來的桓溫開口問道。
「我與元琳等人商議之後，覺得當今唯一之計便是爭民！」郗超毫不猶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閱到這種情況，經過慎重推敲後才定下計策來，正好現在講給桓溫聽，請他定奪。
「爭民？」剛才也是一臉陰愁的桓雲不由一愣，不由失聲叫了出來，但是在桓溫的掃視下很快坐定下來了。
「是的，爭民。百姓戶民是朝廷賦稅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編戶民越多，他們分擔的賦役就會相應輕鬆，所輸谷米也會更多，如此而論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緩和。」郗超開始侃侃而言，「從永嘉亂後，江右遺民者近百萬餘。朝廷立僑郡縣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門豪家，二可撫慰流民戀土之情，三可保留僑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復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僑民，北歸者十之**，餘者僅十餘萬，皆因附於豪門世家中不得歸。」
「朝廷南渡後為了安撫世家士族，不但延續蔭客、蔭親屬制，還行給客制，可按官階品級擁數量不等的佃戶、典計（農奴管家）、衣食客（府中雜役奴僕）。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戶不得超過四十戶，典計不過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戶五戶，至九品仍可得五戶，少占典計一人，至五品議郎以上典計一人。佃戶、典計、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隨從、侍衛皆注家籍，並無單獨戶籍，所以朝廷也不會找他們收賦稅，征徭役。」
「朝廷行給客制一是安撫優待士族，穩定地方，二是試圖限制士族世家隱匿民戶，與國爭民。但是豪強世家往往不體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卻因為種種關係對此視而不見，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負，往往自投豪強世家，附為家奴部曲，以避苛嚴賦稅徭役。朝廷也對此軟弱不堪，前余姚縣令山彥林（山遐，山濤之孫）曾以嚴峻刑法收檢豪強世家的藏匿民戶，不到三月便撿得萬餘口，並查得余姚世家處士虞喜挾藏戶口，以為私附，數量之巨可依律棄市（斬首死刑）。讓山彥林欲將虞喜繩之於法時，諸豪強莫不切齒於山彥林，聯名上書建業，以虞喜有高節，為當時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彥林擅造縣衙，遂以此誣陷其罪。山彥林呈書時任會稽內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窮翦捕逃虞喜後自請其罪，方而無恨。何文穆公駁其書信，並判坐免官。」
說到這裡郗超看了一眼，發現桓溫的神情沒有任何變化，知道自己這次點了何充的名並沒有引起這位上司的不滿，儘管桓溫曾受何充的提拔和器重，看來死了十幾年的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現實中的炎涼。
「而桓公在興寧二年施行庚戌土斷等改制後頗有成效，這是因為桓公行法森嚴。時彭城王司馬玄因為查出在土斷中藏匿五戶，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御史中丞王叔武（王彪之）大人時任會稽內史數年，招撫隱民三萬餘口。如此嚴法禁，各地豪強無不收斂其行，故而國法得以大行。」
「然最近幾年，朝廷疏忽其間，故而豪強世家得以又行故伎，藏匿私附人口，而百姓驟少，徭役賦稅更重，被迫依附世家。如此循環，則國法崩潰，朝廷度支缺窘。」郗超最後總結道。
桓溫聽到這裡，不由老臉一紅，自從庚戌土斷以後，桓溫看到略有成效便轉移了注意力，更專心致志地將自己的勢力向東擴張，逐步將手伸進江州、南豫州、徐州、揚州等地，按照王猛的說法，內鬥勝於外戰，終於將謝萬、郗曇、郗愔繼殷浩、荀羨之後拉下馬，掃清了東進的腳步，誰知道江左朝中居然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情。
桓溫說做就做，先是以朝廷的名義再行嚴法，明言天下，先是對各地官吏進行申飭，嚴令他們不得貪墨，並重新檢討了賦稅徭役制度，明令廢除折變等不合理舉措，再嚴令禁止迎送錢、雜供給等苛捐雜稅。
接著桓溫要求對各地藏匿私附的人口進行嚴格收檢。為了給世家豪強們面子，桓溫下令將蔭客和給客制提高標準，讓每戶能多收一半的部曲農奴，然後此外的人口百姓必須被清理出來，納入百姓戶籍中。
桓溫派出眾多使節，巡查各郡縣，一查各地官倉，核實谷米數目好次，勒令官吏將貪墨的糧草歸還，否則免官查辦，二查私藏人口事宜。
桓溫知道榜樣的力量，立即立了兩個典型，第一個典型便出在京口，桓溫派使節查出京口官倉缺糧達四十萬斛，牽涉官員達數百人。桓溫看到主要官員都是以前郗曇、郗愔等前任徐州留下的，跟郗、王、謝等世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於是著手嚴辦，他立即上表給朝廷，將駐京口的徐州別駕、廣陵內史等官員三十二員坐棄市，其餘附屬官吏四百六十七戶坐免官流徒北府邊地（徒北府諸州邊地是近年桓溫與北府達成的一個協議，江左將坐流徒的罪民和罪官連家代口發往北府，北府則按人口支付兵器仗甲，算得上人口販賣吧），其中流徒的罪官有一戶是丹徒功曹劉翹，他並沒有撈到什麼油水，純粹是受到牽連而已，只好帶著妻子蕭氏和兩個兒子劉寄奴、劉道憐隨著大隊人馬北行。
另一個典型桓溫找到了余姚的虞家，他遣使節查出虞家藏匿私附人口有四百餘口，於是立即傳令將虞家家主虞良棄市，會稽內史王符、余姚縣令劉禮知情不報坐罷官，流徒北府邊地。
桓溫如此嚴厲手段一行，江左各郡縣政事為之一清，而各地豪強世家雖然迫於桓溫的「『淫』威」不敢清動，但是他們心裡的怒火和怨恨卻越來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