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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西方社會來說，過去的一千年初都具有轉折意義，中華文明歷經五代十國的半個多世紀割據混亂及邊緣地區遊牧民族的入侵，已經開始失去擴張勢頭，轉而內斂.隨著文化的擴散，周邊的遊牧民族開始融入漢族的文化.唐朝的衰落以及遊牧民族的南侵，正是這一文化擴散及教化的結果.
邊緣地區力量較之宋朝有極大的優勢.一方面他們吸收了漢人的經驗技術，開始推廣農業，使軍隊可以經受持久戰.這點已經不同於完全遊牧的匈奴和突厥，他們因為缺少糧食，一旦遇到旱情，或掠奪戰不能得逞，就會分裂.另一方面，它們還保持著遊牧民族作戰的迅猛和機動性.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具有對軍事勝負影響很大的馬匹，南方漢區的馬匹，在質量上與北方相比就差強人意了.北方民族還學習掌握了宋朝的軍事技術，比如連弩，火炮等，他們大量地掠奪漢人中的技工，成為他們軍隊中的工匠和技術指揮，因此在軍事裝備和組織上都優於宋軍.
宋朝開國時，就面臨三邊對峙局面，幾經爭奪，軍事上一直都處於防守的弱勢，在被遼，金，西夏蹂躪的毫無生氣之後，又迎來來更加強健和團結的蒙古鐵騎.宋朝的衰亡實際上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了.
無論是阿提拉，還是成吉思汗，『這些偉大的野蠻人闖入了發達的歷史文明地區，幾年之內，他們使羅馬，伊朗，中國瞬間被夷為廢墟.他們的到來，動機及消失都是極難解釋的，以致使今天的歷史學家還傾向於古代著作家們的結論，視他們為上帝之鞭，他們是派來懲罰古代文明的『.以上是作者格魯塞的結論.但處於新石器末期的狩獵型蒙古人進入中國腹地，究竟是文明的發展?還是文化的進步呢?
作為中國古代第一個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元朝政治最基本的特徵是其「家天下」政治形態，而這可能也是理解元朝政治最關鍵的一把鑰匙。其具體表現，主要是皇權（含汗權）獨尊，臣僚奴化，宗親分封，家臣執政。儘管中國歷代王朝從廣義上講都是「家天下」政權，但蒙元王朝在這方面無疑屬於比較突出和明顯的一例，並且其內容帶有一些來自草原遊牧民族的特殊性。這些內容多少不等地對明朝政治產生了影響，與漢地制度、意識形態領域內既有的尊君、忠君傾向相結合，共同成為明朝極端君主**集權制度的來源。
討論元朝皇權問題首先要追溯到大蒙古國汗權。蒙古建國前夕，漠北草原各部大都已出現相當顯著的社會分化。氏族、部落的首領是被稱為「那顏」（漢譯「官人」）的貴族。較大的部落集團通常都有一位最高領導者，擁有「汗」（或譯為「罕」）的稱號。由於部落集團時常出現分化和重新組合，這些「汗」的權力並非十分穩定。但在弱肉強食的兼併過程中，唯一的至上權力觀念在草原社會中已逐漸產生，即所謂「天上止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隨著成吉思汗對草原的統一，這種至上權力在現實中迅速發育成熟。君臨漠北的唯一「大汗」成為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最高統治者，草原政治、經濟權力的集中代表。汗權的產生，主要根源於統一前草原上的等級關係。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國由此蛻變為漢地本位的元王朝。隨著中原模式官僚體制的建立，元朝國家制度與大蒙古國相比有了顯著不同。但就「家天下」政治格局而言，兩者一脈相承，並無大異。在加上尊號、廟號、謚號等漢式美稱，輔以都城、宮闕、朝儀、印璽、避諱等漢式典制之後，漢地的尊君卑臣傳統與大蒙古國汗權彼此結合，進一步保證了元朝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與此同時，草原社會「主奴關係泛化」的傾向繼續向漢地延伸，漢族百姓同蒙古牧民一樣，被視為與皇帝有依附關係的屬民。元朝政府將他們根據職業標準劃分為若干種類，稱為「諸色戶計」，包括民戶、軍戶、匠戶、站戶、灶戶等等，分別為國家承擔不同義務，「各務本業」，「各有定籍」。其定籍僉撥，不由自主，世代相襲，不得脫籍移易，反映出國家（皇帝）對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較之兩宋明顯有了強化。元朝漢語中有「怯憐口」一詞，源於蒙古語，意為「家中兒郎」，特指蒙古、色目貴族合法zhan有的私屬人戶。而從更高的角度看，當時也已經有「普天率土，儘是皇帝之怯憐口」的說法。在至元十六年禁止回回人依本俗殺羊的一道聖旨裡，忽必烈重申了蒙古諸大汗講過的一段話，略謂「為天護助俺收撫了您也，您是俺奴僕，卻不吃俺底茶飯，怎生中？」作為被征服者，自然也就成了大汗的「奴僕」。這段話雖是針對回回人所說，但毫無疑問同樣更適用於更低等的漢人。何茲全先生說：「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元代社會是中國社會發展史中的一個變局。……蒙古人……把人身隸屬關係和奴役制普遍的披在漢人社會上面。他們把全社會的人民都看作皇帝、貴族吃糧當差的被役使的人戶。」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熏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於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起目的就很明確，那就是保證漢人世世代代作為蒙古人的奴隸。隨著政權設置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此後終元一代的漢化進程，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朝漢化的遲滯，是一個很複雜、值得探討的題目。它有多種表現，其中的一些史學界已作過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視政策的推行等等，茲不贅言。此處想首先就統治集團的文化素質這一側面來考察。在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制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與其漸漸疏遠。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體政治環境制約，都未能有很大作為。就整個朝廷而言，雖然儒生們背祖忘宗前赴後繼向蒙古主子們獻媚擺尾，但總的來說是熱臉貼冷屁股，無法擺脫娼乞之間的地位。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只是被蒙古人用作弱化漢人反抗意志的一件工具而已。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製「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後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於例外。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以求「聖恩」，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自輕自賤，忍辱忘恥，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與漢化遲滯的特點相聯繫，元朝的政治體制也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史學家孟森說：「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元朝制度的二元性與遼代南北面官並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現為「蒙漢雜糅」，兩種不同來源的制度互相聯繫，嵌合在同一運轉系統當中。政權主體形式仍然是傳統的漢式中央集權統治體系，殘存的蒙古舊制則被各自配置在這一體系內部的不同部位發揮作用。北魏、金、清諸朝制度都有類似性質，但不如元朝明顯。對於元朝的種種「蒙古舊制」，蒙元史學者大都有過比較深入的研究。此處想說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運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文化差異的背景。這實際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體現。
元初，農業經濟遭到嚴重摧殘，世祖成宗時期，農業經濟稍有恢復，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其農業經濟之所以未能充分發展，首先是因為元朝貴族的屠殺劫掠，使國家戶口大量散失.成吉思汗時期，從1213年冬－－1214年春伐金的三個月裡，攻破九十餘郡，兩河，山東兵過之處，數千里內，人民幾乎被殺盡，城郭變成廢墟.
世祖時，殺掠，屠城的現象雖然有所收斂，但仍然隨時隨地可見殺人放火之事.屠掠的結果是戶口流散，人口驟減.元滅金時，得戶87萬，口達475萬，而金全盛時(泰和七年)，戶達768萬，口達4580餘萬，元得金之戶，僅佔金全盛時的11%，所得之口僅佔金全盛時的10%.其次是因為國家強佔民田為牧地，致使大量良田荒蕪.太宗時，中使別迭曾說:『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這類愚昧落後的建議，雖經耶律楚材的諫阻未被採納，但強佔民田為牧地的情況，仍屢禁不止.
如至元11年，亦乞裡帶強取百姓田戶，桑園，廬舍，墳墓，分給探馬赤軍為牧地，至元二十八年，安西王的牧馬人，仗勢奪取民田10萬餘頃.此類事件，直到元末，仍未斷絕.因為無休止和無限度地搜刮民馬，嚴重影響了勞動生產.據不完全統計，從世祖到文宗末，四十年間括馬11次，共計70餘萬匹，和買馬匹次數更加頻繁，以致聚斂之臣桑哥，亦有漢地馬匹絕種之憂.
凡此種種，都嚴重影響和破壞了農業生產力，阻滯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加上天災和各式各樣的自然災害，當時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
元朝畢竟是剛從奴隸制進入封建社會的政權，它在很多方面還保留落後的一面，如將數目龐大的中原民戶掠為官，私奴隸或農奴，將民眾按民族分成貴賤不同的等級，實行民族壓迫.在政權建設上，在實行中央集權的同時，又分封食邑，軍將各據一方，各自為政，造成政出多門，十羊九牧的局面.
元朝的財政較之以前歷代，最顯著特點就是財政困窘.至元29年財政收入為2978300餘錠，支出為3638500餘錠，虧空66萬錠.大德11年，中書省說，近些年來『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至順2年，經費短缺239萬錠，其它年度，亦是國用不足供給.元財政的另一方面特徵是管理混亂，從財政體制上看，除中央財政以外，中央所屬各中樞機構和專門機構，都有自己的財權，財源和倉庫，而又互不統屬，致使政出多門，財力物力分散，從財政制度上看，南北各異，徵收辦法也不統一，戶等劃分，五花八門，致使賦役不均.紙幣成為國家唯一法定通貨，發行貨幣成為國家的主要徵收手段，這是中國古代史上絕無僅有者.為補充財政不足，元朝大肆進行財政性貨幣發行，以致引起紙幣貶值，造成惡性通貨膨脹.
元朝的財政支出，品類繁雜，名目眾多.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各類賞賜，宗教迷信，官府經費及官俸，皇室費用等.文宗時中書省臣說:『近歲帑稟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做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這些無節制的耗費，不僅害民，而且足以喪國.此外，尚有漕運費用，水利建設費用及賑恤支出，等等.
元朝一代，對宗室諸王，貴戚，勳臣備加優待.據統計，凡封國123個，封王，進封，益封者達228次，封王食邑，領有民戶，食其地租.這樣，既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又等於變相的財政支出.此外，對諸王，駙馬，勳臣，百官，還有優厚的賞賜.所有這些都加重了民眾的稅賦負擔，使民族矛盾愈演愈烈.越來越激化.
簡短的結論:元朝是奴隸制剛剛進入封建制度的民族建立的封建帝國.它所殘留的愚昧落後，野蠻的奴隸制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自身的財政之中.諸如凶殘的屠戳掠劫，嚴苛的民族歧視，吞占農田以廣牧地，搶佔良民以為驅丁，馬匹的括買，賦役的變異，食邑之濫，佛事之崇，**的吏治，無度的爵賞等等，這些無一不是奴隸制殘餘在經濟上的表現和反映，並嚴重阻滯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同時，也加速了蒙元帝國的迅速衰亡.
並不是每次改朝換代都是「歷史的進步」或「人民的選擇」，蒙元代宋就完全是歷史的大倒退，可以說是截斷了中國走入資本主義的道路。蒙元更不是廣大中國人民的選擇，它只是一群屠夫強盜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