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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初，濟南至聊城的公路上，行駛著一輛破舊的美式吉普車，汽車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顛簸，揚起一陣陣塵土。駕駛員旁邊的前座上坐著一位皮膚白淨、戴眼鏡的中年女人。 這女人就是江青，這時公開用的名字是“李進”，職務是“中央文化部干部”。同行的還有當時任《人民日報》文藝組組長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干部鐘惦??、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的馮毅之，他們將与已在聊城、堂邑、臨清等地的宇光、楊敬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王燕飛（平原省文聯），陳蘊山（《平原日報》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等人組成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到武訓的家鄉堂邑縣和武訓從事辦學活動的臨清縣等地調查武訓的歷史和辦學活動情況。 這是江青1949年后參加的第一次大活動，她對調查團的工作是非常重視、非常積极的，這里邊還有一些她個人的夙怨： 江青對武訓沒有好感不是沒有原因的。她知道，過去几十年中贊揚武訓最多是陶行知先生，而她与陶行知先生卻有一段恩怨。 陶行知先生早年有恩于江青。1933年夏天，江青因同居的情人、中共党員俞啟威（黃敬）被捕怕受牽連，從北方逃到上海無處安身的她經人介紹加入了陶行知先生及弟子辦的“晨更工學團”。這是一個為大眾普及教育、促進文化生活的組織。其成員住在一起，過集体生活。江青到這里后加入了共青團。 這年冬天，俞啟威獲釋后來上海与江青重聚。1934年初江青和俞啟威一道參加了紀念“一·二八事變”兩周年的游行示威，為躲避當局搜捕，二人离滬去北平，但諸事不順，又沒有生活來源。同年夏天，江青又來到上海，尋求陶行知先生和其學生們的幫助。江青來了不久，晨更工學團因涉嫌共產党的活動被當局查封。陶行知先生又將生活無著落的江青介紹到基督教女青年會辦的女工學校任教。10月，江青因与一位被當局監視的為共產党工作的青年一同演戲而被捕。一個月后，江青由基督教女青年會出獄离滬。 1935年春，江青第三次來到上海，以“藍苹”為藝名進入文藝界，因演戲結識了趙丹、金山、唐納等文藝名流。 1936年4月26日，唐納与江青結婚。蜜月未滿，唐納与江青婚變，江青棄唐納而去，离滬不歸。5月底，江青在《聯華畫報》登出《一封公開信》，不承認与唐有正式婚姻。唐納追到濟南，得知江青此時已去天津回到俞啟威身邊后，唐納服毒自殺，被人發現救活。但他自殺前寫的絕命書被登在大小報紙上。 陶行知先生与唐、江二人都有交情，得知此事后，寫了一首題為《送給唐納先生》的小詩發表在《生活日報》上，以勸慰唐納： 听說您尋死， 我為您擔心！ 您要知道： 藍苹是藍苹， 不是屬于您。 您既陶醉在電影， 又如何把她占領？ …… 如果您愛她，她不再愛您， 那是已經飛去的夜鶯。 夜鶯不比燕子， 她不會再找您的門庭。 与其拖泥帶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 由于《生活日報》的發行量小，收入此詩的《知行詩歌集》（生活書店出版），發行量也不大，江青當時沒看到。 1946年，國共談判時，江青來重慶治牙，曾專程到管家巷8號陶宅拜訪陶行知先生。 1946年7月陶行知先生去世，他的學生們舉辦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紀念活動，其中之一就是由大學出版公司再次出版《知行詩歌集》（1947年3月出版），此次發行量較大，流傳頗廣。 江青是這時知道這首詩的，雖然詩中對她無惡意，但江青對自己被喻作“夜鶯”很不高興，并由此一掃對陶行知的感恩之情，轉而記恨于他。 “第一夫人”為調查定下調子 對武訓歷史調查團當年的活動，我曾經采訪過多位調查團成員，采訪過很多雖不是調查團正式成員，但是也參加了在堂邑、臨清、館陶等部分調查工作的人士，還采訪了一些被調查者（1951年時已是老人）的后輩。 鐘惦??后來的文章中有對當年的片斷回憶，他說：江青“早晨起來是A調，到了晚上又升為B調，很難知道她的真實想法是什么。而她的曲譜，總是和她的實際演唱能力相去甚遠。”還說江青“在山東期間，一路上不是指責這個，便是呵斥那個，事情都涉及到中央文化部的一些領導人。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便以党小組長的身份和她談了一次，說‘你有些意見，還是回北京再談的好。和我們同來的有省委和聊城地委的同志，他們年輕，也不知道北京在文藝上的一些工作情況……’她頓時漲紅了臉，說‘我考慮考慮你的意見。’第二天，才表了個態：‘我接受你的批評……’而我從此多事！” 十余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報紙的文章吹捧說：“領導調查武訓歷史”是江青這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第一次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而上陣”，“与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搏斗”。江青也把批判《武訓傳》作為自己的“業績”講給外國人听，1972年她對美國作家維特克說：“解放后我經常下鄉，1951年下鄉兩次，為《武訓傳》連下鄉到組織文章、自己寫，花了8個月的時間。 從北京出發前，江青、袁水拍和鐘惦??就知道了毛澤東對調查團的明确指示是：反對武訓辦學的改良主義道路（本書第9章已詳述）。一到山東，江青就為這次調查定了調。她對袁水拍、鐘惦??、馮毅之等人說，武訓是坏人，我早就知道，一看電影就覺得不對，是宣揚改良主義、階級調和論的，主席看了也是這個意見。江青還多次對調查團成員明确說：這次搞調查，就是要搞到材料，證明武訓在歷史上是個坏人。 江青一行憑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劉瀾濤的介紹信，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是康生）找來找去，才找到一輛從國民党部隊繳獲的美式中吉普。江青自己覺得是這一行人的“頭儿”，坐車也堅決要坐前排。而這輛破車前門扇儿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空門，眾人怕“第一夫人”掉下去摔坏了，都說坐前座不安全，勸江青坐后邊，江青不听。司机無奈，急中生智找來一條結實的繩子，在門幫上來回捆了几道，攔住缺了門扇儿的車幫，才敢開車上路。一路上可苦了司机，只要一停車就得先下車解繩子，好讓李進同志下來活動活動胳膊腿儿。 另一邊儿李進同志將要“下榻”的堂邑縣也忙開了。頭一天下午，山東分局就派了一位辦公廳副主任下來布置，說是中央有人來，要事先安排好食宿、警衛。這位副主任只告訴縣委書記段俊卿，明天來的人中，那個叫“李進”的女同志是毛主席的夫人。 李進一行到了堂邑后，李進命她從北京帶來的警衛告訴縣委，調查團要自己開飯，要縣委提供蒸饅頭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綠豆。李進要求單獨備一缸飲用水，還要在水缸里養兩條魚，每天可用魚的死活判斷是否有坏人投毒，說這是因為“鎮反”運動中“階級斗爭十分复雜”。聊城地委送來了本地的特產，有熏雞、烏棗等，李進只收下了烏棗，不要熏雞等不太衛生的熟食。她要付烏棗的錢，地委的同志堅決不收。 除了開調查會，李進一般呆在小屋里看材料，很少出門，每天按時起居，堅持睡午覺。警衛隨時盯著，李進不論睡午覺、上廁所都在屋外或廁所門外守著。 開調查會時，李進也不离開縣委，用那輛山東分局的吉普車到各村、鎮拉人來縣委談情況。李進主要找的是一些老秀才，一些有點文化、有點見識的老人，這些人說的是當地土話，李進不能全听懂，總是由段俊卿等當翻譯。 被調查的人不知北京來的人是什么目的，還按上次孫瑜、趙丹等調查時的說法，說武訓辦學有貢獻、為人好等等。李進很不高興，縣委沒辦法，只好做動員，明确告訴每一個被調查者“只能揀坏的說”。很多群眾不解，有人問“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開武訓了？” 當時任堂邑縣長的趙安邦是武訓學校的畢業生，比較熟悉武訓的歷史和堂邑的情況，他對調查團領導一再強調武訓是坏人的作法有不同意見，認為“武訓辦學，教人識字有什么坏處？學馬列還不是先要會認字。” 李進當面批評他說：“他辦學好？是給什么人辦？要用階級觀點分析。” 趙安邦不服，說：“不管給誰，有點文化總比沒有好。” 段俊卿怕趙安邦再惹麻煩，只好私下告訴他：“李進同志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趙安邦知道后，再也沒說過不同意見。 縣委打過招呼后，老百姓都學乖了，都順著調查團的要求說。段俊卿記得有一天吉普車拉來一位80多歲的老秀才，老人一輩子從沒坐過汽車，一上車就暈，加上路上顛簸，到堂邑縣委時几乎不能動，是被人扶進來的。老人耳朵還有點聾，李進細聲問一句，段俊卿對著老秀才的耳朵大聲重复一句。 問：“武訓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問：“武訓是經常欺騙鄉親吧？” 答：“是。” 問：“武訓一貫放高利貸吧？” 答：“是。” …… 馮毅之、段俊卿、梁學仁（當時任堂邑縣委宣傳部長）等都說李進的調查會大致都是這般。 趙國璧記得陽歷6月9日端午節這天李進到臨清來了，住在縣委。 袁水拍帶趙國璧去看李進同志。李進對趙國璧說，武訓這人很坏，是大地主、大流氓、高利貸者。 從縣委出來，袁水拍問趙國璧：“你知道李進同志是什么人嗎？”趙搖頭。袁水拍說：“她是毛主席的夫人。” 趙國璧說：“你怎么不早說，我連她模樣都沒看清。” 袁水拍笑了，叫趙國璧再去一趟，于是二人又騎自行車返回縣委。袁水拍跟李進閒聊了几句，趙國璧這回仔細看了看，見李進穿的是當時女干部時髦的列宁裝，帶襻的黑布鞋，“只是頭發跟別人不一樣，是朝下梳好了，又翻上來一別。” 第二天一早，李進到臨清的武訓學校了解情況。李進指示縣委，學校要改名，學校里的“武訓紀念堂”要改為閱覽室。 學校里有一尊何思源30年代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期間為武訓立的漢白玉像，這座雕像比真人大一點，是武訓坐著手拿討飯碗的造型，當地見過武訓本人的老人都說這雕塑像极了。縣里的同志問李進石像怎么處理，李進說先不用砸，找個地方存起來。 這石像后來存到行宮廟小學的一間小屋里，“文化大革命”時終于毀于紅衛兵之手。 江青找到了武訓的“流氓證据” 武訓歷史調查是奉毛澤東之命進行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證明《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完全正确。 調查團成員、當時的中共堂邑縣委書記段俊卿回憶說，江青等人從北京一來，就明确說這次調查就是為了證明武訓是坏人。他說，那時當地的老百姓對武訓這個歷史人物是比較客觀的，沒有人說武訓是坏人，也很少有人吹捧武訓。 調查團成員、當時的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馮毅之回憶說：“解放初期，老百姓覺悟不高，對上級來調查，往往是要什么樣的材料就說什么。在拍攝電影《武訓傳》時，我曾接待、陪同過孫瑜等人的調查組，那時被調查的老百姓都說武訓好的一面。江青等人來時，一開始老百姓不知是為什么目的，還說些好話，縣里打過招呼后，就全說武訓如何坏了。”馮毅之說，調查團成員中也有人感到調查方法不對頭，但沒有人公開說，沒人愿意跟江青對立，調查團內部很少有爭論。 在臨清工作的調查團成員趙國璧記得，被調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當過山東巡撫張曜手下的“藤甲兵”的老人，叫李漢邦，1951年時已80多歲了，他獨自一人住在臨清東關街。趙國璧帶袁水拍到李家時，李漢邦正躺在床上看書，看的是《三國演義》。一听說北京來人調查武訓，張口便對武訓的為人大加贊揚，說：“武圣人是個好人啊！他一輩子吃苦耐勞，攢錢為窮人家的孩子辦義學。”還說：“我親眼見過武訓，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見武訓時，是山東巡撫張曜張大人來臨清的時候……”當地干部對他使眼色，他也沒注意，只好又提醒他：“武訓挨批了，說話留神點！”再問什么，李漢邦就再也不回答，只是一再推托：“我耳朵聾，听不懂你們的話。” 鐘惦??生前多次說，參加那次調查，干的工作就是從縣志、碑文中去找能證明《人民日報》社論觀點的例子，先是有結論，再找材料當例子填上去。他曾提醒江青也要搜集一些觀點不同的材料，江青很不高興。她后來對人說過，“鐘惦??這人很不好，參加武訓歷史調查時，就跟我作對。”鐘惦??后來被打成右派，与得罪了江青也不無關系。 鐘惦??曾回憶說，江青在從北京去山東的途中對同行的人說：“我就不信武訓一輩子沒有女人。”以后在武訓家家鄉的調查中江青多次叫人找一些老太太套話，終于有一位腦子有點毛病的老婦人承認与武訓有關系。后來經查證，武訓在世時，這位老婦人還不足10歲，但江青還是用較含糊的文字把這點儿事寫進了《武訓歷史調查記》。調查團開調查會時，有群眾說，听說武訓曾認一個女人當干娘，并吃過這女人的奶。還有人說武訓在街上要錢時，有時要做几种庸俗動作。就是依据這几條材料，調查團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就給武訓定性為“大流氓”。 《武訓歷史調查記》說武訓常出入臨清的“大夫第”，說這里是大地主、大豪紳、大銀號老板的家，并以此證明武訓是和地方官僚勾結的“大債主”。當地人說，武訓是常到那里去，一是存錢，二是要飯。馮毅之說，武訓那個時候，把錢放貸出去，增加資金買地是農村常用的辦法，三分利是很正常的，而調查團非要以后來的標准說武訓是高利貸，這是脫离歷史的。對武訓歷史調查團的各种要求，老百姓不得已的應付辦法就是：“要什么材料就說什么”。 當地很多干部和老百姓都說，武訓當然不是完人，他就算是有一些毛病，但怎么也不至于被扣上“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三頂大帽子，《武訓歷史調查記》太過分了。還有人說，武訓是個為民辦學的好人，是拍電影的人不知得罪了誰，牽連了武訓，認為是“電影害了他了！” 時至今日，當年因《武訓傳》批判運動受迫害和受牽連的人士大多已經作古，為《武訓傳》》平反的目的仍然沒達到。 上圖：江青五十年代初在蘇聯莫斯科時的照片 摘自《武訓傳批判紀事》 （資料提供：武漢圖書批銷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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