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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以教育家聞名于世，３０年代初，他在上海《申報》的一段經歷亦堪稱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段佳話。 “剿匪”“造匪”語惊天下 １９３０年的春天，南京曉庄師范的師生在地下党的組織下，參与工人反對和記洋行的斗爭，在南京掀起一場重大風波，被當局定為“特等事件”。曉庄師范的創辦人陶行知与馮玉祥有私交，當時，馮玉祥正跟蔣介石打內戰，曉庄事件爆發后，蔣介石誤認為是響應馮玉祥的反蔣行動，一怒之下，遂下令關閉該校，通緝校長陶行知。自此，陶行知便被蔣介石政府視為“危險分子”，陶行知也由此認識了蔣氏的本性。 在被通緝之后，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來，蔣介石查明曉庄事件与馮玉祥并無瓜葛，便解除了對陶行知的通緝。一年后，陶行知從日本回到上海。 曾對陶行知有知遇之恩的黃炎培供職于申報館，他与《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是莫逆之交。經黃炎培舉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為《申報》的顧問。 ３０年代初，一向保守的史量才，迫于民眾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的壓力，著手對《申報》進行積极的改革。黃炎培擔任設計部主任后，史量才的思想日益進步。這种進步体現在報紙上，便是《申報》的面目日新月异。報紙的輿論導向由黃炎培策划，留法歸來的黎烈文就任副刊《自由談》主編，一掃“鴛鴦蝴蝶派”壟斷時期的萎靡頹廢之風，依靠魯迅、茅盾、巴金等一大批進步作家，把《自由談》辦成了當時國內影響最大最受讀者歡迎的文藝副刊。 陶行知就任《申報》顧問之后，一邊協助黃炎培策划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一邊為《自由談》寫雜文，他化名“不除庭草齋夫”，發表了大量雜文和時評，深刻而冷峻地与國民党政府的腐敗現象作斗爭。這些文章后來分別收入他的《齋夫自由談》、《古廟敲鐘錄》兩本文集。 “九一八”事變前夕，日寇已占領我國東北大片領土。蔣介石卻嚴令東北軍：“絕對抱不抵抗主義”，日寇如入無人之境。然而，從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蔣介石卻調集數十万精銳之師，在長江兩岸對紅軍和革命根据地連續發動三次大規模“圍剿”。為揭露蔣介石“圍剿”蘇區的罪惡，陶行知在《申報》連續發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論剿匪与造匪》、《三論剿匪与造匪》三篇時評，語惊天下： “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絕不能以剿而絕，或且以剿而勢日以張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饑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 “政治黑暗如此，如淪地獄，是正即所謂官逼民變。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复從而圍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陶行知的時評深刻揭露了蔣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顧，瘋狂剿殺人民的反革命本質，大是大非，大愛大恨，皆顯露于字里行間，簡直就是一組討蔣檄文，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愛國人士無不拍手稱快，自然，也震動了當局。 “賣藝”妙文弦外有音 盡管“剿匪評論”的作者用的是化名，但有關人士很快查明它出自陶行知之手。為了效忠主子，教育部長朱家驊給蔣介石寫了一封告密長信，同時還邀約潘公展起草了一份報告，把《申報》上的三篇“剿匪評論”剪下來，一并呈送給蔣介石。他們在信中稱：“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權威，勾結上海的一般無聊文人，專做危害党國的工作。例如《申報》的‘剿匪評論’、《申報·自由談》和《申報月刊》登載的陶行知的文章、黃炎培做《申報》設計部部長等，都是不利于党國的。” 陶行知曾是蔣介石通緝的要犯，朱家驊把他供出來，目的是想在火上澆油，更容易激怒蔣介石。果然，蔣介石看罷朱家驊的告密信和潘公展的報告及剪報文章，大發雷霆，拿起筆在信上批了六個字：“申報禁止郵遞”。 從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６日起，《申報》全部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扣在市郵政局的地下室內，一律不准郵往外地。《申報》陷入了一場空前的災難。 蔣介石封殺《申報》，史量才极為憤慨，他想立即組織文章在報上加以揭露，被宋慶齡、黃炎培、陶行知等人勸住了。眾人合議認為，還是先摸清蔣的意圖再尋求對策。為申報館的生存計，史量才忍气吞聲，立即派《申報》駐南京辦事處采訪主任秦哂墨去求蔣介石的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疏通關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求得了蔣介石的一道“圣旨”： １．《申報》時評要變態度；２．陶行知、黃炎培、陳彬和《申報》總編輯三人离開；３．國民党派員指導《申報》。 史量才接到這份“圣旨”后，又与宋慶齡、黃炎培、陶行知研究了對策。最后，他不得不接受當局的部分條款：總編輯陳彬和自愿辭職，可以另派蔣所指定的張蘊和接替。他特地申明，黃炎培是他的老朋友，實際上不到報館辦事，也不負任何設計部的責任，只是由于生計困難，按月送給他一點津貼。希望保持現狀。至于陶行知的文章，屬投稿行為，今后可以不再續登。史量才惟獨拒絕國民党派員指導。由于他接受了主要條款，當局在派員指導這個問題上做了妥協讓步。 蔣介石解除禁令，《申報》于８月２１日恢复郵遞，于此同時，陶行知也在名義上离開了申報館。 离開申報館以后，陶行知借賣藝之名，又与當局開了一個并非玩笑的玩笑。他揮毫草成一篇《陶行知賣藝》的妙文，登在１９３２年第３６期的《濤聲》上。全文如下： 狐狸有洞鳥有窩，先生鄉下難度日。 風高誰救李逵火，武訓討飯也不易。 自殺不成怕坐牢，從來不演折腰戲。 眾謂我曾做書呆，便被出賣書呆藝。 書呆之藝賣与誰？開張豈必有生意？ 女生賣藝被開除，先生賣藝可遭忌？ 哪里管得這許多，硬著頭皮試一試。 （一）賣文。儿歌、故事、小品文等，登載權每篇１０元。 （二）賣字。寫《自立鋤頭歌》、《儿童之歌》、《手腦相長歌》、《夫妻學校歌》等，每幅１０元。 （三）賣講。每講小學１０元，中學２０元，大學３０元。外埠一天來往加倍。講題：創造、教育、儿童科學、通俗天文等自選。 就在這則啟事的旁邊，編輯還特意發表了复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先生的兩幅賀聯： 其一 先生只三賣，賣講賣字賣文，何如賣國最有利？ 大家爭一吃，吃党吃糧吃教，焉知吃糞便無人！ 其二 三賣主義不騙人，貨真价實文字講， 五柳先生宁乞食，今是昨非歸去來。 陶行知的書法很見功力，請他寫字的人很多，不僅是他的字好，主要是欽佩他的思想和人格。在此之間，他還邀約郭沫若、沈鈞儒、馮玉祥等人一道興辦賣字興學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摘自《傳記文學》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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