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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聯"活動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況。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從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沒几天，馮乃超來找我，我并不認識他，只知名字。馮問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聯"，我說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聯"的一份綱領（字不多）問我看過嗎？我說知道大概情況，是上海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問我有什么意見，我說好得很，很好。他說你愿意加入"左聯"嗎？我說：照綱領的要求，我還沒有資格參加。馮說：綱領是奮斗目標，不是每個加入的都具備這條件，你不必客气。這樣我就參加"左聯"了。 過了几天，我去魯迅那里，和魯迅說起我參加"左聯"這事，魯迅說不曉得。不過魯迅說，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馮乃超談話，知道"左聯"當時有一個執行机构，大概叫書記處，里面當然也有魯迅，活動的辦法是，大的事情向魯迅請教，書記處有一個執行書記，管日常行政事務，是由几個人輪流擔任的。因為那時這些人一方面要賣文維持生活，另一方面還要自己做點研究工作，所以几個人輪流，其中有馮雪峰、陽翰笙、馮乃超等，魯迅不在其中，他是從方針政策方面做領導工作。 從同馮乃超談話中我了解到，因為白色恐怖，"左聯"很少開會。我問他參加"左聯"的有多少人，他說：成立時簽過名的四十多人（我記得在當時一個刊物上發表過），有的人不在上海了，還有的人我們根本沒看到過。我加入"左聯"一個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員開過一次會。上海的銀行家和資本家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是在某某大廈的三樓，"左聯"這次開會就借這個地方（听說是洪深托人借的）。當時是坐電梯到三樓的一個房間里，据說是這個俱樂部的侍者（茶房）休息的地方。那次開會，魯迅參加了，但主持會議的不是魯迅，是那一個月的執行書記。他先講了几句開場白，還講了最近活動情況，并說這個地方是借來的，時間不能太長，最多一個小時。接著就請魯迅講話，這個講話不知是否收入全集，好象沒有。魯迅沒有稿子，大約講了半小時，講話的內容，大意是關于國民党御用文人和國民党報紙對"左聯"的攻擊等。魯迅講這都沒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聯"每個成員都要"改造思想"（原話雖不是這樣說的，意思是這樣）。有一句話，我是記得很清楚的，魯迅說：“我們有些人恐怕現在從左邊上來，將來要從右邊下去的。"這話很尖銳，給我印象很深。后來果然如此，如成立時參加的楊村人后來就成了叛徒。魯迅講完后就散會了，兩、三人分批走的。 除了這個會，還有些小會，二三人參加，都不是在個人家中開，而是在公共場所，如在咖啡店。此外為了配合各种紀念活動，常常是大家分頭活動，如紀念五一節，紀念文章登不出來，是在馬路上貼貼標語。 “左聯"其他活動是辦一個刊物，最初名為《前哨》，只出了一期。這一期內容全部是關于五作家被害的事。這是秘密出版的，經費是由"左聯"成員中經濟情況好一些的量力捐助。《前哨》出了一篇改名《文學導報》，這個刊物完全是魯迅領導的，文章也都是經過魯迅看過的，定稿是魯迅決定的。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五烈士被捕后，“左聯"活動減少了，后來就改變一种活動方式，一些青年成員，想法找一些學生或工人同他們交朋友，目的不是介紹他們進"左聯"，而是向他們作政治宣傳，后來連這也不能進行了。 這時周揚還沒有進"左聯"，馮雪峰是書記處的成員，這一年下半年或是第二年上半年馮雪峰找過我，對我說，你也來擔任一期執行書記。我說：我不熟悉情況，恐怕不行。他說：可以試試看。因此我也擔任過一個月的執行書記。"左聯"成員做宣傳工作的，要定期向執行書記匯報，可能一個月內開一兩次小會。 自五作家被捕后，"左聯"可以說沒有什么發展。一九三二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厲害，發展工作就完全停頓了。 大家住的地方彼此都保密的，當然熟人之間不保密，對不熟的人就保密。魯迅和我住的地方，我們彼此不保密，我們書信一般由書店轉，魯迅由內山書店，我由開明書店。我原來住景云里，后來魯迅搬新建的大陸新村，他告訴我，大陸新村還有空房子，我后來也搬去了。他住在大陸新村第一弄，我住在大陸新村第三弄。 周揚從日本回來以后，加入"左翼戲劇界聯盟"，后來馮雪峰把他拉進"左聯"。但是不久他們之間鬧了矛盾，馮雪峰就离開了"左聯"（這事情大概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也許我記錯了。）周揚他們主持"左聯"工作以后，由于白色恐怖，就不開全体成員會了，凡事也不再向魯迅請示。此后，魯迅領導"左聯"，不過是名義而已。 大約一九三六年正月頭上或一九三五年底，那時上海已經有了統一戰線的組織，拿抗日救國作旗幟，組織了"文化界抗日救國協會"，包括律師、記者、雜志編輯、學術工作者，主要人物有沈鈞儒、鄒韜奮，另外還有個別的工商界人士如章乃起等等（抗日戰爭以后叫"救國會"），但是，沒有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 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鄭振鐸找我說，夏衍要找我談一下。我与夏衍來往很少，与周揚、田漢、陽翰笙都不大往來。我問鄭振鐸，夏衍找我有什么事？鄭說，夏衍沒說。鄭振鐸是暨南大學教授，是商務印書館董事并編譯所長高夢旦的女婿，國民党特務不會注意他的，在他家里談話是保險的，所以我就約夏衍在鄭家里談話。談話重點：夏衍講中央號召要組織抗日統一戰線，文化界已有了，文藝界目前還沒有，准備組織一個范圍大的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夏衍說，他們已經与好多方面聯系過，"禮拜六派"也答應加入。這個組織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藝觀點如何，只要主張抗日救國都可以參加，打算叫做"文藝家抗日協會"，或"文藝家協會"，名稱沒定。夏衍說，這事要征求魯迅意見，但魯迅不肯見他們，所以只好找我把這意思轉告魯迅。他問我對新組織有什么意見。我說：我与魯迅談過再說。他說：第二個問題是"左聯"要解散。如果不解散"左聯"，人家以為這新組織就是變相的"左聯"，有些人就害怕，不敢來參加了，那么統戰范圍就小了。夏衍還講了一些其他的事，大概是已經有多少人參加之類。我說，我可以把這兩個問題轉告魯迅。夏衍又問几天以后听回音，我說三天后仍在鄭振鐸家會面。夏衍走后，我問鄭：他們找過你沒有，他們連"禮拜六派"都找了。鄭說：也和我談了，我不是"左聯"成員，我無所謂。鄭對要拉"禮拜六派"不放心，以為如果這樣辦，那么亂七八糟的人都可以進來了。 我忘了是當天還是第二天，我就去告訴魯迅。魯迅說：組織抗日統一戰線容納"禮拜六派"進來也不妨，如果他們進來以后不抗日救國，可以把他們開除出去。說到解散"左聯"，魯迅不贊成。他說，統一戰線要有個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統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魯迅說：“左聯"應該在這個新組織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說不解散"左聯"，則有些人要害怕這個新組織，不敢加入，如果這些人這樣膽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我說，我贊成你的意見。下次我和夏衍見面，就把你的意見告訴他。三天后，我和夏衍會面，我把魯迅的意見講了。夏衍說：我們這些人都在新組織里頭，就是核心。我說：我是贊成魯迅意見的，現在我可以把你這話轉告魯迅。這次，魯迅只說一句話：“對他們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我就托鄭把這句話轉告夏。夏衍等因為魯迅不贊成解散"左聯"，也就把解散"左聯"和成立新組織的事拖下來了。后來，他們在一個期刊（他們辦的）上登了一個消息，大意說"左聯"已經完成歷史任務，沒有存在的必要，從此解散。是什么期刊，我記不得了。 一直到后來我才知道，他們說的中央批准解散"左聯"是上海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是哪些人，我搞不清楚，"長征"以后，他們与中央的聯系就中斷了。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揚、夏衍等已提出"國防文學"、“國防音樂"等口號，我和魯迅也是談過的。魯迅說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我們可以用，國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揚他們的口號內容實質到底是什么東西，我還要看看他們的口號下面賣的是什么貨色。不久《賽金花》就出來了。魯迅說，原來是這個貨色，哈哈大笑。 那時夏衍常找我和鄭振鐸，我問過他，你們提"國防文學"的口號根据是什么。他說，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救國時報》上有党駐第三國際代表（就是王明）寫的文章，其中提到"國防文學"，又說看到"INPREGO"（中文應譯為《國際時事通訊》，是第三國際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這口號，即"Literatureofnationaldefence”（中文即"國防文學"）。夏衍這樣引證，表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不是他們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魯迅那里去談別的事，臨走時魯迅談到口號的問題，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太籠統，意義含混不清；又說他們擬了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說這個新口號和馮雪峰他們都談過，問我意見如何。我說很好，沒意見，并勸魯迅自己寫一篇文章，正式提出這個口號來，這樣才有力量。因為周揚他們說"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張魯迅出面寫文章，提出新口號。魯迅說也可以，但近來身体不大好，慢慢儿來吧。 大約兩個星期后，胡風在他們的小刊物上，寫了一篇文章，把這個新口號提出來，絲毫不提這口號是魯迅提的。鄭振鐸告訴我，我大為惊异，就去找魯迅。魯迅說：他昨天才知道。我說：你沒有寫，為什么胡風寫呢？魯迅說：上次我和你說過之后，胡風自告奮勇，要寫這篇文章。但胡風寫了后，也不給魯迅看，就發表了。我說：胡風不應該這樣做的，第一，寫出文章沒有給你看，第二，文章中沒有提魯迅的名字，使讀者以為這個新口號就是胡風提的。胡風這個人相當复雜，這篇文章解釋新口號也不全面。我仍勸魯迅寫文章，談這個新口號，糾正胡風的缺點。但后來魯迅還是沒有寫，因為那時魯迅身体已經不太好，經常發低燒。他只用口述，馮雪峰筆錄的方式寫答托派的信，以及《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的短論。 徐懋庸給魯迅的信，也是在這時來的，魯迅寫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信。兩個口號的問題在此信中有了詳盡的闡述。 一九二七年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住在景云里，當時我也住在景云里。還有周建人、葉圣陶，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好多人都住在那里。從我的屋子的涼台上就可以看到魯迅的家。魯迅曾來我家看過我一次。當時我家里人曾放空气，說我從武漢出來就到日本去了，告誡我不要出門，因此我沒有到過魯迅寓所。我在這里寫了《幻滅》、《追求》、《動搖》。當時我愛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魯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曉方睡。 魯迅賀"長征"電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時史沫特萊和我們來往密切。史沫特萊是德國人，后來入了美國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后到中國，住上海。她來上海的公開身份是德國的《佛蘭克福匯報》的特派記者。史沫特萊交游廣闊，其中有孫夫人、新西蘭的共產党人路易·艾黎、埃·斯諾。后者我在魯迅家里遇見過。當時斯諾正請魯迅選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并由魯迅寫一個小引。斯諾把這本短篇小說集譯為英文，后來在美國出版。 關于毛主席率領紅軍長征的胜利，國民党是封鎖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魯迅那里談別的事，臨告別時，魯迅說史沫特萊昨來告知，紅軍長征胜利，并建議拍一個電報到陝北祝賀。我當時說這很好，卻因為還有約會，只問電報如何發出去。魯迅說，我交給史沫特萊，讓她去辦就是了；又說電文只要短短几句話。當時我實未見電文原稿，因為魯迅還沒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沒有再問過魯迅，也沒有問過史沫特萊。不知史沫特萊如何把這個電報拍出去的，現在相傳是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的，這只是猜想而已。 史沫特萊曾應魯迅之請，用英文給魯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寫了序言，由我譯成中文。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節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萊通知我，這天晚上，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邀請少數人參加酒會，這是不公開的，總領事館在十一月七號舉行過公開的慶祝酒會。史說，也邀請了魯迅。屆時她自己開小轎車來接我。就這樣，當天气時后，我們到了總領事館。 所謂少數人中，有孫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隨便談談，吃點東西。就在那時，史沫特萊把我拉到一邊說：我們大家都覺得魯迅有病，臉色不好看，我們也知道中國文壇上的糾紛，他心情不愉快，我們想他頂好到蘇聯去休養，如果他同意的話，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問題，我們來辦。她叫我同魯迅談談，如果去的話，蘇聯方面早已作了准備，保證生活上一點麻煩也沒有。第二天我就對魯迅說了。魯迅不愿去。他說，他并不覺得有病，而且到了蘇聯的話，即与中國隔絕，中國報紙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總覺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會造謠說他是逃避戰斗而出國的。他要在國內堅持戰斗。魯迅叫我把他的這些意見轉告史沫特萊。以后史沫特萊不再提魯迅出國的事，而談魯迅的健康狀態，她認為魯迅得的是肺病。她有兩個朋友，都是肺病專家，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美國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轉告魯迅，讓這兩個專家診一下。但魯迅不同意，因為魯迅一向由須藤醫生診治，一旦又請別人診斷，似乎不信任須藤了，魯迅覺得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魯迅經常有低燒，須藤經常給他注射，但仍有低燒。許廣平也曾勸過魯迅，可否叫這兩位醫生來診斷一下，但魯迅堅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從陝北回上海，他幫同許廣平說服了魯迅。五月末的一天，馮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萊轉請那兩位醫生。我給史沫特萊打電話，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萊說她馬上去找醫生，叫我先到魯迅家等候。我到魯迅家不久，史沫特萊同D醫生也到了。我在樓下接待他們。D醫生問：病人懂几國文字？史沫特萊說：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書，不懂英文。醫生說那么我們用英語交談吧。上了二樓，D醫生听診以后，走到史面前，那時魯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問大夫病情如何，大夫問答說：“嚴重。"史又問嚴重到什么程度？醫生答：“恐怕過不了年。"史沫特萊這時忍不住流下眼淚。醫生又說，魯迅不光有肺病，還有其他病，需要詳細檢查。他建議找一個設備好的外國人辦的醫院，開個病房，由他診治，只借用該醫院的設備；病人如同意，馬上就可以辦。醫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萊商量，我們只能把大夫說的住院詳細檢查的話告訴魯迅，其他的話只能悄悄的告訴許廣平。于是我就這樣對魯迅說了，可是魯迅不信，他說你們騙我，大夫一定說得很嚴重，我看見史沫特萊哭了。魯迅不同意去住院檢查。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連日記也不能寫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漸漸好轉。 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向往蘇聯"的一章中講到一九三二年魯迅到北京，曾准備到蘇聯。据我了解，一九三二年魯迅去北京，是准備去蘇聯的，是去參加國際作家大會。這個大會在蘇聯烏克蘭的哈爾科夫城召開。當時本來就在蘇聯的肖三參加了這個會。 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也講到魯迅到蘇聯領事館并看了電影，這不是我講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節。 魯迅也曾准備到日本療養，這是在魯迅大病之后。許廣平也同我談過，到蘇聯去路太遠不方便，還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國書刊极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護照；第三，語言上方便。我与魯迅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談到這件事，但魯迅終于沒有去成。當年十月，突然病發逝世，正不出D醫生所料，過不了年。 這個團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成立前，是鄭振鐸寫信給我征求我做發起人。當時我同鄭振鐸并不相識，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沒有魯迅。那時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說有一個"文官法"規定：凡政府官員不能和社團發生關系。魯迅雖不參加，但對"文學研究會"是支持的，据鄭振鐸講，周作人品草《文學研究會宣言》，就經魯迅看過。他還為改革后我負責編輯的《小說月報》撰稿。"文學研究會"除以《小說月報》為代用机關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學研究會叢書》。 魯迅逝世時，我不在上海，回鄉看母親去了。我走時他還很好，不料突然病發，据說十七（或十八）晚上，他還同許廣平去看電影，回家后覺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魯迅死后，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有我在內，但我此時在家鄉（烏鎮），痔瘡發作，接到上海電報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動。從我故鄉到上海要乘小火輪到嘉興，轉乘火車，在痔瘡出血，不能坐立的情況下，我當時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時，喪事已完畢。我妻孔德沚，當時在治喪委員會工作，派她專陪孫夫人。魯迅的西式棺材是孫夫人帶了孔德沚從好多家外國百貨公司中挑選的。 編印《魯迅全集》的紀念委員會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當時我在香港，曾為出版全集事，与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洽商，但最后商務印書館不愿擔風險，所以只好由紀念委員會設法出版。但排印時就得先付排印費，由黃定慧女士擔保向銀行開了個支付戶，解決了排印時陸續付款的問題，黃定慧當時是《中國譯報》（上海出版）的發行人。《譯報》專譯當時歐、美乃至日本的報刊上有關國際時事及中日戰爭的報道，也譯登蘇聯報紙有關歐洲戰事及中日戰局的報道，主持《譯報》編輯事務的，有胡愈之等。當時，日軍已控制上海，書報檢查极嚴，但因仍同美、蘇、英、法保持外交關系，故對于專門譯載這些國家報刊文章的《譯報》，只好任其出版。《譯報》當時是上海唯一的進步報刊，因為要翻譯至少是四國文字的材料，也解決了當時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們的生活。 作者附注：這篇文章是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前，根据我的一次座談會記錄稿整理的，現在要重印，遵照編輯同志的建議，刪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詞，但基本事實沒有改動。文章中關于"兩個口號的論爭"，可參看《新文學史料》第二輯上我寫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實》一文。 1979年5月12日 ------------------ 轉自書香門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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