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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節的下一天，A·史沫特萊通知我，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在當天晚上有一個小型雞尾酒會，請我參加，并說當天晚上八點鐘她開車來接我同去。晚上七點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馬廳（現在的人民廣場）附近一家咖啡館里等候她。這家咖啡館是一些洋人和"高等華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萊經常約會見面的地方。大約將近八點鐘，史沫特萊來了，說車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見汽車停在馬路對面，是輛黑牌車（那時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車是黑牌）。史沫特萊自己開車。我們一直開進了外白渡橋旁邊的蘇聯總領事館。 參加雞尾酒會的約二十多人，國際友人中我只認識當時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國論壇》的編輯，是一對夫婦。中國人中有魯迅，許廣平，鄭振鐸，好象也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 大家隨便吃一些東西，隨便交談。史沫特萊悄悄對我說，她和一些朋友都很關心魯迅的健康，覺得他臉上缺乏血色，又听說常有低燒，容易疲勞。他們都希望魯迅能夠轉地療養。蘇聯早就想請魯迅去游歷并療養，請他全家都去。怎樣走？由何人伴送？蘇聯方面會很妥當地給安排的。 史沫特萊又說，這件事她已同魯迅談過，但魯迅猶豫不決，因此希望我幫助促成魯迅的決心。 隔了兩三天，我到魯迅家去，同他談起這件事。我的話剛說了一半，魯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萊一定要拉你幫助作說客的。但是我考慮的結果，仍下不了決心。" 我就問：“為什么呢？” 魯迅說：“一旦到了蘇聯，我就成了聾子和瞎子了。” 我說：“蘇聯會配備一個翻譯專門招呼你的。” 魯迅又說：“我所謂聾子和瞎子還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對于國內的事情會不很了解了。” 我說：“這有辦法。我們可以把國內的書刊逐日匯齊交給蘇聯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給你。你仍然可以寫文章寄回來在國內發表。" 魯迅听我這樣說，沉吟了一會儿，然后搖著頭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來不會有那么順利。我猜想即使很快，書刊在路上也總要一兩個禮拜，我寫了文章寄回來，又要一兩個禮拜。雜文都是根据當時情況，匕首一擊，事隔一月，豈不成了明日黃花了嗎？” 我說：“不會成為明日黃花的。你的文章擊中敵人要害，盡管遲一點，還是能夠振奮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魯迅听我這樣說，只是微笑著搖頭。 我換了一個話題，又說：“你不是說如果有時間的話，打算把《漢文學史》寫完嗎？到了蘇聯，這件事情似乎容易辦了。” 我這個話似乎引起了魯迅的思考。 我又接著說：“你到了蘇聯，就有机會碰到許多國際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進步人士，那時你把中國的情況對他們說一說，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響力的日報和平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訪，請你寫一點短文章。這樣，對中國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無可比擬的。" 我這番話又引起了魯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會儿，然后說：“讓我再考慮考慮罷，反正要走也不是一兩個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這樣，我就告別了。回家后我寫了封短信給史沫特萊，大意是：大先生（魯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們背后常以“大先生"稱之）的心思有點松動了，過几天我再去試試。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魯迅家去。魯迅不等我開口，就說：“我再三考慮，還是不去。前些時候，敵人在造謠，說我因為左翼文壇內部的糾紛感到為難，曾到青島去住了一個多月。而周揚他們竟也就此推波助瀾。現在如果到蘇聯去，那么敵人豈不更要大肆造謠了嗎？可能要說我是臨陣開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讓他們這樣說的，我要繼續在這里戰斗下去。"魯迅說這些話時有點興奮，眼睛看著我，眼光是沉著而堅定的。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決心。不過我還是說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狀態是大家關心的。" 魯迅回答說：“疲勞總不免是有的，但還不至于像你們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說'輕傷不下火線'嗎？等我覺得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再談轉地療養吧！” 我覺得我已無能為力。魯迅的戰斗精神那樣堅決，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寫信給史沫特萊：“大先生說，'輕傷不下火線'，十分堅決。看來轉地療養之事只好過些時候再說了。” 以后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加上魯迅經常發低燒，出國療養之事也就無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魯迅一場大病，朋友們又提起這件事，但那時魯迅的健康狀態已不适宜遠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鐮倉小事休養（見魯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給我的信），但最后還是沒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發，終于不起。 1976年6月5日于北京 ------------------ 轉自書香門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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