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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學讀書。校長是革命党，教員中間也有大半是革命党；但這都是直到K府光复以后他們都做了"革命官"，我們學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課的時候，他們是一點革命色彩都沒有流露過。那時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們。因為那時候革命党的幌子是沒有辮子，我們的几位教員雖則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早把辮子剪掉，然而他們都裝了假辮子上課堂，有几位則竟把頭發留得尺把長，連假辮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体操教員是台州人，在教員中間有"憨大"之目。“武漢起義"的消息傳來了以后，是這位体操教員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點興奮。他是唯一的不裝假辮子的教員。可是他平日倒并不像那几位裝假辮子教員似的，熱心地勸學生剪發。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經有好几個學生為的說出了話不好下台，賭气似的把頭發剪掉了。當時有兩位裝假辮子的教員到自修室中看見了，曾經拍掌表示高興。但后來，那几位剪發的同學，到底又把剪下來的辮子釘在瓜皮帽上，就那么常常戴著那瓜皮帽。辮子和革命的關系，光景我們大家都有點默喻。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說，我的那几位假辮子同學在那時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為光著頭鑽在被窩里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來卻不得不戴上那頂拖尾巴的瓜皮帽，還得時時提防頑皮的同學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這樣的情形，請你試想，還忍受得下么，還能不巴望革命赶快來么？ 所以武漢起義的消息來了后，府中學的人總有一大半K是關心的。那時上海有几种很肯登載革命消息的報紙。我們都很想看這些報紙。不幸K城的派報處都不敢販賣。然而裝假辮子的教員那里，偶爾有一份隔日的，据說是朋友從上海帶來的，寶貝似的不肯輕易拿給學生們瞧，報上有什么消息，他們也不肯多講。平日他們常喜歡來自修室閒談，這時候他們有點像要躲人了。 只有那体操教員是例外。他倒常來自修室中閒談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學生們都覺得不滿足。 忽然有一天，一個學生到東門外火車站上閒逛，卻帶了一張禁起的上海報。這比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還哄動！許多好事的同學攢住了那位"哥倫布"盤問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報是從車上茶房手里轉買來的。于是以后每天就有些熱心的同學義務地到車站上守候上海車來，鑽上車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車上的茶房并非偷販違禁的報，不過把客人丟下的報紙拾來賺几個"外快"罷了。于是我們校里的"買報隊"就直接向車上的客人買。 于是消息靈通了，天天是胜利。然而還照常上課。体操教員也到車站上去"買報"。有一次，我和兩三個同學在車站上碰到了他，我們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著半鄉音官話的"普通話"忽然對我們說： “現在，你們几位的辮子要剪掉了！" 說著，他就哈哈大笑。 過后不多几天，車站上緊起來了，“買報"那樣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們大家好像都得了無線電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胜利"。城里米店首先漲价。校內的庶務員說城里的存米只夠一月，而且學校的存米只夠一禮拜，有錢也沒處去買。 接著，學校就宣布了臨時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家鄉的謠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洶洶的是大清銀行的鈔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個旗人，現在是沒有威風了，有人傳說他日夜捧著一箱子大清銀行的鈔票在衙門上房里哭。 上海光复的消息也當真來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過一天，本地的一個富家儿——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進小學校里拿一塊白布被單當作品挂在校門口，于是這小鎮也算光复了！ 這時也就有若干人勇敢地革去了辮子。 我所見的辛亥革命就這么著處處离不了辮子。 ------------------ 轉自書香門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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