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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愛農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听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极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几個人便密秘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后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后，即有一种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么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象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听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于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羅——。”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并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于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發。�棱q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离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后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几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后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几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几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气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听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么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里想，這些鳥男人，怎么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里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后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里，到革命后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并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复。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几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几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党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气還并不冷。�� 　　我被擺在師范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听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种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后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后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員；此后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傳到我的家里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并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暀ㄨL愛農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并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几天之后，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后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后，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几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么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弗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凄涼，說：—— 　　“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准，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余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后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后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并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种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到几乎等于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气的風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机會。他后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凄苦。終于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里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里，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并不确，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极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据。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后來曾在一种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云散盡，余亦等輕塵。”�� 　　后來我回故鄉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么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只剩下几個后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几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听，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尸体，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后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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