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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匆匆一晤，我因為要到民九社書舖去買一本看中意了的書，所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于因价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与你多談一刻的机會，甚悵悵。 關于“《庄子》与《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么話。本來我當時填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并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只要看這兩部書，也并不是說我只有這兩部書想推荐。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借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么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万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 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于青年了嗎？ 敢問。”這一問真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度很真摯，我將有一封复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過對于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里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一）丰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舊思想，那么像我這种“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于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庄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內容如何罷了。 （二）丰先生說不懂我勸青年看《庄子》与《文選》与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有何分界，這其實是明明有著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見供獻給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卻是代表了整個階級（注：做官的階級也），几乎是強迫青年全体去填詞了。（除非這青年不想做官。） （三）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從《庄子》与《文選》中來的，這确然是滑稽的，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的文章里舉出魯迅先生來作例，其意只想請不反對青年從古書求得一點文學修養的魯迅先生來幫幫忙。魯迅先生雖然一向是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的，但這是他以為從外國書中可以訓練出思想新銳的青年來；至于像我那樣給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著想，則魯迅先生就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舉兩個證据來罷：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見北新版《華蓋集》第四頁。）這可見魯迅先生也承認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了。而這所謂中國書，從上文看來，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話文書。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么書？……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見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頁。） 現在，我想我應該在這里“帶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給《大晚報》副刊的編者，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請求允許我換兩部書介紹給青年。除了我還寫一封信給曹聚仁先生之外，對于這“《庄子》与《文選》”的問題我沒有要說的話了。我曾經在《自由談》的壁上，看過几次的文字爭，覺得每次總是愈爭愈鬧意气，而离本題愈遠，甚至到后來有些參加者的動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么話了。昨晚套了一個現成偈語：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唯無是非觀 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寫篆字者乎？頗想一求法揮，張之素壁。施蟄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 〔１〕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 “少看中國書”二句見《華蓋集·青年必讀書》。〔３〕 《易經》 又名《周易》，儒家經典，古代記載占卜的書。其中卦辭、爻辭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際。《書經》，又名《尚書》，儒家經典，我國上古歷史文件的匯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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