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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异，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夸大狂外，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２〕等說，也可說就是几分狂气，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３〕。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气！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于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种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极多，只須用ｍｏｂ〔４〕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种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于所生結果，則复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种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种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張之洞〔５〕的格言，以“中學為体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們滅絕么？”〔６〕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惡驕人；至于口气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７〕。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胜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夸示于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坏，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万不能敵了。”我們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９〕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１１〕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里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机，ＬｅＢｏｎ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于“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于“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１２〕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于實際上發生出什么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气。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么？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署名迅。 〔２〕Ｎｏｒｄａｕ諾爾道（１８４９—１９２３），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國醫生，政論家、作家。著有政論《退化》、小說《感情的喜劇》等。 〔３〕“國民之敵”指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劇本《國民之敵》的主人公斯鐸曼一類人。斯鐸曼是一個熱心于公共衛生工作的溫泉浴場醫官。有一次他發現浴場礦泉里含有大量傳染病菌，建議把這個浴場加以改建。但市政當局和市民因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极力加以反對，最后把他革職，宣布他為“國民公敵”。 〔４〕ｍｏｂ英語：烏合之眾。 〔５〕張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字孝達，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大官僚，洋務派首領之一。“中學為体西學為用”，見他所著《勸學篇·設學》：“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体，西學為用，不使偏廢。”又在該書《會通》中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 〔６〕這里的“思想昏亂”“是我們民族所造成的”等話，是針對《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欄任鴻雋（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議論而發的，該信中有“吾國的歷史、文字、思想，無論如何昏亂，總是這一种不長進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來的。此种昏亂种子，不但存在文字歷史上，且存在現在及將來子孫的心腦中。所以我敢大膽宣言，若要中國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誤）中國人种先行滅絕！可惜主張廢漢文漢語的，雖然走于极端，尚是未達一間呢！”等語。按任鴻雋，四川巴縣人，科學家。這里所引的話，是他為了反對當時錢玄同等關于要廢孔學、滅道教，驅除一般人幼稚、野蠻、頑固思想，必先廢滅漢字的論點而發的。 〔７〕牛二小說《水滸》中的人物。他以蠻橫無理的態度強迫揚志賣刀給他的故事，見該書第十二回《汴京城楊志賣刀》。 〔８〕Ｇ．ＬｅＢｏｎ勒朋（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法國醫生和社會心理學家。他在所著《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即本文所說的《民族進化的心理》）一書的第一部第一章中說：“吾人應該視种族為一超越時間之永久物，此永久物之組成不單為基一時期內之构成他的活的個体，而也為其長期連續不斷的死者，即其祖先是也。欲了解种族之真義必將之同時伸長于過去与將來，死者較之生者是無限的更眾多，也是較之他們更強有力。他們統治著無意之巨大范圍，此無形的勢力啟示出智慧上与品性上之一切表現，乃是為其死者，較之為其生者更甚。在指導一民族，只有在他們身上才建筑起一個种族，一世紀過了又一世紀，他們造成了吾人之觀念与情感，所以也造成了吾人行為之一切動机。過去的人們不單將他們生理上之組織加于吾人，他們也將其思想加諸吾人；死者乃是生者惟一無辯論余地之主宰，吾人負擔著他們的過失之重擔，吾人接受著他們的德行之報酬。”（据張公表譯文，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版） 〔９〕道學又稱理學，是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体系。它認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以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 〔１０〕陰陽五行原是我國古代一种具有朴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自然觀。它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質和“陰陽”的概念來解釋自然界的起源、發展和變化。后來儒家和道家將陰陽五行學說加以歪曲和神秘化，用來附會解釋王朝興替和社會變動以至人的命運，宣揚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 〔１１〕打臉傳統戲曲演員按照“臉譜”勾畫花臉。“打把子”，傳統戲曲中的武打。當時《新青年》上曾對“打臉”、“打把子”的存廢問題，進行過討論。 〔１２〕張獻忠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參看本卷第１９６頁注〔１０〕。【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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