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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２〕在一本什么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于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３〕的，的确与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气的在家里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儿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气，卻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４〕，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宁該爾（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５〕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范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為詫异，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范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范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署名唐俟。 〔２〕嚴又陵（１８５８—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閩侯（今屬福州）人，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一八七九年回國后，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等職。甲午（１８９４）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后，他主張變法維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思想的介紹，先后翻譯了英國赫胥黎（Ｔ．Ｈ．Ｈｕｘｌｅｙ）的《天演論》，亞當·斯密（Ａ．Ｓｍｉｔｈ）的《原富》，法國孟德斯鳩（Ｃ．Ｌ．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的《法意》等書，對當時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但他在戊戌政變以后，政治上日趨保守，一九一五年參加“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魯迅這里提到的一段話，見于嚴譯孟德斯鳩《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譯者按語中，原文是：“吾每行都會街巷中，見數十百小儿，蹣跚蹀躞于車輪馬足間，輒為芒背，非慮其傾跌也，念三十年后，國民為如何眾耳。嗚呼，支那真不易為之國也！” 〔３〕這里所說“做”《天演論》，是說嚴复翻譯《天演論》，不是完全忠實地依照原文的意思。當時嚴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達[心旨]”，而不稱為翻譯。他在該書的《譯例言》中說：“詞句之間，時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心旨]，不云筆譯。”《天演論》，嚴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譯的赫胥黎《進化論与倫理學及其他論文》前兩篇的題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陽盧氏木刻印行。 〔４〕“仍舊貫如之何”語見《論語·先進》：“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５〕華宁該爾（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奧地利人，仇視女性主義者。他在一九○訊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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