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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議論寫別字〔２〕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３〕，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并沒有說什么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么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４〕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于“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极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万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里發見几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于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于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著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于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于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別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确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尚書》〔５〕，骨甲文字〔６〕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至于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后，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別不別了。他只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７〕——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里所說的‘爸父之蠱’。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种大障礙嗎？……” 這頭几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么做“正字”，《說文》，金文，〔８〕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愿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爸父之蠱”〔９〕。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著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坏文字的統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說起來，卻只是維持現狀說而已。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异。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１０〕篆決不解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在之所謂“真書”〔１１〕。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干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大小。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与方塊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并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不過現狀卻也維持不下去，因為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１２〕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從古訖今，什么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复古說也來了。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但一時不失其為一种窒礙卻也是真的，它能夠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為乘潮者。 我在這里，要說的只是維持現狀說听去好像很穩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它只是一种“并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議論寫別字一九三三年十月，劉半農在《論語》第二十六期發表的《閱卷雜詩（六首）》，對當年北京大學招考時學生在國文試卷中所寫的別字大加嘲弄。魯迅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發表《“感舊”以后（下）》（后收入《准風月談》），對劉的這种態度進行了批評；接著曹聚仁就“別字”問題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發表了《談“別字”》和《再張目一下——續談別字》兩篇文章。 〔３〕提倡手頭字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雜志社曾發起推行手頭字運動，主張將手頭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發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個字。据他們發表的《推行手頭字緣起》說，手頭字是“手頭上大家都這么寫，可是書本上并不這么印”的字。〔４〕陳友琴安徽南陵人。當時是上海務本女子中學教員。他的《活字与死字》發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報·自由談》。 〔５〕今文《尚書》《尚書》是我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記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尚書》系漢初伏胜所傳，歐陽氏及大小夏侯氏所習，以漢代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古文《尚書》傳為漢代孔安國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漢以前的古文字書寫（后來流傳的古文《尚書》，相傳為東晉梅賾偽造）。据《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 〔６〕骨甲文字即甲骨文，又稱“卜辭”，殷商時代在龜甲和獸骨上所刻記載占卜情況的文字，一八九九年始于河南安陽（殷代故都）發現，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文字。 〔７〕陳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說：“所謂‘活字’者，就是大多數認識文字的人所公認的字……識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許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實際運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對于這一類的字，一概謚以佳號曰‘死字’。”最后又說：“我覺得我們的同行何仲英先生（按陳、何當時都是教員）的話，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國文字學大綱》，一九二二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８〕《說文》《說文解字》的略稱。東漢許慎撰，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漢字形、音、義的著作。金文，又稱“鐘鼎文”，是殷、周到漢代青銅器上鑄刻的記事文字。 〔９〕“爸父之蠱”語見《周易·蠱》初六：“爸父之蠱，有子，考無咎。”三國時魏國王弼注：“爸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后稱儿子能完成父親所未竟的事業，因而掩蓋了父親的過錯為“爸蠱”。 〔１０〕關于“文”和“字”的這一解釋，原出《說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１１〕關于篆、隸、“真書”（楷書），參看本卷第１０５頁注〔１６〕。〔１２〕《字學舉隅》清代龍啟瑞編，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書，分“辨似、正訛、摘誤”三類。此書刻本的字体，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寫而成，故稱“翰苑分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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