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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時候想到，忠厚老實的讀者或研究者，遇見有兩种人的文意，他是會吃冤枉苦頭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詩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謂未來派的作品。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沒意思的硬連起來的，還加上好几行很長的點線。作者本來就是亂寫，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認真的讀者卻以為里面有著深意，用心的來研究它，結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淺薄。假如你去請教作者本人罷，他一定不加解釋，只是鄙夷的對你笑一笑。這笑，也就愈見其深。 還有一种，是作者原不過“尋開心”，說的時候本來不當真，說過也就忘記了。當然和先前的主張會沖突，當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會沖突。但是你應該知道作者原以為作文和吃飯不同，不必認真的。你若認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語堂先生為什么會稱贊《野叟曝言》〔２〕。不錯，這一部書是道學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結晶，和“性靈”緣分淺得很，引了例子比較起來，當然會顯出這稱贊的出人意外。但其實，恐怕語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談“性靈”，講“瀟洒”〔３〕，也不過對老實人“尋開心”而已，何嘗真知道“方巾气”之類是怎么一回事；也許簡直連他所稱贊的《野叟曝言》也并沒有怎么看。所以用本書和他那別的主張來比較研究，是永久不會懂的。自然，兩面非常不同，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稱贊起來了呢，也還是一個“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實，我們只要知道語堂先生那時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過稱贊《金瓶梅》的事實，就什么駭异之意也沒有了。 還有一個例子。如讀經，在廣東，听說是從燕塘軍官學校提倡起來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學校用的《經訓讀本》出版，〔４〕給五年級用的第一課，卻就是“孔子謂曾子曰：身体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那么，“為國捐軀”是“孝之終”么？并不然，第三課還有“模范”，是樂正子春述曾子聞諸夫子之說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体，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 還有一個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華日報》上。那地方記的有“北平大學教授兼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贊成《一十宣言》〔５〕原則的談話，末尾道：“為复興民族之立場言，教育部應統令設法標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節之名臣勇將，俾一般高官戎將有所法式云”。 凡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歸之”和將來的臨陣沖突，或者查查岳武穆們的事實，看究竟是怎樣的結果，“复興民族”了沒有，那你一定會被捉弄得發昏，其實也就是自尋煩惱。語堂先生在暨南大學講演道：“……做人要正正經經，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業，……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尋開心，……”（据《芒种》本）〔６〕這雖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實是很可以啟發人的神智的：這“玩玩笑笑，尋開心”，就是開開中國許多古怪現象的鎖的鑰匙。三月七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林語堂在《論語》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發表的《語錄体舉例》中說：“近讀《野叟曝言》，知是白話上等文字，見過數段，直可作修辭學上之妙語舉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間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錄：一九三四年我所愛讀的書籍》中舉了三本書，第一本即為《野叟曝言》，說它“增加我對儒道的認識。儒道有什么好處此書可以見到”。不久悍膂（聶紺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談野叟曝言》一文中，列舉該書的“最方巾气”、“不是性靈”、“否認思想自由”、“心靈不健全”、“白中之文”五點，以為“《野叟曝言》處處和林語堂先生底主張相反，為甚么林先生還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所著的長篇小說。 〔３〕講“瀟洒”林語堂在《文飯小品》月刊創刊號（一九三五年二月）發表的《說瀟洒》一文中說：“人品与文學同是一种道理。講瀟洒，就是講骨气，講性靈，講才華。” 〔４〕廣東軍閥陳濟棠于一九三三年間通令全省學校恢复讀經，燕塘軍事政治學校首先實行；后來又成立經書編審委員會，編成中小學讀本。小學的《經訓讀本》共二冊，廣東省政府教育廳編輯，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供五、六年級之用。這里所引的《讀本》中的課文，“身体發膚”等句，見《孝經·開宗明義章》；“天之所生”等句，見《禮記·祭義》。 〔５〕《一十宣言》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其中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李季谷（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即李宗武，浙江紹興人。〔６〕這是林語堂在暨南大學的講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話，見《芒种》半月刊創刊號所載曹聚仁的《我和林語堂先生往還的終始》一文。按這篇講稿曾發表于《論語》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無這里所引的話。《芒种》，刊載雜文、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編，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創刊，同年十月終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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