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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Ｔ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蟄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過批評〔２〕，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么圖書館主任時，听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３〕。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并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別糟蹋了紙墨。至于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著自己的意見，后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么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么，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４〕，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賦》（也見于《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于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嘉谷于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后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贊賞著“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卻有時很摩登，“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后來自說因為“止于禮義”，〔５〕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６〕之類的“金剛怒目”〔７〕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离真實。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挂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据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于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于昏聵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几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８〕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庄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并不錯，那么，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９〕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徹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坏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庄”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為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丑，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為陳跡，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价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癌然憂之，以為足煽复古之焰。我卻沒有這么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几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里得來的。 例如罷，——這种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羅基”〔１０〕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里仍得舉，因為寫到這里，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于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１１〕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實价四角”；据“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為康庄”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并不十分“康庄”。標點，對于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１２〕里，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謀破。不稱王內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oeV御衣。上益怒。剝其膚峯峯保□甑閬□裨㠶荊├*么，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尚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詬。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詬。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１３〕，如何“性靈”，拿它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１４〕序里，有這樣的句子：“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征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這才病死的。〔１５〕所以我們沒有法，這里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么會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干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１６〕，所以在這里，也還是以“魏征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里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坏，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七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与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１７〕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１８〕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１９〕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為詩美的极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為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于我啟示了一种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恒。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游目騁怀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里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惊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里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么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确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２０〕。后者是徘徊于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于人生，既憚扰攘，又怕离去，懶于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种撫慰。于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２１〕之類，就往往為人所稱道。因為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２２〕也。 撫慰勞人的圣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后，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別的文章里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极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扰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扰動的神色？’這里所謂‘靜穆’（Ｓｅｒｅｎｉｔｙ） 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种‘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种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腊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极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腊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２３〕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极境，而此境不見于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于人一樣。至于亞波羅〔２４〕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著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种‘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于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么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据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几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干二淨，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听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种啟示。這啟示并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干干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并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种俗气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腊之美，其實并不准是當時希腊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极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于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２５〕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省試湘靈鼓瑟善鼓云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調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朴”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于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２６〕，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２７〕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于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只有一部《大歷詩略》〔２８〕，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題長安客舍不遂青云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与我違。空余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体而論，他長不到丈六〔２９〕。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确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并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并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３０〕，晉的阮籍，集里也有伏義的來信〔３１〕，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后人重編的。《謝宣城集》〔３２〕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系，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么要說那些話……現在采取這樣的編法的，据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３３〕，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３４〕，那當然听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系，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么也沒有，那當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系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３５〕，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村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么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３６〕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种上一撮白胡須；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价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价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里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斗性的，那么，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３７〕的報复。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后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于是到得后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后該有博采种种所謂無价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后來的寶貝，其功用与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３８〕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确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Ｃ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著“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鐘譚〔３９〕者，必棄置不取；今几社諸君子盛稱王李〔４０〕，痛罵鐘譚，而吾弟選法又与前一變，有一字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鐘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极耶？蓋吾弟喜鐘譚時，有鐘譚之好處，盡有鐘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鐘譚時，有鐘譚之不好處，仍有鐘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橫据胸中，虛心平气，細細論之，則其妍丑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与李硯翁》的信里說：“弟《石匱》一書，洶筆四十余載，心如止水秦銅，并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气”為選詩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极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种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丑，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里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４１〕云：“……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党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党敗則為元祐之党碑〔４２〕。……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４３〕，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丑者，時敏〔４４〕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４５〕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与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确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后，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坏，并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際党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４７〕兩次虐殺東林党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几個書呆子，還有几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４８〕，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４９〕，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于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种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愿〔５０〕！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CC 〔１〕本篇第六、七兩節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兩節最初發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２〕施蟄存對《集外集》的批評，見他在《文飯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發表的《雜文的文藝价值》一文，其中說：“他（魯迅）是不主張‘悔其少作’的，連《集外集》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來賣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們在編輯自己的作品集的時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為在現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個作家多少總有一些隨意應酬的文字，倘能在編集子的時候，嚴格地刪定一下，多少也是對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鄭重態度。” 〔３〕梁實秋浙江杭縣（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島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時，曾取締館藏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魯迅所譯《文藝政策》在內。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東漢文學家。漢獻帝時任左中郎將。后王允誅董卓，他受牽連下獄，死于獄中。他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后人所輯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蕭統《文選》中選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賦》系有憤于當時宦官擅權而作。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變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續古文苑》所載并同）。《續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孫星衍編。 〔５〕“愿在絲而為履”四句，見陶潛所作《閒情賦》。他在該文的序中說：“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這里說“止于禮義”，即指此。“止于禮義”，語見《詩經·關雎》序：“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６〕“精衛銜微木”四句，見陶潛所作《讀山海經》之十。精衛事見《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形天事見《山海經·海外西經》：“形天与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 〔７〕“金剛怒目”見《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談藪》：“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游鐘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怒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８〕《青光》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林語堂的話原見刊于《宇宙風》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煙屑》，原文為：“吾好讀极上流書或极下流書，中流書讀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調童謠民歌盲詞，潑婦罵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襲上，但皆偷的不好。”〔９〕《論語》文藝性半月刊，林語堂等編，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以登載幽默文字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語堂主編，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風》，小品文半月刊，林語堂、陶亢德編輯，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１０〕“意德沃羅基”德語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譯，即“意識形態”。〔１１〕張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號陶庵，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明末清初文學家。著有《石匱書》、《琅嬛文集》、《陶庵夢憶》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詩文雜集，六卷，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之一，由劉大杰校點，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盧前的跋文，其中說：“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躚其間，化峭僻之途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盧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蘇南京人，戲曲研究者，曾任光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關于景清謀刺永樂帝（朱棣）的樂府詩。參看本卷第１７５頁注〔１８〕。 〔１３〕“本色”林語堂在《文飯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發表的《說本色之美》一文中說：“吾深信此本色之美。蓋做作之美，最高不過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爭衡，絕無斧鑿痕跡。”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樂歌。張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鶺鴒，一种鳴禽類的小鳥。《詩經·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后常喻作兄弟友愛。 〔１５〕關于唐太宗射殺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書·太宗皇帝本紀》載：“太子建成懼廢，与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時封秦王），未發。（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同書《隱太子建成傳》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遲）敬德追殺之。”又同書《魏征傳》載：“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隱太子（建成）引為洗馬。征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征言，不死今日之禍。……’（貞觀）十七年，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是夕，帝夢征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１６〕韓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文學家。著有《韓昌黎集》。“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擬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寫的詩《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１７〕《述酒》陶潛的這首詩，据南宋湯漢《陶靖節詩注》卷三的注語，認為是為當時最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宋易代而作：“晉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劉裕廢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偉使鴆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１８〕《中學生》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綜合性月刊。夏丐尊、葉圣陶等編輯，一九三○年在上海創刊，開明書店出版。〔１９〕朱光潛安徽桐城人，文藝理論家。北京大學教授。這里所說的文章發表于《中學生》雜志第六十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２０〕《江賦》晉代郭璞作；《海賦》，晉代木華作。《小園》和《枯樹》，二賦是北周庾信作。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見唐代詩人賈島《尋隱者不遇》一詩。“笙歌歸院落”二句，見唐代詩人白居易《宴散》一詩。〔２２〕“至心歸命禮”二句，是道教經典中常見的話，意思是誠心皈依道教，禮拜玉皇大帝。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譯薩福，約公元前六世紀時的古希腊女詩人。她流傳至今的作品只有兩三篇完整的短詩和一些斷片，內容主要是歌頌愛情和友誼。 〔２４〕亞波羅希腊神話中光明、藝術与健康之神。〔２５〕錢起（７２２—約７８０）字仲文，吳興（今屬浙江）人。唐天寶間進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詩人中“大歷十才子”之一。著有《錢考功集》。大歷，唐代宗李豫年號（７６６—７７９）。〔２６〕“省試”唐代各州縣貢士到京城參加考試，由尚書省的禮部主試，故稱省試或禮部試。 〔２７〕椒蘭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蘭。屈原在《离騷》中說：“余既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剝兮，"府鐘𡟹浞蚺遴秌！本鶯蠛和躋葑Ⅲ*“蘭，怀王少弟（按應為少子）司馬子蘭也，……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２８〕《大歷詩略》清代喬億評選的唐詩選集，共六卷。〔２９〕丈六佛家語，指佛的身量。晉代袁宏《后漢紀·明帝紀》載：“佛身長一丈六尺。”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魯迅校本。集中附錄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贈答詩共十四首，向子期、張遼叔等人的論難文共四篇。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義書》，并錄有伏義的《与阮嗣宗書》。伏義，字公表，生平不詳。〔３２〕《謝宣城集》南朝齊詩人謝朓的詩文集，今存五卷，書后有宋代婁拜跋：“小謝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傳……考其上五卷，賦与樂章以外，詩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聯句，他人所囗見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載于本傳、《文選》，余視詩劣焉，無傳可也。”謝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３３〕《獨秀文存》陳獨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內分論文、隨感錄、通信三類；其中附錄別人的論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傳之其人”語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語出晉代陸机《文賦》：“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于集翠。”榛楛，叢生的荊棘。 〔３６〕楊村人曾在《現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聲稱：“無產階級已經樹起無產階級文學之旗，而且已經有了鞏固的營壘，我們為了這廣大的小市民和農民群眾的啟發工作，我們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志，整齊陣伍，也來扎住我們的陣營。”〔３７〕“假想敵”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發表的《文壇的罵風》一文中說：“雜文是戰斗的。……但有時沒有戰斗的對象，而這‘戰斗的’雜文依然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敵’。……至于寫這些文章的動机，……三分是為了除了雜文無文可寫，除了罵人無雜文可寫，除了胡亂找‘假想敵’無人可罵之故。” 〔３８〕禹鼎相傳夏禹鑄九鼎，象征九州。《左傳》宣公三年載周大夫王孫滿的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兩莫能逢之。”据晉代杜預注：“螭（同魑），山神，獸形；魅，怪物；网兩，水神。” 〔３９〕鐘譚指明代文學家鐘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譚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他們在文學上主張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為矯公安派的“浮淺”，提倡幽深孤峭的風格，以致流于冷澀，被稱為竟陵派。〔４０〕几社明末陳子龍、夏允彝等在江蘇松江組織的文學社團。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員多參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學家王世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龍（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們是提倡擬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東林指明末的東林党。主要人物有顧憲成、高攀龍等，他們聚集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批評人物，對輿論影響很大。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們互通聲气，形成了以上層知識分子為主的政治集團。明天啟五年（１６２５）他們遭到宦官魏忠賢的殘酷迫害和鎮壓，被殺害的達數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時，蔡京當權，奏請把宋哲宗（年號元祐）朝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蘇軾等三○九人鐫名立碑于太學端禮門前，指為奸党，稱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孫卻引以為榮，當党人碑被毀之后，還重新摹刻。 〔４３〕王圖陝西耀州人，明万歷時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陝西臨潼人，明万歷時任鳳陽巡撫。項煜，吳縣（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項歸降。周鐘，南直（今屬江蘇）金壇人，明崇禎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歸降。〔４４〕時敏常熟（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官兵科給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時歸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屬禮、戶、吏、兵、刑、工六科給事中，及十五道監察御史，統稱為科道。任孔當在南明魯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監察御史。 〔４６〕謝國楨號剛主，河南安陽人，史學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際党社運動考》等。《明清之際党社運動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４７〕魏忠賢（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間肅宁（今屬河北）人，明代天啟年間最跋扈的太監。曾利用特務机關東厂大殺較為正直有气節的人。當時一些趨炎附勢的無恥之徒對他競相諂媚，丑態百出。据《明史·魏忠賢傳》所載：“群小益求媚”，“相率歸忠賢稱義儿”，“監生陸万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 〔４８〕周順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吳縣（今屬江蘇）人。天啟中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后被魏忠賢陷害，死于獄中。《明史·周順昌傳》載：“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仇……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万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蜂擁大呼，勢如山崩。"縹徑叶鞔埽㛦謐鶯崤夠鰨*斃一人，余負重傷，逾垣走……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報》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國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報紙，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漢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這里所說的學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學生運動。 〔５０〕關于不要再請愿的主張，參看《華蓋集續編·“死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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