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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余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价值。”〔2〕（《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么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离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价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种特別流行于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游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發匠來檢查；理發匠選出几部好的留下來，其余的便都燒掉了。〔3〕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里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离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复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于是甲校更正，說并未搜檢；乙校更正，說并無此項書籍云。 于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4〕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确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6〕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于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須廓清邪說，誅戮异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确鑿的。 在報章的角落里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7〕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听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于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語絲》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的《閒話》。他在文中先舉《吶喊》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最初十年間的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接著就攻擊魯迅的雜文。 〔3〕見塞万提斯著《堂·吉訶德》第五、六章。關于說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話，參看本卷第239頁注〔39〕。 〔4〕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 指成舍我、蔣夢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時事新報》和同年五月一日廣州《向導》周報第一五一期報道，自標榜“扑滅赤化”的奉軍及直魯聯軍進占北京，并采取槍斃《京報》社長邵飄萍等嚴厲鎮壓手段后，北京報界和學界一片恐慌，《世界晚報》成舍我、《中美晚報》宋發祥和“素號穩健的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岡，玉石俱焚” 語見《尚書·胤征》，好坏同歸于盡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軍閥直皖兩系之間的戰爭。直系軍閥以曹錕、吳佩孚等為首；皖系軍閥以段祺瑞、徐樹錚等為首。戰事于七月中旬開始，不數日皖軍潰敗；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職務，并通緝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館。下文所說的廣告，不見于《北京日報》； 究系何報，未詳。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 通譯易卜生，挪威劇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等。“五四”時期它們曾被介紹到中國來，在當時反對封建主義和婦女解放的斗爭中，曾起過積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反群眾的情緒，也曾被胡适等利用來進行反動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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