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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儒，培良〔2〕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它那蓬勃的朝气，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從有著很古的歷史的中州〔4〕，傳來了青年的聲音，仿佛在豫告這古國將要复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貢獻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難于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于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么，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扑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几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牆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5〕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為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适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于沒有實現。 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里，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构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里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并不比獄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著。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6〕，許多學生被打傷了；听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實，只要听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么？ 夜深了，就此擱筆，后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開封《豫報副刊》。 〔2〕蘊儒 姓呂，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時的學生。當時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開封編輯《豫報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陽人，文學團体狂飆社的主要成員。當時常為《莽原》周刊寫稿，后來墮落為國民党反動派的走卒。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3〕《豫報》 在河南開封出版的日報，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創刊。 〔4〕中州 上古時代我國分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稱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牆之下” 語出《孟子·盡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岩牆，危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語見《史記·袁盎傳》。意思是有錢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墜瓦擊中）。“身体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語見《孝經·開宗明義章》。 〔6〕指北京學生紀念國恥的集會遭壓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學生為紀念國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認“二十一條”）和追悼孫中山，擬在天安門舉行集會。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訓令各校不得放假，當日上午警察廳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門戒備，禁止學生外出。因此各校學生或行至校門即為巡警攔阻，或在天安門一帶被武裝警察与保安隊馬隊毆打，多人受傷。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門開會，會后結隊赴魏家胡同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質問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理由，又与巡警沖突，被捕十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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