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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3〕和董卓〔4〕大亂之后，而且又是党錮〔5〕的糾紛之后，這時曹操〔6〕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7〕，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 為什么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說坏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党，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8〕。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面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9〕。——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于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10〕。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書對于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确有點异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后，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11〕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 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么要尚通脫呢？ 自然也与當時的風气有莫大的關系。因為在党錮之禍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几句話，倘這几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飯之后，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門之后，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12〕個人這樣鬧鬧脾气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气來，那還成甚么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种習气，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种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后，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异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 〔13〕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气絕”〔14〕，他引出离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极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當葬于何處何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15〕。 陸机雖然評曰“貽塵謗于后王”〔16〕，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18〕，還有明帝曹叡〔19〕，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于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不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里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气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20〕中可以看見。 后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21〕（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气”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22〕；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23〕，不足論的。据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后來稱為“建安七子”〔25〕。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于亂者特多，于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儿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26〕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27〕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么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后來借故把他殺了。 〔28〕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儿子的關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儿子的關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 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宁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种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殺了。 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与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29〕，后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30〕。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 〔31〕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32〕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 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种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种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与否以分闊气与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33〕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后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后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后，全身發燒，發燒之后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后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后，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34〕，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里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35〕。 到東晉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气。〔36〕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髮等等，后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与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么，在未訪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37〕——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准喝酒。但在吃藥之后，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万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兩個人，与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但這种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后，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40〕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余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41〕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論者多因其与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种服散的風气，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后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43〕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扰他，竟至拔劍追赶； 〔44〕就是說話，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45〕。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48〕也是這里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后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种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51〕。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么進我的褲子中來？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极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机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与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閒游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怀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与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58〕。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么，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么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几回〔61〕，司馬懿不听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与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后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62〕這是确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坏禮教。但据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坏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坏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极，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党的，后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愿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愿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儿子阮渾也愿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儿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鐘會。〔64〕鐘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儿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儿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后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坏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与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愿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气气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儿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坏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极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气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气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气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篱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体”，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气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极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触，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用別一种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与藥及酒之關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 ※ ※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 國民党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范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當時的廣州市長林云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他們打著“學術”的旗號，也“邀請”學者演講。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作者后來說過： “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陳濬信）他在這次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里，曲折地對國民党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 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標志，稱為“黃巾軍”。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攻占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但后來終于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 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后，外戚首領大將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后，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爭權，聯合起兵討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后為王允、呂布所殺。他在离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里內盡成墟土；又驅數百万人口入關，積尸盈途。在他被殺以后，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党錮 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學生互通聲气，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党為亂，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獄，株連二百余人。以后又于靈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党人，更詔各州郡凡党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錮。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詔將他們赦免。 這件事，史稱“党錮之禍”。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漢后追尊為武帝。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 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著。書中將曹操描寫為“奸雄”。 〔8〕嚴可均（1762—1843） 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諭。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歷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內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并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將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原書于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于廣州。 〔9〕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祜，江蘇無錫人。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后習醫，曾至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后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他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時代分為十一集，總計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10〕劉師培（1884—1919） 一名光漢，字申叔，江蘇儀征人。 清末曾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常在《民報》發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來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出賣革命党人。入民國后，他又依附袁世凱，与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竭力贊助袁世凱竊國稱帝的陰謀。他的著作很多，《中國中古文學史》是他在民國初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所編的講義，后收入《劉申叔遺書》中。 〔11〕《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無篡漢的意思，內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几人稱帝，几人稱王！”的話。 〔12〕《太平御覽》卷四二五引謝承《后漢書》：“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蒿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云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漢陳留外黃（今河南杞縣東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賢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廢“偏短”，每次都強調以才能為用人的標准。《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令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怀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書》所載二十二年令說：“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14〕“鄭康成行酒伏地气絕” 見《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載曹操《董卓歌》：“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气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按鄭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東漢經學家，其生存時代較曹操約早二十余年。 〔15〕曹操的遺令，散見于《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其他古書中，嚴可均綴合為一篇，收入《全三國文》卷三，其中有這樣的話：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諸夫人……諸舍中（按指諸妾）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宮所得綬（印綬），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6〕陸机（261—303） 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詩人。他評曹操的話，見蕭統《文選》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紱于何有，貽塵謗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及后王。” 〔17〕曹丕（187—226） 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長子名昂字子修，隨操征張繡陣亡，故一般都以曹丕為操的長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廢漢獻帝自立為帝，即魏文帝。他愛好文學，創作之外，兼擅批評，所著《典論》，《隋書·經籍志》著錄五卷，已佚，嚴可均《全三國文》內有輯佚一卷。其中《論文》篇論各种文体的特征說：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又論文气說：“文以气為主，气之清濁有体，不可力強而致。” 〔18〕曹植（192—232） 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東阿王，后封陳王，死謚思，后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代重要詩人之一，流傳下來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編的《曹集詮評》搜羅較為完備。 〔19〕曹叡（204—239） 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20〕《文選》 南朝梁昭明太子簫統編選。內選秦漢至齊梁間的詩文，共三十卷，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唐代李善為之作注，分為六十卷。曹丕《典論·論文》，見該書第五十二卷。 〔21〕“為藝術而藝術”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戈蒂葉（T．Gautier）提出的一种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見小說《莫班小姐》序）。它認為藝術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作的目的就在于藝術作品的本身，与社會政治無關。 〔22〕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 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23〕文章小道 曹植《与楊德祖（修）書》：“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几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24〕曹植早年以文才為曹操所愛，屢次想立他為太子；他也結納楊修、丁儀、丁廙等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爭寵。但他后來因為任性驕縱，失去了曹操的歡心，終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覺雄才無所施展。明帝時又一再上表求“自試”，希望能夠用他帶兵去征吳伐蜀，建功立業，但他的要求也未實現。 〔25〕“建安七子” 這個名稱始于曹丕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馬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后人据此便稱孔融等為“建安七子”。按孔融（153—208），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漢獻帝時為北海相，太中大夫。陳琳（？—217），廣陵（今江蘇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軍謀祭酒。王粲（177—217），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曾任丞相（曹操）軍謀祭酒、侍中。徐干（171—217），北海（今山東濰坊西南）人，曾任司空軍謀祭酒、五官將（曹丕）文學。阮瑀（？—212），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軍謀祭酒。應瑒（？—217），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屬、五官將文學。劉楨（？—217），東平（今山東東平）人，曾任丞相掾屬。 〔26〕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論孔融的文章說： “孔融体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胜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按“建安七子”中，陳琳等都是曹操門下的屬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齡上，他比其余六人約長十余歲而又最先逝世，年輩也不相同。他沒有應酬和頌揚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還常常諷刺曹操。《后漢書·孔融傳》載：‘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不私納袁熙（按為袁紹子）妻甄氏。融乃与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后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唐代章怀太子（李賢）注引孔融与曹操論酒禁書，其中有“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語。 〔27〕“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見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傳為周代人，善造酒。 〔28〕關于曹操殺孔融的經過，《后漢書·孔融傳》說：“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复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 ‘……（融）前与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复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誅。’書奏，下獄棄市。”又《三國志·魏書·崔琰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內載曹操宣布孔融罪狀的令文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与人無親，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餓饉，而父不肖，宁贍活余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 〔29〕禰衡（173—198） 字正平，平原般（今山東臨邑）人，漢末文學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楊修友善，曾屢次辱罵曹操；因為他文名很大，曹操雖想殺他而又有所顧忌，便將他送到劉表處去，后因侮慢劉表，又被送給江夏太守黃祖，終于為黃祖所殺，死時年二十六。 〔30〕何晏（？—249） 字平叔，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曹操的女婿。齊王曹芳時，曹爽執政，用他為吏部尚書，后与曹爽同時被司馬懿所殺。《三國志·魏書·曹爽傳》說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31〕關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注引魚豢《魏略》說：“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但晉代人裴啟所著《語林》則說：“（晏）美姿儀，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喚來，与熱湯餅，既炎，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洁，帝始信之。” 〔32〕關于何晏服藥的事，《世說新語·言語》載：“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秦丞相（按當作秦承祖）《寒食散論》說：“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尋。”又隋代巢元方《詩病源候論》卷六《寒食散發候》篇說：“皇甫（謐）云：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言華佗，或曰仲景（張机）。……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体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 晏死之后，服者彌繁，于時不輟。” 〔33〕巢元方 隋煬帝大業中，為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關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詳見該書卷六《寒食散發候》篇。 〔34〕“捫虱而談” 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劇（今山東壽光）人。《晉書·王猛傳》說：“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35〕葛洪（約283—363） 字稚川，句容（今江蘇句容）人。 《晉書·葛洪傳》說他“為人木訥，不好榮利，……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內外二篇，內篇論神仙方藥，外篇論時政人事。關于服散的記載，見該書內篇。 〔36〕關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廣記》卷二四七引侯白《啟顏錄》載：“后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体。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要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 ‘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眾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稱患石發者。” 〔37〕關于聞諱而哭的事，《世說新語·任誕》載：“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 ‘靈寶（桓玄小名）故自達。’”按桓玄的父親名溫，所以他听見王忱叫人溫酒便哭泣起來。 〔38〕王弼（226—249） 字輔嗣，魏國山陽（今河南焦作）人。 王粲的族孫。《三國志·魏書·鐘會傳》說：“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說：“（玄）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后，他也為司馬師所殺。 〔39〕“正始名士” 《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下梁劉孝標注：“宏（彥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仲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廢帝齊王曹芳的年號。 〔40〕《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撰。內容是記述東漢至東晉間一般文士學士的言談風貌軼事等。有南朝梁劉孝標所作注釋。今傳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劉義慶（403—444），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爵為臨川王，曾任南兗州刺史。 〔41〕司馬懿（179—251） 字仲達，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 人。初為曹操主簿，魏明帝時遷大將軍。齊王曹芳即位后，他專斷國政；死后其子司馬昭繼為大將軍，日謀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晉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馬師所殺，作者誤記為司馬懿。 〔42〕“解散方” 《唐書·經籍志》著錄《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43〕皇甫謐（215—282） 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 人。晉朝初年屢征不出，著有《高士傳》、《逸士傳》、《玄晏春秋》等。 《晉書·皇甫謐傳》載有他的一篇上司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說：“臣以𨕬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瀍，或類傷寒，浮气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44〕關于拔劍逐蠅的故事，《三國志·魏書·梁習傳》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复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坏之。”按清代張英等所編《淵鑒類函》卷三一五《褊急》門載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劍逐蠅”的話，但未注明引用書名。按王思，濟陰（今山東定陶）人，正始中為大司農。 〔45〕“竹林七賢”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內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說：“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与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世說新語·任誕》亦有一則，說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參看本篇注〔39〕。 〔46〕嵇康（223—262） 字叔夜，譙國銍（今安徽宿縣）人，詩人。《晉書·嵇康傳》說：“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服藥）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怀。……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他的著作，現存《嵇康集》十卷，有魯迅校本。 〔47〕阮籍（210—263） 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詩人，与嵇康齊名。仕魏為從事中郎、步兵校尉。《晉書·阮籍傳》說他“博覽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嘯，善彈琴。”又說：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飲為常。”他的著作，現存《阮籍集》十卷。 〔48〕劉伶 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仕魏為建威參軍。 著有《酒德頌》，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余。”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在他的面前“陳說禮法”，而他“方捧�m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麥曲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49〕關于阮籍能為青白眼，見《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他的母親死了，“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繼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50〕“口不臧否人物” 見《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51〕晉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晉書·胡母輔之傳》：“輔之正酣飲，謙之（輔之的儿子）門規而厲聲曰：‘彥國（輔之的號），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与共飲。” 又《王蒙傳》：“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儿耶！’”〔52〕關于劉伶裸形見客的事，《世說新語·任誕》載：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 ‘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釄衣，諸君何為入我釄中？’”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所記略同。 〔53〕《大人先生傳》 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來抒寫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54〕關于阮籍借醉辭婚的故事，《晉書·阮籍傳》載：“文帝（司馬昭，魯迅誤記為司馬懿）初欲為武帝（司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55〕顏延之（384—456） 字延年，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 人，南朝宋詩人。《文選》卷二十三阮籍《詠怀》詩下，李善注引顏延之的話：“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 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56〕《難自然好學論》 嵇康為反駁張邈（字遼叔）的《自然好學論》而作的一篇論文。 〔57〕管叔蔡叔 是周武王的兩個兄弟。《史記·管蔡世家》說： “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按祿父為武庚之名），治殷遺民。封叔旦于魯而相周，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嵇康的《管蔡論》為管、蔡辯解，說“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周公踐政，率朝諸侯。……而管、蔡服教，不達圣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 〔58〕《与山巨源絕交書》 山巨源，即“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205—283），河內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奐）景元年間投靠司馬昭，曾任選曹郎，后將去職，欲舉嵇康代任，康作書拒絕，并表示和他絕交，書中自說不堪受禮法的束縛，“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后來嵇康受朋友呂安案的牽連，鐘會便乘机勸司馬昭把他殺了。《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敘述他被殺的經過說：“大將軍（司馬昭）嘗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与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鐘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于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按殺嵇康的是司馬昭，魯迅誤記為司馬懿。 〔59〕裴頠（267—300） 字逸民，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晉惠帝時為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遷尚書左仆射，后為司馬倫（趙王）所殺。《晉書·裴頠傳》說：“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60〕孫盛 字安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曾任桓溫參軍，長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賢論》，批評當時清談家奉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話證明他的學說的自相矛盾，不切實際，從而斷定老聃并非大賢。 〔61〕何曾（197—278） 字穎考，陳國陽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馬炎篡魏，他因勸進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晉書·何曾傳》說： “時（按當為魏高貴鄉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 曾面質籍于文帝（魯迅誤記為司馬懿）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 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喪）飲酒食肉于公座。宜擯四裔，無令驀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曾重引据，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62〕“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見《庄子·田子方》： “溫伯雪子适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溫伯，字雪子，春秋時楚國人。魯迅誤記為季札。 〔63〕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見《晉書·阮籍傳》： “（籍）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爾。’”又《世說新語·任誕》也載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鐘會，見《晉書·嵇康傳》：“（康）性絕巧而好鍛（打鐵）。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又說：“初，康居貧，嘗与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鐘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按鐘會（225—264），字士季，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司馬昭的重要謀士，官至左徒。魏常通鄉公景元三年（262）拜鎮西將軍，次年統兵伐蜀，蜀平后謀反，被殺。 〔65〕《家誡》 見《嵇康集》卷十。魯迅所舉的這几條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后動。……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當极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獨在后，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舍去之。此將斗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又慎不須离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据魯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紹，字延祖，《晉書·嵇紹傳》說他“十歲而孤”。 〔66〕劉勰（？—約520） 字彥和，南東莞（今江蘇鎮江）人，南朝梁文藝理論家。著有《文心雕龍》。這里所引的兩句，見于該書《才略》篇。 〔67〕陶潛（約372—427） 又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曾任彭澤令，因不滿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虛偽，辭官歸隱。著作有《陶淵明集》。梁代鐘嶸在《詩品》中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稱為“田園詩人”。 他在《乞食》一詩中說：“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又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于眾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東篱下”句見他所作的《飲酒》詩第五首。 〔68〕陶潛的《述酒》詩，据南宋湯漢的注語，以為它是為當時最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宋易代而作，注語中說：“晉元熙二年（420）六月，劉裕廢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m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 ……予反复詳考，而后知決為零陵哀詩也。”（見《陶靖節詩注》卷三） 〔69〕墨子（約前468—前376） 名翟，魯國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他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提倡“兼愛”的學說。現存《墨子》書中有《兼愛》上中下三篇。楊子，指楊朱，戰國時代思想家。他的學說的中心是“為我”，《孟子·盡心》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他沒有著作留傳下來，后人僅能從先秦書中略知他的學說的大概。 〔70〕陶潛詩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歲九月九日》中說：“万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又《与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賢；誰能獨免。”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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