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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文工團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在這里，我愿就近來我自己學習寫劇本的經驗，和閱讀抗美援朝的劇本的心得，說几句話，說對了的，請諸位代表作參考，不對的，請指教批評。讓我分條來說；雖然哪條在先，哪條在后，是隨便排列，無關緊要的。 第一，我們先說“赶任務”這個問題吧。一提“赶任務”，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緊皺起眉來。有的人認為文藝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寫不好。有的人親自赶了任務，也抱歉的對別人聲明：“赶出來的，不好，不好！”前者是以為文藝工作者不應當赶任務，后者是說明即使去赶，也必然赶不好。 “赶任務”里邊的甘苦，我想誰也不能像文工團的工作同志們知道的那么多，那么深，所以我愿意在諸位代表面前提出這個問題來。我以為各地文工團過去的良好成績是与“赶任務”大有關系的。假若各文工團的創作者向來從從容容，不肯去赶任務，恐怕他們的表現就要減少很多了吧？唯其他們有及時創作的熱情与魄力，所以才能迎上前去，把該宣傳的創作出來，及時的教育了人民。這樣，就肯定了各地文工團的成績与光榮。有了成績，也就漸漸地提高了創作上的成就与信心，這是一定的；文藝工作也和別种工作一樣，不是越多學習、多練習，才越有把握么？ 我自己雖不在文工團里工作，可是我也赶任務。我沒有“能掐會算”的本事，怎么能預先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要修建龍須溝呢？龍須溝動了工，我才赶上前去。這還不是赶任務么？ 對這一問題，我的解釋是這樣的：赶任務不單是應該的，而且是光榮的。 別人不赶，我們赶，別人就沒有成績，而我們有成績。 赶出來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遠不肯赶的，就連不好的作品也沒有。我們不應當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寫的勇气和熱情！ 更須注意的，當我們一接受任務的時候，就抱定能胜利成功的信心，而不要皺上眉，先歎一口气。世界上有一些文藝名著是赶寫出來的。我知道，莎士比亞和狄更斯都赶過任務，而且赶得很好。赶寫并不与粗制濫造同一意義。我們須定個赶任務的公約：我們要歡歡喜喜地接受任務，而且立志要把它寫好！我們若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与深入新事体的敏感，我們确是能把作品在短時間內寫好的。 第二，我們要鄙視好萊塢与百老匯的俗套子。創作劇本，須求形式上的完整。但形式的完整便不等于把新內容放在一個老模子里，照樣的磕出一個完整而沒有生气的泥人儿來。好萊塢与百老匯常常玩這种磕泥人儿的把戲，為是賺錢，我們卻不可如此。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每天都有千万樣新事体出現；我們的寫作素材是取之不竭的。那么，我們為什么要采用好萊塢与百老匯的已經陳腐的俗套子，來表現我們的新事体呢？我們要放膽地去創作，就是形式稍有缺陷，也比襲用那寫俗套濫調強的多。我們現在是抬起了頭來的中國人，我們就應當熱情的、嚴肅的去寫我們的新人物新事体，而且絕對不向好萊塢偷取藝術形式。 我看見過一出小戲，內容是講大家怎樣熱烈的參軍。參軍是光榮的事，可是，此劇中的主角，很早就報了名，卻一聲不出，以致大家都猜疑他是否有愛國心。直到戲快完了，大家才知道他早已報名，而且被批准。你看，這是何苦呢？這是中了好萊塢的毒，以為不這么“跌宕曲折”就不算個戲，這是故意耍弄技巧，雖然因此而損害了對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的正面描寫，也在所不惜。結果呢，觀眾繞了許多彎子才只看見了英雄形象的一部分，因為他的全部面貌已被勾心斗角的結构給埋起去了啊。細細合計起來，這种“犧牲”實在太不上算！我們不反對運用技巧，但是因重視技巧而离開正面描寫新人物新事体，或者竟自使人物的性格屈就技巧，使他成為別別扭扭莫明其妙的人，我們的損失就很大了。我們的時代是英雄的時代，在工厂，在農村，在部隊里，每天都有新英雄出現。我們創作者的任務是正面的描畫，表揚這些英雄，而不是使英雄們變成劇本結构与技巧的附屬品。 我還看過一出小歌劇，內容是一位戰斗英雄回家，看他的愛人。他的愛人，在丈夫從軍去的几年內，在鄉間也成了模范人物。按道理說，這該是多么歡快的、熱情的一出戲呢！夫妻見面后，各道几年來奮斗的成績，該有多少戲可作呢！可是，我們的劇作者，卻不使夫妻相會時熱烈的擁抱，而使那位英雄忽然想起去戲弄他的愛人，說他自己是開小差回來的，故意使她落了淚。這不近人情！我們的劇作者大概是以為非如此不足以見技巧的高明，而事實上，這點技巧是充分地說明了他怎樣的庸俗，無聊。這是一出新桑園會，我們的英雄竟自因戲劇技巧的擺弄而變成了秋胡！ 從上面舉出的這兩個例子，我們看清楚：今天在我們之中，還有人以為戲劇創作只是耍耍技巧，只要套好了一個舊套子便算完成了任務。這是不對的！相反的，我們今天的戲劇是要面向著新人物新事体，作堂堂正正的描畫与表揚；好萊塢与秋胡戲妻的路子是鑽牛犄角的路子，也會使戲劇變成空洞的格式、套數，沒有靈魂的東西。 我自己寫戲，本是半路出家。我的最大缺點是不懂舞台上的技巧。可是，這也有好處，就是我不為技巧所左右，技巧沒有變成我的指揮。今天，我很愿意去學習舞台技巧，但是我也留著神，一定不以技巧作寫戲的出發點，一定不要把堂堂正正的人物与事体放在彎彎曲曲的牛犄角里去受罪。 第三，內容也不要套套子。無可否認的，我們的創作是有些落在社會發展的后邊。社會前進的太快，我們的心与手太慢。我們因為赶不上社會的突飛猛進，于是就抱殘守缺地寫几年前的舊事，或者把別人寫過的東西改頭換面再寫一回。這態度不好！在今天，假若我們還寫解放初期的二流子改造，我們自己就成了“三流子”！ 現在，每天打開報紙，我們不是馬上發現，全國各處的工厂里、農村里、部隊里、學校里、商店里、家庭里都有新人新事的出現么？我們為什么一定抱著二流子不撒手呢？不錯，社會的确走得太快了；可是，我們卻不能以此原諒自己。我們也應當赶上前去。蕭伯納說過，當創作力衰弱的時候，才想寫歷史劇。我們不必完全相信這句話。但是我們必須立志不叫我們的筆落在社會后邊。能及時的歌頌表揚我們的新人新事正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不應當老坐在屋里閱讀老解放區的作品，以便摹仿，而應當到門外去找那新的、活生生的資料。 第四，我們也要精打細算的創作。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在現階段中，要求我們無論作什么都必須精打細算。我想，我們創作劇本的人也不應該是例外。在我自己寫劇本的時候，我總愿意少用人，少用景，好在演出的時候省些人力財力。我知道我不應當采取削足适履的辦法；但是，我也知道，力求精簡，也不是不能寫出好戲來，那么我們的藝術上的成功就和我們的愛國心結系到一處了，豈不是兩全其美么。我看見過這樣的戲：服裝、道具、布景，都很講究，可是戲很不好。我也看見過沒有什么布景、道具，而能很感動人的戲。用不著細說，在我們今日的經濟條件下，后一類的戲一定是更可取的，因為它不單收到戲劇的效果，而且節省了小米。 我想，當文工團彼此交流經驗，作觀摩演出的時候，很可能的會發出偏差，就是小的、物質條件差一些的文工團會羡慕大的、物質條件好一些的文工團的舞台上的布置，而想去摹仿。不錯，戲劇是綜合的藝術，注意到燈光、道具、服裝、布景等等，不能算是錯誤。可是，在我們的經濟條件之下，我們就須打打算盤，不許浪費。我們都知道，當莎士比亞活著的時候，他的戲雖是按照那時代的簡陋舞台條件演出的，可是也并沒妨礙了他的偉大。我們應當注意燈光布景等等，但不可以專以它們見胜，像彩頭班子那樣耍弄机關布景似的。假若一位劇作者，在計划著創作的時候，很得意的告訴我們：“等看看吧，我的戲有十五個景，用七十多個角色，偉大的很！”我們便須告訴他：“假若你能用兩個景、十個角色，也許更見本事，更偉大！” 是的，將來我們的經濟高潮到來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看到堂皇富麗的戲劇在全國各地出現，可是在今天，我們在創作劇本的時候，便須想到一個錢當兩個錢用，教我們的劇本簡練、結實，而且省錢。 第五，在我的《方珍珠》与《龍須溝》兩劇中，前半都是描寫解放前的光景，所以都不免暗淡凄慘。即使是這樣，我可也留著神，不叫舞台上太可怕，太丑惡。今天，因為抗美援朝，反對武裝日本，和鎮壓反革命，我們的舞台上出現了不少控訴的戲。這些戲里往往強調了回憶日本獸兵怎樣屠殺我們，和反革命分子如何奸淫殺掠，弄得滿台上鮮血淋漓，悲慘嚎叫，我以為，我們應當收斂一些，別太夸張敵人的銳气，滅自己的威風。我們似乎應當一方面适可而止地描寫敵人的殘暴，另一方面也應寫出我們的堅決抵抗，不屈不撓的事實与精神來。若是一味具体的表現敵人屠殺，我們豈不成了一群牛羊了么？控訴戲的目的在激起觀眾的悲憤，然后化悲憤為力量，去反抗，去消滅敵人。若只夸張敵人的獸行，造成恐怖，恐怕就要發生相反的效果，使觀眾怕而不憤了。 同樣的，我覺得在舞台上，我們的眼淚未免太方便，動不動的就哭起來，我們的膝蓋也太軟，敵人一抬手，我們就跪下。哭，不見得准能感動人，而很容易把我們形容成軟弱無能；跪，也是如此。今天，我們是抬起了頭來的人，我們必須多描寫我們的沉毅剛強，不隨便的哭，跪。即使是以控訴為主的文藝作品，也須如此。哭叫、屈膝，即使用得适當，也有丑化了我們的人民的危險。 第六，也是最后的一段，我想談談劇本中運用語言的問題。我覺得，今天劇本中的一個不好的現象，就是對話往往表現了劇作者的思想，而不是表現劇中人的思想。劇作者的思想是要宣傳抗美援朝，或鎮壓反革命，他就叫劇中人三轉兩轉喊叫出來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特務分子。這樣，劇中人就變成了劇作者的麥克風，而劇中的語言便不能精彩，不能動人。我們必須作到，劇中的對話是情節所致，必然如此的，而不是忽然從外邊飛來的。 因為劇作者沒有考慮到上面所寫的一點，所以他往往以為戲劇是很方便的東西，要說什么就說什么，而且可以使一個劇中人說出許多不相關的事來。這是個錯誤。一本劇必須有它的主要事實与一定的宣傳目的，它不能包羅万象，一下子把今天所要宣傳的都說干淨。我們要抱定一點去說，不許東拉西扯。不亂扯，我們才能依照著情節与人物的發展寫出掏心窩子的話來。也只有掏心窩子的話才足以打動人。 語言本身是沒有什么好与不好的。用對了地方，一個普通字，便能使人憤怒、激動；用的不對，盡管用上“怒吼吧”，“憤怒的葡萄”，或“憤怒的火焰”，台下還是毫不動心。我們要運用語言，而不教語言控制著我們。語言的好坏不決定于用上“憤怒的火焰”与否，而在它能否激起听眾的憤怒的火焰，我們應當鄙視“憤怒的語言”這類的不通俗的詞匯，而不應當崇拜它們。假若有人認為作品的文藝性全仗著“憤怒的火焰”來支持，那便是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我們為描寫工農兵，所以往往采用許多工厂、農村和部隊中的術語。這個辦法，据我看，也須再斟酌一下。我們若用術語，必是因為劇中的情節与術語有不可分离的關系，而不是借術語來夸示我們的對工厂、農村、与部隊的知識。術語并不是一般觀眾所能懂的，以大家所不懂的東西來夸示我們的知識，就等于庸醫用陰陽五行、上焦火旺等等，去欺騙病人一樣。我們應有的態度，倒是能不用術語就不用。即使非用不可，我們也該設法使听眾能夠懂。我知道一些藝人們的“坎儿”，可是在我寫“方珍珠”的時候，我就盡力避免利用它們，怕听眾不懂。用了它們，本來是為增強气氛，不過，台下若听不懂，怎能造成气氛呢？最近，我寫另一個劇本，其中需要一件貴重的醫療器具。我去求教一位外科醫生。他說開刀時用的吸血器很貴重。“吸血器”不算一個很難懂的名詞，但是我到底覺得它不好听，不頂通俗。我決定不用它。我又需要一個病名，一位醫生給我寫了半天，才告訴我肺出血最合适。可是，我覺得它太生硬，所以把它改為“肺出了血”。 有人夸獎我，說我的對話寫得相當的好。也許是這樣吧，因為我在運用語言上用過一番功夫。我不教術語來幫助我，而是謹慎選擇地由我調動它們。更重要的，是我先把一位醫生，看成為咱們中間的一個人，而不是把他看成一天到晚老開藥方的人。這樣，我就可以從人与人之間的關系中找出活的語言來，而不抱著醫學大詞典去寫對話。 以上所提出來的六條，美其名或者也可以叫作經驗之談吧。不過，拿到文工團工作者的面前來說，不免有點班門弄斧了。請諸位指正！ 載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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