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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時候，我就听說過：有許多人拿《紅樓夢》當作學習北京話的課本。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文藝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還有一种責任，就是教給大家怎么寫文章和說話。在老年間，絕大多數的文人用文言寫作，所以古文古詩就成為后人學習寫作的范本；現在，絕大多數的文人用白話寫作，所以文藝作品，正像《紅樓夢》那樣，不但只教給大家怎么寫文章，也教給大家怎么說話。 這個責任并不小。一個民族的語言總是越來越趨向統一的。用不著多解釋，語言的統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歷史已經證明，文藝作品會有力地幫助語言的統一。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超叟，和咱們的曹雪芹都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功績。 漢語本是統一的。不過，因為漢族人多，分布的地方又非常廣闊，于是各地方就難免在發音上有所不同，也難免各有各的土語。我們現在談漢語的統一就是要在發音上、詞匯上，和某一些不同的語法上，要求更進一步的一致。語言越一致，我們自己就團結得越好；兄弟民族和外國朋友學起來也就越省事。作家們在這個運動中應當負起責任，盡到我們推進語言統一的力量；這是個重要的政治任務。 漢語，据語言學家們說，是很進步的語言。可是不幸，漢字卻十分難學難記。有那么一天（我自己切盼越早越好），我們會改用拼音文字。為將來推行拼音文字創造條件，我們今天就該下手調整發音，整理詞匯和某一些語法上的紛歧。沒有這樣的准備，拼音的辦法就不易下手推行。是嘛，假若我按京音拼，你按廈門音拼，咱們倆就沒法子利用拼音文字交流思想。同樣的，我說我的土話，你說你的土話，咱們倆的拼音文字恐怕也只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全不相干。因此，我們現在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進行漢民族共同語的教育工作。為什么用北京語音而不用上海語音作標准？為什么不教大家都干脆說北京話，而教大家說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我不在這里解釋，因為我主要地要說說作家對這個運動應取的態度。 我想，就說我自己的態度吧。這么說容易親切一些。我寫過一些小說和劇本。從思想上和藝術上看，我的作品都不很高明。可是，在語言上，因為我的普通話還寫得不算太坏，我占了點便宜。有二十多年了，我的作品曾經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為“官話”課本。我很高興：我的不甚高明的作品能夠有些實際用處。 可是，即使專從語言上說，我從前的作品也還有點毛病：我往往愛用北京的土話。近二年來，我開始控制自己，少用土語方言。為什么呢？第一，土話給我招來許多麻煩：出南海北的讀者常常來信問這個詞怎么講，那句話是什么意思，我得一一回信解答。第二，以劇本來說，土話太多，遠离北京的地方就不易上演。照原詞說吧，听眾不懂；改成本地話吧，又不易找到恰好相同的成語；于是，只好拉倒，不去上演。在國內既已如此，赶到譯為外文的時候，不難想到就一定更麻煩。 我以前愛用土語不是沒有道理的。某些土語的表現力強啊。可是，經驗把我的道理碰回來了。表現力強嗎？人家不懂！不懂可還有什么表現力可言呢？作品本是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為土語太多，劇本沒人演，小說讀不明白，豈不弄巧成拙，反倒減少了宣傳教育的效用么？ 根据上述的經驗，從今以后我希望能注意到：（一）不用土語撐門面。這就是說，我將盡量地選用普通的詞匯，不故意賣弄土語。我應當把賣弄自己改為替群眾服務。假若“油條”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條”。同樣的，假若“牆角”比“嘎欄儿”更普通，我就用“牆角”。地方色彩并不仗著几個方言中的詞匯支持著。不深入一個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几個地方上的特殊字眼儿，如“油炸鬼”和“嘎欄儿”之類去支持，是得不到什么好處的。它們适足以增加語言的混亂与紛歧。 這樣作，會不會使語言枯窘，不丰富呢？我看不會。就拿北京話來說，在過去的四五十年里就有很大的變化：我幼年听慣說慣的詞匯有許多許多已經死去了。這衰死的原因一來是大家的生活起了變化，老的詞匯就不能不引退；二來是全國各地的人來到北京，听不懂北京的土話，北京人自己也就不得不适應情況，把得不到外方人支持的話收起去。這樣減少了詞匯，北京話是不是因而枯窘死板了呢？不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帶來了新的詞匯。好多這种新詞匯并非土生土長，而是由四面八方的人共同創造的。于是，北京話就變了樣：四五十年來，它越變越語文一致，越富有普遍性了。普遍性必然地戰胜地方性：几十年來除了“壓根儿”、“沒落”少數北京特有的詞匯得到較比廣泛的承認，很多的地道土話都先后死去。 今天，我們正全國一心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學知識都一天比一天丰富，那么我們的語言也必然地越來越丰富。眼睛看著明天，我們大可不必依依不舍地戀惜一些地方上的、有可能被淘汰的詞匯。 （二）選擇地運用土語。舉例說明：“蹲”和“站”都是普通字，我無須節外生枝地去另找土語代替它們；即使找到了，也還不過是說明“蹲”和“站”這么兩個姿態，并沒有什么特殊的表現力，只是教許多人不懂而已。可是，在“蹲”和“站”之外，還有個“騎馬蹲襠式”；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個姿態——半蹲半站。北京話里還沒有一個能夠概括地形容出這個姿態的字。我們只能說“騎馬蹲襠式”，別無辦法。假若我能夠在北京的土語中找到這么一個字，我一定利用它，因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態的特殊能力。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別的方言中找到這么一個字，我也會借用過來，介紹到普通話里去。 上述的例子說明了我個人以后怎么選擇地運用土語。這是說，我不再隨便亂用我所熟悉的土語，而要經過考慮，決定何去何取。這也說明，我并不一筆抹殺一切土語，而要披沙揀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來。作家們要是都這么作，就能洗煉出許多生動的，明确的，和富于表現力的詞匯，丰富我們的語言。提倡普通話并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簡，寫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語言純洁，不許土語方言泛濫成災；另一方面要使語言更丰富更健康。 （三）我須怎樣創造語言。作家有權創造語言。但是，創造語言不等于毫無選擇地亂用土語。那不是創造，而是偷懶取巧，其結果是使語言越來越混亂，不利于語言的統一。這也就是說，語言的創造不是標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測，越讀越糊涂，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語言中出奇制胜，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愛。在普通話里，我們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隨便舉几個例子就能說明這個意見：像“無邊木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像“小樓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這類的詩句，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而一經詩人的加工創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在王安石的詩草里，我們發現：“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是經過几次圈改，而后決定用“綠”字的。最初是“春風又到江南岸”，后來圈去“到”字，改為“過”；然后又改為“入”，又改為“滿”，換來換去，才找到最好的一個字——“綠”。啊，普通話里有多么大的潛在力，等待作家們去發掘啊！我們都知道的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是多么通俗而又多么富于表現力啊！這些例子雖然因為用的是淺顯文言，究竟和現代的白話有個距离，可是這种創造方法還是值得學習的。 是的，我們的文章往往寫得平平無奇，死板無力，有的人歸罪于我們的語言太簡單，有的人說這是受了普通話的限制。其實呢，我們是沒有下夠工夫，沒有盡到從普通話里創出新生力量的責任。因此，我們有時候就不能不求救于一向不被廣大人民所接受的語言支持門面。“潺潺”呀，“熊熊”呀，是我們自有白話詩以來就慣用的詞匯，可是值到今天，我也還沒听見哪個工人或農民說：“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連我這個知識分子至今也還不明白溪水怎么潺潺，和火光怎么熊熊。我有這樣的感覺：“春風又綠江南岸”這類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鮮可愛一些。隨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隨便利用方言土語，正是我們不負責創造的表現。不要再說我們的語言太簡單吧，事實上是我們的生活太簡單了，所以找不到話說。不要怕運用普通話受到限制吧，事實上只要我們肯精心創造，我們的普通話里就有無盡的寶藏。 以上是我對怎么運用普通話寫文章的一點体會与愿望。我愿意按照自己的体會，不但擁護推廣普通話的辦法，而且熱心地這么去練習寫作，盡我自己在這個運動中應盡与能盡的力量。不過，我的体會也許不大對，那就要請求大家來批評幫助了。 載一九五五年《北京文藝》十一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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