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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价日高，無力多買。郵遞不便，圖書多就地銷售，不易流通；雖有錢亦無法收集。因此，本文所談，万難精到，不過就視線所及，略述印象而已。 自抗戰以來，值得稱贊的是文藝已找著它的正路。消极的，（一）它不再造謠生事，以罵人捧自己為能事；（二）它不再由私情所好，吟風弄月，或香艷肉感，以博虛名；（三）它不再追隨歐西文派，自鳴得意，而實自陷于阱。積极的，（一）它把抗戰建國的偉業放在自己肩頭上，即使才微力弱，未能胜任，而居心則善，實有愛國家民族的誠意；（二）它因愛國家愛民族而把小小的私事置在一旁，宁可寫英雄不象英雄，也不肯真能把老子罵倒而罵老子；文藝工作者都攜手作起朋友來，大家只有一個敵人——日寇；（三）它對自己有了信心，盡可以不去摹仿別人，而還能立腳得住；它有自家的光榮戰績，而且可以用自家的語言風格形式寫作出來；它的民族是正在爭取自由獨立，它自己也正在爭取自由獨立。所以，我說它已找到它的正路。 順著這條正路往下走，它將由狹小而偉大，由笑罵而嚴肅，由薄弱而深厚，由摹仿而自創。現在，我們已微微的看到這個來頭。不信，請听一听吧，今天全國到處都有了歌聲，在這禮樂久已廢弛的國土上，這是多么使人興奮的事啊！誰的功勞？一半儿是音樂家的，一半儿無疑的是詩人的了。 沒有努力，希望是空想。讓我們看看四年來抗戰文藝的缺欠吧。知道了弱點所在，而去克服它，恐怕比甜蜜的諛美更有意義。 籠統的來說，文藝的各部門還都未曾產生出偉大的作品。但這并不就等于說文藝沒有前途。只要文藝順著正路往前開發，它總會找到自己該去的地方，給后來者留下一條坦平的路子。現在，文藝者是正在作著開路的工作。這工作是十分艱苦的。就文藝者自身而言，戰爭給予別人的困苦，也照樣加在他的身上。他不能安心舒适的工作。同時，時代的偉大，社會的劇變，又都使他心悸頭眩，一時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他須理解他的時代与社會，同時還須決定應取何种文字形式來傳達他所領悟到的。他是否有充足的文藝修養？對民間文藝，古代文藝，西洋文藝，是否有深刻的認識，以便決定何取何棄？問題太多了，即使他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也不能馬上解決一切。他只能戰戰兢兢的往前試著步儿走，以他的愛國家愛民族愛文藝的熱誠去希望自己能夠消极的不走入迷途，積极的多少寫出些抗戰建國的文藝作品來。明乎此，則抗戰以來所有的文藝著作都是試驗品，自然不會沒有毛病。讓我們看看這些毛病吧： （一）從作家的生活上看，文藝是最自由的東西：有什么樣的生活，便可以寫出什么樣的作品；作夢的寫夢，打虎的寫虎；只要它有文藝性，便可以算作文藝作品。可是，在抗戰期間，主觀的客觀的都不再允許文人去作夢打虎。而須一致的去抵抗倭寇。這個變動，就是文人須把個人的私生活拋去，而從新建立起一种團体的，以國家社會為家庭的公生活；他須象入伍的兵一樣，拋下自己的一切，而去為國效勞。大多數的作家們，當遭遇到這個突變，是興奮的，熱烈的。可是他們也必不可免的有點茫然，舊生活豈是一旦可以脫去，象脫去長衫而換上軍裝那么容易呢；新生活又怎能夠說聲“變”，就變得完完全全呢？他們簡直是走入另一個世界，一切是新异的，他們所不習慣的。因此，他們的作品就不能不是熱情的流露，而內容非常的空洞。他們只有抗戰必胜的信心，而沒有深入一切由戰爭而來的困難与問題。他們絕不愿說謊，可是因為生活經驗不足，沒法子不疾呼高唱，只落得浮淺而欠深刻。這現象，在抗戰初期是最顯然的，到今天仍未完全消滅——生活不是一天建立得起的啊！ （二）從文字上說，自“五四”運動以后，文藝的工具——文字——顯然的是向著一條新路走去。這就是說，大家感覺到中國文法的有欠精密，而想把它歐化了。這個運動，使中國文字有了新的血脈，可是必不可免的把它弄得生硬艱難。到了抗戰時期，大家為了向軍民宣傳，為了建立起中國本色的文藝，深感到前此的歐化文字确是新文藝未能深入民間的一個原因；同時，因作家們在戰時与軍民有了接触的机會，曉得了一些民間固有的文藝，于是昔日對歐洲語文的傾心，一變而為對民間語言与文藝的愛慕，而想到提煉自己的語言正是本色文藝應取的策略。由此，對文學的遺產也就有了相當的注意，而想把新舊雅俗熔為一爐，去創造抗建的新文藝。于是，詩歌小說都求能朗誦，對民間文藝形式也想拿來運用。這個趨勢，絕非排外或返古，而是因抗戰必胜的信心，發生了對創立本色文藝的自信。 首先被發覺的，是歐化文法的生硬不自然，很難一時深入民間。但是，抗戰以來所提倡的文藝朗誦，還不止此消极的一面。作家們接触了軍民，而且要供給軍民以文藝作品，他們自然需要軍民的言語——于此，他們發現了本國的語言之美。他們不僅要避免生硬，不僅要供給又未能普遍。至于文人自己，雖有提高稿費運動，但成績欠佳；文藝界抗敵協會雖然出來倡導，可是無法使之必能有效，因為它畢竟是個民眾團体，沒有發號施令之權。因此，文藝工作者就往往沒法不為三餐而另謀工作，即使還不棄舍了撰寫，可究竟不能專心一志的努力于文藝了。 同時，文藝家之在前方者，搜集了不少戰爭材料，本當如軍隊之換防，按時撤下來整理材料，以備寫作。在后方的，本當按時被派出，去替換他們的久在前線的弟兄。可是，這絕不是私人或文藝界抗敵協會所能辦到的。關心此事的人沒有能力，有能力的未必關心，結果是文藝家們只好過著他們自己的日子，有材料的寫不出，要寫的沒材料；談不到寫作計划，作品也就深欠丰裕。我們只有精神食糧荒歉的怨聲，而沒看到人事調整的辦法——作家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四）因為抗戰救國的熱情，就是文藝家們自己，戰爭初起的時候，不免犯了這個毛病——似乎一喊抗戰就必能胜利。及至戰爭繼續下去，作家們因自身的困苦，其耳聞目触的种种現象（有好的，也有坏的），乃高呼抗戰一變而為深思默慮，想把种种問題提示出來，以存善除惡，于艱苦中求改善，爭取胜利。這，絕對不是悲觀，而是任何一個有頭腦，有熱情的人必當取的態度。可是，不幸有許多人還未改抗戰初期的心情。以為一談問題——不論居心如何——總是“有了問題”的表示。有問題，便怕動搖人心，還不如把燈火熄了，讓大家看不到的好。假若這個態度不變，文藝就無從盡其指導社會的責任，而作品便也不會由空洞而漸次充實。文藝家的批評与漢奸的反宣傳，是絕對不同的。必須看清楚。 以上開端，包括了對抗戰文藝的內容上文字的指摘。并略言作家生活及寫作的限制怎樣影響到文藝的開展，克服今天的困難，明日才有光明，望國人与文藝工作者共勉之！載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版、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的《抗戰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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