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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七，我還在青島，正赶寫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東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載出，作為“長篇連載”，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兩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兩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筆。一個刊物，隨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著供給稿子；另一個卻還在上海繼續刊行，而且還直催預定貨件。可是，我不愿寫下去。初一下筆的時候，還沒有戰爭的影子，作品內容也就沒往這方面想。及至戰爭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憤万難允許再編制“太平歌詞”了。青島的民气不算坏，四鄉壯丁早有訓練，碼頭工人絕對可靠，不會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說已有不少正規軍隊開到。公務人員送走婦孺，是遵奉命令；男人們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號外”，等至半夜去听廣播的，并不止我一個人。雖然誰也看出，膠濟路一毀，敵人海軍封鎖海口，則青島成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戰的情緒平定了身家危險的惊懼，大家不走。在這种空气中，我開始給本地報紙寫抗戰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預約的稿子——報酬，藝術，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戰第一。一個醫生因報酬薄而拒絕去醫治傷兵，設若被視為可恥，我想我該放下長篇，而寫些有關抗戰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應齊大之約，搬往濟南。濟南還不如青島。民气沉寂，而敵軍已陷滄州。我不悲觀，也不樂觀，我寫我的，還是供給各報紙。 直到十一月中旬，黃河鐵橋炸毀，我始終活動著我的筆，不管有多大用處。鐵橋炸毀，敵軍眼看攻到，而當地長官還沒有抗戰的決心，我只好走出來。不能教我与我的筆一齊銹在家中。 到漢口，我的筆更忙起來。人家要什么，我寫什么。我只求盡力，而不考慮自己應當寫什么，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戰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筆上，這枝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有一天，見到一位傷兵，他念過我的鼓詞。他已割下一條腿。他是誰？沒人知道。他死，入無名英雄墓。他活，一個無名的跛子。他讀過我的書詞，而且還讀給別的兄弟們听，這就夠了。只求多有些無名英雄們能讀到我的作品，能給他們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動，也好。我設若因此而被關在藝術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無名英雄們，我必滿意，因為我的筆并未落空。 這一年來的流亡，別离，苦痛，都可以忍受，因為筆還在我手中。想想看，那該是怎樣慘酷的事呢，設若我的手終日閒著，筆尖長了銹！再退一步講，我依然繼續寫我的長篇小說，而沒有一個無名英雄來取讀，我与抗戰恐怕就沒有多大關系了吧？在今日，我以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滿意的巨制，還不及使一位傷兵能減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品；正如爭得百米第一的獎牌，在今日，遠不及一位士兵挂彩那么光榮。在這時代，才力的偉大与否，藝術的成就如何，倒似乎都在其次，最要緊的還是以個人的才力——不管多么小——而藝術——不管成就怎樣——配合著抗戰的一切，作成今天管今天的，敵人來到便拿槍的事實。 我是在這里稱贊自己么？一定不是！我是來說這一年我的筆沒有閒著，和為什么事沒有閒著。我盡了我的力，該當的；只覺得不夠，羞愧；還敢自諛？因為我自己如是，我便可以切實的說明，文藝界的朋友們多數的是加緊工作，不肯閒起筆來。大家所寫的不同，可是文藝始終未曾被敵人的炮火嚇得閉口無言。自然，因印刷的，交通的，分配的，种种不便与疏忽，文藝還未曾深入民間与軍隊中。可是，這不足證明文藝者的懶怠，而是許多許多實際的困難未能克服，不能歸咎于作家。第三期抗戰已到，精神食糧必須与武器兵力一齊馬上充實起來，不可稍緩。文藝者，我相信，是愿意把筆作為槍的。那么，政府社會在實際上能予以便利及与幫助，實在是必要的。文藝者只有筆，他并沒“一應俱全”的帶著印刷与交通工具。等到文藝者的筆因客觀的條件而不得不銹起來，那個損失將非僅后悔所能彌補的。 這一年的筆是沾著這一年民族的血來寫畫的，希望她能盡情的揮動，寫出最后胜利的歡呼与狂舞。有筆的人都是有這個信仰。希望政府与社會幫助。橫掃倭寇，還我山河！載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漢口《大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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