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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奏 雖然用了個頗象小說或劇本的名字的標題——八方風雨——這卻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在八年抗戰中，我的生活的簡單紀實。它不是日記，因為我的日記已有一部分被敵人的炸彈燒毀在重慶，無法照抄下來，而且，即使它還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么簡單無趣，也不值得印出來。所以，憑著記憶与還保存著的几頁日記，我想大概的，簡單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寫下來。我希望它既能給我自己留下一點生命旅程中的印跡，同時也教別离八載的親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頭或書面上報告。此外，別無什么偉大的企圖。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后，仍然是個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并沒有乘著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作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那么，騰達顯貴与金玉滿堂假若是“偉大”的小注儿，我這里所記錄的未免就顯著十分寒磣了。我必定要這么先聲明一下，否則教親友們看了傷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簡言之，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假若有人喜歡讀惊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應該另寫一部傳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謂，“八方風雨”者，因此，并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异寶，而后潛入后方，待价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作過。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后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游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著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舖蓋卷儿；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 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二 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离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网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机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凄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里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著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坏，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就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么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气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赶緊出走。 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點好，几次我又把它打開。看一看痴儿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弱女痴儿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著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燃炸了三聲。這是——當時并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坏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舖戶都上了門，街上几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車，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愿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應著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价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打開，一個茶役問了聲：“干什么？”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里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著我，也不怎么沒再說什么。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家里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自行車的旁邊，然后用腳，用身子，用客气，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后，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儿，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頦恰好放在自行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我只能這么坐著，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与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里。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里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里就會爆炸；我，箱子，自行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著，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著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儿一問媽：爸上哪儿去了呢？ 夜里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著原來的姿式坐著，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赶的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么，見著石頭仿佛都愿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干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我差點儿噎死。一邊打著嗝儿，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安閒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象“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与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后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离開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么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余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与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將干些什么呢？”這好決定。我既敢只拿著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懶，勤動著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著，又有好几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別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愿我剛剛來到，就又离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游澤丞教授。他不單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舖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橋——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与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象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气的碼頭。云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游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坏，學校還不至于停課，他很愿意約我在華中教几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設備都极簡陋。漢口的巷子里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著日本人還不至于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里邊。這，只須机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么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与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干二淨，我与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只派几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机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１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于是我就由云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么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象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与气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几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么奇丑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蕩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里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興。 特別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這是老字號。掌柜与多數的伙計都是河北人。我們認了鄉親。每次路過那里，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与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髒，卻有古跡：歸元寺、鸚鵡洲、琴台、魯肅墓，都在那里。這些古跡，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厂是有歷史的。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气也不令人喜愛。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极熱，使人無處躲藏。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漢口，整個的象個大火爐子。樹木很少，屋子緊接著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里，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著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几百架小飛机。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洒了雄黃；雖然不准知道，這是否确能避除毒虫，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哼，里面跳出一條蜈蚣來！ 提到飲食，武漢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東西。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几种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什么菜都加點燴粉与糖，既不特別的好吃，也不太難吃。至于燒賣里面放糯米，真是与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 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与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隨著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云鵬与張小軒兩先生，討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班的藝員更丰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著生意。只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儿，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閒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儿，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和他們認識之后，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几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著“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眾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著“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儿。 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筆，什么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于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愿以筆代槍，那就寫什么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与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里，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准，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會用北平的俗語；于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与詞匯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与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后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与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保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板的，沒有生气的官話寫出，則盡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听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并且上了弦板。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 組織文協 文人們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机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与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于抗敵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于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儿郎當，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干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并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著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体面。 這是，一點也不夸大，歷史上少見的一件事。誰曾見過几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与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里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這位老先生是文協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后來歷屆年會的主席。上午在商會開會。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后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討論會章并選舉理事。真熱鬧，也真熱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致外國作家的英文与法文信。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的開會。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高射炮響了。听到了敵机的聲音。我們還繼續開會。投彈了。二十七架敵机，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我也是一個——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我們一直干到深夜。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党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只管團結与抗戰。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适夷，王平陵，陳西瀅，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只就這几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么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与把持的痕跡。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里開的。會里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丰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愿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与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后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著一只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几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并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愿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愿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愿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愿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干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七 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划，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羅蓀，与錫金几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几個人的。積极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体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极的，它要盡量避免象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准。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泄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体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里。他們——象馮乃超和孔羅蓀几位先生——決定非至万不得已的時候不离開武漢。于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几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复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么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協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后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后，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么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万份以上。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复刊后，只能行銷于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几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于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于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后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与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几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胜利，也并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么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与討論，并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著辦會刊而外，我們几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与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儿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后，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里，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儿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与入伍，一個是怎么使文藝效勞于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体裁。 但是，這种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与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与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与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与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与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与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万多份；雖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歎五更》什么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云涌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与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誰給它們運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邊，它只能成為一种文藝運動，一种沒有什么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國演義》，与《施公案》一類的閒書。听到了這個，大家更愿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确是愿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与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著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 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划開，几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敵机。而后，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著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著敵机被我机打傷，曳著黑煙逃竄，走著走著，一團紅光，敵机打几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机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机截住，它就好象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凶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著豎著，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著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机到了。一陣風，我們听到了飛沙走石；緊跟著，我們的洞就象一只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象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与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開漢口。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里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協的干事），便帶著文協的印鑒与零碎東西，辭別了武漢。只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著意大利旗子。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鉤掉了半截；什么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開水是在大木桶里。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里！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著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磯下船。船上不答應在那里停泊。他耽誤了軍机，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只到宜昌。我們下了旅館。我繼續拉痢。天天有空襲。在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是熱鬧，不是緊張。中國人仿佛不會緊張。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從容不迫”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他是一位极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极愿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赶造出一只船來。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舖位——在甲板上。我們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們浮著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几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著一排候補員呢！三峽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見。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里，永遠不再抬頭。我只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頭發很黑——在水里打旋儿。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會中的黃次咸与宋杰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舖上沒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我們知道，在會里——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机器房內。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机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气還很熱。重慶的熱是出名的。我永遠沒睡過涼席，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睡在涼席上，照舊汗出如雨。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仿佛是在爐里。只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余的時間全是在熱气團里。城中樹少而坡多，頂著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儿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好吧，天雖熱，而物价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在青年會的小食堂里，我們花一二十個銅板就可以吃飽一頓。 文協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划對了。不久，我們便由机器房里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里去。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最后，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与南山。何容先生与我各据一床。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寫完，我去吃午飯。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儿吃。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誰。赶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好几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擬劉（寶全）派。學會了這么几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几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只有几段被富先生們采用了：《新拴娃娃》（內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歎》（內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內容是贊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赶驢》（內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赶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鏵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于此，知內容与形式必求一致，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這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只听說有一兩出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著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象文明戲。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蛻》。這篇東西沒能寫成。《抗到底》后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与劇本有什么分別。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好在，什么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文協得到戰地党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將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文協派員參加。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机狂炸重慶以后。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机關与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蔑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种簡單、單薄的建筑滿可以將就。力气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這种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不為炸軍事目標，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几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几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气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里，所以沒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机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馮先生那里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象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文協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我也去住了几天。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与訪問團出發的事情。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准備遠行。此后，我老穿著這樣的衣服。下過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著，使我很象個清道夫。吳組緗先生管我的這种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文協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舖蓋卷，帶了自己的几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繡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勳諸位先生。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后繞過潼關，到洛陽。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關再到西安。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后到青海，綏遠，宁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万多里。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里——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象樣的，長詩。在陝州，我几乎被炸死。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這些危險与興奮，都記在《劍北篇》里，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极大的一個損失！ 九 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我只好經常穿著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卷煙——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著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机，用各种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机來炸重慶，有時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政府投降。這是個夢想。中國人絕不是几個或几千個炸彈所能嚇倒的。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离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里我沒法子寫作。于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儿來吧，城里沒法子寫東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里。園里只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种的鳥儿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我在這里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赶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只好靜臥。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病一到，即須臥倒，工作完全停頓！著急，但毫無辦法。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适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我先到歌樂山，后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梅先生听到我的病与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愿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机，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象北平。不過，論天气，論風景，論建筑，昆明比成都還更好。我喜歡那比什剎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象北平万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象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么多的老朋友。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几罐土茶，圍著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几點鐘。羅膺中兄也顯著老，而且极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咸，查良釗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游山逛景。這真是快樂的日子。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么好听，听眾倒還不少。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提著小包，順著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象江南，又非江南；有點象北方，又不完全象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于一种晴朗的夢境，江南与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只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托，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么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他听我有愿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几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作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机台，第三司机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內，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作的。兩位司机師都是北方人。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后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大理沒有什么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舖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筑，小街左右都流著清清的活水。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里來，我又找到游澤丞教授。他和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陪著我們游山泛水。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赶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极高興的玩了几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跡，并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舍的道謝告辭。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在等車之際，有好几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赶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 寫与游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文協的事。文協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价象發瘋似的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著冷落。可是，在重慶的几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來越坏，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并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只要能掙扎著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這么掙扎著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鼓詞，十來段。舊劇，四五出。話劇，八本。短篇小說，六七篇。長篇小說，三部。長詩，一部。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么了不起。不過，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跡來了。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并沒拿到几個。戰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因滬館与渝館的失去聯系，版稅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駱駝祥子》，《櫻海集》，《牛天賜傳》，《老牛破車》四書，因人間書屋已倒全無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駱駝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賜傳》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櫻海集》与《老牛破車》都無机會在渝付印。其余的書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稅收入老那么似有若無。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象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話劇与鼓詞，目的在學習，也談不到生意經。只有小說能賣，可是因為學寫別的体裁，小說未能大量生產，收入就不多。 不過，寫作的成績雖不好，收入也雖欠佳，可是我到底學習了一點新的技巧与本事。這就“不虛此寫”！一個文人本來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著錢呢？沒有餓死，便是老天爺的保佑；若專算計金錢，而忘記了多學習，多嘗試，則未免挂羊頭而賣狗肉矣。我承認八年來的成績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學習。我承認不計較金錢，有點愚蠢，我可也高興我肯這樣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來的。 有許多去教書的机會，我都沒肯去：一來是，我的書籍，存在了濟南，已全部丟光；沒有書自然沒法教書。二來是，一去教書，勢必就耽誤了亂寫，我不肯為一點固定的收入而隨便擱下筆。筆是我的武器，我的資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隨馮先生去游灌縣与青城山。 我真喜愛青城山。它的翠綠的顏色直到如今還印在我的腦中。三峽，劍門，華山，終南，祁連山我都看過了，它們都有它們的特點，都有它們的奇偉處，可是我覺得它們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靜的人，所以特別喜歡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沒能到峨嵋去！四川真偉大，有多少奇山异水可看呀！一個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夠開眼的了！就是在重慶那么亂的山城里，它到底有許多青峰，和兩條清江可以作詩料呀！ 我愛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頭一年四季總有一瓶鮮花給我一點安慰。梅，各色的梅；腊梅，各种的腊梅；杜鵑，茶花，水仙，菊，和各种的花，都能在街頭買到。看著花，我想象著那山腰水濱的美麗，便有些樂不思“离”蜀矣！ 十一 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离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与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与机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此地出煤。在許多煤礦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設備与輕便鐵路。原有的手工業是制造石器——石硯及磨石等——与挂面，現在又添上小的粉面厂与染織厂。 這里的學校是复旦大學，体育專科學校，戲劇專科學校，重慶師范，江蘇省立醫學院，兼善中學和勉仁中學等。遷來的机關有國立編譯館，禮樂館，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館，儿童福利所，江蘇醫院，教育電影制片厂……。有了這么多的學校与机關，市面自然也就跟著繁榮起來。它的整洁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体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游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著太虛大師与法尊法師，他們在縉云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与清洁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里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与文協看管著。因此，一來這里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复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著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于教他們破產。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象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哪知道，這樣一來可就不再動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与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邊有許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著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于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庵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价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閒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么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在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并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后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說不定我就會成為百万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愿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坏里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么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体。酒，到此時才看明白，并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可是，戒了三個月，又吸上了。不行，沒有香煙，簡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進城，我開始計划寫一部百万字的長篇小說。一百万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与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万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臥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气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机而入，把瘧虫注射在人身上。“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与關切地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十二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游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并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并不怎么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象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么，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的守住崗位，專心一志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更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万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么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三十三年的戰局很坏，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万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別坏。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抗戰胜利了，我進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協既是抗敵協會，理當以抗戰始，以胜利終。進城，我想結束結束會務，宣布解散。朋友們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關門。他們都愿意把“抗敵”取銷，成為永久的文藝協會。于是，大家開始籌備改組事宜，不久便得社會部的許可，發下許可證。 關于复員，我并不著急。一不營商，二不求官，我沒有忙著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處為家；反正到哪里，我也還是寫作，干嗎去擠車擠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鄉，這是當然的。可是，我既沒錢去買黑票，又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寫了一首“鄉思”的七律，就拿它結束這段“八方風雨”吧： 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翔角斜； 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發待歸鴉！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四川北碚載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至五月十六日北平《新民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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