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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以前，無論怎樣，我絕對想不到我會去寫鼓詞与小調什么的。抗戰改變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隨著戰斗的急潮而不能不變動了。“七·七”抗戰以后，濟南失陷以前，我就已經注意到如何利用鼓詞等宣傳抗戰這個問題。記得，我曾和好几位熱心宣傳工作的青年去見大鼓名手白云鵬与張小軒先生，向他們討教鼓詞的寫法。后來，濟南失陷，我逃到武漢，正赶上台儿庄大捷，文章下鄉与文章入伍的口號既被文藝協會提出，而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向文人們索要可以下鄉入伍的文章。這時候，我遇到了田漢先生。他是极熱心改革舊劇的，也鼓勵我馬上去試寫。對于舊劇的形式与歌唱，我懂得一些，所以用不著去請導師。對于鼓詞等，我可完全是外行，不能不去請教。于是，我就去找富少舫和董蓮枝女士，討教北平的大鼓書与山東大鼓書。同時，馮煥章將軍收容了三四位由河南逃來唱墜子的，我也朝夕与他們在一道，學習一點墜子的唱法。馮將軍還邀了几位畫家，繪畫抗戰的“西湖景”，托我編歌詞，以便一邊現映畫片，一邊歌唱。同時，老向与何容先生正在編印《抗到底》月刊，專收淺易通俗的文字，我被邀為經常的撰稿者。 以上所述，就是我對通俗文藝發生興趣与怎樣學習的經過。 我寫了不少篇這類的東西，可是匯印起來的只有《三四一》——三篇鼓詞，四出舊形式新內容的戲，与一篇小說。這以外的，全隨寫隨棄，無從匯印，也不想匯印了。《三四一》有一篇小序，抄在這里： “我這本小書里只有三篇大鼓書詞，四出二簧戲，和一篇舊型的小說，故名之曰《三四一》。 三篇鼓詞里，我自己覺得《王小赶驢》還下得去。《張忠定計》不很實在。《打小日本》既無故事，段又太長，恐怕不能演唱，只能當小唱本念念而已。 四出戲的好歹，全不曉得；非經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里，坏在何處。印出來權當參考，若要上演，必須大家修改；有愿排演者，請勿客气。 舊型小說一篇，因忙，寫得不十分象樣儿。 這八篇東西，都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寫成的。‘舊瓶新酒’這問題的討論已有不少，我不想再說什么。我只愿作出几篇，看看到底有無好處。不動手制作而專事討論，恐怕問題就老懸在那里，而且也許還越說离題越遠了。” 這篇小序太小了，未能道出個中甘苦，故再節錄四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抗戰文藝》中我的《三年寫作自述》的一段，用作補充： “我寫了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寫了大鼓書，寫了河南墜子，甚至于寫了‘數來寶’。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避重就輕——舍棄了創作，而去描紅模子。就是那些肯接受這种東西的編輯者也大概取了聊備一格的態度，并不十分看得起他們；設若一經質問，編輯者多半是皺一皺眉頭，而答以‘為了抗戰’，是不得已也。但是從我學習的經驗上看，這种東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寫得對；要作得對，就必須先去學習。把舊的一套先學會，然后才能推陳出新。無論是舊戲，還是鼓詞，雖然都是陳舊的東西，可是它們也還都活著。我們來寫，就是要給這些活著的東西一些新的血液，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對抗戰發生作用。這就難了。你須先學會那些套數，否則大海茫茫，無從落筆。然后，你須斟酌著舊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須把它寫得象個樣子，而留神著你自己別迷陷在里面。你須把新的成分逐漸添進去，而使新舊諧調，無論從字匯上，還是技巧上，都不顯出挂著辮子而戴大禮帽的蠢樣子。為了抗戰，你須教訓；為了文藝，你須要美好。可是，在這里，你須用別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語去教訓，去設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覺得有趣；那些別人規定的形式，用的語言，是那么精巧生動，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這形式，這語言，你就感覺到喘不過气來。你若不割解開它，從新配置，你便丟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地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沒法收拾它了！新的是新的，舊的是舊的，妥協就是投降！因此，在試驗了不少篇鼓詞之類的東西以后，我把它們放棄了。 顯然，我放棄了舊瓶裝新酒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間的語言，什么是中國語言的自然的韻律。不錯，它有許多已經陳腐了的東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陳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們必須馬上送給民眾的。明乎此，知乎彼，庶几可以說民族形式矣：我感謝這個使我能學習的机會。 就成績而論，我寫的那些舊劇与鼓詞并不甚佳。毛病是因為我是在都市里學習來的，寫出來的一則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則是循藝人的要求，生意相關，不能傷雅。于是，就离真正的民間文藝還很遠很遠。寫這种東西，應當寫家与演員相處一處，隨寫隨演隨改，在某地則用某地的形式与語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閉門造車，必難合轍。” 以上所引，是四一年初的話。從那以后，除有人特約，我很少自動地去寫通俗的東西了，因為：“對于抗戰的現實，我看今天無論哪一部門的作家都顯著更熟悉了。”換言之，就是大家已習慣了戰時的生活。舉個例說，在武漢的時候，有不少作家去寫鼓詞、唱本等通俗讀物；到今天，已由個人或机關專去作這類的東西，而曾經努力于此道的許多作家中，有不少仍折回頭去作新的小說，詩，戲劇等等。這因為什么？大概是因為在抗戰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戰的實際，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戰的宣傳，于是就拾起舊的形式，空洞的，而不無相當宣傳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傳品。漸漸的，大家對于戰時生活更習慣了，對于抗戰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會放棄那种空洞的宣傳，而因更關切抗戰的緣故，乃更關切文藝。那些以宣傳為主，文藝為副的通俗讀物，自然還有它的效用，就由專家或机關去做好了。至于抗戰文藝的主流，便應跟著抗戰的艱苦，生活的困難，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號標語所能支持的了。我說，抗戰的持久必加強了文藝的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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