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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國民党統治區域內小說創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績，但沒有形成抗日根据地、解放區小說創作那樣蓬勃發展的局面，這主要是由于在反動派壓迫下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又极其惡劣的緣故。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入國統區以后對文藝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貫徹《講話》精神要有一個過程。而戰爭和政治形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發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斗爭方面感到困難。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辛的生活處境，當然更嚴重摧殘了作家的創作。盡管如此，國統區許多革命的進步的作家，仍然繼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學的戰斗傳統，學習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區文藝創作的新鮮經驗，在极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小說創作，努力反映和暴露舊中國的黑暗現實，描寫和歌頌被壓迫人民的反抗和斗爭。這一時期，茅盾、巴金、老舍、張天翼、沙汀、艾蕪、駱賓基、靳以、姚雪垠等許多作家都發表了新的小說作品，而且出現了一些新人新作。 這一時期小說作品的題材更為開闊，主題和人物也更多种多樣。從抗日的前線景象到后方風物，從國統區的農村面貌到城市生活，從知識分子的初步覺醒到勞動人民的自發斗爭，從小公務員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貪得無厭，以至活躍在山區的綠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儿童，在這個時期的小說中都有所表現。隨著作家思想的發展變化，對共產党所領導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認識日益提高，對國民党統治的反動本質認識日益加深，許多小說作品在反映現實的深度上較前一時期有所前進，它們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側面暴露國統區令人窒息的黑暗現實，通過藝術形象告訴人們，國民党統治下的舊中國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并且對光明的新中國寄以熱切的期待。 在暴露國民党統治區的黑暗現實的小說中，前曾簡要提到過的巴金的長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兩部小說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气勢沒有那么宏大，色調顯得比較灰暗，但嚴峻的現實主義風格仍一脈相承，藝術技巧的圓熟也不減當年。《第四病室》采用日記体裁，通過一個姓陸的青年在住院期間所見的人和事，反映當時黑暗而冷酷的現實。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著內科病人和傳染病人。在這里金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無錢醫治，只能在痛苦中掙扎、死亡。“住在這里，人好象站在危崖的邊緣，生命是沒有一點保障的。”(注：《第四病室·小引》)這樣的病室，豈不是國民党統治區的一個縮影！小說通過生動的細節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對話，刻划了几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他們在黑暗重壓下有的悲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頑強掙扎，有的听天由命。作者熱情洋溢地描寫了青年女大夫楊木華，“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誠，而且那么明亮”。她不能改變殘酷的現實，但給病人以溫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寒夜》則自始至終充滿沉重而悲憤的气氛。作者說：“我只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我只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沒有說謊。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著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注：《寒夜·后記》)小說描寫了國統區一個小職員家庭的悲慘故事。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樹生都是大學畢業生，由戀愛而結合，本來是美滿的，但是，生活的重壓使美滿化為酸辛。婆媳之間的糾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小說的情節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關系中展開，環境的壓迫和內心的矛盾描寫得极其細膩。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憂痛有增無已。為了謀求更好的職位和擺脫婆媳的矛盾，妻子离開了家庭但沒有背棄丈夫。抗戰的胜利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任何轉机。當妻子回到家庭時，丈夫早已吐盡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帶著孫儿不知去向。“夜的确太冷了！”小說通過曾樹生的感覺得出了這個意味深長的結論。《第四病室》、《寒夜》這兩部小說共有的現產主義特色，不僅在于真實地描繪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濃重的時代气息，畫出了國民党統治時代舊中國陰暗的畫面。 艾蕪的小說也善于勾畫國民党統治下舊中國的畫面，但從題材、主題到藝術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艾蕪這時期進入創作的旺盛時期，不但繼續寫作短篇小說，而且積极創作中篇、長篇小說，完成了《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丰饒的原野》、《故鄉》、《山野》等許多作品。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戰前期的小說相比，視野更開闊，反映生活面更廣，人物形象的塑造、結构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進展，許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濃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鄉土气息。 同沙汀在這個時期寫的許多小說相似，艾蕪的長篇小說《丰饒的原野》、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以及短篇小說《石青嫂子》等許多作品，也都以國統區的農村生活為題材，反映勞動人民的深重苦難以及他們的掙扎和反抗。《丰饒的原野》分兩部，第一部《春天》寫于抗日戰爭前，第二部《落花時節》寫于抗戰期間，全書一九四六年始出版。這部小說從寫景、敘事到人物對話，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朴素而又生動的筆致，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現在讀者眼前。丰饒的原野景色宜人，卻不是勞動人民的樂園。小說著重刻划了三個不同性格的雇農的形象，寫出他們所受的壓迫相同，但對待壓迫的態度則异，在邵安娃身上表現為奴性的服從，在劉老九身上表現為堅決的反抗，在趙長生身上表現為反抗和服從的兩重性格。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爺的盤剝下，無聲無息地忍受，而劉老九則敢于面對面反抗，他說：“大路擺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注：《丰饒的原野》，第165頁)但是小說中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的階級矛盾并未深入展開，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也較單薄。這類缺陷在《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石青嫂子》等作品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一個女人的悲劇》描寫農村婦女周四嫂在反動地方勢力殘酷迫害下家破人亡被迫跳崖自殺的故事。《鄉愁》描寫貧苦農民陳酉生在重壓之下的反抗，終于沖出天羅地网，走向“對窮人好”的地方。《石青嫂子》描寫一個勞動婦女倔強的生活意志和艱辛的生活道路。這些作品人物性格鮮明，情節結构完整，語言朴素洗煉，特別是時代气氛強烈，對國民党反動派在農村的罪惡統治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反映了中國黎明之前濃重的黑暗。作者堅信黑暗終將過去，黎明必將來到。短篇小說《幕夜行》通過兩個不同性格的青年在幕夜中走向游擊區的故事，反映了作者渴望光明的思想情緒。 真實地描繪和反映民族解放戰爭背景下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面貌，仍然是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重要課題。艾蕪在長篇小說《故鄉》和《山野》中從不同的側面描寫抗日戰爭期間國統區城鄉的生活以及錯綜复雜的階級關系。《故鄉》是作者在抗戰后方遷徒不定、賣稿度日的情況下寫作的，一九四二年開始在桂林出版的《文藝雜志》上連載，一九四七年出版單行本。全書分六部，約五十万字，是作者寫作的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作品。小說以抗戰初期揚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帶的一個邊遠縣份為背景，主人公是畢業于上海某大學的青年知識分子余峻廷。抗日戰爭爆發了，余峻廷回到故鄉，怀著滿腔熱情想干一番抗日宣傳工作。但是，回鄉后接触了許多人和事，深感到“我們的家鄉，真是黑暗，黑暗，第三個黑暗”。他雖然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但面對著反動腐朽的社會勢力卻無能為力，對自己母親以高利貸盤剝農民雖深深不滿卻無可奈何，終因失望而再次离開故鄉。小說以余峻廷回鄉二十多天所見所聞為線索，描繪了這個縣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抗戰時期國統區縣城的社會生活畫面。從土豪劣紳的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從被壓迫農民的含辛茹苦到愛國知識分子的奔波呼喊，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現，有些場面(如怒憤的農民沖擊銀行及縣衙門)寫得有聲有色。但作者對戰時國統區城鄉主要矛盾和斗爭挖掘仍不深，有浮光掠影的缺點，人物比較概念化，而且生活瑣事寫得過多，刻划人物性格的細節過少，使讀者有冗長沉悶之感。 繼《故鄉》之后，艾蕪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長篇小說《山野》，思想性藝術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標志著作者在長篇創作上走上成熟時期。作者說：“因為限于所見所聞，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戰爭的悲壯事情，通通寫了出來，我只能將一個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戰斗生活，勉力記下。”(注：《〈山野〉后記》)小說圍繞著“一個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戰斗生活”，刻划了農村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不同人物构成的錯綜复雜的社會關系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作者注意克服《故鄉》結构松散的缺點，采用縱橫交錯的結构方法，既高度集中又充分舒展，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宗派矛盾交織在一起，而抓住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把故事的發展和人物的活動組織得有條不紊。小說中出現了几十個人物，較之《丰饒的原野》、《故鄉》，主要人物形象性格更鮮明，行動更活躍。作者在阿岩、阿樹、阿壽、阿勁、阿龍這些貧苦青年農民身上傾注了很大的熱情，把他們作為抗日斗爭的主力來寫。作者說：“使我到現在，皆能在生活的坷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他們曾在抗日戰爭中，不愿做奴隸，能為自由而戰爭……。”(注：《〈山野〉后記》)這些“卑微的人物”積极投入了保衛山村的戰斗，其中阿壽、阿樹在戰斗中英勇犧牲。同這些“卑微的人物”相對照，小說刻划了韋茂和、徐德川等山村上層人物。工商業者兼地主韋茂和由于工厂商店被日寇燒毀，有一定的抗日積极性，但只是為了他的財產和地位。他表面上精明干練，實際并無組織戰斗的本領，而且在關鍵時刻贊同了地主徐德川的委協投降活動。徐德川則是混在抗日陳營中的投降派，暗中派人与敵人來往，甚至向韋茂和獻策陰謀殺害抗日積极分子阿龍。同以上兩類人物相比，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在作品中更為真實生動，特別是韋美珍的形象用了大量筆墨細膩地加以刻划。韋美珍是韋茂和的二女儿，性格爽朗，意志堅強，高中畢業回鄉恰好碰上這場戰斗，初見戰火雖有些膽怯，但在實際戰斗中鍛煉得沉著堅定，在宣傳動員、救護傷員，特別是在粉碎她父親和徐德川的投降陰謀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抗日斗爭中涌現的先進的女知識青年的形象。小說把農村的階級關系表現得那樣准确而鮮明，這在國統區的文學作品中是少見的，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藝術上的進展。當時進步文藝界對這部小說給以很高的評价。小說不足之處仍然是工農群眾形象不如知識分子形象那么血肉丰滿，對戰爭場面的描寫也欠真實，這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局限。新中國成立后作者以很大努力突破這個局限，長期深入工農群眾，創作上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解放戰爭初期出版的姚雪垠的《長夜》，也是當時反映農民反抗斗爭的比較重要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二四年軍閥混戰時期河南西部山區為背景，通過一個回鄉途中被土匪“綁票”的青年學生的親身經歷，描寫以李水沫為頭目的一支土匪隊伍的傳奇式的生活，揭示出許多窮苦農民在破產和饑餓的絕境中被迫為匪的社會原因，表現了農民中蘊藏著反抗惡勢力的巨大潛在力量。小說真實地塑造了薛正禮、趙獅子、劉老義、王成山等几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寫出了他們內在的善良正直的心靈。象《長夜》這樣以現實主義筆法寫綠林人物和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說，在“五四”以后新文學中几乎是絕無僅有的。它從題材方面為現代小說的發展作了新的開拓。小說有濃重的鄉土气息和地方色采，寫出了從伏牛山到桐柏山地區的風土人情，大量運用群眾口語及土匪暗語。作者在《后記》中說：“將這部小說題名叫《長夜》，是因為在我的計划中還有《黃昏》与《黎明》。在《黃昏》中要寫靜靜的舊農村是怎樣的開始崩潰，怎樣的淪落為半殖民地的悲慘形態。在《黎明》中要寫農村在崩潰后由混亂走到覺醒，雖是‘風雨如晦’，但已經‘雞鳴不已’。”可惜作者后來并沒有按計划寫下去。姚雪垠這個時期還寫有中篇《記盧熔軒》和短篇《人性的恢复》等。前者是一個愛國科學家的傳記小說，后者則從一個側面揭露了國民党對進步文化人實行特務統治的殘暴手段。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 抗戰胜利前后曾以揭露國統區黑暗現實而產生較大影響的，還有張恨水的長篇《八十一夢》、《五子登科》。張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現的由鴛鴦蝴蝶派向新小說過渡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長篇小說《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的《啼笑因緣》，曾經風行一時，還被改編為戲劇、評彈和拍攝成電影。這個以樊家樹為主軸的多角戀愛故事，曾使畸形的舊中國產生一批“啼笑因緣迷”。這是因為它將纏綿悱惻的言情小說和鋤強扶弱的武俠傳奇熔于一爐。樊家樹這個殷實富戶的少爺的所謂“平民思想”的慷慨恩賜，使一部分有產者感到顏面增光；而他的卑躬下士和關氏父女的行俠好義，使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階層得到短暫的興奮与陶醉。小說對軍閥的飛揚跋扈和丑惡生活有所暴露，在結构技巧上也有可取之處。“九一八事變后，有些鴛鴦蝴蝶派作者從事“國難小說”的創作，張恨水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他這類配合時事之作，大都收在短篇小說集《彎弓集》中。他曾自我剖白：在“烽煙滿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無死所”的國難時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說“喚醒國人”，盡一點“鼓勵民气”的責任。但張恨水的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往往追求“故事能在抗戰言情上兼有者”，以吸引他們特有的讀者層。《大江東去》敘寫一個女子和兩個抗戰軍人之間的糾葛。作者主觀上想反映抗戰軍人以國家大局為重，不受女子朝秦暮楚的播弄，實際上只是以抗戰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說；但其中寫南京失陷時日寇滅絕人性的大屠城的片段，很有控訴力量。《熱血之花》先是劇本体裁，后又由作者改寫為同名長篇，同樣也跳不出“抗戰加言情”的窠臼。這些作品大都根据第二、三手材料寫成，往往缺乏生活實感。一九三九年所寫的《巷戰之夜》(又名《沖鋒》、《天津衛》)，是他的抗戰題材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小說以教員張競存為主人公，寫他如何成為一支自發的游擊隊支隊長的經歷。作品較為真實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時的狂轟濫炸和血腥殺戮，用滿腔熱情的筆触，刻划下級官兵与天津人民同心協力浴血巷戰，抗擊侵略者。這部中篇基本上沒有鴛鴦蝴蝶派的陳腔俗套，很是難能可貴。張恨水在抗戰時期的另一類較有影響的題材是社會諷刺小說。《八十一夢》以夢幻的形式，有時參照《西游記》、《鏡花緣》、《儒林外史》及近代譴責小說的筆法，站在清貧的小市民的立場諷刺國民党貪官污吏以及大后方官紳的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這類題材在抗戰胜利后，還作過進一步的開掘。《五子登科》就是反映日本投降后，國民党“接收專員”沉醉于“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的荒淫靡爛的生活之中，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魯迅曾說：“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重點原有——引者注)張恨水在抗戰時期的作品顯示了他是一位具有愛國心的作家，在時代的教育和磨煉下，獲得了可喜的進步。 同過去每個歷史時期一樣，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老一輩作家扶植幫助下，新人新作不斷涌現。茅盾主編的《文陣新輯》、《小說》、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以群主編的《新綠文叢》、夏衍主編的《華商報》副刊，以及胡風主編的《七月新叢》等叢書、刊物，都重視刊登、出版新作者的作品。郁茹、路翎、谷柳就是在這种情況下走進文壇的。他們的小說盡管在思想上藝術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都以新穎的藝術特色。力圖反映中國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時代的風貌。 郁茹的中篇小說《遙遠的愛》，一九四四年在茅盾主編的《文陣新輯》上發表，不久又出版了單行本，受到當時文藝界和知識青年的重視。這部小說具有明快的風格和深厚的气魄，通過細膩的心理刻划、強烈的抒情描寫和人物性格的相互對比、襯托，表現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女青年知識分子羅維娜，如何突破私愛的小天地走上爭取民族解放的大道，熱烈歌頌羅維娜敢于反抗惡劣環境的倔強意志和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的商尚品格，小說從羅維娜离開重慶的小家乘船去外地參加抗日宣傳工作開始寫起，回敘了她的身世，然后用俊逸的筆調描寫她反抗惡劣環境和擺脫私愛纏繞時激蕩的內心斗爭，最后以羅維娜在哥哥幫助下遠赴浙西參加游擊隊作結束。小說中羅維娜這個青年婦女的形象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茅盾曾指出：“我們所以感到喜悅的，是因為這一部小說給我們這偉大時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個明晰的面目來了。……通過了仔細分析的內心斗爭的過程，我們看見一個昂首闊步的新女性堅定地赶上了時代的主潮，——全身心貢獻給民族。”(注：茅盾：《關于〈遙遠的愛〉》)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比較成功地塑造出羅維娜的形象，是由于作者极其熟悉羅維娜這類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作者說：“在我寫它時，我只想借著維娜提出一個問題，也是想介紹在現社會中艱苦掙扎的女性底一部奮斗史。維娜不是一個女性的片面描寫，而是我歷年來在各种生活的重壓下看到的無數女性的一個綜合。”(注：郁茹：《遙遠的愛·再版題記》)這部小說思想上藝術上都存在一些缺點，如結构不夠完整，除羅維娜外其他形象都比較概念化，羅維娜的內心矛盾缺乏充分的現實依据。但是小說歌頌了為民族解放獻身的精神，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有啟發鼓舞作用的。解放戰爭期間，郁茹發表了中篇小說《龍頭山下》，描寫浙西農村一個家庭在抗戰前后發生了階級分化，父親發了國難財，當上反動官僚，儿子走上龍頭山，參加游擊隊。小說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通過這個家庭的變化，報發了國統區人民渴望解放的情緒，從側面反映金華、肖山一帶游擊隊的活動。這部作品表明作者開始突破知識分子的圈子，努力表現農村的生活和斗爭。 路翎的《財主底儿女們》完成于一九四五年，是這個時期出現的篇幅最長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以江南一家大地主大資本家家庭的風流云散為中心，力圖反映“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提出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青年知識分子的道路問題。作者是剛走進文壇的新人，注意學習和吸取西洋文學及“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經驗，因而駕馭小說創作的藝術技巧也頗熟練。小說分兩部。第一部結构雖稍凌亂，但線索仍很分明，從“一·二八”寫到“七·七”事變前，故事中心是蘇州頭等富戶蔣捷三一家在內外多种力量沖擊下分崩离析的過程，穿插交錯地描寫在上海、南京、蘇州的將家儿女的活動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第二部結构則完整緊密，線索更加清晰，從“七·七”事變寫到蘇德戰爭爆發，集中描寫蔣家的小儿子蔣純祖在大動亂中經歷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寫蔣家其他儿女在抗戰后方過著平庸麻木的生活。小說寫了七十几個人物，除蔣家儿女及其親友外，還寫了士兵、軍官、演員、教員等許多人物。叛党后的陳獨秀和投敵前的汪精衛也在作品中出現。作者把財主的儿女，即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時代里加以刻划，表現他們的思想面貌，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作者說：“我所檢討，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們中國底知識分子們底某几种物質的、精神的世界。這是要牽涉到中國底复雜的生活的；在這种生活里面，又正激蕩著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景。”(注：《〈財主底儿女們〉題記》)這种意圖是有積极意義的。但由于作者的思想、生活等多种原因，作品既有顯著的成功之處，也有嚴重缺陷。這部小說，在描寫大財主家庭的豪華生活方面，在描寫大財主家庭內部爾虞我詐、相互爭奪方面，在暴露國統區黑暗腐朽的社會面貌方面，都比較真實生動，具有濃重的現實主義色采。小說塑造了王熙鳳式的人物金素痕，以這個人物為中心在蔣家內部掀起一場惊心動魄的爭奪財產繼承權的斗爭，寫得有聲有色。但是，小說在不少方面，特別是在描寫知識分子道路方面，很大程度上又背离了現實主義。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大批知識分子到工農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不斷改造自己，由投身民族解放斗爭而走上同工農結合的大道。而《財主底儿女們》這部以描述知識分子道路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小說，卻不是努力反映這個客觀實際，而把具有濃厚個人主義思想的蔣純祖作為當代英雄加以歌頌，鼓吹蔣純祖的道路，其實這條道路是一條脫离廣大群眾，脫离斗爭實際的歧路。作者說：“我不想隱瞞，我所設想為對象的，是那些蔣純祖們。對于他們，這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著。”(注：《〈財主底儿女們〉題記》)小說中的蔣純祖是財主蔣捷三的第三個儿子，抗戰爆發后脫离令人窒息的家庭走向社會。作者以巨大的篇幅描寫蔣純祖在抗戰中曲折的遭遇，用細膩的心理刻划展現蔣純祖時刻在激蕩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筆下，蔣純祖忠厚、善良、高貴，富有正義感和愛國心，“他憎惡他所處的苦悶的現實”(注：《財主底儿女們》第635頁)，對邪惡勢力有一定反抗性，但是他又軟弱動搖，在壓迫加重時往往逃避，從混亂的前線逃到麻木的后方，從演劇隊轉到鄉村小學，又在農村惡勢力壓迫下逃回城市，終于在貧病交加和失戀的精神重壓下死去。如果作者用正确的觀點分析這個人物，自然能給讀者以啟發，但在小說中作者對這個人物同情多于批評，甚至贊揚他孤高自賞，仇視一切理論，實際上也就是肯定和歌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鼓吹拒絕党的領導、脫离革命集体的個人奮斗。小說中描寫的其他几個財主儿女，思想面貌和性格特點各不相同，共同之點都是一事無成。蔣家大儿子蔣慰祖受家庭內部傾軋和妻子放浪的刺激成為瘋子，多次逃离家庭与乞丐為伍，最后燒毀住所，跳入長江，淹沒在波濤之中。這個形象對財主家庭是個尖銳的諷刺，寄托了作者對丑惡現實的憤懣，和對私有財產制的譴責，許多情節動人心弦，但結局卻是消极的。蔣家的二儿子蔣少祖是個高級知識分子，較早脫离家庭參加抗日愛國活動，但并沒有從立場上思想上背叛財主家庭，抗日也只限于空談，后來成為新的地主、紳士和文化上的复古主義者。蔣少祖所走的道路是通向反動營壘的歧路，但作者對這個人物欣掌多于批判。小說通過這几個主要人物形象，企圖解答“在目前這种生活里……，這個世界上，人們應當肯定，并且寶貴的，是什么。”(注：路翎：《〈財主底儿女們〉題記》)但作品的實際卻沒有得出正确的結論，給讀者的印象只能象小說描寫蔣純祖和他的同伴逃出石橋鎮時“……他們無路可走了。……他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注：路翎：《財主底儿女們》第1298頁)但小說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和強烈的時代气氛中，通過一個封建家庭的崩潰及其儿女們的曲折生活道路這一側面，顯示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且篇幅巨大，又出自一個青年作者之手，因此小說出版后受到進步文藝界的重視。 路翎除了創作長篇小說《財主底儿女們》以外，還寫了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出版了《青春的祝福》、《求愛》、《在鐵煉中》等短篇小說集，在當時青年作者中創作數量是最多的。這些小說取材范圍很廣泛，從礦工、農民、士兵、流浪漢到各种嘴臉的剝削者和各种類型的知識分子，都在作品中出現，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側面反映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難；藝術上也表現出一定的才力，注意結构、剪裁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刻划，語言雖有歐化痕跡，但還比較清麗。《饑餓的郭素娥》以礦區為背景寫了一個下層婦女的悲劇。《蝸牛在荊棘上》寫一個士兵怀疑妻子不貞而回鄉复仇的故事。《棺材》(收集在《青春的祝福》中)寫了靠剝削起家的兩兄弟狗咬狗相互爭奪的故事。《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收集在《求愛》中)寫一個孤獨的老農婦，在小豬身上寄托改變生活窘境的希望終于迅速破滅的故事。《王興發夫婦》(收集在《在鐵煉中》里)寫勤勞善良農民夫婦反抗抓壯丁的故事。作者抱著“人們總是在生活著，生活總是在前進著”(注：路翎：《〈求愛〉后記》)的觀念，力圖按生活本來面貌反映生活，但是他不了解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爭，也不熟悉工農群眾的生活，因而小說往往不能准确反映生活，剝削者、知識分子的形象比較真實，工農群眾的形象則比較蒼白甚至被歪曲，往往寫成愚昧而帶有神經質。例如，《羅大斗的一生》(收集在《在鐵煉中》里)把一個受欺壓的農民寫成軟弱無能、奴性十足的可怜虫。 對路翎的《財主底儿女們》以及中篇、短篇小說的進步傾向和嚴重缺陷，當時進步的文藝陣營曾給以分析和批評，作者也表示：“我希望在這偉大的時代中，我能夠更有力气追隨毛澤東底光輝的旗幟而前進，不再象過去追隨得那么艱苦。”(注：路翎：《〈在鐵煉中〉后記》) 在國民党反動統治總崩潰前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蝦球傳》的出現給窒息的文壇送來了春風。這部小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華商報》副刊連載，隨后分《春風秋雨》、《白云珠海》和《山長水遠》三部出版了單行本，在當時國統區特別是華南地區曾廣泛流傳，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當時進步文藝界對這部小說進行過熱烈的討論。作者黃谷柳(1908—1977)，抗戰時期已開始發表作品。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有過曲折而辛酸的生活經歷，在黑暗中探索著走向光明的道路。《蝦球傳》的創作就是這种探索所結出的藝術碩果。《蝦球傳》是一部富有濃厚地方色采和強烈生活气息的作品，比較成功地塑造了從流浪少年成長為革命戰士的蝦球的形象。小說中的蝦球，原名夏球，出身于華僑工人家庭，自幼在香港做小工、小販，過著半饑不飽的生活。在生活的重壓下，十六歲的蝦球走出家庭，到處流浪求生。但是，在那個世界里，沒有下層人民的樂園与天堂。蝦球經歷過一番痛苦的流浪生活，受過拘押、捆綁、毆打，從香港流浪到廣州，又到粵南各地，經過曲折惊險的道路，終于找到了革命隊伍，參加了共產党領導的游擊隊，成為一名优秀的游擊戰士，從為個人求生走上為人民求解放的光明大道。蝦球既勇敢又机智，在追求新的生活過程中，經歷了無數艱難險祖，終于化險為夷。作者力圖在蝦球形象中概括地表現出華南地區少年儿童梗直、精明、勇敢、義俠等等特點。小說毫不隱晦地寫了蝦球在流浪中沾染過舊社會的污穢。蝦球在無路可走時曾做過小偷、扒手，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賭博，但是他本質忠厚、善良，特別是接受了革命道理以后，他堅決擯棄了這些舊社會的污穢。蝦球的經歷，似乎帶有傳奇性，但符合蝦球的性格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因而又富有現實性。作者居住香港、廣州等地多年，對流浪少年儿童的生活作過細致的觀察，“他曾為一個象小說的主人公蝦球那樣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爛仔們的毆打。谷柳同情這些人，但又沒有辦法援助他們，這才迫使他開始尋找解放窮人的真理。”(注：夏衍：《憶谷柳——重印〈蝦球傳〉代序》，《新文學史料》第三輯，1979年5月)《蝦球傳》通過蝦球的曲折經歷告訴人們，在豺狼當道的舊社會，個人奮斗是沒有力量的，只有在共產党領導下走革命道路，窮人才能獲得解放。 《蝦球傳》不是單純地孤立地描寫蝦球的惊險遭遇，而是把蝦球放在一個极其复雜的社會環境中，通過蝦球和他的小伙伴牛仔在“鱷魚家庭”當差所見的人和事，畫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光怪陸离的社會相。小說描寫了綽號“鱷魚頭”的城市流氓頭子洪斌及其上司、同僚，淋漓盡致地暴露了這伙妖魔鬼怪的猙獰面目和丑惡靈魂。“鱷魚頭”起初混跡香港，明搶暗盜，無惡不作；后來易地廣州，搖身變為“艦長”、“團長”，同官、高、紳相勾結，為非作歹，罪惡累累。蝦球起初分不清人和鬼，多次在“鱷魚頭”家里當差，在血的教訓中才看清了“鱷魚頭”陰險狠毒的嘴臉，并同他作了你死我活的斗爭。“鱷魚頭”及其一伙，實際上是當時反動統治集團的一個縮影。小說通過“鱷魚頭”的發跡和滅亡，預示反動統治最后崩潰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反映城市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在“五四”以來的新小說中屢見不鮮，老舍的《駱駝祥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城市流浪少年儿童的苦難遭遇，城市流氓勢力的為非作歹，在現代文學中較少涉及，因而《蝦球傳》的出現給人們以新穎而別開生面的感覺。這部小說在藝術上也具有特色。較多地接受了古典小說和民間文學的影響，故事曲折動人，情節經人入胜，語言朴素簡練，在民族化群眾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正如茅盾在評价包括這部小說在內的作品時指出：“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眾化的方向發展。”(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由于作者思想、生活和創作經驗的限制，《蝦球傳》在描寫舊人物舊事物時有血有肉、有聲有色，而描寫新人物新事物則存在著概念化的缺點，對党的地下工作和游擊隊的描寫缺乏生活實感。一九四九年六月，黃谷柳到十万大山地區參加粵桂邊區游擊隊，走上嶄新的生活和創作道路。《蝦球傳》在新中國成立前已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并改編為電影在香港上映。建國后作者對這部小說作了較大的修改和充實。 這時期重要的長篇小說，還有茅盾的《鍛煉》，和前已提及的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還鄉記》等。此外，夏衍的長篇《春寒》，碧野的長篇《沒有花的春天》，于逢的中篇《鄉下姑娘》、《深秋》，司馬文森的長篇《雨季》，王西彥的長篇《古屋》等等，也都是這個時期在國統區寫作和出版的小說作品。盡管其中有些在當時影響并不很大，但這些作品總的思想傾向是進步的，它們力圖反映時代面貌，暴露社會的黑暗，對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迎接新中國的建立，起了積极作用；藝術上也各有不同的長處，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動文學爭奪陣地方面作出了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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