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國統區進步的戲劇運動和戲劇創作在抗日戰爭前期有了很大的發展，有力地配合了當時的現實斗爭。“皖南事變”以后，國民党頑固派對進步的戲劇運動和戲劇創作，由歧視、限制轉向摧殘和鎮壓。此后直到解放戰爭時期，國民党實行了一系列反動政策和措施，從經濟箝制到政治迫害，從審查扼殺劇本、提高演出捐稅、把持演出場地到解散進步劇團、逮捕進步戲劇家，無所不用其极，妄圖禁絕一切進步戲劇。國統區成千成万的進步戲劇工作者不但普遍地遭到失業的威脅和生活的重壓，而且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盡管如此，進步的戲劇運動在政治、經濟重重壓迫下仍然曲折地向前發展。 在党的領導和影響下，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關怀下，國統區進步戲劇工作者團結一致同國民党反動派進行了堅韌不拔的斗爭。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重慶等地掀起的上演借古證今的歷史劇的高潮之后，一九四四年二月，田漢、歐陽予倩等著名戲劇家在廣西桂林組織了有八個省區三十几個演劇團隊參加的“西南戲劇展覽”，上演口國話劇十多部，外國名劇、京劇及地方劇數十出，歷時三個月，“是一次在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的空前大檢閱”(注：茅盾：《在田漢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劇本》1979年5月號)。在白色恐怖下，許多進步戲劇社團沖破重重困難堅持演出。如中國藝術劇社在重慶演出《清明前后》、《歲寒圖》，中國青年劇社在重慶演出《雞鳴早看天》，中華劇藝社、上海劇藝社先后在重慶、上海演出《升官圖》，上海實驗劇社在上海演出《捉鬼傳》、《嫦娥奔月》，演劇九隊在無錫、上海演出《麗人行》，新中國劇社抗戰時期在桂林及西南各省巡回演出，抗戰胜利后到江蘇、台灣各地演出，在當時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党在日暮途窮中加強了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進步的戲劇活動后來全被禁止。曾經活躍在抗戰后方的著名劇團如中國藝術劇社、中華劇藝社、新中國劇社等都先后被迫解散，各演劇宣傳隊也相繼停止活動。進步戲劇工作者或撤退到解放區，或轉移到電影部門，或化整為零輔導群眾性的戲劇活動，秘密地演出秧歌劇、活報劇，用各种實際行動迎接人民解放戰爭的胜利和新中國的誕生。 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進步戲劇創作數量上、戲劇活動普及上雖不及抗戰前期，但劇作家生活基礎較扎實深厚，創作思想藝術水平一般有所提高，劇中人物形象更加鮮明。除前面已講述的郭沫若、陽翰笙的歷史劇和夏衍、于伶等劇作家的作品外，這個時期較有代表性的戲劇作品有：茅盾的《清明前后》，田漢的《麗人行》，陳白塵的《歲寒圖》、《升官圖》，袁俊的《万世師表》，宋之的的《祖國在呼喚》，洪深的《雞鳴早看天》，吳祖光的《捉鬼傳》、《嫦娥奔月》，瞿白音的《南下列車》，以及著名戲劇家集体創作的《戲劇春秋》、《清流万里》等等。許多戲劇家不僅創作話劇而且積极編寫電影文學劇本，如史東山編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鄭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田漢編劇的《麗人行》、《憶江南》，陽翰笙、沈浮編劇的《万家燈火》，陳白塵編劇的《幸福狂想曲》，洪深編劇的《雞鳴早看天》，沈浮、鄭君里編劇的《烏鴉与麻雀》等等，拍成影片上映后，在廣大觀眾中產生了積极的影響。 抗日戰爭后期，在國統區出版和演出的多幕劇數十出，歷史題材的劇作中郭沫若的《孔雀膽》、《虎符》影響較大，現實題材的劇作中宋之的編劇的《祖國在呼喚》，夏衍、宋之的、于伶合寫的《戲劇春秋》，袁俊創作的《万世師表》等，在當時都受到觀眾歡迎。這三部話劇從不同的生活側面，歌頌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的社會環境里、在不同的職業崗位上為祖國為人民艱苦奮斗。 五幕劇《祖國在呼喚》，寫作和演出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劇作家宋之的抗戰期間曾赴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返重慶。《祖在呼喚》是以作者在香港期間的生活体驗為基礎的。劇本的背景放在日本侵略者占領時期的香港上層社會，通過知識婦女夏宛輝和她的丈夫、外科名醫陸原放在革命者教育幫助下离開敵占區的過程，描寫了各种不同面貌的人物，從側面反映了革命者在香港同敵偽的斗爭。革命者韋克恭是夏宛輝以前的愛人。劇本把這种愛情關系的抒寫同敵我斗爭的線索揉合在一起，用韋克恭的重傷和犧牲把戲劇推向高潮，呈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采。劇本熱烈歌頌為社國流盡最后一滴血的革命者，也贊頌了響應祖國呼喚的醫學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但作者對夏宛輝与韋克恭的愛情關系在感情上作了過多的渲染，對劇本主題有所沖淡。盡管如此，《祖國在呼喚》仍然是宋之的繼寫作《霧重慶》之生又一部思想藝術水平較高的作品。在那時抗日題材的戲劇大為減少的情況下，這部寫了抗日斗爭的劇作，在重慶演出后很受觀眾歡迎。 五幕劇《戲劇春秋》寫作于一九四三年秋季，隨后在重慶上演。劇本由宋之的倡議，与夏衍、于伶合作寫成，起初是“打算獻給一個人的”，在构思過程中“不能不改變計划而成為獻給一群人了”(注：《戲劇春秋·后記》)。劇作者在談到此劇創作過程時說：“最初是鼎坐雜談，追憶一些二十年來的雜事，几次之后，我們三個要寫戲的人終于被‘被寫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虜了。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憤怒的，可驕矜的一切，不都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事嗎？”(注：《戲劇春秋·后記》)正是生活的熟悉和對這類題材浸透著很深的感情，保證了劇作藝術表現上的成功。劇本力圖通過舞台形象展現“五四”以來進步戲劇運動經歷的艱苦曲折道路。劇中主要人物有“五四”時期就從事戲劇運動的老一輩戲劇工作者，也有后來陸續投入戲劇運動的年青戲劇工作者。他們經歷過無數艱辛，受盡各种煎熬，有的倒下了，有的掙扎和支撐著。他們敢于面對黑暗的現實，又富有理想，正如劇中人物伍覺群所說：“要有現代化的戲劇，要一切都合現代化標准，先要有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我們吃苦，就為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劇本以社會上黑暗勢力對進步戲劇運動的壓迫作為主線，也描寫了戲劇工作者之間由于思想性格的差异而形成的沖突，最后以“八·一三”炮聲一響大家共同走上民族解放斗爭的前線作結束。劇中有不少感人的場面，如老一輩戲劇家陸憲揆主詩演出《上海之一角》，由于台詞中有“東北是我們的”這句話而遭禁演時，劇團人員毫無懼色，堅信“愛國不是犯罪”、“我們的話劇運動，是永遠禁不絕的”，他們得到了觀眾熱烈的支持，台上台下響起一片“東北是我們的”聲音。這個場面既有事實依据，又是對國民党推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的抗議和抨擊。劇本的故事情節雖然是虛构的，但反映的生活卻是真實的，正如劇作者所說：“這一群人中間，我們是計划著包容了我們大家的成功，失敗，光榮，恥辱，長處，和弱點的。”(注：《戲劇春秋·后記》)劇作者通過劇中人物江涵總結了一條經驗：“我們戲劇界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傳統，就是精誠團結，沒有這种團結，話劇運動就不會有今天。”盡管劇本有人物刻划落筆較分散、對黑暗勢力的暴露和抨擊不夠深刻有力等缺點，但通過戲劇描繪戲劇運動，戲中有戲，不失為一部親切感人、別開生面之作。 在舊中國，教育工作者同戲劇工作者一樣走過艱辛曲折的道路。完成于一九四四年秋季的四幕劇《万世師表》，熱情地歌頌在黑暗動蕩的社會環境中堅貞自守的教育工作者。劇本以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兩個不同的時代為背景，力圖在“五四”以來的時代風云中刻划人物，在這方面与《戲劇春秋》相似；但和《戲劇春秋》描寫“一群人”的創作构思不同，《万世師表》集中筆墨塑造了大學教授林桐的形象。“五四”時期林桐是走上教育崗位不久的青年教師，淳朴、單純、正直，學有專長而又富有政治熱情，勇敢地投身到“五四”的時代狂飆中去，曾被反動派逮捕監禁。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方義逵發現這棵新苗，熱情地加以愛護和培養，看作自己事業的繼承人。他的獨生女方爾柔成為林桐的伴侶和助手。劇本頭兩幕寫得富有時代色彩和生活气息。第三幕、第四幕是抗日戰爭時期，林桐已經是大學生所敬愛的教授，“鬢角上留下了不少花白的頭發”、“他是沉著多了，深厚多了，也更堅強了”(注：袁俊：《万世師表》1946年版第139頁)。學校由北平遷長沙又遷昆明，林桐承擔了艱巨繁重的遷校工作。在長沙，日本侵略者的炸彈毀去了他家一切衣物；在跋涉昆明途中，病魔奪去了他唯一的儿子；在昆明，物价昂貴，生活貧困，妻子重病無錢醫治。盡管現實如此殘酷無情，但他依然堅守教育崗位，拒絕了棄教從商、另謀出路的建議。劇本中沒有曲折的故事和轟轟烈烈的場面，而是通過感人的日常生活細節，表現林桐為教育事業堅貞不喻的精神。除林桐的形象外，劇本還刻划了老一輩的方義逵和年青一代的管聲洪以及林桐的妻子方爾柔的形象，對林桐形象起烘托作用；而用鄭楚雄、婁國棟、施遠嘉這類以教育為跳板意在升官發財的教授，對忠誠教育事業的林桐起反襯作用。劇本最后以學生們為林桐舉行教學二十五周年紀念會的熱鬧場面作結束。盡管劇本在思想藝術上有某些不足之處，如對林桐的精神世界缺乏深入的刻划，林桐的形象也并不能作為名符其實的“万世師表”，但劇作者從實際生活出發，比較真實地概括了“五四”至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在鬼魅橫行、污穢遍地的國統區，象林桐這樣堅苦自守的知識分子值得人們尊敬，因而劇本中塑造林桐的形象是在積极意義的。除了《万世師表》外，袁俊在此以前和以后還創作了多幕劇《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山城故事》和《美國總統號》，戲劇藝術技巧比較熟練，對話俏皮生動，戲劇沖突緊張激烈，但反映生活不深，主題思想比較模糊，有些人物不夠真實，其成就和影響都不及《万世師表》。 茅盾的五幕劇《清明前后》是抗日戰爭胜利后較早出現的戲劇作品，寫作和演出于一九四五年秋季。那年“清明”前后，重慶報刊報道了“哄動了山城的上中下社會的”“黃金案”。黃金提价的消息走漏了，國民党政府為了保護“大人物”，撤職查辦了几個“小人物”，當時群眾稱之為“縱容老虎，專打蒼蠅”(注：《新華日報》1945年4月23日第3版《讀者來信》)。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國民党政府的反動性和腐朽性，正如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時評所說“又一次暴露了我們不民主的中國，官僚机构的腐敗……。”(注：《新華日報》1945年4月17日第2版)《清明前后》這個劇本所寫的，“就是這一事件中几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怜的人，他們的喜怒哀樂”(注：茅盾：《清明前后》(初版本)第1頁)。作者對民族工商業者和城市小公務員的生活异常熟悉，在小說創作中塑造這類人物形象已經取得重大的成就，寫作劇本時仍然以他所熟悉的生活為基礎，從報上“揀取一小小插曲來作為題材”，把劇本寫成官僚資本家摧殘民族資本家、“神通廣大”的強者欺凌“安分守己”的弱者的令人既悲且憤的社會圖景。作者激憤地寫道：“我不相信有史以來，有過第二個地方充滿了這樣的矛盾，無恥，卑鄙与罪惡；我們字典上還沒有足量的詛咒的字匯可以供我們使用。”(注：《清明前后·后記》)劇中的主要人物是更新机器厂厂主林永清和他的捷子趙自芳。林永清精明強干，自信自負，但在困難面前容易彷徨動搖，游移苦悶；趙自芳則剛強而又果斷，但不冷靜，常常動感情。林永清在妻子協助下把工厂從上海遷來重慶，在极艱難的條件下使工厂有所發展，但好景不長，“統制管制，就是腳鐐手銬，糧食飛漲，原料飛漲，就是壓在背上的千斤重閘”，工厂越來越進入困境。林永清在金融市場投机致富誘惑下，幻想從買賣黃金找出路，但“羊肉沒吃先惹一身騷”，黃金美夢很快就破滅。而金融資本家加緊了壓榨和箝制，使林永清的工厂面臨崩潰的邊緣。趙自芳鼓勵丈夫從整頓工厂、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找出路，在當時也只是一种幻想。他們終于看到“政治不民主，工業就沒有出路”、“要打斷那把工業拖得半死不活的腳鐐手銬”。劇本以林永清、趙自芳為中心，描寫了与之相聯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學會了“七十二般變化”、“矮方巾而兼流氓的”投机家余為民，有“乘抗戰風云而騰達”、’能‘慷慨’，也能狠毒”的官、商、紳一体的金澹閹，有“以能做‘八面美人’作為終身事業的”權術家嚴干臣，還有“看見大菩薩拜一拜，看見小菩薩踢一腳”的小政客方英才。這些人物名字都帶有諷刺意味。劇作者怀著深切的同情描寫了兩個“可怜的人”，即趙自芳的女友唐文君及其丈夫李維勤。他們生活艱辛，結婚快一年還沒有房子住在一起。在嚴干臣誘惑下，小公務員李維勤挪用公款買黃金，事發后嚴干臣安然無恙，李維勤卻被捕入獄，成為“黃金案”可怜的犧牲品。唐文君則神經失常。劇本通過唐文君似瘋實醒的語言強烈地控訴了“到處全是血腥气”的舊社會。由于作者對劇本寫作方法研究較少，《清明前后》在戲劇藝術上缺點較明顯：劇情比較沉悶，對話過于冗長，人物形象不夠鮮明。但劇本及時地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重大事件，提出了抗戰胜利后民族資產階級出路這個重大問題，思想內容上同《子夜》、《林家舖子》等优秀作品是一脈相承的。那時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不少文章為民族工業呼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各民主党派積极展開爭民主的活動，《清明前后》的出版和演出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清明前后》演出后，進步文藝界曾展開熱烈的討論。《新華日報》發表了討論座談紀要。邵荃麟、何其芳等評論家都撰文贊揚《清明前后》的成就并指出劇本藝術上的缺點。 抗日戰爭胜利后較早寫作和演出的話劇作品，除《清明前后》和前面已講述的《芳草天涯》等劇作外，還有洪深編寫的三幕鬧劇《雞鳴早看天》。這個劇本以四川北部公路邊一家旅店為背景，通過店主人一家及住店的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戲劇沖突，展現出抗戰胜利后依然漆黑一團的社會面貌，借劇中人物之口發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呼聲。劇本的結构完整嚴謹，戲劇效果強烈，但反映社會現實深度不夠，思想性較弱，改編成電影后有所提高。 從成就和影響說，國統區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有代表性的劇本可以舉出陳白塵的作品。他在這個時期創作的悲劇《歲寒圖》，特別是諷刺喜劇《升官圖》，能夠反映出當時話劇創作思想藝術上所達到的成就。 四幕劇《歲寒圖》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初，隨《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等劇目之后在重慶上演。同《万世師表》相似，《歲寒圖》也以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為題材，贊頌了主人公在嚴寒如冬的社會環境中堅貞自守，但劇中所表現的主題思想則更深刻，人物的精神面貌更鮮明。劇本以抗戰時期后方某城市私立醫學院附設的醫院為背景，塑造了忠于職守、克己為人的醫師黎竹蓀的形象。劇中的黎竹蓀是醫學院教授嫌任附設醫院肺病科主任，他“把結核菌當作他的敵人，和它作戰了二十年了！如果有結核菌在他面前，他怎么也不會讓它逃去的！”(注：《歲寒圖》，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1頁)劇本通過病人求醫，黎竹蓀廢寢忘食為病人診治的一連串感人細節，對黎竹蓀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美好心靈作了細膩的刻划。黎竹蓀看到那時每年全國有四百万人死于肺病的惊人事實，起草了一個防癆計划，“打算三年之內使肺結核菌在這個城市里完全絕跡！十年之內，消滅掉全國的肺結核菌！”(注：《歲寒圖》，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7頁)但是，在反動統治下這個美好的理想不可能變為現實。黎竹蓀多次上報的防癆計划都沒有被批准。在投机發財之風侵襲下，“醫生卻在一天天的減少”，“醫生去了，丟下了病人”，連他最信任的助手也為了生活另謀出路。他用精湛的醫學知識親手治好了不少肺病病人，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或者當賣衣物為窮苦病人交納醫藥費，但是肺病患者并未減少，甚至他心愛的女儿也營養不良染上肺病。黎竹蓀終于認識到“這是一個整個社會問題，整個社會問題沒解決，我的計划從哪從去實現呢？”(注：《歲寒圖》第191頁、197頁)劇本還用進步文化工作者沈庸同黎竹蓀的形象相襯托。黎竹蓀用自己的鮮血搶救過沈庸，沈庸在黎竹蓀悲觀失望時給以精神鼓舞。“‘歲寒知松柏’！只要大地上有松柏存在，便說明了冬天并不能永遠占領著大地！”(注：《歲寒圖》第191頁、197頁)劇作者通過劇中人物沈庸的話點明這部戲劇作品的主題。劇本熱情地歌頌了挺拔如松柏的科學文化工作者，也猛烈地抨擊了寒冷如嚴冬的舊社會。盡管劇本結尾仍然無力，但整個作品給人許多有益的啟發和教育。何其芳在描述《歲寒圖》演出效果時說：“最近上演的《歲寒圖》獲得了普遍的好評。我去看它的那個晚上，在我附近的一個觀眾就几次地擦著眼淚。我自己，在走出了戲院以后，也仍然帶著沉重的心情。后來碰到過的人我就探問，盡管各人的著眼點并不完全相同，都一致地稱贊這是重慶市上演的好戲之一。”(注：何其芳：《評〈歲寒圖〉》，《關于現實主義》第293頁) 《升官圖》完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慶、上海及各地上演，曾轟動一時。那時正是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后，寫在絕上的協議國民党并不執行，反而加緊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以种种卑劣的手段鎮壓民主運動。進步戲劇工作者不得不采用迂回曲折的斗爭方式，除了再度掀起創作和上演歷史劇的高潮外，還積极寫作多种多樣的諷刺劇。同政治諷刺詩涌現的情形相似，在國統區也一度形成了創作和演出諷刺劇的熱朝。《升官圖》就是适應當時現實斗爭需要產生的諷刺劇的优秀代表作品，對于反動統治集團是有力的打擊，對于廣大群眾是很好的政治教育和喜劇藝術享受。劇作者在《為〈升官圖〉演出作》中寫道：“我知道《升官圖》這劇本將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誰得否認它，那是諱疾忌醫。誰要承認它的真實，誰才有勇气去改進它。”(注：《升官圖》，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版，第1頁) 《升官圖》作者為了避免影劇檢查官的刁難，把劇中時間向前推移到軍閥當道的“民國初年”，但觀眾和讀者卻能透過過去的年代看到活生生的現實。全劇除序幕、尾聲外，共分三幕，通過兩個流氓強盜的夢境，對國民党統治時代的官場作了淋漓盡致的暴露与諷刺。在“一個凄風苦雨之夜”，一個流氓強盜及其同伙為了逃避追捕，闖入“一所古老的住宅”。在“窗外風雨凄厲”、“遠處慘叫之聲不絕”的陰沉沉的气氛中，兩個闖入者進入睡鄉做了一場升官發財的美夢。夢中兩個強盜在一次群眾暴動后，乘知縣受傷、秘書長喪命的机會，混水摸魚，冒充為知縣和秘書長。而縣衙門利欲熏心的官僚們和知縣太太，為了分得髒款，及時承認兩個冒牌貨，真知縣被賣去當壯丁。除了冒名頂替的知縣和秘書長外，這個衙門還有“身材奇短，但總愛耀武揚威地全副武裝”、只管六名警察但揚言要“把全城人都殺光”的警察局長，“面圓耳肥，一副發福的樣子”、“縣里第一等紅人”的財政局長，“暮气沉沉，呵欠連天”但“一口气可打二十圈麻將”的教育局長，“一身筆挺的西裝，油頭粉面”、“外號是摩登賈寶玉，又叫洋裝西門慶”的工務局長，還有“妖艷异常”、“跟財政局艾局長在一道”的知縣太太，為了“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一部小汽車，一座洋房”的高价而賣身的馬不姐。在“燈火輝煌”、“富麗堂皇”的背景前，展現出了衙門里一件件卑鄙齷齪的勾當。這一伙人面妖魔，既抱成一團，又相互爭奪，貪得無厭，無惡不作，把縣城鬧得烏煙瘴气。忽然傳來了省長到這個縣視察的消息，群魔又開始了新的自我表演。笨拙的知縣死背“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歡迎詞；警察局長大抓乞丐充實警察隊伍；工務局長向每戶居民收十万元粉刷牆壁，“表示廉洁坦白”；秘書長挖空心思，弄虛作假，把縣城偽裝成“建設第一”。“儀表非凡”、大講“廉洁”、“簡朴”的省長來到這個縣，搜刮貪髒手腕遠遠高于諸局長。他“頭痛”要用金條熏煙做“藥”，“左邊頭痛，一根金條就夠；右邊痛，要兩根；前腦痛，三根；后腦痛，四根；最厲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痛，那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兩一根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痛起來可要換新的才行”(注：《升官圖》，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0頁)。省長收到了足夠的金條，又免費得到一個太太，于是宣布視察完畢，一切太平，槍斃了從壯丁中逃回來的真知縣，提拔假知縣為道尹，財政局長升為知縣，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皆大歡喜。但在省長、知縣合并舉行婚禮時，怒吼的群眾把他們一個個抓走。兩個強盜從夢中惊醒。劇中的升官圖，表演的是夢境，但表現的卻是現實，情節近于荒誕，反映的卻是真實，可以說是夢境和現實、荒誕和真實的統一，构成了國民党統治時期的“官場現形記”。劇作者通過這個戲告訴人們，在反動統治下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僚統治者的夢不管多么美妙，但終究不可能長久。劇本在喜劇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從俄國作家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中國傳統戲曲中的丑角戲吸取了經驗，大膽而又合理地運用夸張這一藝術手段，在波瀾起伏的情節發展中，展現反面人物腐朽的靈魂，達到“假中有真”的戲劇效果，把“五四”以來的諷刺喜劇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提高了話劇在廣大觀眾中的威望。 繼陳白塵的《升官圖》之后，吳祖光的《捉鬼傳》、《嫦娥奔月》(演出時改為《嫦娥》)又在劇壇上出現，以新穎的构思和獨特的風格吸引了觀眾和讀者。《升官圖》一劇把現實轉化為夢境，《捉鬼傳》、《嫦娥奔月》則借用傳說、神話中的鬼和神的世界來影射現實。三幕諷刺喜劇《捉鬼傳》，利用民間傳說中鐘馗捉鬼的故事，滲入現實內容，借劇中虛构人物的言行，揭露和諷刺國民党統治下舉目可見的丑惡現實，既趣味盎然，又發人深思。鐘馗原是一千多年前唐代“終南山一個秀士”，中了頭名狀元后皇帝召見，但皇帝嫌他相貌丑陋不錄用。鐘馗气憤异常，“大鬧金殿”，“頭撞金柱而亡”。他會見閻王表明決心，“要斬魔捉鬼，掃蕩乾坤，落一個清白世界”。被封為“捉鬼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于是，他帶領隨從到人間捉了牛魔王等鬼怪，以為大功告成，痛飲后醉倒成為化石。一千多年后鐘馗被鬼鬧醒，發現遍地是鬼，捉不胜捉，只好敗退。劇中對國民党勾結美帝欺壓中國人民，抓壯丁，打內戰，以及貪污受賄、營私舞弊等种种倒行逆施，無情地加以揭露和諷刺。例如，劇中有鐘馗与京兆尹、牛魔王、易根毛的對話： 鐘(對京兆尹)你不是那被紗帽壓死的京兆尹么？ 尹是的，好在如今作官不要紗帽了。 鐘要什么呢？ 尹要條子，要洋房，要汽車。 …… 鐘(對牛魔王)你不是那良心喪盡的牛魔王么？ 牛是我。 鐘良心還在嗎？ 牛有良心的都失蹤的失蹤，落水的落水，作炮灰的作炮灰，(大吼)我要良心作什么？我要良心作什么？ 鐘(對易根毛)你就是那一毛不拔的易根毛么？ 易我現在是易總長，主管財政。 鐘還那么一毛不拔么？ 易作風略改。 鐘如何改法？ 易主管財政，無非是弄几個錢。如今發明了用鈔票，只要印鈔机轉几轉，不是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么？(注：《捉鬼傳》，開明書店1947年版，第144—145頁) 這段對話很簡練，但概括的現實內容卻是很丰富的，勾畫出反動官僚集團的窮凶极惡和貪得無厭。劇中為非作歹的“鬼”正是現實中那些殘害人民的“人”。作者說：“我該感謝的是我這個寶貝國家，這個社會，和我們的可憎惡的生活。不有那樣的長官，那樣的將軍，那樣的霸者，哪里會產生出我的《捉鬼傳》中的眾家英雄？”(注：《捉鬼傳·跋》)劇本寫到鐘馗并沒有把鬼捉盡，受欺凌的窮鬼、店小二、店老板依然沒有揚眉吐气，既符合當時的現實，又含有劇作者的深意，希望被壓迫的人們“加倍的反抗才有生路”(注：《捉鬼傳·跋》)。 三幕神話劇《嫦娥奔月》，采用嫦娥奔月的神話，賦以現實斗爭的內容。作者說：“‘射日’是抗暴的象征，而‘奔月’是爭自由的象征；這其中的經過，又是多么适當地足以代表進步与反動的斗爭，一部世界史沒有超逾這個范圍。”(注：《嫦娥奔月·序》)劇中寫到后羿射日為人民除了害，但他登上皇帝寶座后轉變為大獨裁者，強娶民間女子嫦娥為皇后。嫦娥不滿于被幽禁的生活，偷吃仙草飛進月宮。逢蒙和吳剛各自代表進步力量和反動力量，嫦娥的父母及三個姊姊，以及受災与饑餓的人們“代表千載以還，善良的，無辜的，能忍耐亦終能反抗的廣大的人民。”(注：《嫦娥奔月·序》)劇本結尾是逢蒙帶領武裝的人民推翻了后羿的獨裁統治。劇作者把朴素美麗的神話同人民反抗強暴的壯麗斗爭揉合在一起，反映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富有浪漫主義色彩。這兩部戲劇都從魯迅的《故事新編》吸取了經驗。《嫦娥奔月》的第二幕直接采用了《故事新編》中《奔月》的一部分，把嫦娥厭吃“烏鴉肉的炸醬面”的生動描寫搬上了舞台。除《捉鬼傳》和《嫦娥奔月》外，吳祖光這個時期還寫了神話劇《牛郎織女》、話劇《少年游》，現實意義不及以上兩劇，但戲劇效果都較好，演出時受觀從歡迎。 一九四七年，國民党在“剿匪”、“戡亂”軍事上連遭失敗之后，變本加厲地強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統治和文化專制，因而國統區進步戲劇活動走入低潮。在劇壇趨于沉寂的日子里，田漢創作的話劇《麗人行》先后在無錫、上海、北平、天津、長沙、武漢等地上演，猶如一聲春雷，又一次震動了當時的劇壇，充分顯示進步戲劇工作者威武不屈的斗爭意志。 《麗人行》劇本完成于一九四七年春季。作者巧妙地用抗日的題材主題表現革命的思想內容。劇本以抗日戰爭胜利前處于日本帝國主義魔爪蹂躪下的上海為背景，表現三個不同階層的青年婦女所經歷的曲折生活道路。朴實善良的紗厂女工劉金妹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与被損害的女性。她受過日寇凌辱，全家又生活在极度貧困之中，丈夫受流氓殘害瞎了眼睛，生活的重擔靠她一人挑起。在一切生路斷絕后她被迫出賣肉体，但并不能改變悲慘的生活處境。她在絕望中走向黃浦江邊，終于經革命者救助而得到新生。女知識青年梁若英有正義感和愛國心，抗戰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結了婚，生了女孩貝貝。抗戰爆發后丈夫离家從事抗日工作，多年沒有音訊。梁若英由于生活的重壓，又經不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誘惑，同有金錢而無气節的文化漢奸王仲原同居。几年之后，章玉良由于地下工作需要被調回上海，經組織的協助同梁若英見了面。在這次會面中兩人一起被日寇逮捕。章玉良在獄中受盡折磨，堅貞不屈。梁若英在章玉良精神鼓舞下也經受住嚴刑拷打。兩人出獄后，章玉良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女儿貝貝回到生父一邊，梁若英思想感情极度矛盾，由于留戀舒适的剝削階級生活，仍然回到了王仲原身邊，但王仲原另有新歡，拋棄了梁若英。在絕望中梁若英企圖自盡，同劉金妹一樣得到党組織的挽救和指引而走上新的道路。女青年李新群是留在敵后堅持斗爭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艱辛地為革命而工作，滿怀信心地迎接胜利。她熱情救助劉金妹，為章玉良、梁若英出獄而奔走，最后幫助劉金妹、梁若英走上革命大道。劇作者怀著深摯的感情塑造了這三個青年婦女的形象，也刻划了革命者章玉良、孟南及党組織領導人劉大哥的形象，譜成了一曲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頌歌，這在當時國統區的戲劇創作以及其他文學作品中都是少見的。劇本打破了話劇通常分幕的結构形式，吸取中國戲曲的經驗，根据劇情需要，將全劇分為長短不一的二十一場次，穿插交錯地展現了三個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場面，又以党領導下的抗日斗爭為主線把它們連貫在一起，因而全劇場次雖多，但渾然一体，有條不紊。盡管三個女性形象的塑造仍存在一些缺點，但在田漢的大量戲劇作品中，《麗人行》的思想藝術成就是較高的。《麗人行》的演出正是美帝國主義官兵在北平強奸中國女學生激起全國學生抗議運動之后，這部戲劇起到明批敵偽、實揭美蔣的戰斗作用，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贊揚，也引起國民党特務的注意。据陽翰笙回憶，演劇二隊在平津演出《麗人行》時，特務們一再下令停演，并且說只要加上“造成這种种罪惡的現象都是‘共匪’的叛亂”這句話戲就可以演下去。“但二隊的同志們宁可冒逮捕監禁的危險，誓死也不把這句話加上去。”(注：陽翰笙：《國統區進步的戲劇電影運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263頁)這充分說明了《麗人行》這個劇本的政治效果和進步戲劇工作者的戰斗決心。 田漢在解放戰爭時期除創作《麗人行》外，還組織劇本《清流万里》(即《文化春秋》)的創作。這部歌頌艱苦奮斗的中國文化工作者的話劇，由于伶、吳天、徐昌霖、陽翰笙、潘孑農、顧仲彝執筆，田漢負責“總讀”和“統一調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劇分三幕六場，從抗戰胜利前夕寫到胜利后复員到上海。劇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為民主教育嘔心瀝血的教育家邢益知為中心，描繪了一幅進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難的歷程中團結奮斗的畫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濃烈的場面。但全劇劇情比較平淡而拖沓，戲劇效果較弱。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特別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國民党反動統治日益接近總崩潰，國統區內進步戲劇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進步戲劇作品只能在解放區或香港發表。宋之的進入解放區以后寫作的獨幕劇《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發表的獨幕劇《南下列車》，是這期間鞭撻國民党反動統治的戲劇代表作。《群猴》寫作于一九四八年，以國民党的偽“國大”選舉為背景，把國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個鎮長家里，讓他們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這一伙“書記長”、“主任”、“女國大代表”之流，為了拉選票，戲法耍盡，丑態百出。從“我的媽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長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媽的表姐的姑母”，這樣拉親攀戚到按奇妙邏輯鑒定自己是蔣介石公婆的“小舅子”、“親儿子”、“親女儿”，爭得臉紅耳赤。正當“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國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壓倒优勢時，下賭注的妙法又出來，從十万元抬到二百万，從支票、法幣到黃金、美鈔，吵得不亦樂乎。然后是互相揭發、謾罵以至扭作一團，打得鼻青眼腫。最后警察出來干預，大家裝成耍猴戲。劇本的現實性很強，雖然尚欠深刻，但對國民党官僚政治的腐敗、“民主憲法”的虛假，以及各派系之間的爭奪，作了辛辣的諷刺，在喜劇藝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車》寫作于一九四八年初。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直逼長江，蔣介石偽裝下野，國民党官員倉皇南逃。劇本以由武昌開廣州的一列南行列車的餐車為背景，對國民党“達官貴人”的丑惡嘴臉和靈魂作了逼真的描繪。登揚人物有自稱“國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來立”的“立法委員”，有為蔣家王朝“公忠体國，苦心孤詣”的“和平販子”，有偽國防部宣布“壯烈犧牲”的“國民党集團軍副總司令”，還有“被誤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車上，他們仍然以高貴人物自居，飽食痛飲之后在一起議論時局，除“副總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复他們的開堂。但他們也明知，無論是“百万雄師”，還是高喊“和平”、“革新”，都挽救不了蔣家王朝的覆滅。于是，他們想“搭線”，搖身變為“左派”。由于投机心切，“立法委員”把一個反動透頂的地主誤認為“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劇在這里達到了高潮。這個劇本通過一列車廂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國民党統治集團的一片混亂景象，從側面歌頌了人民解放戰爭的胜利，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期間演出，受到代表們的歡迎。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