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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艾青滿怀熱情地尋求著光明，“從中國東部到中部，從中部到北部，從北部到南部，又從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選集·自序》)，終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尋求，一面辛勤地寫下了大量詩歌。他的詩作，傾訴著民族的苦難，歌頌了祖國的戰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戰的時代精神；他的詩作，又表現了個人的風格特色和藝術才華。艾青，是抗戰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個最有代表性的詩人。 就他的創作生活而說，卻開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華人，生于一九一芳年，自小在山區長大，接近勞苦人民，培養了對農村的深厚感情，這成為他日后創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礎。中學時代經受了大革命的風暴，閱讀到唯物史觀的書籍，啟發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向往，這种向往，經常閃耀在他以后的詩作中，并引導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時就喜愛美術，初中畢業后曾到杭州西湖藝術學院攻讀了几個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國學習。他在美術方面的修養，有助于他詩歌風格的形成；他較多接触“五四”新文學和外國文學，在法國又有机會閱讀俄國、蘇聯的小說、詩歌和一些法文詩歌，這些都對他的創作產生一定影響。一九三二年，他在度過三年异國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國，五月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并作為魯迅支持的美術團体“春地畫會”的成員。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術工作者一起被誣，以“危害民國”，“顛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獄，經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國，艾青開始寫詩，但他早年重要詩歌大多寫成于上海獄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大堰河》，收詩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穎的風格，受到了人們的喜愛。《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摯虔誠的心，怀念和贊美養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為她受盡人間凌辱的悲苦命運抒發著憤懣和不平。詩中不僅對一個貧苦的勞動婦女充滿了誠摯的同情，也對中國農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關切。農村的生活正在激變，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變化，對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樣隔膜，而對于農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卻“是比六七年前更要親密！”作者的國外生活，也在詩集中留下了紀錄。《馬賽》、《巴黎》等詩，雖也略帶依戀，更主要的卻是充滿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揭露和詛咒。 《大堰河》詩集中所表現的對于農村勞動人民的熱愛，發自內心的親近他們的要求，以及對于剝削階級的憎惡和決裂，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說是作者過往生活和感情的總結，也是詩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創作道路的起點。如同生活道路是艱辛而不平坦的一樣，作者并沒有為自己的創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徑。在那“蘆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蘆笛》)的黑暗環境中，他給自己的詩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調，便是“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這樣談起那些年代的詩歌創作：“一些詩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時代之陰暗的底層与堅苦的斗爭中從事創作，他們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實地反映出今日中國的黑暗的現實。”(注：《詩論·詩与時代》)作者的詩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創作，也正是這樣的。 艾青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獄到抗戰前夜所寫詩歌，見于《曠野》詩集中的《馬槽集》，這是所謂“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气氛。部分詩歌進一步反映了農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預示著斗爭的來到。而更多的詩歌卻是充滿了希望，表現出對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頌太陽(注：《馬槽·太陽》，收入《曠野》)，期待黎明(注：《馬槽·黎明》，收入《曠野》)，相信烈士的鮮血換來了春天(注：《馬槽·春天》，收入《曠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堅信与愿望：“我乃有對于人類再生之确信”(注：《馬槽·太陽》，收入《曠野》)，愿為胜利的歡笑而犧牲(注：《馬槽·笑》，收入《曠野》)，并呼喚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注：《馬槽·煤的對話》，收入《曠野》)。這种不倦的追求，成為作者以后創作中一個重要的特點。 抗戰爆發了。作者“拂去往日的憂郁”，迎著“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開始了新的生活和創作的道路。遍及半個中國的行蹤，使他擴大了現實的視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時代的精神，同時促成了創作激情的高漲。在抗戰前期的几年內，他的詩作的數量和質量都有重要的進展，《北方》、《向太陽》、《他死在第二次》、《曠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潰滅》、《獻給鄉村的詩》、《反法西斯》等詩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國抗戰前期詩歌創作最丰碩的收獲。 在這個時期，作者還寫了不少詩歌理論，如《詩論》等。這些文字，對于幫助理解作者當時的創作，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他曾提出“詩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結合在一起”(注：《詩論·詩的精神》)，認為詩歌“應該教育人民怎樣思想……是斗爭的忠實的伙伴”(注：《詩論·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對詩歌要為民主政治，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服務的理解。所以他努力地要“作為一個悲苦的种族爭取解放，排脫枷鎖的歌手”(注：《詩論·詩与時代》)，要“從當前的群眾的斗爭生活中汲取題材”(注：《詩論·主題与題材》)。這些理解与体會，一定程度上指導著他的創作實踐。作者抗戰開始后寫的詩歌，更富現實意義，更多抒寫人民群眾，詩歌的形象更鮮明、丰富，語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過去流露的憂郁的情緒，已日益帶上憤恨甚或悲壯的色彩，而對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則愈趨明确、堅定。 《北方》集內包括了作者在抗戰初期的重要詩作。它們記敘著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車》等。但更明顯的，卻是被民族奮起抗敵所激發的熱情和信念。《他起來了》象征民族的覺醒，《北方》從民族几千年斗爭歷史中汲取力量，《風陵渡》則對現實充滿信心。面對著苦難和斗爭，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運都賦予這時代，這祖國的土地。他向著“中國的農夫”、“土地墾植者”、“少婦”和“母親”，訴說起自己這“農人的后裔”的“流浪与監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并詢問道： 中國， 我在沒有燈光的晚上 所寫的無力的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溫暖么？(注：《北方·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作者的詩句有時不免悲愴，卻正是极度熱切的反映：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注：《北方·我愛這土地》) 這些詩歌反映了現實的生活斗爭，包含著向上的思想內容，它們既不同于那些抗戰口號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對了逃避現實斗爭的藝術的陶醉，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 一九三八年春天寫的《向太陽》是作者的第一首長詩，它不同于敘事詩或一般的抒情詩，而更象一首頌詩。作者在多年的創作中，一直表現出對于光明、太陽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熱度贊美著光明，贊美著民主”(注：艾青：《為了胜利》，《抗戰文藝》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戰初期熱烈的情緒相一致，它充滿了熱情、樂觀和希望。長詩共分九段，前三段寫他期待著黎明，并在黎明的歡忻中向見到的一切問早、祝福，四、五兩段贊頌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啟示一切崇高的創造，啟發人們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兩段歌唱太陽照耀下的一切都變得美好，作者的視線轉向現實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野、河流、山巒，都從絕望、痛苦、憂郁中醒來，高呼、歡笑，傷兵們更崇高，陌生人變親切，少女們歌唱幸福，工人士兵們都為抗戰胜利，消滅敵人而奮起。最后的兩段轉向作者自己的內心感受，太陽驅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熱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寬怀与熱愛”，他奔馳著，向著太陽。長詩詩情聯綿，卻又層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發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陽。后來聞一多在談到詩人們的“知識分子气時，曾說：“艾青說‘太陽滾向我們’，為什么不是我們滾向太陽呢？”(注：《聞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間》)應該說，《向太陽》中是已經出現了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轉化的。特別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領袖和理想的同時，更歌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導師列宁和《國際歌》等，這里標志著作者思想感情的趨向。 詩集《他死在第二次》內，最重要的是兩首寫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長詩：《吹號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后者著力描寫一位受傷的兵士渴望戰斗的激情，他接受祖國的號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后光榮地倒臥戰場。長詩歌頌了他的革命責任感和英雄主義，他的激情來自民族的覺醒和解放，他的無畏聯系著祖國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著他再去為它而戰斗、犧牲。雖然寫的是艱苦的戰爭，但長詩反映的正是胜利的信念。同樣描寫戰士犧牲的《吹號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為丰滿動人的，這詩本身就象飛著“血絲”的號角聲那么悲涼、庄嚴，作者的愛与沉痛，也如詩句一樣凝煉。他曾自稱這是“以最真摯的歌獻給了戰斗，獻給犧牲”(注：《為了胜利》)。長詩形象地寫出了吹號者對號角的愛、對黎明的向往等，更深情地抒寫了吹號者青春純洁的心靈和美的形象： 現在他開始了， 站在藍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開始以原野給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號角里去， ——也夾帶著纖細的血絲么？ 使號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聲響還給原野， ——他以對于丰美的黎明的傾慕 吹起了起身號， 那聲響流蕩得多么遼遠啊…… 直到他犧牲，作者還祝愿：“而太陽，太陽使那號角發出閃閃的光芒……听啊，那號角好象依然在響……”。這些長詩，激動著抗戰歲月中斗爭著的人們。 作者這一時期的創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詩中，它們分別收錄在《曠野》、《黎明的通知》、《獻給鄉村的詩》等集子里。這些詩歌不僅較廣泛地反映了現實生活斗爭的動向，滲透著抗戰的時代气氛，交織著作者對祖國、人民、原野、農村的愛与希望，同時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創作的歷程。尋找光明總是歡樂的，但也充滿艱辛；革命的步履是堅定的，但會出現暫時的困難。理解這种艱辛和困難，就更懂得作者尋找的熱忱和步履的踏實。這些集子內較早的詩作，色調明朗，情緒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詩歌中似乎出現了沉重的消息。這時候，奮起抗戰帶來的最初的熱烈情緒已經平靜，現實的困難和矛盾日漸迫近人們，作者此時又正好在國統區的大后方，“遠离烽火，聞不到‘戰斗的气息’”(注：《曠野·前記》)，卻感受到了荒涼寂寞的氛圍，于是作者的筆有時顯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寫的兩首《秋晨》相比，同樣是山水原野，色澤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條了。同樣描寫士兵，《兵車》中找不到《吹號者》的壯美；即使描寫了《小馬》的“歡愉、新鮮”，卻又感歎“它還不曾嘗過辛苦”。這偶而出現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時，他在詢問：“曠野啊——你將永遠憂慮而容忍不平而又緘默么？”(注：《曠野·曠野》)他在積聚：“我的胸中，微微發痛的胸中，永遠地洶涌著生命的不羈与狂熱的欲望啊！”(注：《曠野·曠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嚴寒、冰層、殘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點來……我將穿上芒鞋去尋覓溫暖”(注：《曠野·愿春天早點來》)，而冰雪也終于融化，“滿怀著興奮与喜悅……洶涌到那閃耀著陽光的遠方去了”(注：曠野·解凍)。 不久，作者就寫出了另一首重要的敘事長詩《火把》。 《火把》在較寬闊的生命背景下描寫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人民大眾的集体行動中受到教育、堅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詩篇主要通過正确地認識生活、愛情的意義，來表現主人公對革命的向往、猶豫和轉變。這樣的題材在小說創作中固然并不罕見，但以長詩的形式表現，具有特殊的意義。由于詩中跳躍著象火把一樣燃燒的熱情，以及對于人民力量、抗戰前途的充滿信心和盡情謳歌，長詩是那樣的激動人心。盡管工人勞動者的形象不如知識分子丰滿，對革命的描寫不如愛情之細致，人物的轉變也顯得簡單了些，但這种簡單卻也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大時代的特點：強烈的火焰，是能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燒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猶豫的。 《火把》不僅鼓舞人們尋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芳年春天，艾青帶了長詩《火把》到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同志。這以后的詩歌，已很難找到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樂的心情，清新的詩章。如《高粱》贊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對勞動人民的珍愛，《公路》等詩更是真摯地歌唱勞動群眾的業績，并從那里汲取力量，得到振奮：“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為追蹤自由而感到無限地愉悅啊！舖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寬闊！多么平坦！多么沒有羈絆地自如地向遠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這詩的情緒由靜及動，從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當時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在周恩來同志幫助下，艾青來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這不僅是跨躍到一個新的地區，也是跨躍到一個新的時代。詩人在毛澤東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藝思想教育下進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創作的境界。“詩必須作為大眾的精神教育工作，成為革命事業里的宣傳与鼓動的武器”，“把詩和政治密切結合起來，把詩貢獻給新的主題和題材”(注：《詩論·詩到街頭》)。這些話寫于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卻也反映了作者在延安的整個創作的日益自覺的方向。反映嶄新的生活，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收錄在《黎明的通知》、《獻給鄉村的詩》、《反法西斯》、《雪里鑽》等詩集中這一時期詩歌的重要特點。所以作者日后曾總結道：“這個時期，我的創作的風格，起了很大的變化”(注：艾青詩選·自序)。 這個變化，首先明顯地反映在作者過去喜愛的題材——農村方面。本時期這類詩歌在數量上雖相對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區現實的啟示，促使作者對祖國的農村、原野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提煉出新的詩意。《河》使人感到，河水只因流經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獻給鄉村的詩》回憶家鄉优美明麗的自然風光和苦澀的生活、不幸的農民之間的不和諧的對照，預言“為反抗欺騙和壓榨，它將從沉睡中起來”。這首詩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點上，回顧過去多年的農村題材的詩歌，作了有意義的概括。 這個變化也明顯地表現在作者以极大的熱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邊區參議會時作《毛澤東》，贊頌偉大的人民領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駁斥反動派的污蔑，歌頌解放區幸福的斗爭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國民党對陝甘宁邊區的進犯，作《起來，保衛邊區！》號召在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領導下緊密團結，進行針鋒相對的武裝斗爭。《雪里鑽》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寫党領導的革命隊伍的敘事長詩，与前一時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頌工農兵、無產階級英雄這題材上的重要進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從國統區來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藝工作者那樣，他們雖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卻由于一段時間內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們的作品往往在藝術上比較薄弱；艾青這時的詩作，也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只是隨著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這种情況才有了變化。愛的熱烈如果反映出觀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徹，它們就能使政治信念化為高昂的形象的詩情。 作者這時不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還站在這塊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國，向“遠方的沉浸在苦難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這夜已快完了，請告訴他們，說他們所等待的就要來了”。在這喜悅的“通知”中，包含著作者本人多年來等待“光明”、“溫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寫的《給太陽》、《太陽的話》兩首，也以相似的感受“通知”著人們。它們已不同于前一時期表述的對于太陽、光明的追求、渴慕的焦灼心情，而已經是在抒發沐浴著它的光和熱的幸福之感了：“經歷了寂寞漫長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巔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著在你的光輝里沐浴我的靈魂……”。 這一時期作者還以不少詩篇抗議法西斯罪行，歌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倫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賀》《敬禮》和長詩《索亞》等，它們保持并發展了前一時期反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詩歌如《反侵略》、《時候到了》、《哀巴黎》、《賭博》等的重要特點：詩的形象結合著明确的是非愛憎，以階級分析眼光看待國際間重大事件，站在歷史唯物主義高度堅信反帝斗爭的胜利。尤其是在《哀巴黎》、《賭博》、《土倫的反抗》等詩中，作者每寫到法國人民，總念念不忘他們是“公社的子孫”，并從中感受力量和信任。作者這种早已開始的對于社會主義的熱情，在歌頌十月革命的詩篇中得到了更高的激揚。 抗戰胜利后不久，艾青离開延安到華北，直至全國解放。在這段時間內，由于主要從事其它工作及參加士地改革，詩歌創作數量較少，后來就收錄在《歡呼集》等集內。但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人民的狂歡節》、《人民的城》、《歡呼》等，表現了抗戰胜利的歡樂。是祖國、民族的歡樂，也是詩人由衷的歡樂。《人民的狂歡節》中的火把遠比長詩《火把》中燃燒得旺盛，象征著人民革命事業的前途；《歡呼》中听到了作者對祖國農村勞動者的從未有過的興高采烈的歡呼，這是拂去了憂郁后的祝福。《布谷鳥》、《送參軍》等詩反映了作者參加土改的忻喜，翻身的農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勞動，人歡車笑奔向似錦的前途，這恰似作者多年來對農民命運的深情關怀贏來了良好的回答。 作為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詩人，艾青解放前的詩歌表現出一些重要的特點。 他從對農村勞動人民的熱愛和接近他們的要求出發，十多年來，一直向他們呈獻著自己最真切的詩情。從《大堰河》時期起到《布谷鳥》時期止，作者經歷了生活思想的重要進展，但每個不同時刻，都為農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勞苦者：農民和穿上軍裝的農民——士兵，寫下最真摯的詩篇。他詩篇中的憂慮是因為農民的痛苦，振奮是由于農村的蘇醒，歡欣更來自農民的解放。可以說，作者是和他筆下的農村勞苦者一起，感受舊世界的桎梏，經歷抗戰烽火的鍛煉，又共享解放的喜悅、土改的歡樂，是一起在革命的年代里前進著的。說作者的詩歌深切地反映了抗戰的現實面貌和時代精神，應該首先注目于他抒寫祖國農村的篇章，它們寫出了土地受蹂躪的痛苦，也寫出了游動于地心的熱气，以至震蕩了大地的風運，這正是中國當時農村現實的靈魂。從作者較早的文字中，就可捉摸到他多寫農村勞苦者的原因：“苦難的美是由于在這階級的社會里……一般的受難者是善良的這觀念所產生的”(注：《詩論·美學》)。很顯然，這是一种深植在革命的思想情感中的美的觀念。到后來，他更明确地號召：“這無限廣闊的國家的無限丰富的農村生活——無論舊的還是新的——都要求著在新詩上有它的重要篇幅”(注：獻給鄉村的詩·序)。作者正是以大量的詩作實踐著這個信念和希望。 艾青的詩作，總是蘊藏著一种深沉的感情。他曾在詩篇和文章中多次寫到自己的“憂郁”、“憂傷”、“悲哀”等心情，這种憂郁，也的确成為作者的一种感情特色，以不同的形態，回蕩在他的不少詩篇里。但是它卻不僅是個人的，而具有強烈的社會色彩。作者曾說：“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郁，這有如叫一個輾轉在泥色的夢里的農夫不憂郁，是一樣的屬于天真的一种奢望”(注：《詩論·服役》)。它不是冷淡的哀愁，而是熱切的思慮，它反映了對祖國、民族、人民的愛与艱苦現實之間的矛盾，是尚未找到回答前的思慮，它不同于退讓的歎息，而是進取的准備。正如詩人自己所說：“把憂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彌漫在廣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憤懣……集合扰來……佇望暴風雨來卷帶了這一切，掃蕩這整個世界吧！”(注：《詩論·服役》)所以這個感情特色往往給詩篇添加了感染和啟示的力量。當然，作者的憂郁也的确反映了出身的那個階級帶來的沉重負擔，甚至存在著作者熟悉喜愛的俄國作家筆下農村苦難的折光。作者就曾苛責自己“用的是舊的感情”，未能用“農民的眼光看中國的農村”(注：《獻給鄉村的詩·序》)。實際上，當上述的矛盾在革命發展進程中，也在作者思想變化過程中解決時，憂郁的感情便只是作為一种回顧偶然閃現，而整個的詩章中，正躍動著快樂、明朗的心聲。 与憂郁的感情同樣存在于艾青詩作中的，是熱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謳歌。這种追求來之于信念，所以即使反映鄉村苦難，作者也往往在荒涼中萌出生机，暗淡里透露光亮，沉滯時預示惊醒，而當筆触馳騁于意象、理想的境地時，他的追求的熱情便似火般燃燒了。太陽、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現于他很多詩作，更是他不少詩篇專門謳歌的主題。這种謳歌使詩篇散發出蓬勃向上的意气，它植根于現實的土壤，又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激情。可以說，沒有對光明的追求，便沒有艾青的詩。他說過：“凡是能夠促使人類向上發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詩的”(注：《詩論·詩》)。這說明作者不倦的追求，既出于內心的渴望，又表現著自覺的意識。這追求正是時代的需要，是時代精神的反映，所以它們激動了人們，尤其是青年的心，即使時代轉變了，但仍然能從中感受生命的活力。當然，這追求和謳歌，也的确反映出一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要求和情緒，但隨著生活的前進，作者的思想也不斷發展，如果早期還包含著朦朧抽象的觀念，那么到后來就日益明确，日益具体，如在延安寫的《野火》等詩，在生動的形象中已經含蘊著革命的內容与力量了。 艾青的詩歌以它緊密結合現實的、富于戰斗精神的特點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优良傳統，又以精美創新的藝術風格成為新詩發展的重要收獲。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藝術才能，又銘記下他嚴肅的、艱苦的藝術實踐。他曾寫道：“一首詩的胜利，不僅是那詩所表現的思想的胜利，同時也是那詩的美學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論家所忽略”(注：《詩論·美學》)。在他的詩歌中，飽滿的進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經驗帶來鮮明的形象，而“毫無遮蔽的感情”(注：《北方·序》)又表現為朴素生動的語言。形象的語言，這密切聯系著的詩歌藝術的要素，正是作者不僅在創作中，也在理論文字中努力求其完美的。 艾青的詩歌具有鮮明深刻的形象，隨著詩歌結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認為，“詩人一面形象地理解著世界，一面又通過形象向人解說世界”(注：《詩論·形象》)。他的很多优秀詩作表現出一個特點：往往在一首或一段的最后升起一個意念，或一個思想，但這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他所反對的“浮泛……無力的叫喊”(注：《詩論·技術》)，它是在全詩中孕育起來的，是詩情的結晶，是形象的升華，正是詩歌借以感人的力量所在。這种形象，反映了作者對于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深度。 另外，作者筆下的形象，總是具有他极為執著的詩的特點，這在敘事詩中更為明顯。寫的雖是實在的生活，但手法上常常運用新鮮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而產生的形象卻似乎比實生活更貼切。例如寫每天惊醒吹號者的，“是黎明所乘的車輛的輪子滾在天邊的聲音……是他自己對于黎明的過于殷切的想望”(注：《他死在第二次·吹號者》)。又如寫戰士前進在“眾人的愿望所舖成的道上……從今日的世界走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每個未來者都將以感激來追憶的道上”(注：《他死在第二次·他死在第二次》)，即精練地寫出了戰士們的責任感、斗志、戰斗的意義，又具有詩的美感。這些形象是奇幻的，它可能受影響于作者曾經接近過的象征派詩歌的重視藝術完美的要求，但卻摒棄了它的不可捉摸的臆想，而尋求著來自現實的、社會的詩情。這就使作者筆下的形象，盡管如天之空、似海之闊，卻總是緊緊地聯系著戰斗的祖國的大地。 作者詩歌中形象的完成，又經常得益于他的美術素養。他善于用色澤、光采的渲染以至构圖、線條的安排來增加形象的鮮明性。這种色調的運用，又不同于象征派詩歌之從文字外殼進行虛造假設，而是從生活本身采集而來，是生活實感与詩歌情緒的結合。灰暗褐黃的色調使現實的苦難更見沉凝，在濃綠翠藍中會感到希望，當生机蓬勃時，詩歌中又呈現了鮮紅与金色。當然，形象的鮮明性遠胜于如此簡單的概括，它們要丰富得多，而且作者詩歌中色彩的運用，又不僅為了渲染情緒、思想，它還應符合本身獨立的美感要求。作者很重視這种藝術的錘煉：“一首好詩里面，沒有新鮮，沒有色調，沒有光采，沒有形象——藝術的生命在哪里呢？”(注：《詩論·技術》)所以他的不少詩作，猶如完整的畫幅，以協調的光色以及勻稱的构圖感染著人們。如《手推車》一詩，便是將景、情、光、色、圖乃至音響，統一得較完美的例子： 在黃河流過的地域 在無數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車 以唯一的輪子 發出使陰暗的天穹痙攣的尖音 穿過寒冷与靜寂 從這一個山腳 到那一個山腳 徹響著 北國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凍的日子 在貧窮的小村与小村之間 手推車 以單獨的輪子 刻划在灰黃土層上的深深的轍跡 穿過廣闊与荒漠 從這一條路 到那一條路 交織著 北國人民的悲哀 詩的形象完全依賴語言的表現。艾青對于自己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便是“适切”、“准确”(注：《詩論·談談寫詩》)，“最能表達形象”(注：《詩論·詩的散文美》)。所以他堅持必須從生活斗爭中提煉，他的語言反映出他對客觀現實的認真觀察和理解，凝聚著他從中產生的真情實感，又表現了他优异的創造力。他排除對華麗舖飾的模仿，沒有古舊的羈絆，也很快擺脫了歐化的影響，創造出朴素生動的富有生命力的語言。他的勞績丰富了我國新詩歌的藝術語匯，增加了新詩的藝術表現能力。 由于作者對語言的上述要求，加上他“不受拘束地表達”(注：《艾青選集·自序》)的愿望，他雖然嘗試過多种詩体，但真正使他覺得能适應這激烈變動的生活內容，應該成為新詩的“主流”(注：詩論·詩与時代)，自己寫來也得心應手的，則是自由体詩。他擅長以散文式的詩句自由地抒寫；他的詩歌富于丰滿的形象与詩意，并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縛；很少注意詩句的腳韻或字數格式的划一，卻具有內在的旋律与整齊和諧的節奏。艾青的詩，標志著“五四”以后自由体詩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又給以后的新詩創作帶來了很大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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