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創作隊伍的擴大，是“左聯”取得的重要成績之一。在“左聯”成立時，魯迅即提出“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的建議。他自己身体力行，對青年文藝工作者和新進作家，獎掖指導，不遺余力。“左聯”也為培養青年作家，發展文學創作，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十年內戰期間，新人新作大批涌現，其中尤以短篇小說創作，取得最為丰碩的成果。 作家張天翼出現于一九二九年，初作《三天半的夢》發表在魯迅主編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十期)上。此后創作產量日丰，短篇有《從空虛到充實》、《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團圓》、《万仞約》、《春風》、《追》等集子，中篇有《清明時節》，長篇有《鬼土日記》、《一年》、《在城市里》等。當時廣大讀者對文藝創作中的感傷主義情調和“革命加戀愛”的公式開始感到厭倦，張天翼的出現，給文藝界帶來了一股新鮮活潑的气息，很快就擁有大量的讀者。 張天翼出生于湖南湘鄉的一個士大夫家庭，父親靠當教職員來維持生活。張天翼從小隨父親漂泊流轉，當過職員、教員、記者，接触的生活面很廣；對于各階層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他都注意觀察、了解。這使得他的作品能在較為廣闊的范圍內反映舊中國的社會生活，并塑造出不少性格比較鮮明的人物形象。他熟悉許多地方的方言土語，而又能去粗取精，較好地運用它們。文筆洗練明快，潑刺新鮮，往往只用很少筆墨，就能勾勒出一個人物的性格面貌；冗長的敘述描寫和浮泛的抒情議論，在他作品中是很少見的。他是一個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的作家。 張天翼寫得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識分子的庸俗虛偽、矛盾可笑的心理狀態。這些人物過著空虛無聊的生活，用喝酒、閒逛、談情說愛來打發日子。他們時或也感到苦悶不滿，但又無力自拔，有的甚至自甘墮落。《從空虛到充實》里的荊野，《豬腸子的悲哀》里的“豬腸子”，《移行》里的桑華，都是這類人物的代表。作者用嚴肅而又詼諧的筆調來寫他們，剖露他們的靈魂，鞭撻他們的弱點。對于一些以肉麻為有趣、玩著令人作嘔的戀愛把戲的知識分子，作者有時采取漫畫式的夸張手法，盡情地加以嘲諷，讀來引人發笑，并且使人從笑中產生出對丑惡事物的憎厭与鄙視。盡管反映生活的深度不足，有些作品還存在著謔而謔的缺點，但大体說來，幽默而不失嚴肅，滑稽而不落輕佻，是張天翼創作的特色和長處。 深刻地描寫了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了他們向上爬心理的作品，是短篇《包氏父子》。主人公老包是某公館的仆役，他渴望儿子包國維能夠讀書成名，千方百計地借債為他繳納學費，而包國維卻在資產階級學校教育和富家子弟引誘下走上了墮落的道路。當老包知識他的儿子因打人被學校斥退、自己還須賠償醫藥費的時候，因為受不住失望和債務的重壓而昏過去了。作品生動地描畫老包望子成名和包國維驕縱愚妄的心理和性格，筆致犀利，不僅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的庸俗觀念，而且表明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對青年有多大的腐蝕作用。在另一篇諷刺向上爬的市儈思想的小說《歡迎會》中，盡情揶揄和嘲笑了趙國光這個竭力向反動當局獻媚的奴才，還把銳利的筆鋒暗暗指向對外賣國、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國民党反動派。這些作品都顯示了作者運用諷刺喜劇手法的才能。 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也在張天翼筆下得到了正面的反映。他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幅封建地主階級殘害農民的血淋淋的圖畫。《三太爺和桂生》揭露了惡霸地主活埋革命農民的血腥罪行。《笑》于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控訴了土豪劣紳的魚肉鄉民，無惡不作。中篇《清明時節》通過對兩個地主內部斗爭而最后以手下人(三個士兵)為犧牲品、复又言歸于好這一事件的描寫，進一步揭示了封建勢力凶殘毒辣的本相。地主謝老師受辱后始則憤不欲生，繼而出于利用的目的向三個士兵卑躬屈節、竭力討好，終于出賣他們：這种种卑鄙無恥的行徑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管致的描畫。寫另一個地主羅二爺的筆墨雖然不多，但也突出地展示了他的陰險專橫的惡霸面貌。而對于來自農村、誤入地主圈套的三個士兵，作者則又滿含同情地渲染了他們忠厚憨直的性格。故事波瀾起伏，不枝不蔓，顯示了作者构思的匠心。 張天翼的筆触有時也轉向在統治階級壓迫和欺騙下逐漸覺醒的勞動人民。如果說《三太爺与桂生》里革命農民桂生的形象還不免模糊，稍后的《儿女們》里新的一代的面目已較為清晰。以反動軍隊的士兵生活為題材的《二十一個》，描寫在軍閥混戰中一群從死亡線上撤退下來的士兵，終于受不了反動軍官的非人待遇而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并因為覺悟到雙方士兵都是在“鄉里連稀飯都吃不著才跑來”的，于是拯救了對方的一個傷員，和他血肉相連地團結在一起。它与稍后寫成而主題近似的《仇恨》，都是張天翼的較好的作品。 此外，張天翼還寫過童話《大林和小林》(《兩林的故事》)、《禿禿大王》等。作者熟悉儿童心理，想象丰富，作品能寓教育意義于活潑生動的故事講述之中，使少年讀來饒有興味。這些作品的出現，推進了我國年輕的儿童文學的發展。 一度和張天翼齊名的，是來自湖南的另一位作家蔣牧良(1901—1973)。他們是摯友，并且經常互相閱讀對方的初稿，兩人的藝術風格在某些方面有近似之處。蔣牧良有短篇小說集《銻砂》、《夜工》和中篇小說《旱》。他出身貧農家庭，小說大多取材農民的苦難和抗爭，也接触到礦工、舊軍隊和公務員等題材。他的作品沒有复雜曲折、惊心動魄的情節，卻能在短短的生活片斷中，寫出尖銳的社會矛盾。《賑米》敘述救賑大員扣發賑米，將它借給商人作抵押，激起民變。《夜工》描寫落第秀才依靠女儿為生，她為了養活全家，被迫賣淫，卻謊稱上“夜工”。事情被發現后，父親認為有辱家門，把她打傷了，內心卻很難過。沒有收入集子的短篇《集成四公》，刻划驕橫凶狠的地主，在得知農民揭竿而起時，惊慌得不知所措。對于這類人物的外強中干，寫得入木三分。作家將剝削者壓迫者的丑態揭露出來，加以嘲弄，但寫得比較含蓄，主要不是依靠夸張，而是揭示出事件本身的矛盾所在，因而具有內在的諷刺力量。他寫的小說題材不同，表現方式多樣，注意构思和剪裁，而且都有嚴肅的思想意義。抗戰爆發后，蔣牧良主要從事新聞報導工作。 當時相當活躍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還有丁玲。丁玲出身沒落士紳家庭，早在學生時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后多种思潮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后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悶中開始寫作小說。她后來概括自己進入創作生涯時的思想狀態是：“有著极端反叛的情緒，……又疏遠了革命的隊伍，走上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注：丁玲：《一個真實的人的一生》，《人民文學》三卷二期)這种思想情緒在她初期作品中留有明顯的印記。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初。其中描寫的莎菲，是一個在“五四”浪潮中沖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視周圍的一切，卻沒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她將“個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來，錯誤地理解為應當“享有我的一切”。這种沒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使莎菲墮入自我毀滅的絕境。小說曾在一部分由于大革命失敗而彷徨歧途的知識分子中間激起過共鳴。后來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彌漫著比較低沉的情調。一九三芳年前后，由于受到革命形勢的影響，又得到“左聯”的直接幫助，丁玲的創作傾向開始發生變化。《一九三芳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經寫過兩篇題為《一九三芳年春上海》的小說，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寫的是知識青年美琳為蓬勃展開的革命形勢所吸引，毅然拋棄庸俗的生活和愛情，在實際斗爭中發現了新生的喜悅。小說的視野較前開闊，色彩也較前明朗。寫于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該年震動全國的十六省大水災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區農民在空前的天災面前，更加認清階級矛盾、思想迅速變化的現實，暗示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實際上乃是比洶涌的洪水更大的禍患。這篇小說以主題的戰斗性和題材的現實性，受到讀者的好評，發生過較大的社會影響。此后，丁玲還寫了一些短篇：《消息》刻划一群工人家屬盼望革命隊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們早些來！”《奔》通過几個農民在農村中無以為生、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遭遇，從側面反映出城鄉經濟面臨崩潰的嚴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勢的高漲。藝術上也有新的進步。此外，寫于一九三一年的《田家沖》，雖然在主題安排上還存在著一些缺點，但通過复雜的生活，塑造了几個富有性格的人物，象么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寫得生動活躍，有血有肉，便連著墨不多的姐姐和小哥，也各有特點。小說對當時那种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作風，實際上是有力的否定与沖擊。丁玲的創作在以后的更重大的發展。 創作比張天翼他們開始得早些，在這個時期以新的成就受到文壇注意的，有魏金枝、彭家煌等人。他們都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寫作的。魏金枝(1900—1972)以《奶媽》、《白旗手》等作品見稱于時。《奶媽》從側面描寫一個艱苦斗爭和英勇犧牲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后殘酷的階級斗爭，并對于那些失業后過著“沒有紀律的頹敗的生活”的小市民們也有所批判。《白旗手》寫一群招來的新兵不安于“豸虫”般的生活而終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對于這些新兵們的生活和心理作了比較細致的描繪。作風略近于魏金枝的是彭家煌(？—1933)，他有《慫恿》、《茶杯里的風波》、《喜訊》等短篇集，在細膩簡洁的筆触下流露出作者對世事的憤懣和抗議。《賊》畫出了某些知識分子的自私自利和冷酷無情的靈魂。《奔喪》寫的是農村破敗和荒涼的景象。《喜訊》一篇，則通過拔老爹盼望儿子，而他得到的“喜訊”卻是儿子在外因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對時代的血腥恐怖作了側面的反映。他的小說題材多樣，由于大多來自親身的經驗或者實際的觀察，寫得真實動人，而且結构自然，文字朴素，給人以親切之感。魏金枝主要從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寫作勤奮的彭家煌又過早去世：這些都限制他們獲得更多的成就。但他們的作品同樣反映出左翼作家沿著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摸索前進的步伐。 比張天翼等人稍后出現，在小說創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蕪和沙汀。他們在開始文學活動之后，曾經聯名給魯迅寫信，請教有關小說創作的問題，魯迅那封著名的《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就是對他們的答复。可以說艾蕪和沙汀是在魯迅的關心下，遵照魯迅的教誨而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 艾蕪，原名湯道耕，出生于四川新繁縣一個鄉村小學教師的家庭。五四運動爆發時，艾蕪還是一個小學生，但他自述：五四“給我的影響是不小的”，“總是捧著《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國》來讀，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費多少力量”(注：《艾蕪短篇小說選·序》)。一九二五年，由于不滿守舊的學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辦婚姻，离家出走；從“勞工神圣”的信念出發，決心“憑我的雙手、我的勞力走到世界上去”，“坦然接受著一個勞動者在舊社會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難”(注：《艾蕪短篇小說選·序》)。從此，在整整五六年的時間里，艾蕪漂泊于我國西南邊境和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在社會底層過著自食其力的貧困生活。一九三一年春，因為參加緬甸的革命運動，被英帝國主義遣送回國。在國內，他怀著把他“身經的，看見的，听過的，——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扎起來的悲劇切切實實地繪了出來”的決心，開始從事創作(注：《南行記·序》)。這些經歷，為艾蕪的創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新領域。把我國西南邊境的綺麗風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難与斗爭首先帶到文學作品中來，是艾蕪對現代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貢獻。 他的第一個短篇集《南行記》中的八篇小說，都是作者漂流生活的反映。首篇《人生哲學的一課》，采用第一人稱的寫法，描寫知識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無路的遭遇。他四出尋找混口飯吃的職業而不可得，因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赶出客棧，連個栖身之處也將失去；但仍然執拗地表示：“就是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強地生存下去！”這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者自傳的性質；而蔑視困難、勇敢地向生活挑戰的堅定不屈的態度，也确實貫串在艾蕪的許多作品中，成為他的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其中《山峽中》是一篇技巧圓熟的作品，它描寫了為當時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生活天地和人物性格。這是一群被不合理的社會拋出正常生活軌道的人們，他們懂得“懦弱的人，一輩子只有給人踏著過日子”，卻還不曾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只是過著流浪和盜竊的生活。作品著重地描寫了一個叫做小黑牛的悲慘的命運。這個老實的農民，“在那個世界里躲開了張太爺的拳擊，掉過身來在這個世界里，卻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在這里，作品嚴厲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這條不幸道路的舊世界。作者把故事放在一個夜色凄厲的背景上加以描畫，情景交融，气氛更為動人。《洋官与雞》和《我詛咒你那么一笑》兩篇，寫的是帝國主義者對邊疆人民的勒索和蹂躪。在對那些海盜進行筆伐的時候，前者含著輕蔑的嘲諷，后者充滿難以遏抑的憤怒之情。短篇集《南國之夜》中的《南國之夜》和《歐洲的風》，寫的雖是緬甸和中緬交界地方人民的生活，但改變了自敘身世的第一人稱的寫法。《咆哮的許家屯》一篇，反映我國東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獸行的浴血斗爭。有些人物形象如蔡屠戶、阿龍和漢奸馬老么等寫得相當鮮明。在抗日救亡運動逐漸高漲的一九三三年，《咆哮的許家屯》的發表起到了積极的鼓舞斗爭的作用。除《南行記》和《南國之夜》外，艾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有中篇《芭蕉谷》及《夜景》、《海島上》等集。寫得較早，沒有收入集子的短篇《太原船上》，借著与紅軍作過戰、為紅軍所俘的國民党士兵的口，曲折地歌頌紅軍的英勇業績，反映蘇區的嶄新風貌，曾經得到魯迅“寫得朴實”的首肯(注：轉引自《艾蕪短篇小說選·重版題記》)。 艾蕪的小說善于將抒情、敘事、寫人三者結合起來。在他筆下的下層人民，包括那些為生活所迫，鋌而走險的盜賊，雖然性格已經不同程度地被社會扭歪了，沾染上許多惡習，內心深處依舊保持著善良誠摯的品質。當周圍是那么黑暗和污濁，命運對于他們又是那么殘酷和不公正的時候，這些品質就顯得格外光采奪目，增強人們對于生活的信念和斗爭下去的勇气。不是憑借外加的標語口號，或者硬添的光明尾巴，而是透過人物形象本身表現出來，因此洋溢于整個作品中的明朗氛圍和樂觀精神，使小說具有一种內在的戰斗的思想藝術力量，這也是艾蕪作品具有濃重的革命浪漫主義气息而生活實感又很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沙汀与艾蕪曾經是成都省立第一師范的同班同學，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重逢后，共同獻身于文學事業。沙汀最初的創作企圖是反映當時的偉大土地革命和多方面地刻划動蕩不安的社會生活。短篇《法律外的航線》可以說是這時期作品的代表。作家把他攝取生活的鏡頭放在航行長江的一只外國商輪上，既寫出了帝國主義者對待我國人民的海盜式的面貌，也顯示了長江上游兩岸逐漸咆哮起來的農村圖景，可以看出作家可貴的革命感情和巧妙的藝術构思。但由于缺乏斗爭生活的實際体驗，描寫無法深入；有關紅軍的活動和党領導下的農民暴動的情節，一般都用側面的、虛寫的方式表現，若隱若現，不容易給人留下鮮明的印象。沙汀以后便把筆端轉向了他所熟悉的四川農村，贏得了“農民作家”的稱號。農民中被壓迫者的苦難生活和純朴心靈，以及封建統治者及其走卒們种种可鄙可笑的行為，成了他接著出版的短篇集《土餅》和《苦難》的主要描寫內容。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可是在地方軍閥的中世紀式的統治下，閉塞落后，生活象死水般沉滯，霉爛發臭，又充滿了駭人听聞的暴行和丑事，是個十足的黑暗王國。在《凶手》、《丁跛公》等篇中，沙汀已經顯示出他善于表現這种陰暗的現實生活的特殊才能。沙汀同張天翼一樣，也是在描寫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時候顯示出諷刺鋒芒的；但沙汀沒有張天翼那种明快和机智，而以含蓄和深沉見長。沙汀是一位以革命現實主義著稱的作家。在怎樣真實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撻舊中國的黑暗現實方面，他進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到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創作上獲得更大的成功。 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時期，和理論方面的情況一樣，創作方面也存在過一些幼稚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謂“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調。它在思想意識上流露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感傷情緒，在藝術方法上則帶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點。這种現象一出現，立即受到魯迅的批評；沒有多久，也引起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象張天翼、丁玲、艾蕪、沙汀等人，正是在小說創作中率先糾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初期的這种幼稚傾向而取得了可喜成果的代表作家。他們不再把作品作為政治概念的圖解，而是從生活出發，以真實地反映現實，來激發人們批判和改造舊世界的熱情；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有所克服；從而提高了革命文學作品的思想藝術水平。這樣的進展，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成就，同時也標志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成長。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