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第二節：老舍和他的《駱駝祥子》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滿族，出身寒苦。他從小就熟悉城市貧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經歷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中耳聞目見的各种不合理現象，激起他對于社會惡勢力的憤懣和對于生活在底層者的同情。這些給他創作的選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響。“五四”文學革命喚起老舍對于新文學的興趣，他曾經練習著寫過小說。但正式開始文學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國教書以后。那時，由于學習英文，讀了不少英國小說；客居异國的寂寞，又使他時時落入對“國內所知道的一切”的追憶中。將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藝的形式寫下來，就是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接著又寫了《趙子曰》和《二馬》。這些作品在《小說月報》上陸續發表以后，以其文筆輕松酣暢，引起讀者的注意。《老張的哲學》描寫惡棍為非作歹，拆散兩對青年的愛情，把他們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鬧的气氛中演出的卻是一出悲劇。《二馬》的用意原在對比中英兩國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連串笑謔中顯示了海外僑胞受人歧視的處境。它們都涉及嚴肅的課題，對社會黑暗有所揭露。不過，老舍當時抱著“立意要幽默”和“看戲”的態度從事寫作(注：《我怎樣寫〈趙子曰〉》)，他并沒有有意識地在這些方面多加挖掘發揮，卻從欺壓者的惡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尋求笑料，讓對于前者的憤慨和對于后者的同情被笑聲所沖淡以至于淹沒；設刺減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響了作品的思想意義，在藝術表現上有時也流于浮泛和枝蔓。這些弱點，在取材于大學生生活的《趙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顯。正如老舍自己后來所說的那樣：“我在解放与自由的聲浪中，在嚴重而混亂的場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縫子。……在輕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樣寫〈趙子曰〉》)這部小說用嘲諷的筆調，對“五四”以后的學生和學生運動作了不正确的描寫。一九三芳年，老舍從英國回國，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在這個當時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看到更多民族壓迫和种族歧視的事實，并從青年學生探索革命的熱誠中感受到東方革命浪潮的澎湃。盡管他并未充分理解這一切，而且對于革命抱著旁觀的態度，但卻推動他更加關切祖國的命運，并在所寫的童話《小坡的生日》中表達了對于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回國以后，在濟南教書。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社會動亂不宁，人民掙扎于水深火熱之中。這又促使老舍對于許多問題重新加以考慮；這一思索和探求的過程，在他的創作中留下明顯的痕跡。
　　回國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明湖》。這部小說以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挑起的“五三”慘案為背景，据老舍自己說：“《大明湖》里沒有一句幽默的話，因為想著‘五三’。”(注：《我怎樣寫〈大明湖〉》)這部作品因原稿被焚于“一二八”滬戰炮火，未能和讀者見面。一九三二年所寫的《貓城記》，本是作家有感于“對國事的失望”而寫的(注：《我怎樣寫〈貓城記〉》)，卻顯露了不少問題；小說對于黑暗現實固然比之早期作品有較多的批判，同時卻嚴重歪曲人民革命運動，并錯誤地嘲笑了革命者。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老舍對于政治采取旁觀以至厭惡、嘲弄的態度，對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認識；盡管他痛感社會的黑暗和不平，但對變革這樣的現實的革命運動，卻又抱有怀疑。他在作品中曾經多次流露過對于革命斗爭和革命者的錯誤認識；而《貓城記》則是集中地暴露出這一點。小說發表后不久，老舍就公開表示：“《貓城記》，据我自己看，是本失敗的作品，它毫不留情面地顯出我有塊多么平凡的腦子。”(注：《我怎樣寫〈貓城記〉》)一九三四年的《离婚》，透過在反動政府任職的一群公務員灰色無聊的生活圖景，間接地暴露出官僚机构的腐敗，后半部還側面地揭示了特務制度的罪惡。老舍立意使這部長篇“返歸幽默”(注：《我怎樣寫〈离婚〉》)；但這些部分大多不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有助于主題的表達。對于書內人物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傾軋等等，雖然諷刺得不夠有力，卻在含淚的微笑中作了批判，發揮了幽默的效用。這是一部有較多現實內容和積极意義的作品，顯示出他向前摸索的努力。
　　一九三二年以后，老舍開始寫作短篇小說，從這時到一九三六年以前所寫的，大多輯入《赶集》、《櫻海集》、《蛤藻集》。最初几篇，留有“隨便寫笑話”(注：《我怎樣寫短篇小說》)的傾向，如《熱包子》、《愛的小鬼》等；不久就陸續寫出含意嚴肅的作品。《柳家大院》勾勒出北平大雜院內貧民痛苦生活的畫面；《犧牲》揭露了一個留美回國的買辦知識分子的丑惡嘴臉；《月牙儿》寫下母女兩代受生活逼迫，墮為暗娼的悲慘遭遇；《上任》描繪上匪頭子當了保衛地方治安的稽察長，繼續和各路土匪來往的罪惡勾當：從不同的角度鞭撻社會惡勢力，或為被侮辱与被損害者鳴不平。《黑白李》和《月牙儿》還攝下革命者的側影，寥寥几筆，卻也點染出他們正直的品質。這些短篇比之早期的長篇，題材開闊，傾向鮮明，文字結构也較前精煉緊密，思想上藝術上都有進展。此外，象《馬褲先生》、《善人》，用漫畫式的筆法，突出市儈和偽善者的丑態，發揮了諷刺的力量；《老字號》、《斷魂槍》著力于人物內心的刻划和生活氛圍的渲染，從中閃現出時代變動的投影，和原先一些辭气浮露的作品不同，耐人咀嚼回味，又都顯示了老舍不同的藝術手腕和成就。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在輯集《櫻海集》時，說明他的短篇小說風格上的變化“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櫻海集·序》)。隨著對于祖國深重災難有了較多的認識，他的作品的風格和內容确實是在逐漸發生變化。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老舍先后發表長篇《駱駝祥子》和中篇《我這一輩子》；前者以人力車夫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敘，寫的都是他所熟悉的北京貧民生活。《駱駝祥子》是他的优秀代表作，而且標志了老舍的創作進入新的階段。
　　《駱駝祥子》真實地描繪了北京一個人力車夫的悲慘命運。祥子來自農村，在他拉上租來的洋車以后，立志買一輛車自己拉，做一個獨立的勞動者。他所輕力壯，正當生命的黃金時代；又勤苦耐勞，不惜用全部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在強烈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經過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換來了一輛洋車。但是沒有多久，軍閥的亂兵搶走了他的車；接著反動政府的偵探又詐去了他僅有的積蓄，主人躲避特務追蹤還使他丟了比較安定的工作；虎妞對他的那种推脫不開的“愛情”又給他的身心都帶來磨難。迎著這一個又一個的打擊，他作過掙扎，仍然執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來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積蓄買了一輛車，很快又不得不賣掉以料理虎妞的喪事。他的這一愿望“象個鬼影，永遠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經過多次挫折以后，終于完全破滅。他所喜愛的小福子的自殺，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喪失了對于生活任何企求和信心，從上進好強而淪為自甘墮落：原來那個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盤輾得粉碎。這個悲劇有力地揭露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罪行。
　　祥子是一個性格鮮明的普通車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勞動人民的許多优良品質。他善良純朴，熱愛勞動，對生活具有駱駝一般的積极和堅韌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蘊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揚宅的發怒辭職，對車厂主人劉四的報复心情，都可以說明這一點；他一貫要強和奮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賤的社會地位的一种表現。他不愿听從高媽的話放高利貸，不想貪圖劉四的六十輛車，不愿听虎妞的話去做小買賣，都說明他所認為的“有了自己的車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買車當車主剝削別人；他所夢想的不過是以自己的勞動求得一种獨立自主的生活。這是一种個体勞動者雖然卑微、卻是正當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寫了他在曹宅被偵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攢來的積蓄以后，最關心的卻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為曹先生在他看來是一個好人；還描寫了他對于老馬和小馬祖孫兩代的關切，表現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劇之所以能夠激起讀者強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會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這些性格特點也起了無法磨滅的作用。象這樣勤儉和要強的人最后也終于變成了頭等的“刺儿頭”，走上了墮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會腐蝕人們心靈的罪惡。作品寫道：“苦人的懶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結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說：“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到野獸里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老舍正是從這樣一种認識出發，怀著對于被侮辱与被損害者的深切同情，寫下這個悲劇的。這就使這部作品具有激憤的控訴力量和強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讀者的心坎。
　　小說還細致地描繪了祥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种努力。作為一個沒有覺悟的個体勞動者，盡管他怀有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卻完全不懂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他從來沒有想到應該大家團結起來進行斗爭，而僅僅是執拗地幻想憑借個人的要強和努力去達到這樣的目的。他的人生理想是狹小的，他的斗爭手段更是錯誤的。結果，使自己遠离了周圍的朋友，孤獨無援，更加無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擊。既然“要買上自己的車？成了他奮斗向上的全部動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那末，在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實現這樣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單是一個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義，從而必然陷于精神崩潰的境地。盲目的個人奮斗，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的失敗命運，正象作品中所比喻的，好象是拉洋車為了抄近道，“誤入了羅圈胡同，繞了個圈儿，又繞回到原處”。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給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小說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個人主義的末路鬼”(注：《駱駝祥子》在解放后重印時，刪去原來的結尾，這句話也被刪去)；在深切的惋惜之中包含了批判。整部作品，在控訴舊社會吃人的同時，也宣布了企圖用個人奮斗來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產。這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現實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層的社會意義。作品還通過一個飽經人生滄桑的老車夫的口，意味深長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一個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見過螞蚱嗎？獨自個儿也蹦得怪遠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線儿拴上，連飛也飛不起來。赶到成了群，打成陣，哼，一陣就把整頃的庄稼吃光，誰也沒法儿治他們！”盡管這种提法還比較模湖，也沒有在作品中進一步用具体的情節正面地表現出來，卻仍然可以看出這是老舍探索勞動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個嶄新的結論，顯示了他過去作品中所沒有的可貴的進展。
　　在圍繞著祥子經歷的描寫中，作品也寫到了別的一些人物和當時社會的畸形面貌。車厂主人劉四的殘忍霸道，大學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強子的欲起又落的經歷，老馬小馬祖孫兩代的凄涼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毀滅，以及大雜院、“白房子”等處的慘酷景象。由此交織而成的生活畫面，作為整個故事發生的社會環境，突出地表現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在小說中，和祥子的生活發生嚴重糾纏的人物是虎妞。這是一個大膽潑辣、多少有點變態心理的三十多歲的老姑娘。她是劉四的女儿，長期代表她父親和車夫打交道，她的性格中帶有許多可厭的剝消者的特點；但她也有自己的苦悶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找上了祥子，并在被迫的情況下和劉四決裂。祥子并不愛她，卻又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愛情”。他們的結合成了祥子個人奮斗過程中的一個新的打擊。作品關于虎妞這個人物复雜性格的刻畫，以及關于她和祥子之間那种“愛情”糾葛的處理，說明老舍對于這類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節的起伏。不過，作品關于她的那种生物性的要求和她在這一方面給予祥子的磨難作了許多渲染，對這一悲劇的社會意義不免有所沖淡。
　　全書充滿了北京地區的生活風光，不少描寫點染出一幅幅色彩鮮明的北京風俗畫和世態畫。但作品關于時代背景的描寫比較薄弱，与那個時代的社會重大變化缺少聯系。故事的結局低沉，彌漫著一种陰郁絕望的气氛。据老舍自己回憶，作品發表后，“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么希望呢？’我無言答對。”(注：《〈老舍選集〉自序》，《老舍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8月初版)這樣的處理，一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的悲慘气氛，加強了對于當時社會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舍在認識了舊社會黑暗勢力的強大和個人奮斗的無能為力以后，還未找到勞動人民自我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彷徨苦悶的心情。老舍十分熟悉作品所描寫的各种人物，他用一种朴素的敘述筆調，生動的北京口語，簡洁有力地寫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畫面和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寫實手法的運用和語言的凝煉上，都取得了成功。《駱駝祥子》是一部优秀的現實主義的小說。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老舍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并且擔任重要職務。民族的深重災難，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中國共產党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參觀訪問，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接見；在重慶，一直在周恩來同志的關怀下工作。在党的領導下，老舍為擴大和鞏固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由于配合抗日宣傳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藝形式進行創作。他說過：“戰爭的暴風把拿槍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齊吹送到戰場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詩的詩，不象戲劇的戲劇，如拿著兩個雞蛋而与獻糧万石者同去輸將，獻給抗戰，……這樣，于小說雜文之外，我還練習了鼓詞，舊劇，民歌，話劇，新詩。”(注：《三年寫作自述》，《抗戰文藝》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舊形式寫成的通俗文藝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体寫成的長詩《劍北篇》。當時，老舍寫得最多的是話劇，先后作有《殘霧》、《面子問題》、《歸去來兮》等劇作多种。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將士、宣傳民族團結，以鼓舞人們戰斗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國民党反動統治下的不合理現象，有的諷刺一些人的性格弱點；人物面貌一般相當清晰，對話也机智生動，但主題思想發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會表面現象的描述上，戲劇沖突也不夠鮮明集中。此外，他還寫有短篇小說集《火車集》和《貧血集》，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描寫敵偽統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小說包括《惶惑》、《偷生》、《饑荒》(注：《饑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發表于《小說》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饑荒》計划寫三十三段，但在《小說》月刊上發表了二十段就告結束)三個部分，表現了從抗日戰爭開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經歷以及他們在苟安的幻想破滅以后，逐漸覺醒，終于意識到只有堅決抗爭才有出路的過程。作品寫出了敵人的殘暴統治，各色漢奸的卑污活動的丑態；也寫出了知識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悶，以及一些下層市民的堅強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參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堅持抗日宣傳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孫四代為中心，包括他們居住的那條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來展開錯綜复雜的畫面和情節。老舍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書中對那些富有民族气節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對那些漢奸敗類的嘴臉則給以厭惡的謔畫。在開始寫作這部作品時，老舍曾經表示：“設計寫此書時，頗有雄心。可是執行起來，精神上，物質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險能把它寫完。”(注：《〈四世同堂〉序》)綜觀全書，骨架雖大，結构卻很勻稱；人物的對話也能傳神，是畫出了淪陷區人民苦難生活的一個大致輪廓的；許多關于北平風土人情和街頭巷尾生活場景的描繪，都寫得鮮明生動、富有光彩。由于作家遠离被敵人占領的故土，怀著很深的鄉思展開這樣的渲染，在回憶里复活起來的這些畫面，顯得格外鮮艷奪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們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于北平城內，而且以一家為中心，對于人民群眾堅持奮斗方面就寫得不夠，減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單純歌頌民族气節，又不免流于抽象。老舍沒有經歷小說所描繪的實際生活，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響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度。但是，由于在這個時期，老舍積极參加了抗日愛國斗爭与民主運動，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往，原先對于革命的那种怀疑保留的態度也逐漸改變；這部作品雖然寫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淪陷區人民的深重苦難，卻是色彩明朗，調子也并不低沉。顯示出他的思想和創作新的進展。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層居民的生活，講究情節的波瀾起伏，善于運用精确流暢的北京口語。一部分作品受有英國小說的明顯影響，主要是取其幽默風趣和用語力求机智俏皮的特點。他一向注意寫得通俗易懂，后來又努力于文藝的民族化群眾化工作，他的作品特別在城市居民中擁有廣泛的讀者。《駱駝祥子》譯成多种外文后，得到較高的國際聲譽。這些，都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社會影響。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