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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

　　隨著新文學運動的成長發展，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藝術風格，并且通過不同的創作途徑，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內，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最初，是“五四”的風暴，使他們的思想受到震動和鼓舞，同時激發了他們對于新文學的興趣。從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們陸續投身于文學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為深受歡迎的著名作家。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繼承發揚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戰斗傳統，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要求和為被侮辱与被損害者呼號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原則，把新文學創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芳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時代曾目擊封建大家庭內當權勢力的种种腐朽丑惡生活，青年們受壓迫以壓犧牲的遭遇，“下人”們的极為悲慘的命運；這使他產生深切的激憤。在“五四”浪潮沖擊之下，他由最初朦朧的覺醒進而形成了強烈的民主主義革命要求。早年的這些生活和思想經歷，在他后來的創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從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學。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國，在更為寬廣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會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義理想。后來，他曾經說過：“我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儿”(注：《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二集·法國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國虛無党人的主張和行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些內容复雜的思想影響的深淺不同的印記。
　　巴金的創作生活開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間。當時，正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由于大資產階級的背叛，從蓬勃展開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進失敗的深淵。革命轉入低潮。美國政府不顧世界輿論的抗議，處死巴金奉為“先生”的無政府主義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這些，都給他最初的創作帶來一种特殊的不安、騷亂的氛圍。早期作品《滅亡》、《新生》、《愛情三部曲》等都寫一群知識青年在軍閥統治的環境中所從事的种种活動。作者揭露封建軍閥統治的殘暴与不義，怀著很大的熱情塑造了杜大心、陳真、吳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贊美他們憎恨黑暗現實、追求光明未來和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樣的思想主題，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務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當時不資產階級青年讀者中曾經引起較大的反響，有助于激發讀者變革舊現實的熱情；而通過上述人物的失敗和犧牲的命運，客觀上也顯示出了個人反抗的悲劇。但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脫离群眾和狂熱、偏激等毛病，他們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殺等個人恐怖手段，視犧牲為自己唯一的神圣責任，這正突出地表現了他們的弱點和錯誤。作者在描寫中對他們采取了無批判的態度，事實上就是贊揚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愛情三部曲》的第三部《電》中，這种傾向表現得极為明顯。作品從工會，婦女協會、學校等各方面錯綜地描寫了某小城市中一個激進團体的反軍閥活動，著重寫了團体內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爭和死亡。雖然其中的陰郁气氛已較最早的《滅亡》等作品有所減少，但從這個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團体的活動中，卻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點和生活方面的破綻。這里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沒有堅強的群眾基礎，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憑著自己的熱情和勇敢就企圖在殘暴的反動統治下立刻打開一個局面。作者對那种只是出于狂熱，并不能給革命事業帶來切實好處的單純的獻身精神，也采取贊美的態度。這是一些瑕瑜互見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讀者向黑暗現實展開斗爭的同時，也不免會發生一些消极的影響。
　　在寫作《愛情三部曲》的同一個時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個礦區生活了短時期。兩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寫成《萌芽》(《雪》)，因遭禁，兩度改名后自費出版。前此的小說《砂丁》，已經寫了礦工的苦難；而到《萌芽》，則進一步寫出礦工們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和團結一致地進行的斗爭。面對著新的生活題材，作者一時來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寫得不夠真實，但是，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不僅開拓了新的描寫領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現實的激情同對工人生活斗爭命運的真摯關切結合起來，表現了較有現實意義的內容。這是巴金創作的一個發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時報》連載發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芳年初版)三部，內容是通過一個大家庭的沒落和分化來寫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蕩。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對封建勢力進行揭露，歌頌了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抗爭并与這种家庭決裂。對題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這部作品獲得強烈的感染力量。在對青年進行反封建的啟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閉塞的內地——四川成都為背景，真實地寫出了高家這個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爛，潰敗的歷史；用作家自己的話說：他“所要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一幅圖畫”(注：《〈激流〉總序》)。高氏豪門外表上詩禮傳家，書香門第，但遮掩在這層帷幕之后的，卻是內部的相互傾軋，明爭暗斗，腐朽齷齪，荒淫無恥。為了維護這個作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臨崩潰的家庭，以高老太爺和克明為代表的那些衛道者，竭力奉持著禮教和家訓，壓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犧牲青年為代价。這就又加深了新与舊、當權勢力与被壓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輕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玨的慘痛命運，鳴鳳的投湖悲劇，婉儿的被逼出嫁，——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無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禮教、迷信迫害的結果。作者通過這些描寫，表現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憤，并向垂死的制度發出了“我控訴”的呼聲。
　　然而這個家里的新舊矛盾，畢竟已發生在“五四”時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熱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們對于舊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覺慧，便是這种受到新思潮沖擊的新生的民主主義力量的代表。他堅決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他的信念很單純，對舊勢力“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他的确是“幼稚”的，對周圍的一切還不能作出科學的分析，甚至感到“這舊家庭里面的一切簡直是一個复雜的結，他這直率的熱烈的心是無法把它解開的。”但基于“五四”時代對舊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這個家庭是“無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對“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熱心于交結新朋友、討論社會問題、編輯刊物，創辦閱報社等等社會活動，“夸大地把改良社會、解放人群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鳴鳳熱戀的時期，他在外面也“确實忘了鳴鳳”，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樣寂寞的家里時，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惱”。最后，覺慧無所顧忌地离開家而遠走了。作者通過覺慧寫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蕩，寫出了包含在舊家庭內部的新力量的成長，也通過覺慧來對覺新的“作揖主義”和別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從淑英、淑華等人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到覺慧的行動對這個家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一性格的确是給讀者帶來了鼓舞、帶來了“新鮮空气”的。覺慧到上海是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動”，“還有那廣大的群眾和新文化運動”；作品并沒有正面地具体描寫覺慧离開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對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識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點。根据覺慧性格的邏輯發展，在中國具体歷史條件下，他是有可能經過較長時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領導力量的。雖然環境气氛和時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現得不夠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個家庭与當時各种社會關系的聯系，但作品寫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響，寫到了四川軍閥混戰對人民的騷扰，也寫到學生們向督軍署請愿和罷課的斗爭，以及地主派人下鄉收租等情況。這一切都表示這是一個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觀苦斗爭和不斷壯大的時代，而這种背景就給覺慧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現實的根据。
　　覺新和覺民是始終貫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別是覺新，作者對他所花的筆墨最多，而且可以說是整個作品布局的主干。這是一個為舊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雖然有著是非和愛憎的界限，也理解奪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奪去了他所最愛的梅和瑞玨的是“全個禮教，全個傳統，全個迷信”，但他無力掙扎，只能傷心地痛哭，忍愛著精神上的痛苦。他是舊禮教制度下的犧牲者，但同時又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維護者的角色。作者對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過覺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諒。讀者只有在把他當作一個犧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產生一點惋惜；這种情緒卻往往又為人物自己的行動所否定了。覺民的性格是沉著的，也是比較定型的；作者給他安排了一個比較順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愛情，跨過了逃婚的斗爭。他也有改變和發展，但都是順著一條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爭的前緣，不妥協地和那些長輩們當面爭辯，并衛護著淑英、淑華的成長。在給覺慧的信中，他說：“我現是在‘過激派’了。在我們家里你是第一個‘過激派’，我便是第二個。我要做許多使他們討厭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個‘過激派’。”這第三個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長和出走，是貫串在《春》里面的主線，而覺民的活動就為這件事的開展准備了條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犧牲者外，作者在《家》里還寫了琴和許倩如，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雖然許倩如只是一個影子，而琴還正在覺醒的過程中。到《春》里，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長，不僅琴的性格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出現了淑英。她從覺慧的出走引起了心靈的波動，從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擺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覺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漸變得堅強起來，終于走上了覺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們的”這話的意義。《春》和《秋》中所展開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長輩們的虛偽与墮落的襯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寫一些心靈純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動，為淑英性格的成長和覺醒提供了條件。情節的開展比《家》來得迂緩，而精神仍是一貫的。淑華的活動主要在《秋》里，這是一個性格單純開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樂的聲音常常調劑了某些場面中的憂郁情調，給作品帶來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漸成長起來，有了“戰斗的欲望”，而且与舊勢力進行了面對面的爭辯。和她成為對比的是淑貞的命運，正當淑華爭取到進學堂的机會的時候，淑貞就跳井自殺了。這是個生活在愚蠢和淺妄的包圍中而從來沒有快樂過的木然的少女，通過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長輩們的虛偽和丑惡，說明了封建主義對于人們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嚴重的摧殘。這些少女們的活動，包括綺霞、倩儿、翠環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對于那些虛偽、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們，作者并沒有把他們漫畫化，卻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無情的詛咒。從高老太爺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舊制度的衛護者們那种表面十分嚴峻而其實极端虛偽和頑固的本質。《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畫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墮落的活動，他們的盜賣財物、私蓄娼优、玩弄丫頭奶媽等行徑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們的放縱和影響下，覺群、覺世等小一輩品質的惡劣也已逐漸成型，這正說明了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蠻和殘酷。《秋》里面所寫的面更擴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圍，周家和鄭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過周伯濤、鄭國光、馮樂山、陳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寫，所謂書香縉紳之家的虛偽、墮落和無恥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來了。這就不只補充了對高家那些“克”字輩人物精神墮落狀況的揭露，而且說明了這是一個制度的產物，充分地顯示了這些形象的社會意義。另外一些庸俗、潑辣和愚蠢的女眷們的活動，例如陳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們的丑惡形象引起了人們的深深的厭惡。而通過一些性格善良的人們的犧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環的命運，封建統治階級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惡的感情就表現得更為鮮明。
　　在《秋》的最后，覺民說：“沒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過去了。”作者曾說他“本來給《秋》預定了一個灰色的結局，想用覺新的自殺和覺民的被捕收場”，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決定“洗去了這本小說的陰隨的顏色”(注：《〈秋〉序》)。這個預定的計划更接近于他在《愛情三部曲》或者《滅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過的藝術安排；但在愿望給讀者以樂觀和鼓舞的情緒支配下，他終于改變了預定的計划，給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在這里已經很難找到了。小說關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雖然都還寫得相當朦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夠吸引讀者憎恨那种腐朽沒落的制度，并為美好的未來而斗爭。封建社會在中國經歷了特別漫長的歷史歲月。到了現代，在狂風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連續打擊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緩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繼續虐待、摧殘、殺害各階層的人們，包括封建階級成員自身。所以，以控訴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惡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強烈的戰斗意義，它曾激動了几代青年讀者的心靈。
　　巴金還有《复仇》、《光明》、《將軍》等短篇小說集，從更多的方面，反映動蕩不安的社會生活。如《還鄉》寫鄉民們反對惡霸鄉長的尖銳的斗爭；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寫了這個惡霸殺死了參加農會的農民的慘象。《煤坑》通過一個初下窯的礦工的感受，描寫了煤礦工人的悲慘生活。也有許多篇從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繪了知識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識階級》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學教授的卑劣行徑和虛偽的丑態的。《春雨》里則寫了一個不滿哥哥只求混飯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識分子。此外，作者還根据自己廣泛的經歷和知識，寫過好些篇取材于外國社會生活的小說。《馬賽底夜》描寫了隱藏在資本主義豪華都市中的罪惡和荒淫。《馬拉的死》取材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歷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則寫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虛的面貌。《將軍》描寫流落在中國的白俄貴族的沉淪。這些短篇一般都是攝取一個生活片斷或就一兩個人物的性格來寫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較長篇廣闊，在构思和藝術表現的集中精煉上，也有它獨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靈》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筆法，描繪現實生活中嚴酷的矛盾和斗爭。這些短篇，處處都顯示出作家對于人世間不幸和苦難的高度敏感，迷漫著由此而來的內心不安和痛苦，同時卻又激蕩著對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們都是巴金短篇小說共同的思想特色。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這個時期里，巴金還有《憶》、《短簡》、《旅途隨筆》、《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談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的。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歡跟讀者談論自己的作家了，而且總是那么親切，那么坦率，從不掩飾自己的愛憎、歡樂和懊喪。這些散文清麗流暢，將敘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敘述中回蕩，事實隨著情緒的急流展開，虛實相間，揮洒自如，寫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戰期間巴金寫了長篇小說《火》，共分三部。前兩部描寫抗戰爆發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動，以及上海淪陷后由這些青年人組成的戰地服務團所進行的各种抗戰宣傳和組織民眾的工作情形，比較鮮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員的性格特點，表現出了作者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侵略者的憤慨。第三部寫于一九四三年，抗戰后期國民党統治區的政治情況給作者帶來了陰隨失望的情緒，因此它和前兩部雖然在故事情節上尚有一些聯系，但气氛和情調卻顯然不同，而且通過一個基督徒來宣揚“人類愛”，在思想上既有明顯弱點，在藝術上也比較枯燥。
　　作者這种陰郁失望情緒也表現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寫的几部作品里。在長篇《憩園》、《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寫的故事，可以說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這些作品的內容大致都是通過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國民党黑暗統治的后果，表現了作者對那個社會的悲憤的控訴和抗議。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說：“我一個朋友剛剛害霍亂死去，這里的衛生局長(用我們家鄉的土話解釋，他倒是名符其實的‘衛生’局長了)還負責宣言并未發現霍亂。”他對國民党反動統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憤怒，不過在早期作品中較多見的作家主觀熱情的宣泄，已被對于社會生活的細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樣是對于舊世界的抨擊，在表現手法上卻有所不同。這些小說所寫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雖然气氛比較低沉，但并未失去對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對黑暗勢力的揭露仍然相當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說他的作品都是在“憤慨的情緒下寫成的”，而且自述：“態度是一貫，筆調是同樣簡單。沒有含蓄，沒有幽默，沒有技巧，而且也沒有寬容。這也許會被文豪之類視作淺薄、卑俗，但是在這里面卻跳動著這個時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認我在積极方面還不曾把這個時代青年的熱望完全表現出來，但是在消极方面我總算盡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筆所允許的范圍內，把他們所憎恨的陰影畫出來了。”這段話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創作力量旺盛的時代是青年時期，他筆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讀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記》中，他說：“我始終記住：青年是美麗的東西。而且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實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贊歌的：他歌頌青春的美麗和成長，而詛咒那些与青春為敵的摧殘生命的勢力。這里顯示了他創作的特點，也包含了他創作的弱點。青年知識分子熱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贊美；但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青年雖然渴望進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賦予他們的缺點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來看待這种進步力量，引導他們克服自己的缺點，卻往往站在同一水平來同情的原涼他們，這就不免帶來某些消极影響。巴金的這种創作態度，和創作品風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聯系的。因為是青年人彼此間的熱情的鼓舞和心靈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沒有余裕來從事藝術的雕鏤；它需要的是單純、熱情、坦白、明朗，這樣才能夠溝通彼此間的感情，打動對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語言流暢，就更容易使人很快為作品中人物的命運、他們的悲哀和歡樂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激動。貫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對舊制度強烈的憎恨和熱情地鼓吹反抗和變革的精神，鼓動了許多青年讀者的正義感和不滿舊現實的激情，并引導他們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就整体而言，很長一段時期里都是以學生、青年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盡管如此，和其他許多作家比較起來，在与青年讀者關系之密切、影響之廣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獲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愛的作家。
　　魯迅曾經稱贊說，“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在舊中國的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先后寫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同時，巴金還有大量的譯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學名著。由他主編的《文學叢刊》，編選出版了許多优秀的文學作品，內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處女作。他還編過《文學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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