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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成立后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展開，使國內封建勢力深為憂懼。因此，當新文學由文學革命進而開始倡導革命文學的時候，文化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斗爭也更為激烈。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勢力并与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北洋軍閥，千方百計地企圖扑滅革命火焰。他們一方面進行著禍國殃民的內戰，另一方面也加緊了對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壓迫。軍閥政府不僅制造了“二七”等一連串流血慘案，而且以反對“過激主義”、“赤化運動”的名義，禁止一切進步思想的宣傳。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不斷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許多進步報刊先后被查禁，連《娜拉》一劇也遭禁演。和政治壓迫相配合，文化戰線上的封建保守勢力，也因為“桐城謬种，選學妖孽”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傳播，就羅致了一批留過學、出過洋的人，挾“精通西學”的名義，作“仗義執言”的姿態，為舊勢力保鑣，以遂其反動复古的目的。這批人物先后以《學衡》、《甲寅周刊》為陣地，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地向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發動了不斷的反攻。 《學衡》雜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于南京，主要編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肅、吳宓等人。這批人跟老牌守舊分子林紓相比，略有不同，在他們大都從國外回來，所披的已不是舊中國封建文化的長袍子，而是一套由歐洲資產階級文化与舊中國封建思想拼湊而成的新裝。刊物自稱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也正顯示了這一特點。他們并以“學貫中西”自我標榜。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也無非自銜淹博，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肆意笑罵，暴露其反對一切新學說、反對介紹和借鑒近代西洋進步文學的反動立場。文章歪曲地寫道：“杜威、羅素為有勢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為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馬克思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尊若圣經。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墮落派。”吳宓也把對西方進步思潮和社會主義學說的宣傳詆毀為“專取外國吐棄的余屑”、“專取一家之邪說”(注：吳宓：《論新文化運動》)。此外，《學衡》雜志又重复胡先肅在“五四”前夕寫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中的許多論點，反對以白話代文言，反對語文合一，主張文學上的模仿。胡先肅又在《學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對白話詩，認為白話詩“僅為白話而非詩”。 一九二五年，章士釗的《甲寅》在北京复刊(注：《甲寅雜志》初為月刊，1914年創刊于日本東京，出版十期后停刊。至1925年，在北京續出《甲寅周刊》，從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這個封面上印有黃斑老虎標志的周刊，也是專門反對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章士釗曾留學英國，當時擔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自說是新舊之間的一個“調和派”(注：章士釗：《進化与調和》)。就在“五卅”慘案所激起的全國人民反帝反軍閥怒潮中，《甲寅周刊》發表了許多“時評”，誣蔑愛國運動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爭返為私爭”；支持軍閥政府的武裝鎮壓；提出所謂“讀書乃真救國”口与，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號相對抗。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斗爭前后，《甲寅周刊》刊載軍閥政府的許多文件，并發表評論硬說進步師生“越軌”，為軍閥的倒行逆施作辯護。為了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還鼓吹所謂“讀經”，主張恢复科舉制。章士釗(筆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上重登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經發表過的《評論文化運動》。接著又在第十四號上發表了《評新文學運動》。在這些文章里，他重彈封建文人反對白話文的老調，認為“吾之國性群德，悉存文言，國苟不亡，理不可棄。”并直接誹謗白話文，“蓋作白話而欲其美，其事之難，難如登天”(注：章士釗：《答适之》)。刊物上發表的其它一些文字，也都主張“欲求文体之活潑，乃莫善于用文言”(注：瞿宣穎：《文体說》)。甚至公開提出取消“白話文學”這一名詞。 針對以《學衡》雜志和《甲寅周刊》為代表的复古思潮，《向導》周報和《中國青年》及時地發表文章。他們指出這一股复古逆流在政治上与封建勢力有千絲万縷的聯系，并號召進步的思想界聯合起來，向“文學中之‘梅光之迪’等”反動思想勢力“分頭迎擊，一致進攻”(注：鄧中夏：《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中國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魯迅及許多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擁護者也先后參加了這場論爭。 《學衡》出版后不久，魯迅即對這批新的复古派展開了斗爭。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資產階級右翼和封建复古勢力的勾結，預見地指出了這樣的跡象：“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注：《隨感錄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寫的《估〈學衡〉》里，著重地以實際例子，揭出他們所謂“學貫中西”的把戲，“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注：《華蓋集續編·我還不能“帶住》。)來。魯迅先從西學入手。《學衡》上有人在“烏托邦”這個不能分拆的專門名詞中間加了一個“之”字，成為“烏托之邦”。魯迅嘲笑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當中加楦呢。于古未間‘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這也就是上述《中國青年》一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來。魯迅接著又就《學衡》上那些以中學自炫的文章，逐篇批駁其內容謬誤和文字不通，說明他們’于舊學并無門徑，并主張也還不配。”名曰“學衡”，“‘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于國粹也差得遠。”(注：《晨報副刊》，1922年2月9日。)章士釗雖然研究過邏輯，并以博古通今自命，但發表在《甲寅周刊》上的許多守舊派人物的复古主張，卻往往不能自圓其說。魯迅在《評心雕龍》(注：《莽原》周刊第32期，1925年11月27日。)等文中對他們的荒謬推理給予辛辣的諷刺。《十四年的“讀經”》(注：《猛進》周刊第39期，1925年11月27日)、《古書与白話》(注：《國民新報副刊》，1926年2月2日。)則是針對《甲寅周刊》的“讀經救國”、“廢棄白話”而發的，指出“讀經”与“救國”絕不相干，不過有些“學而优則仕”的人，想把它當作耍把戲的工具。至于說白話文要做好，就得“讀破几百卷書”，那不過是“保古家”的“祖傳的成法”。魯迅認為：“古文已經死掉了”，而白話文也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在《再來一次》里，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利用复古派反對白話時所舉的例子，回擊和嘲諷了章士釗把“二桃殺三士”解釋為“兩個桃子殺死了三個讀書人”的謬誤(注：《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里，又將章士釗的“旁加密圈”，自視名句的“得意之筆”，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駢文沒有融化，急于閒扯，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字句和聲調都陋弱可哂。“倘說這是复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只見得复古派的可怜，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气絕罷了。”(注：原題《答KS君信》，載《莽原》周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這許多雜文都堅定地站在維護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立場上，并具有強烈的戰斗性和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此外，郁達夫的《咒〈甲寅〉十四號〈評新文學運動〉》、成仿吾的《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健攻的《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荻舟的《駁瞿宣穎君〈文体說〉》、唐鉞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針對《甲寅周刊》及其它守舊派所列舉的反對白話文的种种理由，分別說明了文言改白話不是“避難就易”而是“去繁務實”；“活人要說活人的語言，沒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話自由活潑，既便于表達思想感情又有利于國語普及；白話文可以寫成美文而“文言文實質上并不比白話文美”。沈雁冰的《駁反對白話詩者》(注：《文學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損)，說明舊詩聲調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話詩破棄一切格律規式，“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見善而從”。這些文章大都有論有据，進一步闡發了白話的長處。這場對复古派的斗爭此起彼伏，持續了四、五年之久，雖然不是有組織地集中進行的，卻再一次顯示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威力。《學衡》和《甲寅周刊》的掙扎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從此以后，复古的聲浪日趨低落。在气勢洶涌的新思潮面前，企圖以別樣方式、別种口實去繼承林紓衣缽的章士釗、梅光迪等等，也終于不能不被這個浪潮所卷沒了。 在批判复古論調的同時，新文學陣營還不斷地同鴛鴦蝴蝶派展開斗爭。鴛鴦蝴蝶派“文學”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場”，風行于辛亥革命失敗后的几年間，雖然有少數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會黑暗、家庭專制和軍閥橫暴等等，但其總的傾向卻不外乎“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怜虫”，正如魯迅說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象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注：《上海文藝之一瞥》，《文藝新聞》周刊第2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文學革命興起后，這類作品的地盤日益縮小。但在复古聲浪中又紛紛拋頭露面，与新文學爭奪讀者。一度中斷的《禮拜六》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而《半月》、《紅雜志》、《快活》等期刊以及專登這類作品的小報也紛紛出現。《玉梨魂》、《蘭娘哀史》、《情网蛛絲》等小說重复風行。這些刊物既標榜趣味主義，長篇也大都內容庸俗，思想空虛，“言愛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竊玉的舊套，言政治言社會，不外慨歎人心日非世道淪夷的老調”(注：沈雁冰：《自然主義与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1922年7月)。在人民開始覺醒的道路上，起著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對鴛鴦蝴蝶派的斗爭中，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寫了許多文章揭露這類作品對讀者的腐蝕。《文學旬刊》成為反對鴛鴦蝴蝶派的重要陣地。沈雁冰在《自然主義和中國現代小說》一文中，指出鴛鴦蝴蝶派在思想上是“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在藝術手法上是“記帳式”和“虛偽做作”。鄭振鐸的《血和淚的文學》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不是‘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冷血的產品。”創造社及其他進步文學社團也積极參加与和支持對鴛鴦蝴蝶派的斗爭。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三十年代以后逐漸衰亡，全國解放才銷聲匿跡。這派人物也和复古派一樣，后來起了不同的變化，其中不少人逐漸進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墮落，為時代所淘汰。 在和各种复古逆流斗爭的同時，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也愈來愈趨于明顯。在“問題与主義”論爭以后不久，《新青年》編輯部逐步發生分裂。胡适眼看自己無法阻止《新青年》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終于退出該刊，在一九二二年另辦《努力》周報(后又附出《讀書雜志》)，提倡“好政府”主義与“聯省自治”。這种主張立刻受到革命陣營的堅決駁斥。《向導》周報發表《武力統一与聯省自治——軍閥專政与軍閥割据》(注：《向導》周報第2期，1922年9月)，《先驅》發表《批評“好政府”主義及其主張者》(注：《先驅》第9號，1922年6月)等文，指出“好政府”主義、“聯省自治”的實質是維護封建統治和軍閥割据。胡适接著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攻擊共產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傳“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向導》周報列舉了當時英、美、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許多事實，說明共產党所提出的“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口號的正确性。此后，胡适還在實際行動中投靠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他于一九二五年出席了段祺瑞為奉直戰爭召開的反動的“善后會議”，并從同年起擔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名譽秘書”，誠惶誠恐地為帝國主義效勞，洋洋得意地向知識分子夸耀。毛澤東同志指出過：“五四”新文化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党成立以后，“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1頁。)胡适正是其中一個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哲學思想上，胡适繼續大肆宣傳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實用主義。一九二三年四月，《努力》周報發表了丁文江的《玄學与科學》，批評張君勱認為人生觀与科學無關的玄學觀點。《努力》周報与《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相對峙，展開了喧囂一時的“科學与人生觀”的論戰。雖然《努力》周報表面上擁護“五四”的科學精神，實際上卻宣傳了唯心主義。胡适在《〈科學与人生觀〉序》及与陳獨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謂“大假設”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鼓吹多元論，同玄學觀點本質上沒有什么差別。當時，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還沒有對胡适的反動哲學思想展開系統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實驗主義与革命哲學》(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卻是一篇較有力的文章，對實用主義痛加駁斥。它指出這种哲學以對自己有用和有益作為真理的標准，既沒有“絕對的現實”，也沒有客觀的真理，其宇宙觀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而且實用主義只承認瑣瑣屑屑的改造，否認根本變革現實的必要，因此只能“暗示社會意識以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它決不是革命的哲學”。對于迷信胡适所謂實用主義給中國帶來了科學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劑。 在文學問題上，胡适也由原來就是保守的改良主義立場更加后退。他在《讀書雜志》以及隨后創刊的《國學季刊》上，鼓吹“整理國故”，引誘青年脫离政治，鑽入“故紙堆”。他還列出一張將近二百部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反以前的主張，列入并“表彰”了《三俠五義》之類宣傳封建主義的作品，推荐了許多佛經。魯迅与之針鋒相對地指出：“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讀書》，《京報副刊》第67號，1925年2月21日。)魯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對青年讀古書，目的在于告誡人們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李求實的《評胡适之的“新花樣”》(注：連載于《中國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适以“閉門讀書”阻止青年參加愛國運動的企圖。也因為如此，當复古派攻擊新文學時，胡适雖然表示擁護白話文，卻沒有——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駁。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還表達了和對方勾搭，愿向對方輸誠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滾入反動立場的丑態。 一九二四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傳。他們和复古派一樣，借泰戈爾學說提倡“神”、“愛”、“精神复興”、“詩化的人格”等等，妄想以唯心主義思想抵制正在廣泛傳播的革命思潮。惲代英(注：《告歡迎泰戈爾的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瞿秋白(注：《泰戈爾的國家觀念与東方》，《向導》周報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為文加以批駁。郭沫若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里，對于在被壓迫民族里宣傳無原則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強烈的异議。他說：“平和的宣傳是現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傳只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鎖。”(注：《創造周報》第23號，1923年10月。)同年年底，陳源、徐志摩等創辦《現代評論》，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圍繞著“五卅”慘案和“三一八”事件，徐志摩和陳源先后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辯護，并且百般誣蔑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魯迅和他們作了長期鏖戰，并直接揭露其作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奴才的阻險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怀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注：《并非閒話》，《京報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這在當時，的确是對胡适以及胡适之流全部伎倆的概括。同“現代評論派”的斗爭進行到一九二八年。后來這派人物又以胡适為首，創辦了《新月》月刊，繼續与革命文學陣營相對抗。 許多事實說明，新文化与新文學陣營中的進步力量同以胡适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徹底地反帝和徹底地反封建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學統一戰線開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后則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其政治基礎的，胡适及其追隨者在言論和行動上都遠遠地背离了這個基礎。同胡适派的斗爭，在政治上轉化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爭，在哲學上是唯物主義与實用主義的斗爭，而在文化上，則是為廣大人民著想還是為買辦資產階級乃至帝國主義效勞的斗爭，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個斗爭貫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里。胡适后來長期追隨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國人民的唾棄。 “五四”以后日趨激烈的階級斗爭——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參加者都是嚴重的考驗。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在持續不斷的斗爭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釗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早期的馬克思列宁主義宣傳、中國共產党的創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軍閥的革命斗爭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軍閥殺害。陳獨秀雖然在“五四”以后傾向于馬克思主義，并在党成立后擔任領導職務，但其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在斗爭中，他的右傾机會主義投降路線，使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后來終于墮落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時期的許多新文化和新文學社團，由于其成員在革命問題上所持的不同立場，同樣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國學會中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者与國家主義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漸分裂。國家主義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創辦了《醒獅周刊》，進行反共宣傳。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向導》周報、《中國青年》等刊物，駁斥了他們以“全民革命”為幌子而反對階級斗爭的謬論，并揭露其与國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動面目。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等文學社團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也出現了從內部分裂的現象。創造社的主要成員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參加了實際革命斗爭，并積极倡導革命文學運動；張資平等則經不住激烈斗爭的考驗，走向墮落和反動。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進步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但也有不少人在一個時期內對革命采取觀望、冷漠的態度；這個社團的發起人之一、后來又成為“語絲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終于背离了初期的斗爭，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墮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過程中，魯迅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著形形色色的敵人沖鋒陷陣，到“四一二”事變之后，終于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 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總要在它的內部產生對立物，使原來似乎是統一的東西發生分裂。由“五四”文學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學統一戰線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雜的階級斗爭在文學領域內的反映。經過斗爭，固然胡适及其他資產階級右翼文人脫离了統一戰線，但新文學隊伍的革命性和戰斗性卻大大加強。魯迅說得好：“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實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勢下，馬克思列宁主義對文學運動的影響不斷加深。愈來愈多的進步知識分子加入了進步文學陣營，這就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和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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