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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馬爾庫塞 我想我會和你一樣那么去做。就是說，去拒絕那名瀕死的党衛隊員的請求。如果一個死刑執行者請求受害者寬恕，在我看來，這种事總是缺乏人性的，是對正義的嘲弄。一個人不能，也不該到處快樂地殺人，折磨人。然后，時限一到，就簡單地請求別人的寬恕，接受別人的寬恕。在我看來，這樣做還是在犯罪。 另外，講一個不是猶太人問題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員，他會寬恕一名殺害和折磨了他朋友、妻子、孩子的海軍士官嗎？任何人都有權利，都可以正當地寬恕嗎？ 拉特瑙被暗殺后，他母親到刺客家中安慰刺客的母親。我至今還記得，我讀到這一節時心中產生了极大的震撼，這种震撼永遠也難以抹去。 我相信，這樣地寬恕犯罪正是犯下了這种寬恕本身想減輕的罪惡。 馬丁·E·馬蒂 “我會做什么？” 作者最后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讓人思考。“我”這個詞儿蹦了出來，纏繞著我們，需要我們作出解釋。這里不存在絕對命令或普遍原則。我該做什么？奧爾特加提醒我們說：“我就是我和我周圍的環境”。我周圍的環境与他周圍的環境全然不同。所以就很難回答他的問題。 自從早期的基督教徒在羅馬殉教后，已經過去了快兩千年了。我們基督徒的孩子也被教育說要准備殉教。或許同樣要求我們去作證人乃至去死。奇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居然有能力流傳兩千年。同樣，猶太人的后裔也應該記住大屠殺。机敏的教師會告訴我們說殉教還在繼續。即使在我們坐在學校這當儿，俄國、德國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們也正在為他們的信仰而獻身。我在朋諤斐爾的狄特里希上三年級時，我有一個基督徒同學，后來他死在希特勒集中營中。當時他正在寫一本有關基督門徒的書。書的第一行告訴我們，當耶穌基督召喚一個人時，他是在召喚他准備去死。 毫無疑問，我是以一個小孩的想法去看待這樣一個門徒的。要是環境需要我去做出這种极端的行動時，不知我是否有足夠的心理准備。我，連牙醫的椅子也害怕坐，一點儿痛苦就退縮的一個人，我能經受住折磨嗎？我，一直鍛煉著，也一直鍛煉著自己忽略或無視日常生活中的不義与苦難的一個人，我能准備好去作見證嗎？“我會怎么做？”我不知道。然而作者的問題在上述托辭下已經變了。 “我會怎么做？”變成了“我該怎么做？”然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与作者及他的環境融為一体，這是我無法做到的。就是作者的國友提出的建議也無法滿足他提出的問題。假如我要直接地作出反應，我就有必要与他們盡可能相近，分享作者周圍人的經歷。然而，只存在一种辦法，只存在一种“應該”或者“必須”。他的咨詢委員們有時似乎就是這個意思。以一种方式行事就會是把猶太人給否定掉，以另外一种方式行事就是肯定了他們。我倒希望他一生都對這种建議持保留意見。說一個群体里的人只能以一种方式行事無异于把他們變得千篇一律，把他們程式化，剝奪了他們作為人的因素。 維克多·弗蘭克是一名精神分析醫生，他也是在集中營里活過來的人。他在營中和出了營后都一直在考慮特殊情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囚犯，明知他們那天就要死了，卻還能非常坦然，并且照樣吃下面包？他回答不上來。不過他的确注意到，這證明了一個人的自由是不可剝奪的：不管在什么樣的環境下，一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作者的態度是困窘發呆，舉足無措。他的選擇使他一生都為這事困扰。有人說他的選擇要比給他提出建議的人要拙劣，因為后者更相信自己，更相信他們對人們的影響。 說到人們和環境，還有話要說。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听到這個問題時与威森塔爾听到這個問題時的体驗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問題應該是：“作為一名猶太人會／該做什么？”除了我是個基督徒這個事實以外，我想象不出為什么我被問及這個問題。所以我應該听到的問題是，“一名基督徒該說什么？”這樣一表述，我覺得我只能表示沉默。非猶太人尤其是基督徒不應該對他們以后兩千年的后代提出對大屠殺問題的看法。因此，我們應該無話可說。 這并不是說從根本性質上講大屠殺与歷史上所有其它的集体屠殺或殘害不相同。這樣的話無异是玷污了其它地方的無辜受害者。在今天，亞美尼亞人，非洲土著部落以及亞洲次大陸的人在經歷著猶太人所經歷過的仇恨与瘋狂。從統計數字上講，他們的數量或許小些。但是要說這些人所忍受苦難的意義与效力要小些，我可真是開始無法理解大屠殺了。大屠殺不過碰巧編織了進“我們”的歷史——西方社會和西方宗教的歷史。這种情況驅使我們保持沉默。來自基督徒的廉价的臨時看法無异會弱化上百万人的生和死的意義。 那么，就請忘記作者所處的環境，保留他的問題的本質。是否有這么一個環境，在這种環境中，罪惡是這么的大，以至于我在一個明顯是真心后悔了的人面前仍拒絕寬恕他？我的回答恐怕是，不管在我能想象到的哪一种環境下，寬恕都比拒絕寬恕更有价值。不過我必須問一問，是因為害怕什么，顧及到什么，才使我對這個回答心存疑慮的？又是因為什么我囁囁嚅嚅，閃爍其辭不敢明确表示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害怕“廉价的寬赦”，就像《寬恕？！》中的人們所擔心的一樣。W·H·奧丹·哈羅德模擬了一段基督徒寬恕的譯文。他讓各個角落的小新聞記者們評論說，他喜歡做惡，上帝喜歡做惡的人，世界就是這樣完美地安排的。不，沒有仇人和凶手上勾，他們不相信寬容唾手可得。作者在醫院里的沉默也是對廉价寬容的警惕。 第二點擔心：如果個人開始以受害者的名義寬恕凶手，那么，針對某個人的犯罪就會變得沒有那么嚴重。馬上又出來了一個問題，的确表示了悔改的德國人日后是否可以覺得自己已經被寬恕了？這里又必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延長一個人的犯罪感是否總是有价值。作為一個白人，他們告訴我，我必須永遠對白人過去在美國的所作所為——屠殺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感到有罪和羞愧。在某种意義上說，我确實感到有罪和羞愧。不過，是在我自己對不住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其他許多人种后裔的地方，我才充分感覺到了自己的罪過。我心存卑屈的心態，我自恨，我對我繼續下來的优秀品質失去了自豪感，難道這一切不都該有一個限度嗎？難道納粹主義不也部分地滋生于這种消极的憎恨態度嗎？難道我就不能從人類歷史的某一點，某一個榜樣，某一個主題中找回歷史的高貴与尊嚴嗎？ 讓我猶豫的第三個原因是：如果寬赦是廉价的，并且隨時都可散去，我們不久不就會忘了把故事再往下講嗎？西奧多·阿多諾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都曾提醒我們說，忘了把故事往下講就是剝奪了既往受難者行動的意義。可是有多种講故事的方法。威森塔爾的猶豫不決仍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因為他一直是在承受著痛苦給我們講述這件事。 我們确實不希望廉价的寬赦，不論是隨便一個人，還是一個被遺忘的受害者。那我們希望的又是什么呢？我在尋找著人世間的寬赦。當我的同事們寫文章論及罪惡現象或意志現象時，我想明白寬赦該是什么樣的。作為一名基督徒，我被告知上帝是一個寬厚的它者，不過我還希望需要成為一名寬厚的兄弟。不寬赦或許會和廉价的寬赦一樣導致集權主義的產生。如果存在被寬赦這回事，它一定會在人們中間傳開。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即使是最惡的人的生命中的潛力，不得不注意到只有我們才能問住寬赦的激流。我确實一點也不能說這是我的洞見，因為我是一名基督徒；從現象上講，許多信仰，甚至沒有明确信仰的人們也都有寬赦這樣一個概念。單純報告式地說，在有基督徒的地方，時常會發現不見有這么一個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現在不可以有一個轉變。 如果我寬恕一個真心悔改并痛下決心的人，我就獲得了自由。威森塔爾成功地處理了他的不踏實心理；這事促動了他。不過我可以全神貫注地考慮這件事，以免注意到“它者”的出現。寬恕和被寬恕是一种經歷，這种經歷可以使我自由地去過一种新生活。我不能說我比威森塔爾更自由，更有創造性。那是因為，我不能說他已經做過的事，只是我愿意去考慮要做的事情。 辛提亞·奧齊克 有關“寬恕”的沉思筆記 1．對耶穌的運用 這名党衛隊員曾受過天主教教育。他年輕時曾是“教堂的輔祭”。難道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所受到的教育不能阻止一名小孩儿長大后成為一名党衛隊員？難道像“這名党衛隊員曾受過天主教教育”這樣的句子不是在概念上自相矛盾，成了毫無意義的話了嗎？ 然而這些話并非毫無意義；這名党衛隊員确實曾接受過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應受的教育。 難道他少年時所接受的諄諄教誨，少年時養成的對主——主被描繪為具有人形但又是全能的——的崇拜后來使他更容易接受“元首”？ 2．同情的源泉 同情不是“感覺”，不是直覺或反射。同情是教育出來的。然而，同情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教會了同情？第二條戒律——你要反對敬异教的偶像。 每一個偶像都是摩洛神（M。l。Ch）的一個影子，需要人們以鮮肉來喂食它。越是獻身于偶像，越是需要無情地把篤信者的肉扔給他。戒律反對偶像崇拜，首先就是要反對犧牲，是出于同情才這么做的。 忘記了第二條戒律時，摩洛神就跳出來。第二條戒律缺席時，就開始追捕受害者。 第二條戒律要比第六條戒律更清楚，后者是告訴我們不要殺生；第二條戒律告訴我們尤其要反對因信仰而殺生。 在法國，教會說過“希特勒是摩洛神”嗎？ 摩洛神的胃口是填不滿的。開始只拿猶太人喂它，到后來它甚至要吃教堂里的輔祭。 沒有無辜的偶像。每一個偶像都壓制人類的同情心。它被造出來就是為了這個。 3．報仇与寬恕 道德上執迷的人類更傾向于報仇還是更傾向于寬恕？ 什么是報仇，什么是寬恕？ 我們通常都會這么去想：報仇殘暴，寬恕高尚。 可是反面可能同樣真實，拉比說：“悲怜殘暴的人會以對無辜者的冷漠而告終。”寬恕可能也是殘暴的。 你會反對說：“只有在只寬恕而對發生的事情不管不問時才可能是這樣。然而寬恕不是不管不問或為之開脫。它允許贖罪，允許洗清過去，允許重新開始；它鼓勵重新開始。寬恕允許新生。” 只有在有下一次時才能寬恕。“我寬恕你，”我們對一個把泥土弄到地毯上的小孩儿說，“不過下一次不要再這樣了。”下一次，她會把沾滿泥的靴于放在門外；寬恕不斷增強能力，寬恕會教育她。寬恕是一名有效率的教師。同時，污點也會被洗去。 然而殺人卻是無法變更的。殺人是無法逆轉的。殺了人就不再有“下一次”。即使寬恕能阻止他再殺一群人（在納粹德國沒有這樣的例證），難道上一群被殺的人還能活過來嗎？ 有些污點是寬恕所不能洗刷的。寬恕允許贖罪，但它只有被用于有可能贖罪的地方。 你會反對說：“如果寬恕不能洗刷謀殺的罪過，報仇也不能洗刷。如果寬恕不能補贖罪過，報仇就更不能補贖，因為報仇是以惡報惡，因此使世上多了份罪惡。” 然而這是誤解。報仇不是以惡報惡；報仇不能是報复，不能回敬，甚至也不能要求補償。如果可以的話，對一個大屠殺凶殺犯報仇就會意味著是殺死他的全家或他整個民族的一大部分；而他的受害者同樣不能复活。 我們所說的“報仇”是以公共的正義對待罪惡的一种行為——不是重复罪惡，不是效仿罪惡，不是再犯下新一輪的罪惡，而是确保不要再對過去的罪惡置之不理；不要再顯得好像是在寬恕它似的。 “公共的正義？”沒錯。當罪惡發生時，扭頭不管，不去注意它，這是合謀犯罪。同樣，三四十年過去后，當罪惡已成為歷史時，棄之不顧，或忘掉了它，這還是合謀犯罪。容許自己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集体遺忘掉罪惡，這同樣是寬諒了罪惡。 你會反對說：“你瞧，把報仇稱作公共正義是因為它不寬諒罪惡。可是寬恕一樣不寬諒罪惡。寬恕并不像它平時所表現的那樣；事實上并不是那樣。你已經證明有些罪惡是寬恕所洗刷不掉的。而現在你又說報仇和寬恕一樣，既不能寬諒也不能洗刷罪惡。那么，報仇和寬恕又有什么區別呢？ 可以這么理解：寬恕是無情的。它忘記了受害者。它否定了受害者生活的權利。它模糊了苦難与死亡的界限。它淹沒了過去。它以對受害者的無情為代价培育了對凶手的同情。 有一种東西總被人們叫做“報仇”——這里說的就是正義，是它照亮了世界直至其罪惡的本性（說到“罪惡的本性”，我不是指某种哲學上的或形而上學的東西，而是指做惡者的行為；准确地說做了什么事；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由誰；針對誰——這被稱作“報仇”的東西為同情的爐火所點燃。這被稱作“報仇”的東西——化妝了的正義——生起一爐又一爐的同情之火。 一度我忘了我是在什么地方。隨后，我听到了一陣嗡嗡之聲。一只綠頭蒼蠅……在這名瀕死的（党衛隊）士兵頭頂上盤旋，他看不到蒼蠅，也看不到我揮手赶走了蒼蠅。 “謝謝你，”盡管他看不到他還是覺察到了。第一次，我意識到，我，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下等人，已經在無意中讓一個同樣毫無抵抗能力的高等人輕松了很多。 后來叫做西蒙·威森塔爾的那位年輕人，后來滿世界“尋找納粹”的那位年輕人，“在無意中”替那名瀕死的納粹赶走了蒼蠅。伸出的是一雙同情之手。那一刻這名党衛隊員被看作是一只蒼蠅的受害者。 報仇，只有報仇，才知道同情受害者。 你會反對說：“雄辯家！如果他寬恕了那名党衛隊員，他就不會赶走蒼蠅了？” 他會根本注意不到蒼蠅。寬恕凶手的人連淌出的鮮血都視若無睹——他又怎么可能看到這么小的東西呢？ 正是寬恕是無情的。寬恕表面上顯得非常溫和，但是對被殺害的人卻非常無情。 4．道格敏感，道德責任 想一想這位瀕死的党衛隊員。他不是和其他人不一樣嗎？他至少表現得有良心，決心悔悟，認識到一生的不健康。他不自大；他不替自己辯解；他厭惡他目睹的一切事，他反感他做過的一切。他道德上正在發生轉向。難道在他臨死前不該——用基督徒的話來說——听他忏悔然后再赦免他罪過嗎？他悔改了，許多和他一樣的人并沒有——對待悔改的人應該和對待沒悔改的人一樣嗎？對待一個再生的神，一個恢复了心靈純洁的神，應該和對待一個不悔改的，不肯悔改的野獸一樣嗎？ 再想一想那些野獸。他為他的獸性而感到高興。他永遠不會悔悟；在記憶中，即使他犯下的屠殺罪行過去了30年，他也會為這些行為而狂喜。他的心靈，對其它的事情都已感覺遲鈍。而對他昔日的小胜利，對他昔日對弱者粗暴的強權統治卻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他那時是了不起的；他那時從來沒后悔過，現在他也從來沒想到要洗去昔日的感覺与記憶。 而這位瀕死的党衛隊員卻感到痛悔。事實上，他是有道德、情感的。他确知他的悔悟，他知道沒辦法補贖了，但是他知道應該補贖罪過，他理解悔悟的力量。他對他的道德本性看得很清楚。他是個有良心的人。 是不是該對有良心的人另眼相看？對他們的譴責是不是不該那么嚴厲？我們譴責野蠻；他是個野蠻人；我們像譴責所有野蠻人一樣譴責他。可是我們怎么膽敢去譴責一個有良心的人呢？那樣的話，豈不是把他和野蠻人不加區別了嗎？ 我們譴責有良心的聰明人，因為這里存在著差別；因為，盡管這些人內心不凶殘，但他卻允許自己變得凶殘，因為他不抵制凶殘。不是他缺乏良心，而是他扼殺了它。不是他缺乏感情，而是他要把自己的感情窒息了。不是他缺乏人性；而是他把人性泯滅了。 野獸們掌管喂養摩洛神。因為對他來說摩洛神不是一個坏神，而是可愛的真主，是給他帶來晉升的主人。為了晉升，他大量地喂它嬰儿。他沒有良心，沒有接受道德教育，沒有道德洞見，他不能阻止自己這么做。或許他永遠也不是他教堂的一個輔祭。他是不是甚至連什么是邪惡也不知道？ 有良心的聰明人同樣也喂它嬰儿。他這么做得不到提升沒什么關系。良心，教育，洞見——沒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只是不停地喂。他知道什么是邪惡。現在他不停地喂了這么久，他已知道摩洛是什么樣的了，他已很接近摩洛神。他是個有道德情感的人。他喂嬰儿是為了填飽偶像的鋼肚。 有道德情感的党衛隊員不斷地喂，不斷地喂，不斷地喂。 一個曾在教堂做輔祭的有美德的孩子出現在他面前；他把這孩子吃掉。作為悔悟模范的有美德的將來出現在他面前；他把它吃掉。他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同時仍擁有精巧細密的道德情感——這种情感非常精巧細密，能确知神圣的寬恕權力，能知道請求寬恕。 我記得漢娜·阿倫特有一句話：“不可逆轉的歷史的唯一解毒劑就是寬恕的能力。”最終還是無意義的詞句。她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然而即使她也不能造出一個歷史上的拉撒路（約翰福音11，路加福音19—25）來。 格雷厄姆·格林解釋天主堂的地獄觀念時說——不再是中世紀無盡大火的遺址；從此后与上帝永遠分离。 就讓這党衛隊員沒被赦免就死去吧。 讓他到地獄去吧。 不久，是那蒼蠅而不是他去見上帝。 約翰·T·鮑里庫斯基 要對西蒙·威森塔爾在《寬恕？！》一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作出充足的回應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不過，如果我們理解了寬恕与“和解”間存在著非常有意義的區別，我們至少可以取得一些進展。遺憾的是，在公眾的印象中，或許也在威森塔爾的觀念里，兩個概念經常混在一些威森塔爾拒絕說出那名瀕死的党衛隊員想听到的寬恕話語時，人們感覺到他心里其實已經想這么做。他与同在集中營里的牧師交流看法，他与國友阿瑟，亞當和約塞克談話，他不愿意破坏那位納粹母親心目中的“好儿子”的形象。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一個印象；他在公開場合的沉默似乎并不全代表他內心的感情。 從他內心來說，他愿意以某种方式去寬恕。這無疑能從他以前在談話中對這樣問題的評价中找到根源：“我們真的是同一塊儿材料制成的嗎？”威森塔爾就追問到這一步。人們自然會隨之產生一個印象，他認識到無論“受害者”還是“行凶者”，他們都有基本共同的人的特性——即使這并不影響我們仍要公開對行凶犯罪的人進行譴責。他愿意承認，在那名瀕死的党衛隊員“談到猶太人時口气非常溫和”。這一點也進一步證明了這种印象。 寬恕的公共形式就是和解。這自然需要一個很長的，很复雜的過程。尤其是在要威森塔爾以一個受害者群体的名義通過語言和手勢与一名納粹士兵公開和解時，更需要一個過程。和解包括几個步驟：悔悟、忏悔，承擔責任，治愈，最后和好。很顯然，在威森塔爾遇到這名瀕死的納粹士兵這么一個有限的時間內，這么一個受限制的環境下、和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這么快就完成這几個步驟。和解需要能夠有行動而不只是語言來證明真是改變了。据我觀察，這名士兵不只是要尋求有限意義上的寬恕，而且希望能夠和解。不僅是和威森塔爾個人和解，而且還希望通過他与整個猶太人和解。 据我看，威森塔爾拒絕這种和解是對的。因為這种和解只會給這個人帶來神學家保羅·蒂利希所說的“廉价寬赦”。威森塔爾是不是應該對這位瀕死的人說一些話或作一些事，以表達在很有限意義上威森塔爾個人已經寬恕了他，這個問題當然已經在討論中。不過，事實上這名士兵首先把威森塔爾看作一個“群体的象征”，而不是單純的一個個人，這一點使問題變得相當复雜。不過，如果威森塔爾對寬恕与和解的區別了解得更清楚些，或許威森塔爾能找到一個辦法，一方面在某种意義上寬恕這位士兵，另一方面也要讓他明白，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与全体猶太受害者實現有效的和解。如果威森塔爾這么做了，或許有助于減輕故事結尾所講的因遇到這名士兵而帶來的沉重心情。他本可以對這种人与人之間的約定作出更積极的反應——不管這名士兵犯下的嚴重的罪行（對于這一點他似乎清醒地意識到了），而同時拒絕与這名士兵任何不成熟的和解。 《寬恕？！》中除了有關寬恕／和解的道德窘境問題貫穿始終外，還有兩個問題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值得去認真思考。第一個是阿瑟對那位匿名的婦女說“上帝离我們而去了”的反應，他問是不是說神代表受害者而介入是不可思議的。在阿瑟看來，這是一個有些自由气息的觀念。威森塔爾評論說，自從他和他朋友們進到這廄房以來，他們第一次笑了，而他沒笑。他對這位婦女的“神學”觀察的反應相當沮喪：“他要是回來了，就請告訴我。” 事后來看，人們可以說，阿瑟和西蒙都只是部分正确。的确，大屠殺并不標志著所有与上帝的對話和對上帝的信仰的終結。非常容易去譴責上帝沒能有效地履行神的責任，沒能阻止住納粹的擴張。然而，另一方面，威森塔爾的簡短解釋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提示，就大屠殺而論，神正論的隨便回答的作用，并不比就和解而論“廉价的寬恕”的作用稍大。尋求對神的存在做出有意義的理解，這是一個遠較阿瑟爾或西蒙的理解要更痛苦的一個過程。誠如埃里·維厄瑟爾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深切地指出的那樣，許多大屠殺的受害者，盡管他們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最終他們不可能簡單地讓上帝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不過，正如歐文·格林伯格和其他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樣，要更深一層評价上帝在大屠殺時的角色，不能只像那位婦女所說的那樣，說上帝徹底离開缺席了。還應該理解上帝不斷的缺席／出現的關系。也包括重新定義人和神在世界中的角色。不能再以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經經典版本來看上帝和上帝介入的可能性問題。 讀了《寬恕？！》后，人們會覺得，威森塔爾在与他的朋友們討論那位婦女說“上帝离開了我們時”所作的隱秘回答，事實上比初看起來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了他后來遇到那位瀕死的納粹的一切活動。或許正是由于威森塔爾無力把握神存在的問題——或許從外在看，神抽身而去；而從內心看，神比他所認識到的更要縈繞于心——部分地使得他指不准該如何接近納粹士兵。如果他個人沒認清上帝在大屠殺中的角色問題，就不大可能有內在的力量支持他去以真正仁慈的方式接近瀕死的党衛隊員，不是偽裝以猶太人的名義虛偽地寬恕他。 最后我要涉及到《寬恕？！》中一個痛苦的話題——波蘭人与猶太人的關系。這個話題雖然痛苦，但是必須被提及。在《寬恕？！》中，威森塔爾也深知，不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可能中，波蘭民族都是納粹計划的一部分或一整塊儿的受害者。比如說，他也承認“在自命為上等人的法國人和被視作低等人的猶太人之間，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一想到有朝一日沒了猶太人后他們的下場，他們也會不寒而栗的。”不過，他對波蘭一猶太關系的描述很容易給人以這樣一個老套子的印象，即波蘭和波蘭人是反猶主義的溫床。他評論說“一位智者曾說猶太人是大地上的鹽”，隨后他又加了一句“但是波蘭人認為他們大地上的鹽太多了，會毀了他們的土地。因此，和其他國家的猶太人相比，我們對納粹的出現可能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備。因此也可能更有抵御能力。” 毫無疑問，在兩次大戰的間隙，由于傳統上對猶太人的偏見，由于現代的民族國家理論，波蘭社會普遍地盛行反猶。當然，這种反猶太主義的觀念應該棄絕（最近几年波蘭主教已經這么做了）。然而，還有另外的情況是《寬恕？！》所了解不到的。這就是錫高特運動，這是在大屠殺中形成的旨在拯救猶太人的唯一的組織。有一些很正直的個人，基督徒或社會主義者，其數目在波蘭遠比在歐洲其他國家的要多。在波蘭社會還有很多猶太人長期地合情合理地積极地生存下來。最后，二戰期間波蘭成了歐洲最大的猶太團体的家園。這個猶太團体的成員异常复雜，從极端的正教徒到社會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到猶太愛國主義者，各种各樣的人都有。不管怎么說這些“事實”并無助于徹底消除波蘭反猶主義的恐怖气氛，威森塔爾在《寬恕？！》一書中講述到的經歷正是這种气氛的反映。不過，要准确地概觀波蘭一猶太人的全貌，上述這一個事實不能不寫。 丹尼斯·普拉格 我是一個信教的猶太人，我一直很敬慕基督徒，也很欣賞基督教。我意識到基督教是非猶太人与上帝交通的神圣道路（對于一個在正統的猶太教神學院中培養出來的人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小小的神學變体），而對非基督教化的美國的前途深感擔憂。不過，通過几十年來經常性地与基督徒和基督教朋友交談，我已經認識到，除了基督的神性問題，猶太教与基督教，或者說基督徒与猶太教徒間的最大——甚至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他們對寬恕的理解，最終對罪惡的反應不同。 《寬恕？！》第一次出版時，我最感興趣的是所有猶太人都認為西蒙·威森塔爾沒有寬恕悔過的納粹凶手是對的，而基督徒則認為這樣做不對。我認識到，這不光是因為大屠殺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場大災難，還因為猶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對罪惡的反應不同。這也牽涉到他們對寬恕的理解不同。基督教徒是先對寬恕的理解不同而導致對罪惡的理解不同，還是先對罪惡的理解不同而導致對寬恕的理解不同，我不知道孰先孰后。 首先，講一講寬恕。在第一版中，和威森塔爾一同受過折磨，同是猶太人的有關口應者對寬恕的看法是，一個人如果傷害了另一個人，他必須請求他的受害者寬恕，而且也只有其受害者才有可能寬恕他。除非一個人已經被其受害者寬恕了，否則，上帝不會寬恕傷害了他人的人。 因此，人們不能寬恕殺人凶犯，因為可以寬恕的人已經永遠地走了。在一些令人敬畏的忏悔條件下（我相信，這也包括殺人犯獻出自己的生命），上帝可能會寬恕一名殺人犯，不過至于說到人，殺人犯是不可被寬恕的。即使父母也不能寬恕殺害他們孩子的凶手（父母寬恕殺害他們孩子的凶手必然是把孩子視作財產而不是視作一個有自主性的人）。 猶太教相信只有受害者才能寬恕，因而殺人犯不可被寬恕，這种看法必然會強化這樣一個信條，即認為殺人是一個人可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盡管都是殺人犯其罪行也不同——比如說，以折磨人的方式殺人比其它形式的殺人罪過要嚴重得多）。殺人破坏了上帝所創造的世界的基礎。難怪在洪水過后上帝給人建立下第三條戒律是：“讓別人流血的人他的血必為別人所流。”不允許殺人（按照摩西律法，允許凶手活著就是允許殺人）是文明社會的道德基礎。 相反，容忍殺人是蛻變的世界的特征。不過，就在我評論有關20世紀前几十年的事情時，我的同事，尤其是我們國家的那些精英們已經開始容忍殺人了。美國社會，殺人犯只需在監獄中待上11年。這樣一個事實，不可能再解釋成別的了。我們不僅寬恕大部分殺人犯——殺人犯离開監獄時，据說是已經“還清了欠社會的債”——甚至殺人犯毫無悔改之心，我們也已經寬恕了他們。西方社會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把殺人視作不幸的“反社會”行為，并尋求讓殺人犯重返社會而不是懲罰他們。（更不用說處死他們了）。 是不是因為整個社會深受基督教寬恕人想法的影響？或者是因為這個社會的世俗精英拒絕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絕對道德觀念？或許二者兼而有之。 《波尼·加蘭之被殺》一書和《寬恕？！》一書一樣陰郁。在書中，精神分析醫生威拉德·蓋林描述了一名天主教牧師庇護一名殺人犯——一名西班牙天主教會學校的學生，他把他女朋友棒打致死——做了許多事，來使殺人犯免遭起訴。我完全能想象出一群世俗猶太心理治療醫生或社會工作者如何忙忙碌碌地來為這种行為作出解釋，我想不出有哪一個拉比，就是最開放的拉比會那樣做。 的确，我是以現實生活來檢驗我的觀點的。 順便講一下。十多年前我主持一個每周一次的電台節目，應邀嘉賓有一名新教神父，一名天主教牧師和一名拉比，每周一個人。當時發生了一件很惡劣的事，一群年輕人毒打并強奸了一名在紐約中央公園跑步的婦女。這群年輕人被捕后，一名羅馬天主教會的主教到監獄里探視他們，只對他們說了一句話：“上帝愛著你們。” 當時我非常憤怒，我公開聲明，應該有人寫一篇“如何區分個人訪問与主教訪問”的文章。我想到了紐約許多优秀的天主教徒把他們的生命都奉獻于消滅貧窮与疾病的事業上，他們為了与他們教堂主教見上一面愿意把一切都奉獻出來。而有幸能得到這樣一次見面机會的人卻是差一點成為殺人犯（那名婦女被扔在那里，她失血過多，要不是現代醫藥的奇跡的話，她肯定早已死去）的行凶犯和強奸犯。 在我主持節目時，我搞不清我對這位主教（一個好人，恕我隱去他的姓名）憤怒是一种個人的反應還是作為猶太教徒的反應。我假定是后者，因為事實上，所有的被問到的基督徒都贊成這位主教的做法，而所有被問到的猶太教徒都贊成我的看法。不過我還想在圣職人員那里證實一下我的看法。整整四周，我問那些圣職人員，如果他們与這些拷打那位婦女的年輕人會見，他們會怎么說。所有的新教和天主教神職人員，不管是自由的還是保守的，其回答都与那位主教的話大同小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改革派的，保守派的還是正統派的，都說他們不會去見這些年輕人。如果不得已要見，他們會告訴這些年輕人他們厭惡他們，他們必須接受嚴厲的懲罰，并要在以后的生活中想法補救他們的罪惡；這些拉比當然不會對他們說上帝愛著他們。 基督教徒關于寬恕的觀點，以及在這樁強奸案中顯示出來的基督教徒關于上帝之愛的觀點——在我一生的學習猶太教的過程中，我還沒听說過一名猶太人說上帝會愛一名作惡之人——，使我得出一個結論，基督教和猶太教，或者說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對罪惡及如何處置罪惡看法不同。還有必要再補充一個例子。 在蘇維埃集權体制下，蘇維埃猶太人和蘇維埃基督徒都受到了壓迫。的确，直到冷戰結束，蘇維埃基督徒比蘇維埃猶太人所受到的壓迫要重。感謝世界范圍猶太人的努力，到80年代為止，沒有一個蘇維埃猶太人因為信仰猶太教受到監禁，而卻有很多的蘇維埃基督教徒因為信仰（或傳播）基督教而受到監禁。為什么世界上十數億的基督徒沒有人大聲抗議而1300万猶太人卻能使蘇維埃猶太人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詞？ 我想有4個原因：基督教關于寬恕的教義使人們對壓迫他們的人不再那么憤怒；一個人應該為他的敵人祈禱的說法被理解為“為他們祈禱，不要与他們戰斗”；相信上帝愛著每一個人，不管這人是多么邪惡，使得基督徒不愿意仇恨罪惡的人，因此也不可能与他們戰斗（我假定愛殺人犯的人不像恨殺人犯的人那樣希望他們死掉）；基督徒強調在來世拯救靈魂使得他們不強調在此世拯救肉身。 因此，當1982年世界著名的新教徒比利·格雷厄姆神父到蘇聯后，他不是站在受折磨的同一宗教信仰者一邊，而是站在蘇聯當局一邊，反复地告誡教會“上帝給你們權柄讓你們成為一個更好的工人，更忠實的公民，因為羅馬書13章中告誡我們要遵從當權者。”如果一個拉比敢在某個蘇聯教堂發表這樣一個聲明——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早就被革出了猶太教門。 這不是在誹謗基督徒；的确我認為基督徒為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試驗，為美國的建立做出了較大貢獻。我也不是在為猶太人唱贊歌；他們熱心于与邪惡作斗爭常常導致他們擁護像馬克思主義及其無數虛無主義的支派。我這只是想解釋清楚為什么猶太人認為寬恕一名活活燒死一家人的凶手是明顯的道德錯誤，而基督徒則同樣明顯地認為應該寬恕。 第斯·普蘭 西蒙·威森塔爾的困境把我們帶到了寬恕這個中心問題上來了。我們人能寬恕給我們帶來這么大災難的人嗎？ 作為柬埔寨屠殺行為的目擊者和幸存者，我永遠也不會寬恕或忘記紅色高棉高層領導人對我，對我家庭和朋友所造成的傷害。我不可能寬恕或忘記。我譴責這些領導人，譴責這些幕后策划者，是他們下命令殺死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殺死殘疾人，小孩儿和宗教信仰者，信過教的人以及任何他們認為對他們的想法會构成威脅的人。我父親死于饑餓，我3個兄弟和姊妹被槍殺，還有我的侄儿，侄女和堂兄弟。我身邊工作的朋友都被帶走殺掉。我們在勞改營里是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沒有人同情我們。我們和老虎關在一個籠中，沒有逃走的可能。我們只能祈求上帝了。 除開紅色高棉領導人，我還是可以寬恕紅色高棉士兵的。他們确實也殺人，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如果我處在威森塔爾的位置，我會寬恕這士兵。為什么？因為我總覺得士兵們是被卷進去的。他們大都來自叢林地帶，沒受過教育，生活非常貧窮。他們是被人教育去殺人的。他們被洗了腦。更重要的是，他們是被追殺人，如果他們不執行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命令，不僅他們要被殺掉，連他們整個家庭也都要被殺掉，他們害怕死亡。 我不是說士兵做得對，我也不是為他們找借口，不過起碼我理解為什么他們那么做。我想寬恕的關鍵是理解。我永遠也不理解為什么紅色高棉高層領導人要那么做。他們那樣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們的人性到哪里去了？他們可以停止殺人，給人民更多的飯吃，停止每天14到16個小時，每周7天的強制勞動。 我永遠也不能寬恕或忘記紅色高棉領導人對我一家的傷害。要不是他們，我的兄妹們會被殘暴地殺害嗎？不會n在內戰和紅色高棉胜利前，柬埔寨國內多年來都很和平。要不是紅色高棉領導人，我父親會因饑餓而被餓死嗎？不會。柬埔寨本來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紅色高棉領導人把人民手中的食物全都沒收了。 我們有必要學會把真正的罪犯与人質區別開，把罪魁禍首与被洗腦的人區別開。我們不能把每個人都看成一樣的。紅色高棉領導人与听從命令的個人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不錯，兩者都是不道德的。然而，有些人是有意屠毒生靈，有些人不僅愚笨又被洗了腦，而且非常怕死，以致才被迫去做坏事，這兩种人之間是有差別的。 我不能從道德上評价西蒙·威森塔爾在那名士兵請求他寬恕后他一言不發地走掉這件事。不過我感到這事很讓他挂心，因為他一直在問別人，假如別人處在他的位置該怎么做。我覺得寬恕是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我知道有人不理解我的這些想法。不過最后我們都得向上帝交待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得不生活在一起。 泰倫斯·普里提 快要死去的人期望得到特別關照。通常，他們非常害怕，非常不快。臨死時請求寬恕罪過也是很正常的反應。西蒙·威森塔爾在《寬恕？！》一書中講到的那名瀕死的党衛隊員与通常情況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請求得到他曾參与迫害過的人們的寬恕。很顯然，正是因此使得問題异常复雜起來。 首先，存在著一個那名党衛隊員的良心問題。如果他只是想“忏悔”，他可以找一個本宗教的牧師去忏悔。他可以請求上帝寬恕，有可能，他會得到標准的回答，說只要悔悟是真實的，上帝的同情就會是無限的。任何一個在戰地戰斗過的人都知道，在面臨危險時，悔悟似乎都是非常真實的。一個從不祈禱的人，如果他身陷火海，也會祈禱并發誓，假如上帝把他救出火海，免他一死，將來他會“好好做人”。确定無疑的死訊只能強化對怜憫与慈悲的懇求。這正是威森塔爾講到的那名党衛隊員的情況。 對于他所懇求的猶太人，問題就不一樣了。這名猶太人每天都面臨著死亡，每天卻都還在活著。他就知道應該勇敢地面對死亡并堅守信仰到最后一刻。假如我是一名猶太人，我就會把這名党衛隊員的請求看作是對我的公然侮辱。我會把這种請求看作是試圖找一條簡便易行的“出路”，看作是裝腔作勢，嘲笑感情的姿態。 一名受害的猶太人只能寬恕傷害了他個人的人；他不可能寬恕种族滅絕的屠殺。一個參与活活燒死婦女儿童的人，僅僅是因為自己碰巧要死了才請求寬恕，我怎么想也認為這是對寬恕的一种嘲弄。在病榻前寬恕這一名党衛隊員就意味著，并隱含著寬恕每一位參与殺人的党衛隊員。 這名党衛隊員本該請求上帝，而不是請求人來寬恕他。他遠不只是犯下了傷害几個悲慘的人的罪惡，他已經犯下了違犯人性原則的罪惡。這是他和他的創造者之間的事，而不是他和一個他從勞動隊伍里隨便挑出來的一個听他“忏悔”的猶太人之間的事。 這名猶太人應該把這些都告訴他嗎？期望一個自身被悲慘的處境困扰，受到非人地對待的集中營囚徒去擔當一名听取忏悔的神父的角色，這也未免所望過奢了。他也不可能擔當一名听取忏悔的神父。不管怎么說，他還是非常克制地听完了這名党衛隊員可怕的故事，沒表示他對這种野蠻暴行的恐懼或仇恨。他什么也沒說就走了出去，他已經做得足夠理智，足夠有條理，足夠妥當。 約述亞·魯賓斯坦 人類歷史上最具暴力的世紀快要結束了，這個時候來考慮一名納粹軍官和一名猶太人之間發生的事似乎毫無意義。這名受傷的納粹決定向一名猶太人承認他殺害過猶太人，想在坦白這件事后能安靜地死去。而在今天，他給西蒙講的故事已經被發生在柬埔寨，盧旺達，印度尼西亞，波斯尼亞的類似屠殺事件所超過。對一些施行恐懼和嚴刑的罪犯已經作出了正式審判，甚至真理委員會也已經編纂出了前政府的惡行劣跡紀實材料，但是從心底出自個人意愿忏悔的人非常之少。事實上，這樣的忏悔少得可怜，最近有一個戲劇性的例子——一名阿根廷海軍軍官說他几年前介入了一件事情，他們把政治犯從飛机上扔進大海——提醒我們，在拉美有成千上万像他這樣的殺人事件已經隨著凶手的消失而不為人知了，今天，這些罪犯理所當然地躺在床上，与那些納粹罪犯在家中舒适地終老而死毫無二致。 西蒙与一名受傷的納粹相遇這件事讓我們想到了戰時与海因里希·希姆萊有關的一件事。希姆萊是前党衛隊領袖，是德國政策的總制定者。1943年在波茨南的一次對納粹軍官的講話中，希姆萊承認又要進行大屠殺又要做一個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你們大部分人會知道，當100具尸体一個一個地躺在那里，當500具尸体躺在那里，或者1000具尸体躺在那里時，這一切意味著什么。不過你們還是要繼續這么做下去。而同時——除了要歸因于人的弱點外——你們還應該保持体面，當然，這讓我們感到非常為難。 希姆萊的斷言反映出集權体制也被人類情感的廉价感傷所迷惑。希特勒是一個素食主義者。納粹不是無情的野獸。他們對他們的母親很好，對他們的孩子很寬宏大量，也很愛他們的妻子。歷史的需要要求他們去殺害成千上万的人。訣竅就是要繼續做一個正常的、体面的人，就像希姆萊自豪地對他們的下屬所解釋的那樣。 當我考慮西蒙的窘境時，總忍不住要想到希姆萊的演講。我發覺我對那名受傷的納粹的寬恕請求反應冷淡。似乎更多是由于快要死了，并且他傷得很重，而不是由于他對自己罪行的憎恨才驅使他這么做。根据故事所說，這名納粹似乎是說他完全被大屠殺嚇坏了，即使在他參与殺人時也是這樣。他好像對自己的不安情緒感到非常吃惊，并運用這种情緒給人一种感覺，好像他在加入青年希特勒和党衛隊的這么多年——煽起仇恨和暴力的丰裕節日——他一直沒作好充分的准備來接受這對雅利安人所進行的活生生的，殘酷的測試。至少希姆萊還很聰明地承認畢竟殺掉一千個人時是非常困難的。他還沒被這名年輕的納粹在燃燒的房子前的手足無措所困扰。他們會向希姆萊證實說這名年輕的党衛隊員還是一個“体面的人”，但他沒讓自己“人性的弱點”阻擋自己進行屠殺。他成功地克服了弱點。手足無措證明他是一名“文明的德國人”，參加大屠殺證明他還是個好納粹。 今天我們知道，那名德國士兵如果拒絕屠殺無辜，他不會受到懲罰。那名年輕的納粹不必遵守命令燒死和殺死手無寸鐵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曾拋棄的信仰本可以在他殺人前而不是在他臨死時才恢复。他本可以往地面上放槍。他本該惡心作嘔——像許多盟軍士兵和記者第一次遇到腐化的尸体時那樣。當然對于我們來說，坐在安宁的家中去提示說這名納粹本來如何可以避免手沾鮮血是沒用的。尤其是在他參加希特勒青年會10年后，還有党衛隊包括在東部前線進行了兩年的殘酷戰斗后，卻提示說他并不知道他可能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恐怕是最荒謬的。 這名特別的納粹生長在一個天主教宗教家庭，有兩個非常普通但又非常愛他的父母。他不是個無責任感的年輕人，不是天生的虐待狂，也不是一個殘暴的、無感情的人。那時德國社會正鼓勵偏离傳統道德。即使如此，個人也還必須自己做出選擇。這名年輕納粹的選擇背离了他的真實承諾。沒人強迫他加入希特勒青年會。事實上，他是背离他父母的意愿這么做的。沒人強迫他加入党衛隊。其他与他有相似背景處在相似社會壓力下的年輕人加入了白玫瑰社（一個秘密的反納粹組織），或者拒絕參軍。他們都被判處了死刑。一個极端的例子就是賴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弟弟海因茨，他曾是一名狂熱的納粹。然而一旦他了解了“最后解決”（這是賴因哈德·海德里希幫助制定的）的含義時，他假造了一百多份通行證幫助德國猶太人逃出德國。直到1944年，他因擔心蓋世太保發現他的工作開槍自殺才終止。后來，我們知道有一位名叫庫爾特·格斯泰因的党衛隊軍官運用他打通的通道提醒外界世界，希特勒計划對猶太人進行毀滅性屠殺。這些德國人對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罪行感到异常后悔，并且冒著受迫害的危險補贖他們的罪過。 單是忏悔和后悔并不能保證寬恕。即使這名納粹就要死了，既沒有力量也沒机會做一些正直的事，像其他后悔的納粹設法去做的那樣。他臨死前希望從一名充滿恐懼、非常脆弱的猶太囚犯那里得到寬恕，這种乍看起來是忏悔的行為事實上倒更像是冷漠的利己主義的行為。 人性要求正義和怜憫。西蒙幫這名受了傷的人喝水，又幫忙赶走惱人的蒼蠅，這些自發的行為表明正義和怜憫完全可以從已經把它們熄滅了的集中營里再生出來。那名納粹殺了那么多人，西蒙對他足夠怜憫。對西蒙來說，如果再寬恕他，那無异是背叛了自己家庭所受的苦難，背叛了他周圍的各种苦難。不過，這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遇到一名全然無助的納粹，并且壓抑得他透不過气儿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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