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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戰胜俄國那天起，亞洲各國人民就抱有擺脫歐洲壓迫的希望；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終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獨立運動。……如果我們要恢复自己的權利，就必須訴諸武力。 孫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地地區出現了革命的浪潮。雖然這些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戰爭本身直接促進了革命。最終的結果各不相同：一端的土耳其人達到了他們提出的大多數目標，另一端的里夫部落成員卻遭到了慘敗，而位于兩者之間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則獲得了憲法上的适度讓步。回顧歷史，這些起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年中最終摧毀歐洲諸帝國的大動亂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所有反對歐洲人統治的殖民地起義中，土耳其人的起義最為惊人、最為成功。大戰期間，他們遭到了慘敗，接著，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戰協定与和平條約。然而，他們很快挽回了敗局，在武裝沖突中擊敗了他們的敵人，贏得了一個有著較為有利的條款的新條約。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國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輕視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獲胜的協約國，迫使它們接受對媾和條約所作的修改。要理解這一异乎尋常的結果，就必須回顧一下戰時有關奧斯曼帝國的复雜的外交活動。 戰時的外交 英國是大戰几年中有關中東的大部分外交活動的主要幕后發起者。它應對三組時常相沖突的協約——与其盟國的協約、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協約以及与猶太复國主義者的協約負責。 協約國之間的協約共有四個，全是為瓜分奧斯曼帝國作准備的秘密條約。第一個條約是《君士坦丁堡協定》，它包含了1915年3月至4月的五個星期中俄、英、法三國在外交上所作的交易。西方強國勉強同意，如果獲胜，俄國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峽及其兩岸的大片內地。作為交換，英法規定，它們以后將明确各自對波斯、阿拉伯半島以及奧斯曼帝國的要求。几個星期后，即1915年4月26日，為了使意大利成為協約國，英、法、俄三個協約國同意大利簽訂了秘密的《倫敦條約》。條約規定，除阿爾卑斯山脈和達爾馬提亞沿岸的領土外，意大利還將得到小亞細亞西南部的省份阿達利亞，另外還將獲得對多德卡尼斯群島的全部主權；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戰李中已占領了該群島。 這些密約中影響最大的條約——1916年4月26日簽訂的《賽克斯一皮科協定》——明确了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全部要求。俄國可得到已許給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以及亞美尼亞、庫爾德斯坦部分領土和安納托利亞北部地區。英國將獲得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國的勢力范圍將包括提爾以北的敘利亞領土、阿達納省和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的西里西亞地區。最后，約旦河以西、從加沙到提爾的巴勒斯坦因是圣地所在，將置于國際管理之下。 意大利人獲悉《賽克斯一皮科協定》的安排后，擴大了他們的要求，并堅決要求外交上的認可。這些要求因英、法、意三國于1917年4月簽訂的《圣讓-德莫里耶訥協定》而得到滿足；根据這一條約，意大利除得到已分給它的阿達利亞省外，還將獲得小亞細亞西岸的大部分地區。 這些密約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死刑執行令。它們不僅切掉了阿拉伯的一些省份，而且切掉了小亞細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除去法國、意大利和俄國的勢力范圍，留給土耳其人的僅是其故國北部的20000平方哩土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密約与英國當時正同阿拉伯代理人締結的某些條約直接相抵触。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國就已對阿拉伯人感興趣，將阿拉伯人看作是可与當時正向德國靠攏的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某些阿拉伯集團無疑受到了關注，這尤其是因為青年土耳其党的土耳其化政策（見第十四章第三節）。阿拉伯人中最主要的權貴要數哈希姆系家族的埃米爾·侯賽因，他是圣地的保護者和麥加的國王。早在1914年，侯賽因的第二個儿子阿卜杜拉經過開羅時，便已就英國為阿拉伯人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提供可能的援助一事試探過英國人的意見。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國，英國人就熱切地恢复這些接触。侯賽因同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經過長期談判，最終締結了軍事聯盟，并達成了一個在以后几年中引起無數麻煩的不明确的政治協議。作為對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報，英國人同意承認北緯37度以南、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各阿拉伯國家的獨立。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的長期信件交換中，麥克馬洪堅持要求這一協議應以不侵犯法國人在敘利亞的未加詳細說明的利益為條件。侯賽因回答說，他決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國家成為任何強國意即法國的殖民地。為了避免阿拉伯起義延期，這一有爭議的問題一直沒有澄清，致使几年后產生了不幸的結果。 在英國外交部与侯賽因交涉的同時，印度部正同內志的蘇丹伊本·沙特談判；沙特的領地离波斯灣更近。1915年12月26日，雙方達成一項協議，根据這一協議，印度部承認伊本·沙特的獨立，作為對他在戰爭中友好地保持中立的回報。另一個英國政府机构的介入并沒有改變英國已向伊本·沙特和侯賽因許下了互相矛盾的諾言這一事實。 另一個相沖突的許諾，即對世界猶太复國主義組織的羅思柴爾德勳爵所作的許諾，對未來更為不祥。猶太复國主義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早在19世紀最后25年中已作為對愈演愈烈的排猶主義的一种反抗而在歐洲猶太人中間發展起來。世界猶太复國主義組織1897年成立于巴塞爾，曾多次請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允許他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居民團体。當時，土耳其人已為各屬國民族主義者的种种要求所困扰，他們拒絕了猶太复國主義者的請求。反過來，猶太复國主義者也拒絕了英國人提出的在烏干達建立一個居留地的建議，因為沒有錫安山的猶太复國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和美國的猶太复國主義領導人乘机要求協約國允許他們在奧斯曼帝國滅亡之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由于為這一目的施加了政治壓力，猶太复國主義者逐漸爭取到了英國政府主要領導人對其主張的贊同。英國政府主要領導人還希望為協約國事業贏得俄國和美國許多有影響的猶太复國主義組織的支持，這一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的立場受到了影響。此外，他們還擔心德國和土耳其會樂于作出讓步以取得國際猶太复國主義者的支持；這种擔心是有几分道理的。目此，1917年11月2日，貝爾福勳爵寫信給羅思柴爾德勳爵，宣稱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損于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事情。……”很明顯，這一《貝爾福宣言》与《賽克斯-皮科協定》以及《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都是相沖突的。 既然有這一大堆矛盾，調停人在巴黎沒有作出任何有關中東問題的永久性決定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后，正是英國和法國，決定了解決方案，因為那時美國正撤回到与世隔絕的境地，俄國因內戰和外國干涉而陷入混亂，意大利則由于內部糾紛而動彈不得。因此，《塞夫爾條約》（1920年8月10日）實質上是英法擬訂的，它的條款也反映了這一點。法國得到了敘利亞托管地，而英國除保護國埃及外，還獲得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島，希腊因其首相韋尼澤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獲得了愛琴海上的几座島嶼、東色雷斯以及士麥拿地區的五年管轄權；五年后，對士麥拿地區的最后處置將由公民投票決定。亞美尼亞和漢志王國的獨立得到承認。最后，蘇聯由于同協約國干涉勢力發生武裝沖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們所簽定的秘密條約，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相反，君土坦丁堡這一戰略要地卻處于土耳其的主權之下，不過，土耳其海峽將被解除軍事管制，置于國際控制之下。 這些條款与過去給阿拉伯人的許諾完全相反，与協約國公開聲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完全相反，它們在整個中東引起了武裝抵抗的浪潮。諸因素的結合使土耳其人能徹底廢除《塞夫爾條約》，而阿拉伯人經過几年的頑強斗爭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讓步。 共和國的胜利 近代土耳其的喬治·華盛頓是穆斯塔法·凱末爾，他后來被稱為”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戰爭中成功地保衛了達達尼爾海峽而成名，不過，這時他的名聲并沒有達到頂峰，因為他与已使土耳其卷入戰爭的青年土耳其党不和。凱末爾的机會出現在停戰之后，當時他帶頭反對《塞夫爾條約》。他完全樂意放棄舊帝國的阿拉伯諸省，但拒絕割讓東色雷斯，拒絕接受有關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的條款。此外，獲胜的協約國已進一步將小亞細亞划分為若干勢力范圍，殘余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与中國相類似的命運。 凱末爾大膽的民族主義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于是他被派往小亞細亞東部負責遣散軍隊。在那里，他遠离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協約國艦隊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內地到處旅行，組織人們抵抗協約國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蘇丹。到1919年9月時，凱末爾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義大會；大會采納了共有六項原則的”國民公約”。這些原則包括民族自決、廢除投降條約、保衛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個新的海峽解決方案。在1919年10月的選舉中，凱末爾的支持者贏得了多數席位；1920年1月召開的議會接受了”國民公約”。協約國對此進行報复，于3月16日占領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義運動的傳播。這時，凱末爾實行最后的決裂，將他的民族主義代表召集到小亞細亞中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們在此宣布廢除蘇丹政權，并建立了以凱末爾為總統的臨時政府。 民族主義者戰胜了似乎是勢不可擋的對手。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勇敢而又富有靈感的領導。另一個原因是廣大土耳其人民忠實的支斯他們由于協約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橫暴行徑，尤其是由于1919年春希腊軍隊在士麥拿的登陸而空前團結。最后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利用協約國之間的嚴重分歧与它們分別締結條約，從而孤立了士麥拿的希腊人，為打敗他們舖平了道路。協約國之間的不和起因于這一事實；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認為，英國人以及受他們保護的希腊人得到了中東戰利品的絕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愿締結了一個條約；按照該條約，作為得到小亞細亞東南部某些經濟特許權的回報，意大利人同意從該地區撤走他們的軍隊，并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奪回士麥拿和東色雷斯。法國人很快仿效了意大利人。1921年10月20日，他們同土耳其人簽訂了一個協定，協定規定了敘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的邊界，并解決了鐵路和其他經濟方面的各种爭端。 其時，土耳其人還一直在同俄國人談判。這些宿敵因這時都在同英國交戰而互相接近。1921年3月16日，他們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高加索山脈為他們的共同邊界，此后俄國人用武器和金錢援助土耳其民族主義者。 這一系列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中東的勢力均衡。此時，土耳其和俄國結成了一條統一戰線，而協約國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國和希腊還堅持《塞夫爾條約》的條款。英國因其世界范圍的种种許諾和國內的輿論狀況，只能將它的艦隊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換句話說，這時只有希腊人獨自留在士麥拿面對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高潮。 1921年3月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爆發了戰爭。起初，希腊人遇到的抵抗很軟弱，因為這只不過是游擊隊的抵抗。但是，他們越向前推進，這种抵抗就變得越頑強，而且，當地居民滿怀敵意，致使希腊不得不動員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來守衛運輸線。當入侵者到達小亞細亞中心地區的薩卡爾亞河時，戰事出現了轉折。凱末爾開始反攻，戰線拉得過長的希腊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后被逐退。退卻使希腊人士气低落，最終導致了全面崩潰。1922年9月9日，凱末爾騎著馬胜利地進入士麥拿。不僅是希腊軍隊，連世代居住士麥拿地區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能夠要求修改《塞夫爾條約》。經過長期談判，1923年7月24日簽訂了《洛桑和約》。這一和約將東色雷斯和愛琴群島中的几座島嶼歸還給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還無須償付任何賠款，投降條約內的全部條款也被廢除；作為回報，土耳其答應進行司法改革。海峽仍為非軍事區，在和平時期或者在戰時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時，向所有國家的船只開放。如果土耳其參戰，敵國船只將不准通過，但中立國船只仍可通行。最后，一項單獨的協定規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少數民族強行交換西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耳其少數民族。 新土耳其 《洛桑和約》意味著凱末爾個人的巨大成功。衰朽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歷了500年盛衰無常的歷史之后終于滅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在創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凱末爾又致力于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巨的任務。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斗爭中的指導原則： 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我們將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我們將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們的學校。亞洲的新口號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的頭腦愿意接受現時代思想，但我們仍得保持自身不變。我們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個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亞洲民族。 按照這些觀點，凱末爾無情地清除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制度。在變革的巨大洪流中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國家的首都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廢除哈里發制，奧斯曼帝國皇室的所有成員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O日——通過設立總統、總理、內閣和大國民議會的憲法；大國民議會每四年一次由選舉產生，選舉方式為間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締所有的宗教社團和寺院，禁止個人以宗數社團威員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与之有關的服裝或擁有与之有關的頭銜。 1925年11月——規定官員和平民必需戴禮帽以代替傳統的土耳其帽。婦女是否戴面紗任其自使，但不鼓勵戴面紗。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們分別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國的体系為藍本。 1926年8月17日——廢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強制推行世俗婚禮。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雜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報紙上，然后在書籍中實行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安哥拉改名為安卡拉，士麥拿改名為伊茲密爾，阿德里安堡改名為埃迪爾內，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給予婦女以選舉權，并允許她們參加議會。 至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去世時，新土耳其已經确立。誠然，這种“新”僅具有廣度而不具有深度。農民构成了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習慣。但另一方面，統治這個國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方面已歐化。許多農民也已大大改變，同政府建立了過去几個世紀中從未有過的友好關系。土耳其較之其他穆斯林國家，已在一個大得多的程度上成為凱末爾所設計的“現代國家”。 二、阿拉伯中東 反抗的格局 正當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毀《塞夫爾條約》之際，阿拉伯人正在頑強地抵抗指派給他們的受托管理國。与《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相反，敘利亞-黎巴嫩已作為托管地分給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已成為英國的托管地，而埃及則已完全由英國人控制。對阿拉伯國家的這种橫暴的瓜分行徑必然導致騷動，因為戰爭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感情。協約國有關民族自決的宣傳已不可避免地對阿拉伯人的見解產生影響。阿拉伯軍隊的成功作戰也喚起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在解放大馬士革、阿勒頗和阿拉伯其他歷史中心地區的戰役中，阿拉伯士兵曾与英國人并肩作戰。同樣重要的是因戰時貿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難和遍及各地的饑餓。据估計，至少有30万人死于饑餓或由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 最后，還有最為重要的宗教因素，這對村庄的農夫來說尤其如此。20世紀5O年代，埃及一位社會學家在經過直接調查之后斷定，“對于村民來說，世界根据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們几乎不知道如种族或階級之類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后的几年中，無疑有更多的人發表了這种圍繞著宗教的觀點。城市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以往与農民沒有什么交往，而農民支持他們的程度卻常使他們吃惊；這個事實也可證明上述這一點。其結論是，鄉村起義是由反對外國异教統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發運動。 上述諸因素的結合說明了戰后阿拉伯人為獨立而進行的斗爭。可以看出，在這一斗爭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种共同的格局。首先，在和平條約剛簽訂后的几年中爆發了反抗和武裝起義。然后，英國和法國逐漸恢复了秩序，重申了它們的權力。最后，它們允許不同程度的自治；這一點雖沒有完全使民族主義者滿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維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過程 嚴格地說，在埃及，委托關系并不存在。但形勢与阿拉伯國家基本相似，因為英國在戰爭一開始就否定了奧斯曼帝國名義上的宗主權，并宣布埃及為英國的保護領地。民族主義的華夫脫党立即組織了猛烈的抵抗。1922年，英國宣布埃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為自己不僅保留了保護少數民族和外國利益的權力，還保留了控制外交事務和外部安全的權力。民族主義者拒絕了這种虛幻的獨立，繼續進行斗爭。他們的斗爭手段之一是恐怖主義，1924年，他們成功地暗殺了埃及軍隊的英國首腦李·斯塔克爵士。這些民族主義者還依靠了民眾的支持，他何多次贏得的選舉胜利可表明這一點。最后，英、埃兩方于1936年達成和解的解決辦法，締結了為期20年的同盟條約，英國答應結束它對這個國家的軍事占領，并安排埃及進入國際聯盟。作為回報，埃及同意戰時支持英國，答應英國守備隊駐守蘇伊士運河，另外，繼續實行英埃對蘇丹的聯合管理。民族主義領導人完全不滿足于這种和解。但他們還是接受了，認為這是當時情況下所能得到的最好東西，他們等待著一有机會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厭惡的外國控制的殘跡。 伊拉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經歷了与埃及大致相同的過程。1920年，爆發了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英國首先恢复了秩序，然后企圖通過立侯賽因的第三個儿子費薩爾王子為國王來贏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第二年，即1922年，英國議定了一個同盟條約．條約中，他們保留了那些他們認為對保護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權。民族主義者仍不滿意，繼續騷動。最后于1930年締結了一個同盟條約，根据這一條約，英國同意結束托管，并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國際聯盟的請求。作為回報，伊拉克同意英國在該國維持三個空軍基地，并同意英國在戰時可充分使用鐵路、河流或港口。1932年，伊拉克成為國聯成員國，成為第一個獲得此榮譽的阿拉伯國家。至于埃及，民族主義集團仍不滿意。他們聲稱只是外表發生了變化，因為英國通過締結盟約這一權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權。 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卻沒有英國那么靈活，因而也不及英國那樣成功。民族主義的反抗時常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當時，法國為了維持對大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轟了該地。最后，1936年，法國政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條約，同敘利亞和黎巴嫩分別議定了條約。不過，這些條約都沒有得到法國下院的批准，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沖突仍未解決。 巴勒斯坦三角關系 在巴勒斯坦，情況獨特，因為那里的形勢很快惡化成由英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三方參加的一場苦斗。阿拉伯人堅持認為，有關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公然違背了以前麥克馬洪在其信件中給阿拉伯人的許諾。英國企圖通過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內地部分成立獨立的外約旦國家來撫慰阿拉伯人。這就免除了所有關于建立猶太人之家的托管條款。此外，英國還任命費薩爾的哥哥阿卜杜拉為外約旦的統治者。這一策略對外約旦來說是令人极為滿意的。阿卜杜拉始終忠心耿耿地与英國人合作，尤其是因為其國家的貧窮使得他要依靠倫敦的財政援助。或許，阿拉伯世界中戰斗力最強的軍隊就是由英國資金供養、由英國將軍約翰·格拉布統率的外約旦的阿拉伯軍團。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區，隨著猶太移民的不斷涌入和憂慮重重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回擊，這种三方間的沖突變得日趨激烈。托管條款第六條要求英國為猶太人的遷移“提供方便”，并“鼓勵猶太人秘密移居該地區。”但是，這同一條款還規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權利和地位”將受到保護。顯而易見，英國人當時認為這兩條規定未必相矛盾。他們預料，猶太人的遷移永遠不會達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權利和地位”這樣的程度。他們未能預見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將產生的影響。猶太移民從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總人數從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只要猶太人的涌入始終适度，阿拉伯人也不會提出強烈的反對。其實，他們曾歡迎過有錢、有干勁、有技藝的猶太人。他們自己早些時候已從猶太人在恢复肥力耗盡的土地、建立工業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創造的种种奇跡中大大得益。但是，當移居的小溪變成一股洪流時，阿拉伯人便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阿拉伯人惊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說的那樣：“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不懂他們的習慣；他們使我覺得我在自己的國家里就象一個外國人一樣。”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猶主義而失去自己的國家。“排猶主義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我們不是排猶主義者；我們也是猶太人。然而，西方的這個問題如今卻是在使我們受損害的情況下予以解決。你們認為這樣做公正嗎？” 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攻擊變得愈益頻繁和猛烈。其中最重要的几次是1929年的哭牆騷亂、1936年的阿拉伯人“民族政治總罷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義。英國的反應是在這些大暴動之后派出了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几個調查委員會已對情況進行了調查，他們企圖滿足三方不同的、相互沖突的利益——猶太复國主義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要求和英帝國的利益，所以他們的建議搖擺不定。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書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內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并提出對猶太人的遷移和土地購買加以明确的限制。白皮書的最后一段包含了這一富于哲理性的見解：“陛下的政府在托管所引起的這場爭論中不能指望做到使這一党派或那一党派的党徒們滿意。”這一見解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拒絕了英國人的建議，巴勒斯坦的爭論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遠沒有得到解決。 三、北非 19世紀期間，埃及以西的地區即所謂的馬格里布，已漸漸淪于歐洲的統治之下（見第十四章第三節）。1830年，法國開始入侵阿爾及利亞；1911年，意大利完成了對利比亞的侵略。意大利的入侵遭到了頑強的抵抗，這一抵抗一直持續到戰后，是馬格里布為爭取解放而進行全面斗爭的開端。 1911年，意大利人在利比亞几乎沒遇到什么困難就打敗了小股土耳其駐軍。但是，當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用撤离的土耳其人留下的武器繼續進行斗爭。塞努西教團极為有效地組織和領導了人們的抵抗活動，至1915年夏，意大利人已被限制在沿海地區的六個据點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意大利人又試圖將他們的權力強加給整個利比亞，但沒有獲得什么成功。他們只占据了沿海地區，而大部分內地仍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意大利人在利比亞的失敗是對歐洲威望的一個嚴重打擊。但是，它很快就因摩洛哥的里夫山地人使西班牙人遭受的惊人慘敗而相形見細。好几個世紀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領地一直限于地中海沿岸四塊极小的飛地。其時，法國已在從阿爾及利亞向外擴展，于1881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保護領地，并在1906年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之后開始占領摩洛哥。這促使西班牙人采取同樣的行動，他們与法國達成了一項瓜分摩洛哥的協議，并于1909年開始向內地推進。他們推進的速度十分緩慢，因此，几年來几乎未遇到抵抗。接著，1921年夏，他們突然遭到了一次慘敗——這是自1896年埃塞俄比亞人在阿多瓦打敗意大利人以來西方軍隊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 予以這一出乎意外的打擊的是里夫部落民的領袖阿卜杜勒·克里姆。他在西班牙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懂得西方技術的价值，并知道如何利用西方技術。受惊的西班牙人不斷涌入摩洛哥，達15万人，但是，未能克复大部分地區。1923年夏，他們提出給克里姆以自治權，但是，因胜利而洋洋得意的克里姆要求完全獨立。到1924年時，西班牙人又被限制在沿海地區，在內地只有少數几個要塞，而且這些要塞通常都處在里夫人的包圍之中。實際上，這時的克里姆已成為整個西屬摩洛哥的主人。 第二年，克里姆不僅向西班牙人挑戰，還向法國人挑戰——這是一個直接導致他滅亡的舉動。這一失策一方面起因于他需要法國防線后面的某些產糧地，一方面起因于他錯誤地估計了法國的政治形勢。他對法國人中存在的厭戰情緒的程度估計過高，而且還對法國共產党許諾的支持印象太深。1924年9月2O日，法國共產党領導人雅克·多里奧致電克里姆，祝賀他戰胜西班牙人，并表示希望“他聯絡法國和歐洲的無產階級，与包括法國帝國主義在內的一切帝國主義進行斗爭，直到徹底解放摩洛哥領土。”多里奧在表示他的良好愿望時無疑是真誠的，但是，他不能以有效的援助支持他們。 1925年4月13日，克里姆趁法國援軍尚未到達，開始了他的進攻。里夫勇士們穿過法國人的防線，喚起了內地的一些部落。法國要塞由于被切斷了同根据地的聯系，不得不一個接一個地撤除。徹底的大失敗只是由于法國正規軍和占外籍軍團的絕大多數的非法國人的忠誠才得以避免。當時的形勢非常危急，致使西班牙和法國締結盟約，決定采取聯合行動對付里夫人，其中包括從陸路和水路封鎖里夫領土，以阻止軍火走私。不過，克里姆最初的進攻就未能取得胜利，這意味著他滅亡的開端。法國和西班牙的資源合在一起占有壓倒的优勢，因此，里夫人的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到1925年秋時，6万里夫軍隊所面臨的是28万法西聯軍。這种力量懸殊實在太大，尤其是自克里姆在法國人的后方舉行全面起義未獲成功以來。冬春兩季，克里姆遭到了一連串的失敗，直到1926年5月27日他宣布投降為止。他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島。克里姆雖未能赶走法國人，但他的功績已喚醒了整個馬格布里，激勵著別世紀測年代成立的各民族主義党派；這些民族主義党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成功地為自由而戰斗。 四、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波斯已被划分成英國和俄國的勢力范圍（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大戰爆發后，國王宣布了保持中立的官方政策；由于他缺乏力量實施這一政策，這個國家的北部地區不久便被土耳其和俄國軍隊占領，南部被英國侵占。波斯政府的權力几乎沒有超出首都郊區。這場大混亂十分嚴重、普遍，因而促成了1918年的饑荒；据估計，在這場饑荒中，有2O0万人餓死。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低得惊人，這一點在一位外國觀察家的報道中得到暗示。他說：”毫無疑問，1918年饑荒所帶來的不幸由于那些擁有最高權力的人的操縱而大大加重。” 大戰結束時人們發現，由于俄國人忙于革命和內戰，英國人控制了波斯大部分地區。英國人決心維持這种控制，一方面是因為波斯對保衛印度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開采地；這些石油開采地對帝國海軍的极端重要性在大戰期間已得到充分證明。因此，英國人通過重金賄賂，誘使波斯總理及其兩名內閣成員于1919年8月9日簽訂了一個協約；協約規定：提供一筆貸款，修訂關稅稅則，向政府各主要的部提供英國顧問，提供英國軍官以組建憲兵隊，重建軍隊和敷設一條鐵路。這些條款顯然對英國极為有利，因而許多人擔心，戰前兩大強國的控制這時會為一大強國的控制所取代。經過多次辯論后，波斯議會拒絕批准這一協約，協約失效了。 其時，俄國人并沒有閒著。1918年1月14日，他們通告廢除1907年的《英俄協定》及其”之前和之后〔沙皇時期」以任何形式限制和約束了波斯人民自由、獨立生存的權利的一些條約”。更准确地說，1918年6月26日，他們宣布取消俄國人在波斯的所有租界和特權以及波斯火沙俄的所有債務。推測起來，布爾什維克在面臨內戰和外來干涉的情況下，作出這些徹底的讓步，是希望撫慰他們的波斯鄰人、促進殖民地世界反西方的民眾起義。這些打算或許可解釋布爾什維克當時向土耳其人和中國人所作的類似的讓步。 俄國人進一步奉行他們的政策，于1921年2月26日簽訂了正式的波斯-蘇聯友好條約。此條約給波斯人的好處是：正式取消所有的未償債務，交出在波斯的所有有形貿易設施，廢除所有租界、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另一方面，某些條款則對俄國人有利，其中包括：波斯無權將俄國交出的北方五省的租界讓給其他任何強國，如果外國列強用波斯領土作為反俄國的作戰基地，俄國人有權派軍隊進入波斯。 在磋商這一條約的同時，波斯的政治生活正變得更加混亂。例如，1921年1月19日，一位總理辭職，四天后，他复職，并于2月3日組成一個內閣，這一內閣于6日辭職，16日，他又組成另一內閣，這一內閣又于21日被一次政變推翻。策划這次政變的是禮薩·汗，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俄國人組織的波斯哥薩克旅的一位上校。波斯以后20年的歷史就是這位統治者的歷史，他上升為這個國家偉大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國王。 禮薩是一位嚴肅、真誠、有异乎尋常的膽量和決斷力的軍人。由于他專心致志地履行軍人職責且才能出眾，他由士兵升為軍官，并贏得了其部下的尊敬和忠誠。1920年秋，當英國人強迫哥薩克師的俄國軍官辭去他們的職務時，他的机會來了。禮薩進入了權力真空，到1921年2月時，他已強大得可以領導推翻政府的政變。從此，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政變之后，他馬上成為波斯軍隊的總司令。几星期后，他被任命為軍事大臣。在成立和撤銷了几個部之后，他于1923年10月28日自任首相。這時，卡札爾王朝的統治者艾哈邁德國王离開波斯前往里維埃拉；兩年后，即1925年12月15日，禮薩接受王位，建立了一直幸存到現在的巴列維王朝。 盡管禮薩國王為人有怪僻之處和過分行為，但他的統治猶如吹入腐敗、無能和蒙昧主義占优勢的環境中的一股新鮮空气。的确，這位國王使人聯想起他所欽佩和效法的凱末爾。他的第一個措施是加強軍隊、使軍隊現代化，以便消除波斯遭瓜分的危險。在他掌權之前，俄國軍官統率的哥薩克師控制了北部諸省，英國軍官統率的南波斯步槍隊控制了南部諸省，而瑞典軍官統率的憲兵隊只是在理論上維護波斯的民族利益。在通過大不列顛的干預去掉俄國軍官之后，禮薩國王這時又擺脫了英國和瑞典同僚。然后，他將被遣散的部隊組成一支擁有4万人的統一的現代化民族軍隊；他對這支軍隊非常關心，并將大量錢財用于這支軍隊。禮薩國王由于有了這支听他支配的軍隊，能夠抵抗不正當的外來壓力，還能維護中央政府對那些自19世紀中葉以來事實上一直獨立的部族首領的權力。 禮薩國王還試圖使其國家的經濟現代化。最惊人的表現是敷設橫貫伊朗的鐵路。這是英國人和俄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英國人企圖通過伊朗使印度同歐洲的鐵路网連在一起，俄國人希望將他們的已到達大不里士的鐵路延長到波斯灣。禮薩國王既不管英國人也不顧俄國人，設計出他自己的路線。這條路線雖然在經濟上并不切合實際，但頗為惊人：在全長870哩的路線上需要架設4000多座橋梁、開鑿200多條隧道。這條鐵路于1939年竣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把軍用物資運至蘇聯方面起決定性作用。 這條鐵路可代表禮薩國王的經濟冒險。當時沒有協調一致的計划，因此各個建設項目都不是根据國家經濟的總需求設想出來的。到1941年禮薩國王讓位時，相當多的工厂已經建成，其中包括紡織厂、水泥厂、制糖厂和卷煙厂等；然而，盡管國家實行很高的保護關稅，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虧本。 同覬末爾一樣，禮薩國王攻擊過去的各种信條。他禁止使用名譽稱號，廢除婦女戴面紗的習俗，命令男子戴歐式帽子。另外，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得到強調，外來影響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肅清。阿拉伯詞語從波斯語中給清除出去，現代建筑物按照在從前宏偉宮殿的廢墟中發現的阿契美尼德建筑式樣建造。這种民族主義的象征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操印歐語的祖先那里。 禮薩國王的統治隨著他1941年9月16日的讓位而突然結束。在前几年中，他已越來越傾向于納粹德國。同德國的貿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國在伊朗的專家、教師、商人和旅游者的人數不斷增加。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禮薩國王收到了几份蘇-英聯合照會，要求他將德國人從伊朗驅逐出去。他的答复不能令人滿意，于是，1941年8月25日，蘇聯和英國軍隊占領了這個國家。9月16日，禮薩國王將王位讓給了他的儿子、現在的統治者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么深遠。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將來這段時間內似乎十分牢固。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里舉行。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眾口一詞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王公們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斗員，另外，還有30万印度人當勞工。甘地特別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愿讓印度將其所有強壯的儿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只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將帝國從即將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于戰爭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种种口號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万名帶著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扰亂性影響。戰爭剛結束后的几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后者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与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后英國奉行壓制政策。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准許政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團即可判案。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极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在隨后發生的騷亂中，英國將軍戴爾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將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然而，強烈的抗議浪潮立即席卷全國，甘地指責政府是“惡魔”。 甘地無疑是戰后這場反英運動中的杰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党在1914年以前并沒有對英國人构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第六節）。它實質上仍是极少得到鄉村民眾的支持的中產階級運動。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与他們建立友好關系，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斗爭。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与他的人民溝通思想。 甘地的講話朴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國人合作。如果取消這种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將崩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還號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甘地勸誡人們用家里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机制織物。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复興鄉村工業。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條土布腰帶，當眾操作紡車。甘地教導說，將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并按教導行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倫敦政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体制。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与過去大致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范圍极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產生的。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個省政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极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產生的。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咨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將“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人們推測，如果這种“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么，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 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党拒絕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愿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惊。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甘地抓住這一机會与穆斯林達成了協議，于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團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們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這种反應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漸失去了控制。甘地堅決主張嚴格的非暴力主義，但罷工和暴動卻在許多城市發生，在農村，農民們也起來反對地主和放債人。1922年2月4日，動亂達到了頂點，當時，起義的農民進攻了喬里喬拉地方警察局，殺死了22名警察。 大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運動，但他還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兩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獲釋，但這時，民族主義運動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亂和穆斯林熱情的冷卻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凱末爾廢除哈里發制和提出強有力的世俗主義綱領而感到沮喪。 甘地獲釋出獄后好几年沒有涉足政界。在這期間，新的、更激進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正在出現，其中包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到這時為止，國大党領導人就其出身和觀點來說，基本上是中上層階級。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時，帶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治傾向的工人團体開始出現。這一趨勢導致了國大党內部左翼力量的發展，導致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全印獨立聯盟的成立。全印獨立聯盟的顯著特征是：它不僅要求擺脫英國人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內部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正加尼赫魯所寫的那樣：”國大党中過去經常看布賴斯所寫的有關民主主義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馬志尼所寫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閱讀所能到手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俄國的書籍。” 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种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實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儿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后，他投身于為自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斗爭，成為甘地的追隨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于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將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后來，尼赫魯与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絕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于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了解簡朴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种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褻瀆我的良知。”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個人競爭和學說上的爭論而分裂的國大党，也還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說服國大党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几個月后，英國工党戰胜保守党，組成了新內閣。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党以往一直批評保守党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沒有實現；事實證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府在鎮壓和讓步的循環之間搖擺不定。繼民族主義暴力之后是大規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后又是企圖通過逐步讓選舉制生效來進行安撫。不過，許多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因為他們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敵對的集團。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許多年里它几乎一直沒有什么追隨者。不僅穆斯林人數不到次大陸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國大党聲稱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實際上，國大党內确有一個由著名的阿布爾·卡拉姆·阿札德領導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聯盟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買的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真納提出在聯合的基礎上与國大党合作，但國大党拒絕了這一建議，只愿与以個人名義加入國大党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納進行報复，他向穆斯林民眾大聲呼吁說”伊斯蘭教正處于危險之中”。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他們与鄰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處更多。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后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在此期間，總督歐文勳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國明确地制定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計划，并將召開會議作出安排。然而，國大党卻于1929年12月31日通過了一項要求完全獨立的決議。3月12日，為了迫使英國人撤离印度，甘地又發起一場國民抵抗運動。他的戰術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進行偉大的食鹽進軍。在海邊，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這是向被他譴責為极不公正的政府鹽稅進行挑戰的一個象征性行為。這場運動不僅得到很好的宣傳、非常激動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為廣大農民都痛恨鹽稅，積极支持甘地。普遍的騷亂爆發了：人們攻擊政府的鹽場，恐怖分子襲擊官員，受到世界性嚴重經濟蕭條的沉重打擊的失業工人舉行暴動。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獄，与他一起被捕的還有約6万名追隨者。 歐文勳爵知道單靠武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复之后，他于1931年1月26日釋放了甘地，并說服甘地于3月4日簽訂了《德里協定》。政府同意釋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為回報，國大党將結束抵抗運動。還將參加早几個月就已開始的圓桌會議。甘地親自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但沒有達成協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工党政府已被保守党占优勢的、不太靈活的“國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后，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運動再次爆發，但這時，這個國家已疲憊不堪，因而這一運動几個月后，便漸漸消失了。 最后，1935年8月2日，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政府組織法》，將它作為制止暴力和推進自治這一雙重政策的組成部分。該組織法規定緬甸和亞丁將与印度分离，成為英國政府直轄殖民地。印度本身經各王公之國同意后將成為一個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國組成的聯邦。同1919年憲法中的規定一樣，總督仍保留對外交事務和防務的權力，但聯邦的其他所有事務全交給兩院制議會處理，議會的大多數成員是由約600万名受到限制的選民選舉產生的。在各省，用省議會和向省議會負責的各個部代替已被事實證明是無法實行的兩頭政治的方案．近3，800万印度人獲得了選舉省議會的權利，省議會將享有處理本省事務的絕對自治權。如果某個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職責，當地的英國省長有權處理公共事務。 由1935年的組織法提供的聯邦證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義者，拒絕合作。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繼續起作用。不過，對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隨著1937年各省議會的選舉而付諸實施。民族主義者控制了11個省中的7個省份，并立即著手釋放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准備土地改革。1939年，當總督宣布印度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時，這一切便突然結束了。由于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個省的民族主義部長全都辭職。于是，英國省長們接管了這7個省，以法令進行統治。民族主義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獨立的口號，而真納領導的穆斯林則要求將次大陸分成兩個國家，一個是印度教徒的國家，另一個是穆斯林的國家，即所謂的巴基斯坦。 六、中國 中國盡管名義上已經獨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也經歷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運動。1917年，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領的山東省。當凡爾賽的調停人沒有將這個丟失的省份歸還給中國時，在北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議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們以罷市的方式參加抗議。這場運動后來發展成抵制日貨運動，并伴有与日本僑民的沖突。新成立的工會也通過舉行罷工參加了這場抗議運動。總之，事實證明，這場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強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強樂意讓日本保留它在中國大陸的戰利品，它們也成為這場猛烈爆發的運動的靶子。相形之下，蘇聯卻得到中國人的同情和欽佩。一個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國主義的教導有著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象它當時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樣，放棄了沙皇在中國的特權。不難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這時越來越依靠蘇聯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這些變化給了孫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開始革命的机會。在建立共和國的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艱難時期（見第十六章第五節）。袁世凱將他撇在一邊，而各省軍閥則不理睬中央政府，作為獨立的當權者統治各省。這時，孫決定，為了打敗軍閥、創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增強國民党的實力。他呼吁國際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絕，不過，蘇聯卻積极響應，因而開始了一直持續到1927年的“國共合作”。 1923年1月，孫中山和蘇聯代表阿道夫·越飛一致同意，國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而是要“實現國家統一，獲得國家的完全獨立”，俄國人接著又派能干的米哈伊爾·鮑羅廷去廣州，在那里，他成為孫的得力助手。他們一起實現了三大基本變革：按共產党的方針改組國民党，組織一支強有力的現代化軍隊，發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組國民党的過程中，孫通過由國民党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控制了該党。國民党這時首次能作為一個從總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紀律嚴明的單位發揮作用。同時，在俄國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呂歇爾將軍為首的俄國軍官的幫助下，一支新的軍隊正在建立。1924年5月，為培養軍官，黃埔軍校在廣州成立。黃埔軍校的正式校長是孫的參謀長、剛從莫斯科紅軍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后回國的蔣介石，但真正的領導人則是布呂歇爾。也許該注意到，該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他后來成為共產党中國的外交部長和總理。最后，孫中山將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旨在實現民主政治，不過，一党統治下的一段時期的監護被認為是必要的。民生主義旨在通過平均分配土地和實現國家對工業的管理或控制來為人民謀求經濟上的改善。 1925年，正當孫中山為實現他的抱負而制成种种工具之時，他卻去世了。他雖未能活著看到軍閥被挫敗和國家的統一，但今天，大陸的共產党人和台灣的民族主義者都公認他是現代中國偉大的創造者之一。孫中山的去世使蔣介石有可能成為國民党的領導人。1926年5月，他擔任了“北伐”的總指揮，“北伐”是一場旨在消滅北洋軍閥從而統一中國的戰爭。國民党軍隊以宣傳團為先導，以破竹之勢前進，于10月到達長江。這時，首都遷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產党人控制的漢口。 這一點清楚地表明了國民党內部置身于漢口的左翼分子和蔣將軍領導下的右翼分子之間日益增大的分裂。蔣介石贊成民族主義而不贊成社會革命。他因一直行進在他的各師前面的左派宣傳團的活動而變得惊慌起來。這些宣傳者在農民和城市工人中間活動。發動了一場反對擁有土地的紳士，城市資產階級和西方企業界的革命運動。盡管蔣介石曾与他的俄國顧問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產主義的，他決心阻止左派對國民党的控制。 由于這种情況普遍存在，無疑，右派和左派兩大相互對立的勢力必將進行最后的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時，這一較量終于到來。正如其他城市所發生的情況一樣，當國民党軍隊逼近時，工人和學生組成隊伍。他們發起了總罷工，并能在軍閥軍隊离開和蔣介石軍隊到達之間的間隙時間里接手控制這座城市。蔣介石一點也不樂意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革命委員會的歡迎。由于國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蔣介石這時對共產党人及其左派盟友進行血洗。鮑羅廷返回俄國，蔣介石改組了國民党，因此，他成為國民党無可爭辯的首腦。1928年6月，他的軍隊占領北京，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勢力，完成了國家的正式統一。這一新的中國的首都遷到了南京。 這時，蔣介石參觀了北京城外的佛寺，這里安葬著孫中山的遺体。他向已故領袖的在天之靈報告說，他已獲得胜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國這時的情況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10年中，中國在蔣的指導下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鐵路的哩數几乎增加了一倍，現代化公路的哩數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締了國內關稅關卡，這類關卡過去大約有500個。而且，首次制造了統一的貨幣。在政府議事程序、公共衛生、教育和工業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步。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奪回了關稅控制權，收复了割讓給外國的一些領土，收回了西方列強奪去的許多特權。到1943年時，所有外國都已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但是，蔣介石的改革方案有著嚴重的漏洞，這些漏洞最終證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農村地區的國民党為反對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視。蔣介石的一党制的獨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反對党党派不可能通過法律手段堅持自己的權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選擇。最后，國民党未能發展起能贏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義的呼吁對渴望獲得土地的農民和貧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沒有什么吸引力。蔣介石認識到有些東西丟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關禮儀和正當行為的古老說教。這些說教在20世紀的中國顯得又無效又离奇。 如果國民党政權享有長期的和平，那么，它的這些弱點也許會逐漸得到克服。但是，它卻沒有這樣的机會，因為它有兩大死敵：國內的共產党人和國外的日本人。1921年7月，中國共產党在上海成立，在隨后几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國各地。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共產党的行動起來的號召和在將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平等社會的保證的吸引下，加入了共產党的陣線。眾所周知，共產党最初曾与孫中山合作，后來，于1927年同蔣介石決裂。共產党的大多數領導人被蔣介石殺害，但有些人設法逃進了華南山區。他們的領導人之一是毛澤東，毛澤東這時無視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絕了只能依靠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他根据對農村的直接考察斷定，占人口70%的貧農是“革命的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對莫斯科來說純屬异端邪說，但毛自行其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在南方建立了獨立的軍隊和政府。 蔣介石所作的反應是發動了五次所謂的“剿匪戰役”。由于共產党的沒收地主的大地產分配給農民的政策爭取了農民，共產党人得到了農民的支持從而幸存了下來。第五次圍剿确成功地將共產党人逐出了根据地，當時，這些共產党人被國民党軍隊團團圍住。最后，9万人設法突破了重圍，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歷經長達6000哩的惊人艱難的跋涉后幸存下來。在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長征中”，他們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總數達30多万的國民党軍隊發生沖突。最后，共產党的幸存者到達西北諸省，在那里，他們艱苦奮斗，建立了根据地。他們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因此，他們能擴大力量，最終發展成南京國民党政權的重要對手。 蔣介石在卷入同共產党的這一內戰的同時，還遭到了來自國外的日本人的進攻。我們以后將看到（見第二十四章第一節），這一侵略從1931年占領滿洲開始，一直繼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人控制整個東部沿海地區時。共產党的顛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終使蔣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灣，讓毛澤東在其新首都北京統治大陸。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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