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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來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獲得成功。實際上，這兩种表面對立的趨勢正在互相加強。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術、觀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擴散，從而使其影響的強烈程度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是，正是這一新的成功，逐漸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權。諸殖民地民族通過有選擇地采納西方文明來對西方進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領導人凱米爾·阿塔圖克熱烈地贊揚了西方，他直截了當地認為西方等于“文明”： 對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對那些忽視或違抗它的人极為冷酷無情。文明能穿通山脈，翱翔天空，能看見、照亮和研究從看不見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東西。力圖以中世紀精神、靠原始迷信發揮作用的國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嚴面前注定耍毀滅，至少也要被奴役，受恥辱。 這段話的意義在于：正是凱米爾這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決了文明問題。正由于這個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國能成為中東最西方化的國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實際上是一枚硬幣上的兩個面。 用亞洲人的觀點來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國際社會內的一場內戰。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當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之際，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評論道：“燈光正在整個歐洲熄滅。”他的評論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當時所能預見的還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個歐洲變成廢墟。它毀滅了數世紀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羅曼諾夫和奧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這樣的貴族政治論者所朦朦朧朧意識到的新的領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識形態。1918年的歐洲不同于1914年的歐洲，就象1815年的歐洲不同于1789年的歐洲一樣。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標志著曾在19世紀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歐洲的結束。到大戰末時，歐洲的控制已明顯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戰。這些挑戰在世界大多數地區被設法成功地阻止了。但這种緩解只持續了20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一削弱過程，使歐洲各地的帝國處于大混亂之中。 不但從歐洲歷史的角度看，而且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過程和全球性的影響。 一、戰爭的根源 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和約》包括一項條款，明确指出這場戰爭是“由德國及其同盟國的侵略”引起的。這一“戰爭罪行”的條款不僅僅具有學術价值，因為它還被協約國用來證明它們向戰敗的同盟國提出支付賠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結果，它激起了一場熱烈、持久的爭論；這場爭論不僅導致了數以千計的文章和著作的發表，還導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總計達6万多份。到20世紀30年代中葉時，這場論戰才平息下來，出現了較少地關心“戰爭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戰爭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性力量的較有學術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數歷史學家已能分清曾在數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蘭茲·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緊張的數星期中開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個：經濟上的競爭、殖民地的爭奪、相沖突的聯盟体系和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愿望。 經濟上的競爭 歐洲大多數強國都卷入了關稅戰和對外國市場的競爭。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國之間、1879－1894年俄國和德國之間、1906—1910年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均爆發了關稅戰。由于19世紀后期德國工業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國和德國之間開始了最為激烈的經濟競爭。1870年，英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1．8%，而德國僅占13．2%。到1914年時，主要由于美國的產量從占世界總產量的23.3％猛增到35.8％，英國工業產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不過，德國的產量卻得到了充分的增長，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為14.3%，大于英國所占的比例。 德國工業總產量的激增意味著在海外市場它同英國的競爭十分激烈。英國雖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經濟上的优勢，但在拉丁美洲、中東和遠東卻徹底輸給了好斗的德國商人。要确切說明這一經濟競爭的政治影響是不可能的，不過，它顯然使兩國關系變得緊張起來。它還通過刺激海軍軍備競賽而進一步促成了國際緊張局勢。這兩個國家都竭力叫囂，必須建立起海軍力量，以保護商船航線和商船運輸。 殖民地的爭奪 由于歐洲列強竭力尋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資本和剩余產品有海外市場，經濟上的競爭還激起了對殖民地的爭奪。由于德國人直到1871年國家統一之后才參与殖民地爭奪，所以，他們特別積极，要求建立一個与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相稱的帝國。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標對准了葡萄牙、荷蘭和比利時這樣一些小國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堅決認為德國還必須擁有“顯要的地位”。但是，德國人發現，他們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區都受到了英國遼闊的殖民地的阻擋；他們痛罵英國人是“占著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競爭決不只限于英國和德國。19世紀后期，几乎所有的強國都卷入了這場對絕對統治權的爭奪，因此，它們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再三發生沖突：英國和德國在東非和西南非、英國和法國在追羅和尼羅河流域、英國和俄國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國和法國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繼發生了沖突。 聯盟体系 這些殖民地競爭轉而又促成了互相沖突的聯盟体系的形成；這些聯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戰爭的到來。1914年8月，當戰爭爆發時，一位德國官員絕望地評論道：“這一切都來自這种該死的聯盟体系，它們是現代的禍根。” 這一判斷決不是沒有根据的。聯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与奧匈帝國締結兩國同盟條約之時。這是一個防御性的盟約，旨在保護德國免受法國人的攻擊。保護奧匈帝國免受俄國人的攻擊，因為法國人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而俄國人則在巴爾干半島同奧匈帝國接連不斷地發生沖突。1882年，兩國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變成了三國同盟。它的目的還是防御：保護意大利免受法國的攻擊，因為意、法兩國在突尼斯發生了尖銳的沖突。當時，三國同盟無論就其宗旨或盟約條款來說，都決不是侵略性的。德國和奧匈帝國都是易滿足的國家，它們主要感興趣的是維護歐洲大陸的現狀。 但是，從另一方的立場來看，三國同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國和俄國看來，它是一個控制歐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擊的勢不可擋的集團。此外，法國和俄國在好几個地區的殖民地問題上都与英國有大的爭論。俾斯麥在締結兩國同盟時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關系的危險，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實現。然而，1890年，俾斯麥辭去宰相職務之后，他的繼承者們不能繼續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結果，1894年法俄同盟締約成立；它的兩個目的是反對三國同盟和抵制英國對殖民地的爭奪。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協約和1907年英俄協約的簽訂而成為三國協約。實質上，這兩個協約是事實上的殖民地協約。例如，英、法同意承認各自在尼羅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將波斯划分為兩大勢力范圍。 這樣，所有強國這時都已加入兩大敵對的聯盟体系，給國際關系帶來种种災難性的結果。每當發生重大爭端時，兩大集團的成員即使對爭端持怀疑態度，也不得不支持各自的直接參与爭端的盟國。否則，它們擔心自己的同盟會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險。因而，每次爭端往往會擴大為重大的危机，而兩大聯盟的所有成員國不論愿意与否都將卷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机中，奧匈帝國的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伯爵聲稱：“……我們正在做一個大游戲；在這一游戲中有一些重大困難要克服，在這一游戲中我們可能會失敗。除非三國同盟的各盟國堅定地團結在一起。”這一態度解釋了為什么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危机日益頻繁，為什么當集因成員國膽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時，這些危机反而變得越來越難以解決。 民族主義愿望 最后一個背景原因是歐洲諸從屬少數民族的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愿望。這种愿望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是難以對付的，那里的法國人仍不服從德國的統治。但在中歐和東歐，它卻是一場惡夢，由于對民族自決的要求日益增長，那里多民族的帝國正處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險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國，居統治地位的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覺醒的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羅塞尼亞人、波蘭人、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內的偉大的斯拉夫民眾的對抗。因而，不難理解，哈布斯堡官員作出了帝國要生存，就必須采取強硬措施的決定。這決定對好戰的塞爾維亞人尤其适服他們正吵吵鬧鬧地要束与多瑙河對岸獨立的塞爾維亞統一在一起。所以，在大公于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愛國者刺殺后，苛刻的條件便送到了貝爾格萊德。不過，塞爾維亞的背后是俄國，而俄國的背后是法國和英國。同樣，奧匈帝國有德國支持，理論上還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決与相互沖突的聯盟体系的結合使歐洲陷入大決戰之中。 二、薩拉熱窩 1914年6月28日，弗蘭茲·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亞省首府薩拉熱窩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亞的一個塞爾維亞青年學生，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在事后的審判中，普林西普大膽地陳述了他的信念和動机。“我毫不后悔，因為我堅信我消滅了一個給我們帶來災難的人，做了一件好事。……我看到了我們的人民每況愈下。我是一個農民的儿子，知道鄉村中所發生的一切…這一切都對我產生了影響，而且，我還知道他‘大公’是德國人，是斯拉夫民族的敵人。……作為未來的君主，他會阻止我們聯合，實行某些顯然違背我們利益的改革。” 普林西普行制決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爾維亞秘密組織“不統一，毋宁死”。即眾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1911年成立于貝爾格萊德，其公開宣稱的目的是實現“民族理想：團結所有的塞爾維亞人。”它的社章規定：“該組織宁愿采取恐怖行動也不愿進行理性宣傳，因此必須對非組織成員絕對保密。”同這一秘密命令相一致，該組織吸收新成員是在一個陰暗的房間里面對一張小桌子進徐房間里只點一根蜡燭，那張小桌子上舖著一塊黑布，上面放著一個十字架，一把匕首和一支左輪手槍。黑手社的社章刻有一幅骷髏圖、一把匕首、一顆炸彈和一瓶毒藥，并題有“不統一，毋宁死”口號。 這些放縱的言行反映出黑手社成員的狂熱与忠心；黑手社成員在波斯尼亞尤為活躍。塞爾維亞政府并不支持這一組織，它認為該組織的确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激進的、好戰的組織。但這并不妨礙黑手社組織成為一個進行有效的鼓動和恐怖活動的地下革命組織。一位當時駐維也納的塞爾維亞外交官證明：“在波斯尼亞，1913年是革命組織紛紛成立的一年。……人人都在叫嚷：‘行動、行動，不要再空談了。’青年人不想別的，只想用炸彈、暗殺、炸藥來毀掉一切、消滅一切。” 不幸的弗蘭茲·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訪問波斯尼亞首府而授這些塞爾維亞革命者以可乘之机。選定出訪的6月28日這一天是圣維多夫丹節，科索沃戰役的紀念日；1389年的這一天，土耳其人征服了中世紀的塞爾維亞帝國。這是一個不能原諒的缺乏遠見的決定，因為在這一天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感情必然受到刺激，尤其是由于黑手社當時的鼓動。當大公及其妻子在陽光燦爛的星期天早晨進行訪問時，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帶炸彈和左輪手槍等候在指定的路線上。就象命中注定的一樣，當隊伍在街的拐角處停下來時，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輪手槍，連開兩槍，一槍射向弗蘭茲·斐迪南，一槍射向波斯尼亞總督波西奧萊克將軍。可是第二槍射偏，擊中了大公夫人。醫生還未來得及搶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這時，“該死的聯盟体系”開始采取無情的、致命的行動。首先，德國保證，不論奧匈帝國決定采取什么行動它都給予全力支持。來自柏林的這張有名的“空白支票”并不表明德國人就需要戰爭。更确切地說，他們以為俄國未必敢支持塞爾維亞反對德國和奧地利，以為一開始就十分明确地擺出這种通常的姿態正是為了和平。若考慮到以下事實，這种設想是可以理解的；這正是1908年奧地利從土耳其人手中并吞波斯尼亞時所發生過的情景。塞爾維亞人長期注視著這個斯拉夫人的省份，強烈反對這一并吞，并得到了俄國的支持。但是，當德國支持奧地利時，俄國人因斷定自己還不能冒戰爭之險，決定退卻讓步。 然而，這种結果在1914年不可能再發生。因為俄國這時的勢力比1908年時更強大。它已從1904—1905年的遠東失敗中恢复過來。這時，俄國還得到了法國的有力支持；而這是它在1908年時所沒有的，那時法國并不熱心挑起波斯尼亞的爭端。因此，德國人以為薩拉熱窩的危机只會局限于某一地區，這顯然失算了，其實，大變動時期已經來臨。 7月23日，奧地利向塞爾維亞提出了條件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塞爾維亞對事件進行解釋和道歉，禁止反奧刊物，鎮壓反奧組織，与奧地利官員一起共同追究罪犯的責任，并對策划該事件的同謀提出起訴。塞爾維亞7月25日的答复初看起來好象是要調解，但實際上卻受著种种條件限制。是推諉，無法令人滿意。奧地利立刻斷絕了同塞爾維亞的外交關系，并于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 俄國為了報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國總動員。第二天，德國向俄國發出了為期12個小時的最后通碟，要求停止總動員。德國沒有得到答复，便于8月1日向俄國宣戰，并于8月3日向俄國的同盟國法國宣戰。就在同一天，德國入侵比利時，開始了實際的戰爭行動。這一侵略為英國在8月生日對德宣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口。這樣，歐洲各強國在薩拉熱窩謀殺事件才過去5個星期時就已開始互相進攻。 三、戰爭的歐洲階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線的消耗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從興高采烈的群眾和開拔的士兵高唱《馬賽曲》、《在故鄉》或《蒂珀雷里》等歌曲開始的。交戰雙方的軍列上都用粉筆寫著“圣誕節回家”的題詞。所有的民族都滿怀信心地期待著一場短暫而又胜利的戰爭。但是，他們不久便發現自己卷入了一場持久的、殘酷的戰爭折磨之中，在這場戰爭中損失的財富和傷亡的人數是前所未有的。這場戰爭同樣摧毀了社會制度和政治結构。7月30日，沙皇簽署全國總動員令時，他向大臣們說：“想一想你們要我承擔的責任吧！想一想千千万万個被派去送死的人吧！”當時，他几乎沒有認識到他正在簽署數百万人而不是數千人的死亡通知書，其中還包括他的家族和王朝的死亡通知書。 傳統戰略的失敗可解釋破坏歐洲文明的流血的僵持局面。為防止鄰國侵略或鄰國間的聯合，歐洲各國軍隊的參謀部好几年里一直在精心備戰。德國人早在1905年時就有了由其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制定的一項計划。這項“施利芬計划”要求先對法國發動迅速的、勢不可擋的進攻，然后進攻東線上緩慢移動的俄國人。德軍主力應集中在西線北段，准備迅猛地席卷出利時和盧森堡，以便將法軍殲滅在巴黎以東地區，從而在30天內結束戰爭。 8月4日，這一計划開始實施；當時，雖然德國是比利時中立的保證國，其軍隊卻越過了比利時邊境。其時，法國人也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發動了進攻，決心在德國人攻取巴黎之前到達柏林。但是，法國人因損失慘重而被迫停止前進，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配備足夠的机槍；机槍在這場戰爭中報快證明了它們的效力。与此同時，德國人正按計划穿過比利時，進入法國北部。他們到達馬恩河。到9月2日時已來到离巴黎只有25哩的尚蒂伊。 這時，形勢出乎意料地開始倒轉。由于德軍司令部未能使快速前進的諸部隊的行動協調一致，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之間形成了30哩長的間隔。法國飛机偵察到這一缺口，霞飛將軍立即抓住了這個机會。他把軍隊從阿爾薩斯-洛林戰區和這時仍保持中立的意大利邊境調了上來，猛攻德軍的這一薄弱點。由于德國兵力比對方少四分之一，又被長時間的行軍弄得筋疲力盡，他們只得退到埃納河這一天然防線的邊上。而對方軍隊這時卻開始了一系列向側翼和后翼的迂回運動；只是當戰線從佛蘭德海岸擴大到瑞士邊界時，這种行動才告結束。 在以后三年中，盡管雙方動用了大量的武器，再三發動攻勢，但在這條戰線上任何一方的移動都未超過10哩。造成這一流血的僵持局面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從戰爭一開始起就优于進攻性武器。傳統的進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護下發起沖鋒。但是，這在深壕溝、鐵絲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槍掩体相結合的防御設施面前卻完全無效。因而，前四個月中西線的傷亡人數為：德國70万人，法國85万人，英國9万人。与各總參謀部的計划相反，西線的戰斗這時變成了陣地戰和消耗戰。 在俄國戰線和巴爾干戰線，情況并非如此；那里向于彼此相隔報遠，又缺乏運輸工具，必需采取運動戰。為了減輕西線上法國人的壓力，俄國人一開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強有力的攻勢攻入東普魯土。這一戰略很奏效，因為德國人從比利時調集了四個師去支援東線。他們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已通過徹底擊潰進入東普魯士的兩支俄國軍隊而解決了問題。德軍指揮官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利用其十分良好的鐵路网，集中兵力首先進攻俄國的一支軍隊，然后進攻另一支軍隊。到9月中旬時，東普魯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時，在巴爾干戰線上，奧地利人正遭受著屈辱的挫折。在薩拉熱窩差點讓普林西普的子彈送了命的波西奧萊克將軍急于搗毀“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過德里納河，進入塞爾維亞。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爾維亞軍隊的抵抗；他們當中90%的人是參加過1912—1913年巴爾干戰爭的老兵。在不到兩個星期中，這些塞爾維亞人就迫使奧地利人在損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況下退回到德里納河以西。9月，波西奧萊克再次發動進攻，于12月2日占領了貝爾格萊德。但是，塞爾維亞人再次反攻，到這個月底時，塞爾維亞指揮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爾維亞的領土上不再剩一個自由的敵軍士兵。” 1915年：東線上俄國的退卻 1915年的一些戰役為德軍新任總司令埃里希·馮·法金漢推翻“施利芬計划”的決定所左右。鑒于西線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漢把兵力集中到了東線，力圖擊敗俄國人。5月1日，德奧聯軍發動進攻，戰績卓著，將敵軍防線打開了一個30哩長的缺口。俄國士兵由于其領導者無能、武器裝備不充足等不利條件而倉卒撤退。至夏末，同盟國各部隊已平均推進了200哩。俄國除軍事上共傷亡250万人外，還丟失了15%的領土，損失了10%的鐵路，失去了30%的工業，、喪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專制政權遭到了使它再也無法复原的打擊。 其時，西線的消耗戰仍在繼續。霞飛將軍堅信，密集的炮火轟炸加上大部隊的正面攻擊必將帶來胜利。但是，接二連三的進攻并未使戰線發生變化，結果只是人員傷亡慘重。 与此同時，西方列強為了擊敗土耳其、開辟一條通往俄國的補給路線，正企圖強行渡過達達尼爾海峽。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國后，達達尼爾海峽便對協約國自動關閉，使大量急需物資難以用船運到俄國。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國戰艦和4艘法國戰艦組成的分艦隊炮聲隆隆地駛進了達達尼爾海峽。但在第一天，就有三艘戰艦被擊沉，兩艘戰艦遭重創。這一損失与其說是沿海炮火造成的，不如說是水雷造成的。負責指揮的英國海軍將軍認為損失慘重，下令撤退。他這樣做時丟掉了一次最大的取胜机會。現在人們知道，當時土耳其人已用掉了大部分彈藥，對堅持到第二天已不抱希望。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德國主要官員報告說：“我們以為英國人明天清晨會回來，如果他們回來，我們也許只能堅持几小時。”假如這支分艦隊再折回的話，世界歷史的進程會何等不同——推測這一點是极其有趣的。君士坦丁堡將會被攻克，土耳其將被迫退出戰爭，俄國就會得到所需的供給物，其軍隊的處境也會比當時好些，沙皇專制政權很可能得救，或者，至少可避免布爾什維克革命。 事實上，協約國撤回了船艦，試圖從陸路攻取達達尼爾海峽。4月25日，協約國在加利波利海灘登陸后，面對毀滅性的机槍火力，只獲得了几個淺灘立足點。土耳其人牢牢守住了海灘上的高地，直到協約國最后面對事實、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為止。 達達尼爾海峽的失敗和俄國戰線上的慘敗一起，促使保加利亞于1915年IO月14日加入同盟國。這一介入意味著勇敢的塞爾維亞人的滅亡。10月6日，德國、奧地利和保加利亞軍隊以壓倒优勢的兵力從三面進攻塞爾維亞。到年底時，整個國家全被占領。在有關這次戰爭的許多敘事詩中，有一首記敘道，隆冬時節，塞爾維亞軍的殘兵敗將超過阿爾巴尼亞山脈逃走了。由于寒冷、疾病和饑餓——更不用說敵對的阿爾巴尼亞人了——幸存下來的人寥寥無几，他們在亞得里亞海岸被協約國的船只救了上去。 意大利決定加入協約國的事業，使協約國的力量得到加強，從而彌補了巴爾干半島上的這些失敗。盡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國的盟友，但戰爭一開始他們就決定保持中立。絕大多數意大利人都贊成這一方針，尤其是因為奧地利占据了亞得里亞海對岸“未收复的”領土。協約國這時慷慨地提出將這些領土以及戰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領土分給意大利。這一誘餌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簽署了《倫敦條約》，同意在一個月內加入戰爭，作為對協議國在領土方面所許下的諾言的回報。實際上，意大利的介入并沒有影響戰爭的進程，只是迫使奧地利人從東線調走了几個師。 1916年：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 到1916年時，同盟國在軍事上的好運已達到頂點。它們的軍隊侵占了比利時、法國北部、波蘭和西伯利亞。協約國對達達尼爾海峽的遠征已經失敗。意大利對奧地利的多次進攻也無多大結果。但是，盡管同盟國取得了這些胜利，可它們仍沒有贏得這場戰爭的胜利。雖然它們控制了從漢堡到波斯灣的這塊歐洲大陸，但它們仍不能把一個和平解決方案強加于協約國。 1915年圣誕節，法金漢將軍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分析了這一困境，并指出了一條出路。在綜述各條戰線的形勢之后，他指出，由于俄國即將完蛋，法國這時是最易受攻擊的協約國國家。雖然英國在英倫海峽的那邊仍很安全，但是，法國自1915年的血戰之后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因此，他建議全力進攻易攻難守的法國要塞凡爾登。他斷定，法國最高指揮部將不得不動用一切后備軍來守衛凡爾登，這樣一來，法國將流盡鮮血，它的抗戰決心也將破滅。 1916年2月21日，凡爾登戰役爆發。德國人在短短八哩長的戰線上集中了1400門大炮。經過毀滅性的狂轟濫炸之后，他們攻占了杜奧蒙炮台。正如所預料的那樣，法國人赶緊調集增援部隊，并提出了“不讓他們通過”的戰斗口號。德國人的進攻一直持續到7月以前，進入7月之后，他們則由進攻轉為防守。最終結果是：法軍總共傷亡35万人，德軍的傷亡人數也几乎同樣地多。凡爾登血戰并沒有帶來法金漢所希望的決定性胜利。實際上，將近年底時，法國人已開始反攻，重新奪回了春季時失去的陣地。 在凡爾登戰役激烈進行的同時，英國人正向索姆河西北地區發動一次強大的攻勢。經過一周的炮轟之后，6月1日進攻開始。英軍第一天就損失了6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參戰軍官——這不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最高的傷亡率。這种殘殺一直持續到11月以前，進入11月以后，由于天下雨、地面泥泞，戰爭陷于停頓狀態。英法的進攻最多向前推進了大約七哩，英軍總共損失了40万人，法軍損失了20万人，德軍損失了50万人。 令人吃惊的是，俄國人于1916年在東線展開了一次成功的攻勢。為了加強對意大利的進攻，奧地利人已減少了他們在加利西亞戰線上的兵力。結果，當勃魯西洛夫將軍開始發動最初僅僅旨在減輕凡爾登所受的壓力的佯攻時，奧地利戰線“象撕餡餅皮一樣”被撕開了一個200哩長的口子。吃惊的俄國人讓所有的后備軍涌進這個缺口，占領了加利西亞省。 德國人在凡爾登戰役中的失敗和勃魯西洛夫的進攻所獲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羅馬尼亞于1916年8月27日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同盟國這時決定教訓一下羅馬尼亞，以警告其他企圖效仿羅馬尼亞做法的中立國。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土耳其軍隊全速前進，以壓倒优勢的兵力突波襲擊了羅馬尼亞。到這一年年底，羅馬尼亞人巴丟失了三分之二的國土，其中包括他們的首都。 羅馬尼亞卷入戰爭使希腊成為巴爾干半島上唯一的中立國家。這個國家在保持中立還是參戰的問題上分成勢均力敵的兩派。最杰出的政治家埃留特里奧斯·韋尼澤洛斯完全贊成加入協約國，但德國皇帝的妹婿、國王康斯坦丁則主張中立。1917年，這一僵局被打破；當時協約國斷定，要想在馬其頓獲胜，希腊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們在這里同保加利亞人的戰斗一直沒有結果。因此，協約國采取了各种違法措施，例如扣押希腊艦隊，封鎖希腊港口，甚至派兵在比雷埃夫斯登陸。1917年6月27日，希腊終于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從而為1918年進攻馬其頓、迫使保加利亞退出戰爭舖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敗主義 与此同時，西線可怕的流血戰仍在繼續，旦絲毫沒有減弱。1916年，德國人曾在凡爾登采取攻勢，而現在，1917年，協約國卻處于領先地位。在凡爾登戰役中戰功卓著的、大膽的尼韋勒將軍這時接替了謹慎的霞飛將軍。尼韋動以极大的熱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閃電戰，說這种閃電戰能以极少的傷亡贏得胜利。盡管法國和英國的許多軍事將領對此都持反對意見，但尼韋勒的進攻型戰略還是被接受了。 當時，德國人已用領導東線部隊的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漢。在經歷了前一年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的毀滅性打擊之后，他們決定在西線繼續采取守勢，而在海上展開無限制的潛艇戰。他們希望由此迫使英國因饑餓而投降，使法國孤立在歐洲大陸上。德國人十分清楚，潛艇戰將冒美國參戰的危險，但他們孤注一擲，以為英國將在美國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敗。 我們不久將看到，這一冒險差點儿獲胜，盡管它最終帶來了災難。但是，陸上的防御戰略卻使德國人獲益匪淺。為了鞏固和加強各條戰線，興登堡將其部隊撤回到一個新的設防陣地“齊格菲防線”，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興登堡防線”。這條防線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這一撤退徹底打破了韋尼勒的進攻計划，但他仍堅持實行這些計划。法國、英國和加拿大軍隊按照預定計划躍出壕溝發動進攻，但卻遭到了自大戰以來最殘忍的一次還擊。然而，韋尼勒不顧一切，頑固地堅持進攻，直到最后，法國軍隊舉行起義，堅決反對這种毫無意義的大屠殺。于是，當時被稱為“吸血鬼”的韋尼勒由貝當將軍取代；貝當轉而采取守勢，并盡力排解土兵們的不滿。再往北去，黑格將軍指揮的、完全由英國軍隊發動的一次戰役同樣損失巨大、同樣徒勞無益。興登堡的防御戰略對德國人非常有用。他們使協約國蒙受了40万人的傷亡，而自己只傷亡25万人。 到這時，歐洲各民族進入了歷史上最具毀滅性、最殘酷的戰爭的第四個年頭。人們盡管作出了种种犧牲、遭受了种种災難，但還是看不見戰爭的盡頭。厭戰和失敗主義情緒不僅在戰壕中出現，而且也在兩大陣營的平民百姓當中出現。其中一個最惊人的表現是：1917年7月19日，德國國會以218票對126票通過了《和平決議》。在奧匈帝國，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邁的皇帝弗蘭西斯·約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誠和戒律的神圣信條。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始終不安分的諸從屬民族國家，這時開始為獲得獨立的主權而采取具体措施。新繼位的年輕皇帝查理不相信搖搖欲墜的帝國結构能支持到第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圖斯親王到法國去議和。同樣在英國，前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寫了一封公開信，預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給束沖突，西方文明將崩潰。戰壕里的英國土兵在一首歌中表達了同樣的反戰情緒；這首歌中有這樣几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子彈噓噓，大炮隆隆， 我不想再呆在這里… 四、戰爭的全球階段：1917年的俄國革命 從歐洲階段到全球階段 1917年出現于全歐洲的厭戰和失敗主義情緒在俄國表現得最為強烈、最為普遍；在俄國，3月和11月爆發了兩次大革命，它們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戰爭的進程，而且深到地影響了戰后數年世界歷史的模式。實際上，1917年因兩大發展——俄國革命和美國參戰——而證明是決定性的一年。這些事件改變了戰爭的性質——從最初為歐洲問題而開戰、實質上是歐洲的戰爭轉變成全球范圍的戰爭。誠然，1914年8月23日日本已參加這場戰爭，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個分散的德國殖民地。而現在，美國的介入意味著一個迅速決定了戰爭胜敗的非歐洲大國的介入。 關國參戰和俄國革命還導致了一种立即產生世界性影響的新的思想點識。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和列宁的革命口號就其影響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坏性的，它們与諸如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命運或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諸從屬民族國家的命運之類的歐洲地方性爭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歐洲階段轉變到全球階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當俄國對德國開戰時，俄國各階層都團結在其政府的周圍。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大不相同，這場沖突深受民眾的歡迎；民眾确信，這是一場反對傳統的日耳曼仇敵的侵略的保衛戰。8月8日，當杜馬召開會議時，以往一向對政府极端不滿的立憲民主党領導人米留可夫教授聲稱：“我們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保護我們的國家免受外國仇敵的侵略；這個敵人一心要把我們擠掉，以走上統治世界的道路。……我們要為我們的祖國不受外國侵略而斗爭，為歐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統治而斗爭。……”猶太人盡管長期遭受歧視和迫害，他們的一位代表卻也表達了同樣的感情：“我們猶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環境下，而且還將如此生活下去。不過，我們……將象一個人一樣堅定地站在俄國的旗幟下。……猶太人民將至死履行他們的義務。” 對社會各階層靠攏在政府周圍唯一提出异議的是极端急進的布爾什維克党人。他們的領袖列宁將戰爭視為帝國主義對市場和殖民地的爭奪。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沒有任何理由為這樣一場沖突而獻身。相反，列宁號召工人們轉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煽動者。他反复不斷地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不過，這一口號是1914年中唯一的反調，因而當時不受人注意，也沒有產生什么影響。布爾什維克那時是俄國一個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領導人都流亡國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紐約。因此，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并沒有破坏沙皇專制政權統治下的給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團結。 俄國人不僅團結一致同德國人作戰，而且确信他們將在短期內贏得這場戰爭的胜利。事實上，公眾募捐了大筆的錢，准備給与第一個進入柏林的俄國士兵。但是，俄國人不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慘敗。誠然，俄國為戰爭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協約國的最后胜利。1914年，俄國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進東普魯士，迫使德國人從西線調出部隊，從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馬恩河的德國人的前進。不過，事實仍然是，1914年侵入東普魯土的俄國的兩支軍隊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第二年，當俄國軍隊面對德、奧的強大進攻向后退卻時，出現了大潰敗。帝國人口最稠密、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丟給了同盟國。1915年的失敗是沙皇專制政權滅亡的開端。 俄國再也沒有從軍事失敗中恢复過來，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沒有經濟實力來進行反對第一流工業強國的現代化戰爭（見第十三章第五節）。這對前線的俄國士兵究竟意味著什么呢？1915年夏一位俄國將軍在寫給法國大使的下面這段評論中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 想一想參加最近几次戰斗的几個步兵團吧，他們中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步槍！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風雨般的榴霰彈片中耐心等待，等待著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槍。他們在這樣的條件下居然毫不恐慌，這真是一個奇跡。……這种磨難我們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這种殘殺太可怕了！ 這一經濟上的弱點由于1915年帝國工業化地區的丟失而變得更加嚴重。此外，無能的軍事領導者也妨礙了俄國為戰爭所作的努力。戰爭爆發后，沙皇尼古拉挑選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擔任總司令。大公顯然不能胜任這一職務，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國將領在以下評价中所指出的那樣：“他好象是一個完全不能胜任這項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說，每當接到皇帝的命令。他總要花很長時間喊叫一通，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對待他的新任務。” 俄國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礙。杜馬和帝國官僚机构經常為各自的管轄權和特權爭執不休。這兩者又為軍需品匱乏以及最終前線失敗的責任問題而与軍方發生沖突。如果最上層的領導堅強有力的話，這种不和本可以減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貧乏，是一個好心但卻軟弱無能、优柔寡斷的統治者。他那意志堅強而又十分敏感、反复無常的妻子常常慫恿他維護自己的權力，采取嚴厲手段。“你從未放過机會顯示你的愛和仁慈，現在讓他們嘗嘗你的拳頭吧！”但尼古拉依然是個軟弱的、傷感的人物，他通常听從最后跟他講話的人的勸告。他所犯的最大錯誤是：1915年8月，當前線陷于災難之中時，他決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職務，親自掌握軍事指揮權。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這項工作，在總司令部中他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物。然而，他有一個不可思議的信念，認為他的自我犧牲可以挽救這种局面。“或許需要一個贖罪祭品來拯救俄國。我就是這個犧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將如此。”最后，他确實成了這一犧牲品，因為從此以后軍事上的失敗都被認為要由他自己負責。因此，最終結果是他家族的毀滅、沙皇專制政權的結束和布爾什維克的出現。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國爆發了兩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結束了沙皇專制統治，成立了臨時政府，后者推翻了臨時政府，确立了蘇維埃政權。第一次革命是一個使每個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發了罷工和暴動，原因是運輸工具不充足，從而導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當局命令軍隊前去維持秩序，但士兵們卻發生嘩變，同示威者親近起來。始終對杜馬疑慮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牽連，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馬。杜馬領導人拒不依從這一命令，因而，沙皇發現他不再能夠強迫杜馬服從自己。實際上，認識到自己無權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義上的政府，并不擁有維護其權力的手段，這一點突然變得十分明顯。換句話說，俄國不再擁有一個起作用的政府。這就是既從事實上又從法律上來說的俄國形勢；當時沙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讓位給他的兄弟米哈伊爾，而米哈伊爾又于第二天放棄了王位。 沒有人料到會發生這第一次俄國革命，更不用說策划這次革命了。相反，情況是這樣：腐朽的沙皇專制政權因戰爭的壓力和災難而逐漸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個搖搖欲墜的机构倒塌下來。為了避免街上的激進分子取而代之，必須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3月12日，臨時政府成立，管理國家，直到能通過選舉產生立憲會議時。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奧爾基·李沃夫公爵領導，立憲民主党領導人保爾·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長，唯一入閣的社會党人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任司法部長。 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中間派的內閣，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實際上，它的确宣布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認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會、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規它還通過了勞動法規，其中包括八小時工作日。盡管臨時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這些成績，但它從未扎根于這個國家。它拚命奮斗了八個月，卻未能提供适當的行政管理。最后，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專制政權在3月時那樣，孤弱無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潰了。繼臨時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蘇維埃制度。 兩次革命之間 1917年3月至11月是臨時政府和蘇維埃之間為權力而斗爭的時期。在這場斗爭中，臨時政府處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為它從一開始起就拒絕考慮絕大多數俄國人所需要的兩樣東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長們堅認，土地重新分配這樣的重大改革必須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權決定這一基本問題的立憲會議召開時才能進行。同樣，政府也不愿結束戰爭，因為俄國對它的盟友負有某些不可推卸的義務。這些論點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卻是自殺性的。臨時政府采取權宜手段，懇求人們忍耐，而蘇維埃則要求立刻實現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爭取人民大眾。 蘇維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當時工人們選舉產生了工人代責會議即蘇維埃，以協調他們反沙皇專制統治的斗爭。盡管蘇維埃當時遭到了鎮壓，但它們作為鼓動和直接行動的机构已證明了自己的价值。它們恰恰具有臨時政府顯然缺乏的品質——同人民大眾有著密切的關系。1905年革命時的一位觀察家在下面這段話中描述了有關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這一特點： 起初，它是一個混雜的集會；不過，人民是傾向于它的，就象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樣。它變成了從兵營里逃出來的士兵的聚會場所、罷工工人的聚會場所、仆人的聚會場所、赶車人的聚會場所。……它是避難所、避風港、待領場。人們去那里閒談、喝酒、抽煙、甚至睡覺。它确實是人民之家。 蘇維埃隨著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現，是很自然的。由于其起源和成份的緣故，它們一點也不象臨時政府那樣過于拘謹，非要等到選舉之后才進行和平談判和土地分配。它們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表達了人民大眾的心聲，因此，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蘇維埃不僅出現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現于鄉村和軍隊。因而，蘇維埃運動迅速地遍及全國，實際上發展成為一种不斷地向彼得格勒政權挑戰的基層政府。鄉村蘇維埃在組織人們奪取貴族的財產；城市蘇維埃在支持人們不斷地上街示威和舉行暴動；而士兵蘇維埃則在逐漸地奪取軍官的權力，達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須經士兵蘇維埃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選入蘇維埃的代表主要是社會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其領導人從瑞士返回之前仍處于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及几位助手乘坐在密閉的車箱里，穿過德國，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國最高指揮部推測，這些革命者將破坏親協約國的臨時政府，他們的推測證明是正确的。列宁即刻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綱”，提出了立即實現和平、將土地分給農民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 從即將發生的事情來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邏輯的。但實際上，這些要求在蘇維埃內部的社會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中，甚至在一些布爾什維克中，都引起了許多异議。尤其引起爭論的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這在當時似乎是十分荒謬和不負責任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蘇維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資產階級的起義，并認為，在俄國經歷長期經濟發展之前，要進行第二次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因而，他們的策略是允許臨時政府繼續執政，同時經常督促它進行适當的改革和社會變革。 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向這一政策挑戰，孤身一人號召立刻進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時間證明他是正确的，因為戰爭繼續得越久，公眾的不滿情緒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似乎還是希奇古怪的口號，半年之后听起來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時，許多人准備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而戰斗，以便擺脫臨時政府，因為臨時政府阻礙人們獲得极為想望的和平、土地和面包。 輿論轉變的最早跡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長米留可夫的被迫辭職。米留可夫极力主張俄國繼續進行戰爭，這使他极不得人心，結果被迫辭職；李沃夫和克倫斯基組成了新的臨時政府。新臨時政府一直執政到7月20日以前；從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響的掌權者形象出現的克倫斯基組成了一個以他自己為總理的新政府。到這時，國民的傾向已完全轉向左派，以致新部長們大多是社會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認為立憲民主党人是俄國政界的激進分子的時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為了反對列宁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克倫斯基這時正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人合作。 布爾什維克革命 克倫斯基聲稱，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擺脫极端分子”。在努力制止人們對財產的越來越嚴重的侵奪時，他警告說，將來的立憲會議對7月25日以后進行的土地轉讓不會予以承認。他還試圖通過對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辦法在軍隊中恢复嚴守紀律的風貌。這些措施自然使克倫斯基极不受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激進分子的歡迎，對他來說不幸的是，他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軍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他們認為他是一個軟弱的、愛高談闊論的政治家，要求他立刻采取措施擊潰蘇維埃。當他拒絕這樣做時，一位名叫拉弗爾·科爾尼洛夫的將軍發動了反克倫斯基的軍事叛亂，公開宣布其目的是使政府不受蘇維埃的操縱。 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結果与原來的打算正好相反。正是蘇維埃帶頭組織對科爾尼洛夫的抵抗，帶頭在他的軍隊中進行宣傳，使許多士兵最后開了小差。因此，科爾尼洛夫主要是被蘇維埃打敗的；克倫斯基因而也發現自己處在蘇維埃的控制之下。此外，隨著輿論越來越轉向左派，布爾什維克這時在蘇維埃中也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到10月時，他們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占多數。列宁這時斷定，推翻克倫斯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机已經來臨。但他自己的政党仍不准備最后決戰，因為他們擔心，即使他們能推翻臨時政府，也不可能維持政權。列宁的回答是，24万布爾什維克党員完全能統治俄國，為窮人的利益反對富人，正如過去13万地主統治俄國，為富人的利益而對付窮人一樣。最后，在以辭職相威脅之后，列宁說服了党中央委員會投票贊成革命，起義日期定在11月7日。 實際的革命卻是高潮突降。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几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領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點——火車站、橋梁、銀行和政府大廈。只是在冬宮發生了流血事件，傷亡人數共計一個紅軍戰士和五個紅軍水兵。克倫斯基設法脫身，在努力組織抵抗而毫無效果之后便逃亡國外。于是，臨時政府屈辱、輕易地垮台了，這使人聯想起沙皇專制統治的滅亡。這里沒有戰斗，因為11月時的克倫斯基如同3月時的尼古拉一樣，几乎沒有什么虔誠的支持者。 布爾什維克輕易的胜利并不意味著他們就得到了所有俄國人民、或至少說大多數俄國人民的支持。最終于11月25日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的組織成分就證明了這一點，其成分為：社會革命党人占370個席位；布爾什維克占175個席位；左派社會革命党人占40席；立憲民主党占17席；孟什維克占16席；各民族團体占86席。立憲會議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開，在舉行了一次會議之后，就被這時已掌握軍權的布爾什維克驅散了。然而，立憲會議的結构揭示了各党派當時各擁有多少追隨者。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約 其時，列宁正在認真地爭取和平，雖然僅僅是因為俄國不能夠繼續打仗。11月25日，托洛茨基在電台上向所有交戰國發表講話，請求它們立即締結停戰協定。各協約國對此避而不答，它們不愿在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的基礎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國卻愿意談判，12月5日，它們同布爾什維克簽訂了停戰協定。在以后的談判中，德國人要求割讓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諸省，這种割讓可能是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當布爾什維克提出异議時，德國人便撕毀了停戰協定，繼續向彼得格勒推進。此時，列宁決定妥協，這不僅是因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因為他推測德國人很可能戰敗，無法保住他們所征服的地區。 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其嚴厲的條款比原先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僅放棄了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諸省，而且放棄了芬蘭、烏克蘭和高加索部分地區。這些割讓包括已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哩的領土；這些領土上，有俄國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產糧區，并產有俄國四分之三的鐵和煤。 這樣，俄國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新的布爾什維克統治者著手創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其影響至今仍波及世界各地。 五、戰爭的全球階段：美國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威爾遜總統立刻號召他的同胞嚴守中立。191么年8月B日，他在向美國人民發表的講話中聲稱：“我要冒昧地向你們提一個嚴重警告，不要出于党派偏見，不要因為熱烈地偏袒某一方，而作出最強烈、最巧妙、最根本地破坏中立的行為。在這些即將考驗人們靈魂的日子里，美國必須不但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做到保持中立。” 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贊成，因為絕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希望卷入這場戰爭。然而，到1917年時，威爾遜本人卻正在將這個國家引入戰爭。為什么會不顧如此強烈地贊成中立的情緒而介入戰爭呢？ 一個因素是擴軍運動。成立于1914年12月1日的國家安全聯盟得到了軍人、軍火制造者和喜歡爭論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他們宣傳同德國作戰的可能性，要求進行義務軍事訓練，要求大大增加常備軍和海軍。威爾遜最初反對這种鼓動，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不可能完全不理睬它。最后，他親自領導了紐約和華盛頓的擴軍運動游行，并于1916年6月3日主持通過了《國防法》；這一法案將常備軍增加了一倍，改組了國民警衛隊，并規定在各學院和夏令營中訓練軍官。兩個月后，另一項法案批准了一個大規模地擴建海軍的三年規划。与這一擴軍相聯系的深入細致的鼓動和宣傳也有助于在心理上為全民族參戰作准備。 与此极為相似的是美國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武裝入侵墨西哥所帶來的影響。這次入侵是突然發生的；當時半為革命者半為匪徒的弗朗西斯科（潘喬）·比利亞襲擊了新墨西哥州的邊境城市哥倫布，殺死了19個人。比利亞的目的是驅使美國進行干涉，從而使卡蘭薩總統名譽掃地，并將其推翻。威爾遜對此确作出了反應，立刻下令由約翰·潘興將軍率兵討伐。盡管派遣了10万多人越過邊境，但事實證明要抓到比利亞及其同伙是不可能的。相反，比利亞又襲擊了得克薩斯州的格倫斯普林斯，殺死了四個人。這在美國引起了對墨西哥宣戰并占領其北部地區的叫囂。不過，卡蘭薩和威爾遜都希望避免戰爭行動，最后作出了使美國撤軍的安排。然而，通過這些無災難、無犧牲的軍事行動的刺激，這一不可思議的插曲有助于在美國樹立起一种戰爭精神。 有利于介入戰爭的另一因素是美國在金融和工業上受到協約國事業的約束。布賴恩預見到這种壓力，從一開始就极力主張“道義上禁止”貸款給交戰國。這一主張被威爾遜拒絕了，結果，到1914年年底時，摩根商行已對協約國在美國購買軍用物資一事作了“安排”。為支付這些軍用物資，各協約國先是給現金，然后賣掉了它們在美國所擁有的公債券和股票，最后不得不大筆大筆地借款。這种情況必然產生了使美國參戰的壓力。蓬勃發展的美國工業依賴于協約國接連不斷的定貨單，而美國銀行家的保險箱里裝滿了英、法鈔票，如果德國獲胜，這些鈔票將變得一文不值。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交戰國雙方為影響美國人的思想而搞的宣傳運動。總的來說，協約國在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技術和通訊設施优良，而且還因為它們的情況更易證明是正當的、是出于防衛。英國人在海上的專橫在德國人對比利時的入侵与占領面前相形見絀。當德國潛水艇開始使美國人遭受傷亡時，由英國的封鎖造成的所謂德國的饑餓很快就被忘卻了。 這導致了襲擊商船的德國潛艇戰的發生，潛艇戰證明是促使美國參戰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1917年以前，德國不打無限制的潛艇戰，是由于一個簡單的軍事原因——得不到足夠的潛艇，以保證在美國的軍事力量施加壓力之前打敗英國。但是，德國潛艇的數量在迅速增加——從1915年2月的27艘上升到1916年8月的74艘，再上升到1917年2月的103艘。這樣，到1917年初時，德國軍方認為，如果讓他們自由行動的話，他們能在6個月內使英國屈服。這就是為什么德國政府下令于1917年8月1日開始實行無限制潛艇戰的根本原因。這一命令發出時，德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它勢必導致美國參戰。但從邏輯上推測，美國作為交戰國給協約國的經濟援助不可能比過去作為中立國所提供的援助更多，而且其軍隊到達歐洲的時間也將太晚，無法使英國免于被迫投降。 威爾遜這時斷絕了同德國的外交關系，但他對真正參戰仍猶豫不決。他在給國會的咨文中聲稱，他相信德國人將不會實現其消滅美國人、摧毀美國船只的威脅。如果事實證明他錯了，他將回到國會去爭取立法權力，以保護美國人在公海上的權利。 威爾遜的克制未能阻止當時不可抗拒地卷入戰爭的趨勢。1917年3月1日，美國新聞界公布了臭名昭彰的齊默爾曼密電；這份密電是由當時這位德國外長發給駐墨西哥城公使的。假如德國同美國發生戰爭，公使將向卡蘭薩政府提議組成聯盟，墨西哥將參加德國一方，作為回報，墨西哥將得到“慷慨的財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的失地”。卡蘭薩還應該為當時處于交戰狀態的德國和日本進行調解，并請求日本加入聯盟。這份密電被英國人截獲并破譯了，他們把它送交給佩奇大使。當把它公布給美國新聞界時，美國的輿論自然非常震惊。有關日本的問題以及割讓領土給墨西哥的問題，甚至在過去反應比較冷淡的中部和遠西地區也喚起了人們的參戰情緒。与此同時，德國人正用魚雷襲擊美國的船只，不少美國人正在喪命。最后又加上沙皇專制政權這時已被推翻，美國于3月20日承認了俄國新成立的臨時政府。此時，美國能毫無保留地加入正在与中歐的獨裁國家作戰的民主勢力聯盟。 4月2日；國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威爾遜總統向与會議員宣讀了他的《戰爭咨文》：“我們很高興為世界的最終和平和各民族的漸放可戰。……我們必須使世界對民主無害。……我們不希望征服，不希望支配。……我們只是人類權利的一個衛士。……”4月4日和6日，參、眾兩院通過一項聯合決議，宣布美國与德國之間存在戰爭狀態。隨后總統發表公告。美國開始進入戰爭。 威爾遜在《戰爭咨文》中闡明戰爭目的時，其措辭必然抽象、籠統。但是，在1918年1月8日對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時，他以其著名的《十四點和平綱領》的形式，具体、詳細地陳述了戰爭的目的。這十四點中著名的几點是：“訂立公開和約”以反對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國際貿易中的障礙、削減軍備、根据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須同諸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視的原則公正地調整殖民地的全部要求、運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處理中歐和東歐各從屬少數民族的問題。 六、協約國的胜利 英、美著名的海軍專家一致認為，德國只要稍多几艘潛艇便能贏得這場戰爭。這一判斷的准确性在表1所提供的有關船只損失和建造的數字中能覺察出來。這些數字表明，協約國不僅通過加快船只建造，而且通過減少船只沉沒來獲得成功。這种成功是通過种种方法取得的，其中包括發展有效的護航体系、偽裝商船、使用含有大量高爆炸藥的深水炸彈、發明能探測附近潛艇的水听器。多虧這种种方法，協約國才干1918年初渡過了危險的關頭，1918年建造的新船總吨數首次超過了被擊毀船只的總吨數。 一旦德國潛艇的威脅被制服，美國便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經濟潛力。這一點具有多大的決定性，在表2所列舉的有關交戰國生產率的統計數字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不僅在軍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決定性的优勢。在1918年3月這個月中，共計84，889名美軍到達西線，6月，這個數字上升到306350人。這樣，協約國的指揮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軍。為了免遭失敗，德軍最高司令部做了最后的、孤注一擲的努力：1918年春向巴黎發動了全面攻勢。他們的努力受助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這一和約使他們能將几個師從東線調至西線。德國人以當時最強大的戰爭攻勢設法到達了离首都40哩的地方，但隨后就被阻止了。7月18日，當協約國軍隊在坦克隊的援助下發動反攻時便出現了轉折點。這一進攻不僅證明了坦克作為陣地戰武器的价值，而且首次暴露了德軍中普遍存在的失敗主義情緒。德軍整營整營地投降，有時甚至是向孤立無援的步兵投降，而退卻的德軍則以“工賊”、“延長戰爭者”等叫喊聲歡迎那些開往前線的新部隊。 表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和中立國損失和建造的船只
其時，德國的盟國處境更加困難。當薩洛尼卡的協約國軍隊司令弗朗謝·德斯佩雷將軍于9月中旬發動進攻時，保加利亞戰線便崩潰了。1918年9月29日，保加利亞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10月3日，國王費迪南讓位給他的儿子鮑里斯。同樣，在土耳其，英帝國軍隊正以兩股力量乘胜前進——一股從埃及向地中海東部沿岸推進，另一股從波斯灣向美索不達米亞流域推進。同時，從薩洛尼卡來的協約國軍隊正向君士坦丁堡進發。土耳其人為這些挫折所惊嚇，因保加利亞人的投降而孤立，于1918年10月30日接受了停戰協定。 奧匈帝國的境況十分嚴重。許多少數民族紛紛成立國民議會，宣布自己獨立。甚至以往一向統治這個帝國的日耳曼-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這時也在談論各自國家的獨立問題。与此同時，意大利人正渡過皮亞韋河，而弗朗謝·德斯佩雷正向多瑙河挺進。11月3日，奧匈帝國停戰委員會接受了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條件，11月6日，匈牙利自由党領導人米哈伊·卡羅伊伯爵代表匈牙利在貝爾格萊德簽訂了單獨的停戰協定。11月11日，國王查理放棄了他的最高權利，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終于滅亡。 其時，德國人在西線上的處境日趨惡化，由于美軍士兵源源而來，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元帥能隨意攻擊任何地方。德軍傷亡人數超過了補充人員，逃兵擁進了汽車站和火車站。這些失敗加之保加利亞人投降的消息，使魯登道夫將軍緊張不安。9月29日，他帶有几分恐慌地要求政府趁軍隊受損還不大，“立刻”著手停戰談判。為了准備談判，德皇任命他的表弟巴登親王馬克斯為新首相。以自由主義者与和平主義者聞名的馬克斯親王要求同威爾遜總統在《十四點和平綱領》的基礎上進行談判。隨后出現了柏林和華盛頓之間持續數星期之久的意見交換。一個主要的障礙是德皇堅決拒絕退位。然而，11月3日，基爾港德軍艦隊發生兵變，迫使他表態。兵變從一個港口迅速波及到另一個港口，然后傳向內地。11月9日，馬克斯親王強行作出決定，宣布德皇退位；兩天后，簽訂了停戰協定，結束了西線的戰爭。 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告結束——這場戰爭歷時4年零3個月，涉及到30個主權國家，推翻了4個帝國，產生了7個新的國家，死亡人數為：戰斗員約850万，非戰斗員約100O万，直接經濟損失達1805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1516億美元。 七、和平解決 和同盟國各國簽訂的和約有：1919年6月28日對德國的《凡爾賽和約》、1919年9月10日對奧地利的《圣日耳曼條約》、1919年3月22日對匈牙利的《特里亞農條約》、1919年11月27日對保加利亞的《納伊條約》和1920年8月20日對土耳其的《塞夫爾條約》。這一全面和平解決有三個特點對世界歷史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這三個特點是：建立了國際聯盟，將民族自決的原則應用于歐洲，未能將這一原則應用到歐洲以外地區。 國際聯盟作為第一個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法解決爭端的世界范圍的國際合作組織，在世界歷史上居有突出地位。大戰期間，人們曾屢次提出建立這一類聯盟的想法。1915年，英國成立了一個國際聯盟協會，美國也成立了一個堅持和平聯盟。世界上的各种領導人，包括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英國當時的外交次官羅伯特·塞西爾子爵和南非當時的國防部長斯穆茨將軍，都為未來的和平組織提出了建議。威爾遜總統在其《十四點和平綱領》的最后一點中宣稱：“必須成立廣泛的國際聯合組織，制訂專門條款，使各國不論大小，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因而，當戰爭結束晚國際聯盟是已被認真考慮過的有關和平的唯一問題。 《國際聯盟盟約》是《凡爾賽和約》的一個主要部分，它于192O年1月開始生效。在一個對民主無害的世界中——這是當時所希望的《盟約》自然應提供議會、內閣和行政机构這种標准的民主格局。大會就是國聯的議會，原42個成員國中的每一國在大會中都有一票表決權。理事會是國聯的內閣，由各擁有一個常設席位的五個“主要協約國与聯系國”的代表和“大會定期選出的”其他四國的代表組成。原常任成員國是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但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隨后，德國和俄國獲得了常任國席位，而非常任成員國的數目增加到10個。最后是秘書處，它的作用相當于國聯的行政机构，由一名秘書長和全体職員組成。 國際聯盟的首要目的是維護和平。它的成員國應互相承擔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調查爭端和在裁定后的三個月以前避免戰爭的義務。國聯的第二個目的是關心國際范圍的衛生、社會、經濟和人道等問題。由于這一目的，國聯建立了專門的机构，如衛生組織、智力合作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以及許多臨時的咨詢委員會。總的說來，國聯在履行其第二個職責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國際勞動條件、促進世界衛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隸貿易作斗爭、克服經濟危机等方面證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們將看到，國聯未能維持和平，正由于維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所以這一失敗便意味著整個組織的結束。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和解還具有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重新划分歐洲邊界的特點。重新划分歐洲邊界這一點在《十四點和平綱領》中已明确提出，以后，通過各种和平條約而正式得到落實。最終結果是歐洲地圖被大幅度修改。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毫無疑問歸還給了法國。俄國由于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等獨立國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羅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區。獨立的波蘭在前俄國、德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割讓的諸省領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在前哈布斯堡帝國的版圖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戰前的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國的一些地區組成。羅馬尼亞因從奧匈帝國、俄國和保加利亞獲得領土而使其面積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剩余的地區出現了奧地利和匈牙利這兩個小國家。 不能因此就說民族自決的原則在划分新邊界時一定受到尊重。的确，關于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日耳曼少數民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數民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俄羅斯少數民族，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异議。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以下這一事實：中歐和東歐的許多民族集團密不可分地混居在一起，以致只要划分邊界，就必然會在一邊或另一邊形成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不過，這种不可避免的少數民族之所以會大大增加，是因為划分邊界時除了要滿足民族主義愿望，有時還要服從戰略方面的考慮。為什么蘇台德日耳曼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為什么提洛爾日耳曼人被留在意大利，為什么《圣日耳曼條約》明确禁止德奧聯合，至少在戰后最近的几年里不許聯合，盡管德奧聯合符合民眾的意愿——其原因就在于以上所述的。然而，盡管有這些偏差，新邊界卻遠比舊邊界更符合民族主義愿望。少數民族的數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比大戰前要少得多。 人們有時責備說，調停人在遵循民族自決原則方面所犯的錯誤達到了徹底瓦解哈布斯堡帝國的程度。例如，溫斯頓·丘吉爾曾寫道：“主要的悲劇是奧匈帝國因《圣日耳曼條約》和《特里亞農條約》而全面崩潰。……對构成哈布斯堡帝國的各民族或省份來說，獲得獨立并不是沒有帶來古代的詩人和神學家所一直詛咒的痛苦。”民族自決并沒有開創某些空想家所天真地期望的太平盛世，這是事實，而《圣日耳曼條約》和《特里亞農條約》不應對哈布斯堡帝國的崩潰負責，這也是事實。由于軍事上的失敗和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對諸從屬民族的破坏性影響，哈布斯堡帝國于戰爭后期開始崩潰。國王查理拼命努力，企圖阻止帝國結构的崩潰，曾于1918年10月16日發表聲明，將奧地利改變成聯邦國家。在匈牙利，米哈伊·卡羅伊伯爵也准許少數民族完全自治。但這兩個提議都立即遭到拒絕。捷克人在布拉格宣布獨立，日耳曼人也在維也納宣布獨立；南斯拉夫人聲明同貝爾格萊德聯合，特蘭西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也聲明同布加勒斯特聯合。 因此，諸從屬民族國家對古老而專制的哈布斯堡帝國和所提出的新的聯邦形式都不予理睬。不管哈布斯堡帝國是多么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保存下來，事實仍然是，它缺乏可作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任何實際的支持。哈布斯堡帝國同羅曼諾夫王朝、霍亨索倫王朝和奧斯曼帝國一樣，并非目光短淺的外交家的犧牲品，而是成功的民族主義的犧牲品；民族主義雖然過去在中歐和東歐長期受到抑制，但這時卻正在整個中歐和東歐獲得應有的承認。 盡管調停人通常將民族自決的原則運用于歐洲，但他們絕對不在歐洲以外地區這樣做。這种差別對待在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這一綱領明确闡明了該如何滿足歐洲各种少數民族的愿望。与此形成鮮明對照，《綱領》第五條宣稱：在殖民地，“有關居民的利益必須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視；政府的權利范圍應予确定。”這里重要的一點是，它提到的是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說，正是歐洲人自己決定這些“利益”是什么，結果是變相形式的帝國統治，即所謂的托管制度。 《國聯盟約》第22條把從同盟國手中獲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現代世界的緊張形勢下還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這一條款規定：“這些民族的監護應該委托給那些先進民族，即因其資源、經歷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擔這一責任的民族……同時，這一監護應由他們作為‘受托者’、代表國聯來執行”。值得注意的是，這种由“受托者”來“監護”的規定并沒有擴大到獲胜的協約國的殖民地，雖然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許多方面都處于相似的發展水平或缺少發展。 托管條款將德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國外和海外領土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托管地。其類別隨有關領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此基礎上，前奧斯曼帝國的屬地為一級托管地，德國的殖民地屬二級和三級托管地。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中，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受托給受托管理國英國，敘利亞和黎巴嫩受托給法國。在德國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區划給英國，其余部分划給比利時；多哥蘭和喀麥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給南非聯斯至于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赤道以北的歸日本，赤道以南的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受托管理國對托管地的居民承擔著特定的義務。它們應向常設托管委員會說明履行這些義務的情況，并必須每年向國際聯盟會議作匯報。雖然，常設托管委員會和國際聯盟本身都無權強迫不服從的受托管理國，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諸國首次接受了某些規定的程序。這些程序隨托管地類型的不同而不同。就一級托管地來說，托管條款特別期望在可能的情況下立即准許獨立。受托管理國的任務僅僅是“給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幫助……直到他們[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獨處時為止。這些社會的愿望在選擇受托管理國時必須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對于二級和三級托管地，卻沒有提到最后的獨立。其受托管理國的義務是提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盡管托管制度是對戰爭中的胜利者瓜分殖民地戰利品的傳統方法的一种改進，然而，它仍強烈地使人聯想起1815年那种忽視民族愿望的解決辦法。我們將看到，奧斯曼帝國領土上的居民并不想處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強烈反對法國作為受托管理國。當敘利亞和黎巴嫩划給法國時，他們的愿望直接遭到了蔑視。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級托管地，也對所作的安排表示強烈不滿。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對民族主義愿望的忽視導致19世紀期間歐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樣，這一托管制度也將導致戰后數年間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義。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歐洲諸從屬少數民族贏得獨立需要整整一個世紀，而海外大多數殖民地民族雖然在許多方面落后于歐洲人，但獲得自由只需半個世紀、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許能在現代大眾交流媒介的影響中找到。由于無線電廣播響徹鄉村的每一塊地方，當代印度尼西亞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對世界大事、世界趨勢的了解和作出的反應達到了19世紀的加利西亞人、波斯尼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根本無法想象的程度。兩次世界大戰比1815年至1914年間的一系列較小的沖突更加削弱了歐洲強國，這一點也可解釋當代殖民地的覺醒。 八、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全球，它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并沒有減弱。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仍然統治著与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為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比大戰前更完整。 不過，在這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于它開始了對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机和對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產生大量的利潤。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全部對外投資。這一趨勢的完全改變從美國新的金融實力中可看出來。戰前，美國靠歐洲提供所需的資本。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為40億美元；如果用現在的標准來衡量，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但卻是那個時期國債的三倍。然而，戰爭完全改變了這种關系，因為協約國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物資款，先被迫出售了它們在美國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國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時，美國已成為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到1930年時，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 在工業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為歐洲許多工業區已遭破坏，而美國的工厂卻在戰時极大需求的椎動下，猶如雨后春筍惊人地發展起來。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產量至少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42．2％，這一產量大于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產量。因此，歐洲与美國的經濟關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歐洲已不再象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世界的工場。這兩方面的領導權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爭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歐洲內部遭到摧殘。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每個角落。然而，戰爭的浩劫使歐洲人士气沮喪，失去信心。在歐洲大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戰。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著一种不僅是不滿，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怀疑。”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兩位非歐洲人、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宁的指導。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引起了一場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騷動。1918年12月，當威爾遜踏上歐洲血染的土地時，廣大民眾以發狂的熱情把他當作“人類的國王”、“救世主”、“和平王子”來歡迎。他們貪婪地聆听著他的有關和平和安全的遠景規划。 与此同時，另一個拯救福音正從東方傳來。數百万死傷的人和城鄉冒著煙霧的廢墟使得廣大民眾易于接受進行革命和實現社會新秩序的號召。為了模仿布爾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游行。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爾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為各地的人們所接受。匈牙利剛剛屈服。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將它點燃。” 18、19世紀，歐洲人的思想曾喚醒和激勵過美國人和俄國人。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歐洲人正在別處尋找領導者，尋找思想。下一章我們將看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歐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藥庫”，隨后，在1929年的經濟颶風到來之前，安定、繁榮了几年。 最后，歐洲的霸權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因為這次大戰對海外殖民地產生了影響。歐洲列強的一個集團同另一集團血戰到底的慘狀不可彌補地損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認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統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數以百万計的殖民地居民作為士兵或勞工加入戰爭，同樣具有破坏性。印度几個師在西線和美索不達米亞作戰；許多身著法軍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國北部作戰；大批的中國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勞動營里服勞役。不用說，有過如此經歷后返回家園的殖民地居民對歐洲領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恭順。例如，法國一位行政官員說，“1914至1915年間應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國和佛蘭德的戰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墳墓。”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于1926年寫道：“這場用鮮血覆蓋整個歐洲的戰爭……在距我們遙遠的國度里喚起了一种獨立的意識。……在過去几年中，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人們、觀念和亞洲本身都在改變。” 革命思想還因与戰爭行為有關的宣傳而在殖民地中得到傳播。誠然，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戰時，這是一個极其細微的差別，“民族自決”這一革命術語已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記。同樣具有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洲的知識分子已為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激勵。他們引用過伏爾泰、馬志尼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話。但現在，他們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馬克思、列宁或哈羅德·拉斯基的話。1919年7月25日，孫中山博士為這一轉變提供了證据，他宣布：“如果中國人民希望自由的話……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蘇俄工農紅軍。” 第一伙世界大戰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這些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深刻的政治結果。只有少數几個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美國黑人領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于1918年寫下了以下這一有關即將到來的世界的非凡預測： 這場戰爭既是一個結局，也是一個開端。世界上較蒙昧的人們決不再僅僅占据他們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們所占据的地方，遲早將出現獨立的中國、自治的印度、代議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僅僅是供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非洲。從這場戰爭中，還將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美國黑人民族。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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