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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圣垂范，以為民极，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后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复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于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澗之右，焚封豕于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范，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跡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噎不行。 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棄；澆訛异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期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于斯為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恆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于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為之綱紀，其孰能興于此者哉！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于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范。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發。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范。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后，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晉始則有荀顗、鄭沖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范》八政，三日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歷東、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顗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仆射硃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异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圣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尤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圣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异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准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后制無二門，咸同所由。 又此禮當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岳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余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异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后虞与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仆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后，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經見，并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終魏世不复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丙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祗，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也，王气時异，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禮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于南郊。自是后，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義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据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驃騎王導、仆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祗眾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极、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此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于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与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于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已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已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為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于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鐘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于東，秋分祀夕月于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明，又不在東西郊也。后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适，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為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為大。”案此詔，帝复為親祀朝日也。此后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晉初以文帝配，后复以宣帝，尋复還以文帝配，其余無所變革。是則郊与明堂，同配异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荐，玉牲并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异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詔從之。江左以后，未遑修建。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于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 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陳于玉階。”然則其日旗路皆白也。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后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藉田。 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与農。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于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与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于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使換，而不得侵人也。”于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修耕藉，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止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漢儀，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師于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藉，籓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修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蚕于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蚕于北郊，依周典也。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体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蚕禮尚缺。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蚕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蓋与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蚕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蚕母。蚕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云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蚕。先桑二日，蚕室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余胙于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蚕母，還蚕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一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于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谷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异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論据《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复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眾，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眾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群姓者，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后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書·召告》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据乎？ 《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交也。封人所掌社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時成粲義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与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复續上。”劉寔与咸議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 其后摯虞奏，以為：“臣案《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群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告》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交，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后二日，牽牛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台，伺侯日變，便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系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复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尤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圣人垂制，不為變异豫廢朝禮者，或災消异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 至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卻元會，改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后复疑應卻會与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為變异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与其疑而廢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圣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察，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于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禮記》所言，复違而反之，進退無据。然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后來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于是冰從眾議，遂以卻會。 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幸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于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后摯虞奏之，又以為：“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系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党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与社并列，則班与社同也。党正之禜，文不系社，則神与社异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万物負陰而抱陽，沖气以為和。六宗者，太极沖和之气，為六气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异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大厲、戶、灶。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于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后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复特置焉。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到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已，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禜祭，赤幘硃衣，閉諸陰，硃索縈社，伐硃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岳、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岳四瀆，咸秩群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 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祗，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台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复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缺，禮俗穨紊，人神雜扰，公私奔蹙，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岳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眾，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厘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后，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圣而終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后。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羡為宗圣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為奉圣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詔給奉圣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圣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并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顏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宁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并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并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權以中堂為太學。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為：“案《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系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圣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气。案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于魏，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荐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案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后雖進爵為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為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故祭于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并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于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于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万世不毀。其余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圣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与祖廟同，廢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為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為宣王，忠武侯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于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祗。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圣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据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准。然于祗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于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怀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异魏也。六年，因廟陷，當改修創，群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异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陽門內，窮极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怀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并祔廟，元帝世，怀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怀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于廟。 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帝，于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怀帝之主，又遷穎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別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恆議：“今圣上繼武皇帝，宜准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并以為惠、怀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复豫章、穎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蒸嘗，于經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于是乃更定制，還复豫章、穎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怀、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 及元帝崩，則豫章复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穎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并還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穎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怀表續奉還于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筑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后遷廟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絕。”護軍將軍馮怀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筑。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与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于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于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与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及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筑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后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于太祖者，皆其后之毀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于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于是穎川、京兆二主复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穎川又遷。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圣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誠非异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援立，則親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于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后從食之孫，与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于二京也。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辯。案《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于和，禮主于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宁，河朔無塵，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于是奉行，一無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与太康异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祠，詔博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筑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為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時劉裕作輔，意与大司馬議同，須后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后不作樂。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1111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与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于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于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复止。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于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于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為：“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适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順，而設之于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于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后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于白石，复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污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剿絕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复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后，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籓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籓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后嗣万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后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后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元帝太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 國學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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