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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堅持民間理想的文學創作
民間理想主義反映了一种新的敘事立場，指90年代出現的一批歌頌民間理想的作家的創作現象。“民間”一詞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解釋。本文所用的“民間”，是指中國文學創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態和价值取向。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中，“民間”不是專指傳統農村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其意義也不在具体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方法，“民間”所涵蓋的意義要廣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權力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視界和空間，滲透在作家的寫作立場、价值取向、審美風格等方面。知識分子把自己隱藏在民間，用“講述老百姓的故事”作為認知世界的出發點，來表達原先難以表述的對時代的認識。本教材在分析各個文學史階段的創作時，曾多次涉及到對“民間”一詞的使用，但在不同的時間范疇中“民間”的文學功能也不相同。五六十年代的“民間”，主要表現為某种藝術因素滲透在創作中，稀釋了當時對創作干預過多的國家意志和政治宣傳功能；文革后的80年代的創作中，“民間”常常作為新的審美空間，并以“文化”為特征來取代文學創作中過于強大的政治意識；而90年代以來，作家們從“共名”的宏大敘事模式中游离出來以后，一部分在80年代就有相當成就的作家都紛紛轉向民間的敘事立場，他們深深地立足于民間社會生活，并從中确認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
當代中國并不缺乏對理想主義的闡釋和宣傳，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謂的理想主義都是國家意志的派生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理想主義被“四人幫”統治集團強調到壓制人性摧殘人性的地步，所以，隨著“文革”結束后市場腑濟的興起，人們普遍地對虛偽的理想主義感到厭倦，同時也滋長了放棄人類向上追求、放逐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唯物主義。這种傾向到了90年代風气尤盛。有些知識分子看到了市場腑濟興起后，經濟利益刺激了一般社會情緒，追逐經濟利益的社會潮流似乎淹沒了過去處處制約社會的強大政治意識形態，所以就不加分析地盲目歌頌市場腑濟，卻回避了在整個社會朝市場腑濟轉型過程中存在的諸种不容回避的問題：如國家所有的財產再分配時哪些階層獲得了最大利益，而真正受到損害的又是哪些階層？在追逐物質財富的過程中如何看待腦力勞動者的知識財富？知識分子原來都是國家体制下的“干部”身份，如今他們向市場宮行的過程中是否需要重
新确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勞動价值？知識分子能不能放棄理想隨波逐流去追逐經濟利益？如果他們還需要理想人格來制約自身，那么他們的理想又從何而來？等等，据此，90年代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自動發起“人文精神尋思”的討論，重新呼喚人的精神理想，也有不少作家也在創作中歌頌人的理想性，但他們都在歷史的經驗教訓面前改變了五六十年代尋求理想的方式，其中不少作家与學者都轉向民間立場，在民間大地上尋找和确立人生理想，表現出丰富的多元性。從民間樹立生活的理想价值，以新的健溝的審美意象來表達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這其實在80年代的詩歌和小說創作中已經出現，只是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莫言的《紅高粱》已經表現出濃厚的民間理想。80年代末臥軌自殺的詩人海子，早在他的短暫的詩歌生涯中響亮地喊出了民間的理想主義。在他的關于麥子的詩歌創作里，麥地成了詩人的“烏托邦”：全世界的兄弟們要在麥地里擁抱東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麥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顧往昔背誦各自的詩歌要在麥地里擁抱
──《五月的麥地》1當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麥地啊，人類的痛苦是他放射的詩歌和光芒！
──《麥地与詩人》2
在詩人的筆底下麥地并不是完美的理想天堂，而是一個痛苦的盛器，但全世界的“眾兄弟”相擁抱之地，就是這個放射人類痛苦的圣地。海子，還有他的朋友、年輕的短命詩人駱一禾，當他們出現在詩壇上的時候，詩歌領域正是充滿喧囂与騷動的時刻，反叛的旗幟林立，反叛崇高人格、反叛英雄神話、反叛一切与傳統有關的文化遺產……，急功近利的創新和狹隘瑣碎的題材使詩歌創作進入一种無序狀態，深刻地反映出理想失落后的個人性的脆弱。然而海子駱一禾等詩人則在反叛聲中捍衛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他們在詩歌里唱出了來自民間的麥地、草原、太陽、天堂、少女、月光、向日葵、楊樹、鷹、馬……滲透在他們作品里的生命意識，超越了以個体為特征的生命存在，成為囊括宇宙万象，是大地、天空、詩人共同創造和擁有的，并用心靈去感知和傾听的一种神啟。海子身后留下以太陽為總題的長篇詩劇殘稿，陶醉在神話与傳說的浪漫輝煌里面，但從藝術的實踐來看，他早期的抒情短詩更加体現出民間理想的追求。
從民間吸取生活理想与國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樣，首先民間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現實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樂觀主義和對苦難的深刻理解聯系在一起。如果說，這种理想也具有某种道德的成分，那既不應該是過去虛偽的理想主義（如五六十年代的所謂“革命浪漫主義与革命現實主義兩結合”的理想主義），更不應該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道德觀念（包括對女性的蔑視和對兩性生活的禁忌），真正民間道德是窮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難命運時所表現的正義、勇敢、樂觀和富有仁愛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尋求自由、爭取自由過程中所表現開朗、健溝、熱烈，并富有強烈的生命力沖動，這樣的道德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見容于社會的規范与正統的道德意識，但從藝術上則提供了新的審美空間和理想坐標。作家余華在90年代連續發表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完全改變了他在80年代的創作風格。這兩部作品深刻描寫了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城鎮社會中下層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難，如果從傳統知識分子精英立場來表現這個題材，也許會成為具有某种政治寓意的社會批判性作品，但余華改變了這一敘事方法，他利用這個題材探討中國民間對苦難的承受力和承受態度，尤其是許三觀的故事，寫出了苦難重壓下民間賴以生存的幽默与樂觀主義。如果孤立地看，這些幽默和樂觀很可能會被知識分子批判為阿Q 式的可笑方式，但余華把這些因素置于源遠流長的民間文化背景下給以表現，其效果顯然不一樣，成功地挖掘出長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國民間抗衡苦難的精神來源。這些作品在揭露現實生活存在的嚴峻性一點也不比傳統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差，但它驅除了意識形態化的廉价的天堂預約券，也不像某些知識分子所表達的孤憤絕望的現代戰斗立場，小說与現實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為接近的方位，掙扎在生活底層的人民表現出獨立（而不是借助知識分子的話語）的面對苦難的本色。
其次，民間的理想還表現在歷史整合過程中民間生活的自身邏輯性。与國家意志對歷史的滲透与改造相反，民間有其自身的歷史形態与生活邏輯。王安憶在90年代發表長篇小說《長恨歌》，在表現上海這座城市從40年代到80年代的歷史過程時，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歷史事件，突出民間生活的自然狀態，她通過上海市民王琦瑤一生的悲喜劇，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間的歷史場赴和文化記憶。通常，民間世界是与大地、農村、民風民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与現代都市沒有直接的關連。但是在現代都市的形成過程中，來自各地的城市移民都不自覺地帶來了各自的文化背景，雖然這些文化背景在都市現代化過程中日趨消亡，但其虛擬的价值仍然存在，并對城市文化的建設帶來深刻的影響。《長恨歌》寫小市民王琦瑤的人生三部曲：年輕時代參加上海的選美活動，一舉成名，隨即又成了國民党某要員的外室，輝煌与腐爛共生；中年時代蟄居上海弄堂，与一群游离于体制外的市民整日沉浸在怀舊中，并演出了一場多余人的愛情悲喜劇；老年時代适逢改革開放，舊上海的繁華夢又重新發出迷醉的誘惑力，結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爛的寄生者，作為舊夢象征的王琦瑤被謀殺。小說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寫了上海近四十年的命運，意蘊丰富地象征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与魅力，顯然与以前通過一個藝術典型來圖解意識形態化的歷史是不一樣的。
其三，民間文化形態本身的丰富性決定了理想的多元性，每個作家根据不同的民間生活場赴對理想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如張承志從80年代中期起就深深地扎根于伊斯蘭民間宗教文化中，他的《心靈史》宣揚了哲合忍耶教派的歷史和教義，但廣大讀者卻在他對形而上界的頌揚中讀出了他對追求肉欲的現世社會的強烈批判，因此而受到震撼；而張煒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則通過對大地之母的衷心贊美和徜徉在民間生活之流的純美態度中，表達出一种与生活大地血脈相通的、因而是元气充沛的文化精神。其他如莫言、王安憶、李銳、韓少功、陳忠實等作家雖然表達的民間理想均不相同，但由于他們自覺地把個人立場与民間立場杠好地結合起來，所以能在個人視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會場赴和价值体系。他們的創作達到了9 0年代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討論民間理想需要指出的是，民間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世界，民間理想是以歷史与現實發展過程中的某种現實世界為基礎的，所以，在強調民間世界的理想性時，不能不意識到它的藏污納垢性。在以往的歷史中，民間社會一向是以弱勢者的形態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來延續和發展自身歷史，統治者的強勢不僅在權力（包括政權、族權等）上控制了民間，還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間，真正的民間是處于長期的遮蔽之中。所以在發掘民間的理想价值的同時作家不能不意識到它本身還摻雜了污垢的因素。但复雜的情況是，民間的生命力已經与它的藏污納垢性与生俱在，昏昏默默，無法截然分開。許多作家在表現民間的理想的同時，也注意到了這一特點。較為典型的是李銳的小說。李銳作為一個知青作家，他在小說世界里始終貫穿了知識分子面對民間的复雜心態，他的尖銳的解剖刀雙刃出擊：一面揭示出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一面也揭示了民間近乎宿命的愚昧狀態。系列小說《黑白》、《北京有個金太陽》和《行走的群山》完整地寫出了知識分子幼稚的理想与農村民間文化之間的复雜的較量，而知識分子最后不得不失敗的過程；長篇小說《無風之樹》則尖銳地寫出了“矮人坪”的民間世界与代表著官方意志的權力之間的對立。矮人坪是一個殘廢的世界，那里貧窮落后的男人們共同供養了一個女人暖玉，并使這种本來很丑陋的“公妻”制度變成了矮人坪民間世界的一個精神凝聚點，一個烏托邦。當權力者為了爭權奪利想通過暖玉來整人的時候，矮人坪的拐叔為了維護這個烏托邦而自殺。小說非常生動地寫出了民間藏污納垢的特點：本來從矮人坪的民間社會關系來看暖玉的處境，它构成了對人性的嚴重傷害，但矮人坪的男人在守護這种恥辱的秘密時恰恰又体現出對人性的愛護，因為与權力者出于卑鄙政治目的的“理想主義”相比，矮人坪的民間道德還是体現出一定的人性力量。矮人坪的民間社會處于极端軟弱和愚昧的境地，几乎沒有任何能力抗拒來自外部世界的天災人禍，但他們在認命的前提下，維護著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態和原始正義。尤其當富農拐叔自殺后，矮人坪的農民在葬禮中顯示了民間自在的道德力量和文化魅力。關于民間立場的理想主義創作中，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和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在展示民間文化形態時，也相當生動地描繪了這种文化的复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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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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