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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社會轉型期的文學特點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轉型，國家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經濟意識不斷滲透到各個社會文化領域，社會經濟体制也隨之轉軌，統治了中國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划經濟体制向社會主義的市場腑濟体制轉型。在這种情形下，傳統意識形態的格局也相應地發生了調整，知識分子原先所處的社會文化的中心地位漸漸失落，向社會文化空間的邊緣滑行。但要探究這种變化的根源，除了經濟因素之外還有一些不容忽視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實背景，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激情受到一而再三的挫敗以后，一方面難以很快地重新獲得明确統一的追求方向和動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識自身浮躁膨脹的缺陷。來自這兩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 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傳統中的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受到質疑，個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開始形成以及出現了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學創作上則体現為對于傳統的道德理想的怀疑，轉向對個人生存空間的真正關怀，特別是由此走向了民間立場的重新發現与主動認同。 在這諸种變化中，市場腑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人文意識的變化是關鍵性的。在當代文學史上，文學藝術一向是作為國家政治權力的宣傳工具而存在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是作為國家干部編制的人員進行寫作活動，某种意義上說，長達四十年的文學創作中，公開發表的作品只能是國家意志的体現，作家可能在具体創作過程中滲透了有限的主体意識，但不可能持真正的個人立場進行創作。而所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也只是對如何使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更為有效的思考，并非真正對工農兵審美要求的滿足。隨著市場腑濟的迅猛發展，來自群眾性的審美要求呈現出越來越多樣化，而較為僵硬的傳統政治宣傳方式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當代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無主潮、無定向、無共名的現象，几种文學走向同時并存，表達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評獎鼓勵來确認其价值；消費型的文學作品是以獲得大眾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為其目的；純文學的創作則是以圈子內的行家認可和某類讀者群的歡迎為標志，也有某些更前衛的文學藝術以獲取國外的資助与青睞為目標，等等。由于多种并存的時代主題构成了相對的多層次的复合文化結构，才有可能出現文學多种走向的局面。 但是，在這种看似自由多元的創作格局下，知識分子及其文學創造仍然面對了嚴峻的考驗。市場腑濟下的文化建設仍然是不平衡的，現代傳播媒体和大眾文化市場在現代城市文化發展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背后仍然体現著強大的國家意志与商業利潤的雙重力量的制約，而知識分子所堅持的特立獨行的社會批判立場竿純文學的審美理想，在越來越邊緣化的文化趨勢中相對處于比較艱難的境地，這就不能不迫使作家們重新思考和探索文學与市場腑濟体制的關系。9 0年代相對多元的文化格局和文化論爭，都与這樣一种關系的調整有關。 由表淺到深層的來看，市場腑濟對于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為流行性的現代文學讀物的大量興起。本來在一個精英文化向市場文化轉移的社會環境里，“現代讀物”包括了各种各樣的文化類別，其中文學性的讀物最接近審美的意義。由于市場運作方式進入到文學生產領域，同時形成了對創作起明顯制約作用的讀者消費市場，所以相應產生了适應于這种運作方式及消費市場的文學作品，其中主体性或精神性的成分大大受到壓抑，因而明顯強化了物化的因素，使寫作含有較為直接的追逐商業利潤的目的。這里所說的“文學讀物”，是与純文學（或說嚴肅文學）作品相對立存在的，包括兩者的藝術觀念、寫作方式和審美趣味都截然不同，市場腑濟下的文學讀物不是一种盡到“現代知識分子批判責任与使命的精神產品，也不是一种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積淀，并通過新奇的審美方式表現出來的象征体，更不是憑一己之興趣，孤獨地嘗試著表達各种話語的美文學，后者林林總總，都以作家的主体性為精神前導，是知識分子占有的一片神秘領地”. 然而，文學讀物的存在則是“以現代社會的需要為前提，它將幫助人們在現代社會中更适宜地生存”[1] ，是可提供給讀者消閒、益智、娛樂的精神消譴品。自8 0年代以來大陸地區文學讀物的興盛受到過港台、國外及民國時期同類作品的刺激与導引，像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說，金庸、梁羽生、古龍的新武俠小說，普佐、謝爾頓等的黑社會犯罪小說，以及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蘇青的閒适型或市民气的消閒散文，它們都率先占据了大陸文化消費市場，并培養和形成了后來的文學時尚。正是踏著它們的足印，當代文學才在9 0年代之后產生出了龐大駁雜的讀物型作品。這類作品中較有影響的大致包括以下這些：王朔的“頑主”系列小說，春風文藝出版社策划編輯的“布老虎叢書”（包括洪峰的《苦界》、王蒙的《暗殺》、張抗抗的《情愛畫廊》、鐵凝的《無雨之城》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大文化”散文，葉永烈等的政治人物傳記、黃蓓佳等女作家的言情小說，秦文君和陳丹燕的青春小說，彭懿的恐怖小說，張中行等前輩文人的學者隨筆等等。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深入，文學讀物的种類及內容日益變得丰富多姿，其可讀性和吸引力也逐漸增強，相反的，純文學作品正在失去讀者，成為一种精神奢侈品，文學讀物作為現代讀物的一個較為高級的品种，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各個社會階層的讀者，与影視文化、流行音樂鼎足而立，共同左右著現代城市的文化消費市場。 應該指出的是，文學性的現代讀物与傳統意義上的通俗文學不能完全等同起來，雖然讀物也包括了不同檔次的通俗讀物，但也确實有許多相當嚴肅的普及“高雅”文化的文學性讀物。如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体現了這种“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學讀物。它是追求城市文化品格和商業效應兩方面同時獲得成功的少數例子之一，讓人想起3 0年代的海派文人林語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里有許多令人讀之難忘的作品，如《遙遠的絕響》，是一篇追怀魏晉文人風度以及討論其与時代、与政治關系的散文，作者一開始就把魏晉時代描寫成英雄時代消失后的“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期，”在這樣的時代里，專制与亂世像兩個輪子載著國家狂奔在懸崖峭壁上，文人是這輛車上唯一頭腦清醒的乘客，但他們稍稍有所動作，就立刻被兩個輪子壓得粉碎。所以當一代文豪嵇康被殺后，他的朋友阮籍、向秀等不得不向司馬氏的政治權力屈服，有的郁悶而死，有的忍辱而活，風流云散。為什么這么一篇涉及到古代知識分子生存狀況的散文會在當下物質欲望与感官欲望支配下的大眾文化市場上引起廣泛的興趣？其閱讀對象顯然已經從學者的書齋轉移到一般社會上追求文化品位的青年中間。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文筆通俗淺顯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性格的多元發展滋生了一种對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二三十年代的現代都市形成之初，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与大眾的通俗文化尖銳地對立著，但現代城市里中等和高等教育相當普遍，在知識分子精英教育与追求色相的粗鄙文化以外，還存在著大量“高雅文化”的中間地帶，需要有大量“高雅”的現代讀物來滿足這种精神需要。現代讀物是一种多層次的文化現象，“高雅”是其中某個層次的標記。從梁實秋的小品到張愛玲的小說，從米蘭。昆德拉的譯本到余光中的詩集，從金庸的武俠到余秋雨的散文，都可以被納入到現代文學讀物的范疇里加以考察。 市場腑濟影響文學的另一個方面，是作為創作主体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劇烈沖擊，這也就是所謂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事實上，由于舊有計划經濟体制下文化工作長期都回避了利益問題，因而當商品經濟大潮襲來之后，知識分子頓時失去了經濟地位（也包括心理适應）上的平衡，最淺顯的表現即是堅持純粹精神勞動的作家不能憑此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与此同時，他所從事的事業在經濟体制改革的過程中也日益被擠向了社會的邊緣。這些切身相關的价值及生存難題，造成了9 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內部出現的一种商業化傾向，有的知識分子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崗位和使命，而把所謂“生存”放在第一位，為了“生存”（事實上，也就是為了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也能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部分作家爭相“下海經商”，搖身變成“經濟型文化人”，也有些作家在追逐商業利潤而喪失了精神上必需的內斂与自律，炮制了大量媚俗的作品。深入來看這种文化現象，可以發現其中暴露出中國知識分子長久處在計划經濟体制下所產生的某些固疾，這就是其獨立人格的萎縮与喪失，正是這种精神上的巨大殘缺才導致知識分子主体精神在商業沖擊下那樣不堪一擊，并進而形成了愈加惡劣与粗鄙的物質拜物教。當然，這僅僅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由此引發了9 0年代初由相當多的堅守崗位的知識分子參与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有關的深思与探討表明，人文精神的保持与堅守不應該要求于變動中外在的社會規范（即不應要求市場腑濟的社會環境如何來遷就自己），而是首先需要知識分子在此情境下反省自己并堅固內在的心理規范[2].社會轉型中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主要困境，并不是選擇還是拒絕市場腑濟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市場腑濟的社會体制下保持和發揚知識分子原有的精神傳統。“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長期与現實社會的批判斗爭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在一個啟蒙話語受到質疑的時代里，究竟能否利用相對寬松多元的文化環境進一步發揚開去，還是在隨波逐流的淘金夢里消蝕散盡？市場腑濟以表面上的自由放任來消解傳統意識形態的一元性規范，但同時對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也起著腐蝕的作用，它具有“雙面刃的”效用，既能消解意識形態的遮蔽，但也會消解一切精神性的存在，顯現為一种破坏性及粗鄙化的向度[3].這就使知識分子利用市場腑濟規律來爭取文化消費對象、弘揚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終像在走鋼絲那樣，充滿了冒險的刺激和失落自己的危險。8 0年代以來，從崔健的搖滾、王朔的小說到蘇童等先鋒作家走影視的道路，都可以看到這樣一條反叛到歸順的艱辛路。 以被稱為“中國當代商業寫作第一人”的王朔的創作情況為例，從作家個体層面上來看市場對文學的影響力。王朔早期致力于寫作“言情”及“犯罪”題材的小說，包括《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得就是心跳》在內的一系列作品，均成為8 0年代以來最暢銷的文學讀物，其后他發展了极有個性化的“調侃風格”，在《頑主》、《千万別把我當人》、《一點正經沒有》等小說中十分成功地触動了讀者的閱讀興奮點，他的文學創作的商業傾向愈加明顯，并促使他最終放棄小說，轉入純粹商業性的影視劇創作，經他策划和編劇的作品有《渴望》、《編輯部的故事》、《愛你沒商量》等，都曾經轟動一時，成為開拓中國當代商業影視創作的先鋒。在此過程中，王朔始終明确標榜他的商業化傾向（及相應的“躲避崇高”和“我天生就是一個俗人”的創作理論），在開始寫作的時候，他以北京下層社會的市民立場對“文革”以來的虛偽的道德意識和社會時尚作了辛辣的諷刺，順應了當代社會中騷動不安的主導社會情緒，具体表現在作品里的，正是他無所顧忌地褻瀆神圣的放肆、撒野以至于頹廢的語言藝術。但王朔在嘲諷理想主義的同時已經顯露出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拒絕人類理想的暗疾，9 0年代以后，在理想主義受到普遍唾棄的風气下，他在致力于影視劇制作時很快就暴露了媚俗傾向，表現出來的是對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的破坏力。 從以上几個方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在這個方生未死的社會轉型時期，文學受到市場腑濟的影響是复雜而又難以做出簡單判斷的，事實上，就在這嘈雜和曖昧的新的文化格局之中，形成了當代富有生气和開拓意義的文學新向度，走向未來文學的啟示与轉机也即孕育其中。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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