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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分子英雄形象的再現:《關漢卿》


  1949年之后,田漢長期擔任戲劇界的領導職務,因為行政事務纏身,也因為對新生活不熟悉,曾經在中國話劇發展過程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田漢,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僅僅改編了几個戲曲劇本,直到1958年,才寫出了被認為是他最成功的話劇劇本《關漢卿》11. 在這個劇本中,田漢將關漢卿塑造為反抗黑暗勢力的壓迫、自覺為人民代言的英雄。這個劇本發表之后,郭沫若第一個寫信道賀,開頭一句就說:“我一口气把您的《關漢卿》讀了,寫得很成功。關漢卿有知,他一定會感激您。”郭沫若如此激動地贊譽這個劇本,其實在乎的并不是劇本是否符合歷史上關漢卿的形象--歷史上關漢卿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因為史料的貧乏,可能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确知的懸案,事實上這一點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漢塑造的“關漢卿”這個人物,是應該當作身為“劇作家”、“作家”乃至“知識分子”的田漢的一個理想化的自我描繪、自我認定來看待的, 擴而言之,借助歷史人物塑造這樣一個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實際上寄托了老左翼知識分子心目中的一种“自我形象”、“自我認同”与“自我定位”. 這個形象顯然与當時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不太一致,可以說是公開文學中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的最后表露,而這一表露只有通過歷史題材才得以實現。
  劇本的基本情節完全是虛构的。与關漢卿有關的史料遺留下來的非常少,這為田漢的編劇留下了較大的虛构空間。事實上,由于和主人公的身份、性格的相似(如都是頗負盛譽的劇壇領袖、与藝人都有許多的交往),田漢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左翼文人的自我想象來虛构關漢卿的故事,難怪曹禺在談到這個劇本時說:“我感到這個劇作凝聚了田漢同志一生的經驗和感情”12. 劇本的情節以關漢卿寫作《竇娥怨》前后的故事為中心,我們可以看到,田漢為關漢卿的寫作虛构了一個動机: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一個類似《竇娥怨》那樣的故事,所以要以戲劇為武器,為民申冤,揭露与反抗統治者;他也為關漢卿的寫作活動提供了一個虛构的結果:劇本触怒了統治者,因而編劇者与演員都下獄;可是劇本喚起了民眾,壯士王著在劇本“為万民除害”的呼聲的鼓舞下,刺殺了黑暗勢力的代表人物——權臣阿合馬。在這种虛构中,寫作成了鼓舞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不難看出左翼知識分子的文藝思想以及据之的自我定位是這一虛构情節的核心動力,所以,《關漢卿》的基本情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田漢以及其他共產党領導下左翼文藝家在1949年以前的活動。
  在這個虛构的情節框架之下,作者塑造的關漢卿的英雄形象,無疑有些理想化。寫出《竇娥怨》的關漢卿直接被推上了正義与邪惡的殊死搏斗的第一線,他所面對的三次考驗--改戲、出走、投降--在程度上層層遞進,而關漢卿每一次都不屈不撓,直到最后直接面對死亡的威脅時,仍不改代人民立言的初衷:

  我們的死不就是為了替人民說話嗎?人家說血寫的文字比墨寫的更貴重,也許,我們死了,我們說的話更響亮。
  層層遞進的情節最后終于樹立起一個理想化的英雄。事實上,在這一時期現實題材的主流文學中,只有“工農兵”才能成為居于中心地位的“理想英雄”,而知識分子則只能是可以改造好的中間人物,經歷“思想改造運動”、“批胡适”、“反胡風”、“反右”种种運動,文學中知識分子的形象變得更加委瑣。田漢本人在与《關漢卿》寫作時間差不多同時的《十三陵水庫暢想曲》中塑造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也多半好名利、愛虛榮、勢利眼、厭勞動,其中有一個作家還是勾引女的能手,最后出乖露丑,丟人敗相。但在歷史題材創作領域,控制相對來說要松一些,所以田漢有可能將關漢卿塑造為一個人民的代言人、一個社會良心的代表,一個不向任何外在的壓力屈服的“真正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一個真正的英雄。這自然与主流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形象的描繪有相當大的距离,卻符合30年代以來左翼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職責与形象的集体認定,也可以說是對反抗黑暗、為被壓迫人民代言這一知識分子的現實戰斗精神的一個自覺捍衛。
  在這個意義上,關漢卿不是一個現實的人物,而是一個象征型的人物。他象征的是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所以在行動中是毫不猶豫的,在心理上也是毫不動搖的。他是單向的,扁平的。為了使之不流于單調,田漢特意設計了一個反面的知識者形象--統治者的幫凶葉和甫作為對照。葉和甫擔任的是一個勸降的角色,与只遵循“正義”、“理想”原則的關漢卿的形象不同,他遵循的是“現實”的原則。關漢卿只顧慮如何“為民申冤”,而葉和甫則只考慮聲名富貴,主張“做事說話就得把誰硬誰軟好好地掂量一下”. 劇本中關漢卿自然看不起葉和甫,斥之為雜劇界的敗類,活得像一只老鼠。田漢為了讓沖突更加激烈,還讓葉和甫在獄中勸降時挨了關漢卿一個巴掌,象征著理想和現實兩种原則的決裂。這個情節事實上也暗示了一种极端的處境,即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要么堅持自己的使命、理想与人格,要么就只能陷于墮落的境地,舍此別無選擇。劇本中關漢卿作為一個英雄形象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但作家田漢讓知識分子在兩种選擇面前表現為如此尖銳的沖突,則暗示了其內心非常耐人尋味的一种心理張力。在這個意義上,葉和甫不但是關漢卿的對立和對照,而且是一种陪襯与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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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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