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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


　　汴京·司馬光府邸·政事堂
　　蘇軾与程頤的相識、罷廢“募役法”
　　“糊涂”的蘇軾語出惊人、新的紛爭爆
　　發了·

　　董太師巷司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滿約后搬出的，老仆呂直提出“修繕房舍、以去舊色”、被司馬光以“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從“春官居”搬進故宅。同時，司馬康帶著家人和書籍由洛陽獨樂園移居于此。屋內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狀，偏院后寢七間，原是書局，現時成了司馬光的書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廳。
　　蘇軾急急走進董太師巷，遠遠望見一個老仆彎腰執帚在司馬府邸門前打掃階徑，他猜度必是老仆呂直，便放慢了腳步。這位勤勞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腳不閒，也染有司馬君實儉朴之風啊！及至走近細瞧，果是呂直，尚未開口相呼，卻被呂直發覺。呂直抬頭呵呵大笑，扔下掃帚，急忙迎上，拱手為禮，熱情地轉達著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時，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蘇府迎駕，可借晚了一步，先生出訪了。”
　　蘇軾与呂直极熟，且喜歡這位老人的戇厚耿直，以“呂伯”稱之，急忙拱手還禮：
　　“你老大安。謝呂伯操勞了。十五年不見，你老還是如此結實硬朗啊！”
　　呂直挽著蘇軾的雙手，眯著眼睛打量著：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長出白發了。可人還是沒有變，眼睛還是帶笑的，眉毛還是帶喜的，說話還是沒掩沒藏的……”
　　蘇軾笑：
　　“謝你老吉言，一見到你老，我自個儿也覺得無憂無愁了。請你老快為我向司馬大先生傳稟吧。”
　　呂直仗義作主：
　　“不用向秀才傳稟，子瞻先生駕臨，秀才高興還來不及呢！”
　　蘇軾打趣地說：
　　“呂伯啊，你老怎么還是一聲一聲地稱大先生為‘秀才’，過時了，叫不得了。”
　　呂直不解。
　　“你老想想，現時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執政握權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稱之，大先生自然不會見怪，但朝臣們會笑你老頭腦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說，大先生今后要時常接見諸國使者，你一聲‘秀才’，諸國使者一听，會說咱們大宋沒有‘能人’。叫一個‘秀才’管理朝政，這不就全砸鍋了嗎？今后就以‘相公’稱大先生吧！”
　　呂直連連點頭，連聲說“好”，遂挽蘇軾手臂登階入府。
　　蘇軾行至廳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風上司馬光親筆書寫的一幀“條幅”吸引，便駐足觀看：

　　　　訪及諸君，若睹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犢聞于朝
　　廷，光得与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
　　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吩咐吏人令傳入，光得
　　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并請一
　　面奏狀，光得与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
　　白。

　　蘇軾拊掌叫絕：
　　“篤誠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卻步，此司馬君實之‘泰山石’啊！”
　　呂直自得地介紹說：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員，前來拜訪，‘有的怀揣私箋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禮，有的說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門生，有的說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這個條幅，都傻眼而后轉了。昨日，相公老家來了一位表親，名叫劉蒙，以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許多銀兩，前來討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見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盤，白菜一碗，雞蛋一碟，劉老先生惊問：‘相公以此為食？留金銀而生蛋嗎？’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錙銖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棒而己，若有金銀”珠寶，表親可抄查帶走蓋房置地，富其家室。’劉蒙空手而歸，出門回頭頓腳而歎：‘司馬光，傻官也。’”
　　蘇軾大笑：
　　“呂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呂直戇直地說：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禮，兩手空空，心里沒鬼，秀才，不，相公請還請不來呢。”說著，挽著蘇軾向偏院客廳走去。
　　蘇軾來到司馬光客廳門口，看見司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學者交談。便收住了腳步。呂直輕步走進客廳，低聲稟報：
　　“秀才，不，相公……”
　　司馬光回頭，目光詫异地望著呂直，微微一笑：
　　“不稱秀才稱相公，是蘇子瞻教你的吧？”
　　呂直哧哧一笑：
　　“稱呼‘秀才’過時了，叫不得了，秀才現時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門外。”
　　司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著：
　　“蘇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實，還是被你教坏了！”
　　蘇軾跨步進入客廳，急忙拱手施禮：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在為大先生‘正名’啊！”
　　司馬光大笑，撫著蘇軾上下打量，神情激動，淚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來了，好，好啊！直，快置酒席，為子瞻接風！”
　　呂直應諾而去。
　　蘇軾亦愴然含淚，望著形容憔悴，齒發無几，但精神抖擻，情誼感人的司馬光，笑語哽咽：
　　“蘇軾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作……”
　　司馬光搖頭，急忙把身邊的客人介紹給蘇軾：
　　“此人乃程顧正叔，程顫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頤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賾一臉庄穆，周身肅气，向蘇軾一揖：
　　“久聞蘇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見恨晚耳。”
　　蘇軾亦肅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早有‘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之歎。伯淳、正叔，濂溪雙壁，世人仰之，今得謁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點。”
　　司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動遵禮儀，竟使蘇子瞻規矩其行了。”遂挽蘇軾、程頤落坐，品茶相歡。
　　程頤，字正叔，洛陽人，時年五十二歲，与其兄程顥同從學于理學家周敦頤。其人仁宗皇祐年間曾任太學學職，后二十多年間，大臣屢荐不仕，潛心于理學研究，以“天理”為認識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說。他崇尚漢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學說，宣揚“天人之間最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他認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礙，主張“窒欲”以達“天理”：“人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于滅無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再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体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覺莫要于思，唯思為能窒欲。”其人由于學“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諷諫，其行以師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許這种“理學”与司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許這种“理學”有助于司馬光“革故鼎新”治亂的需要，六月，司馬光荐程頤之兄程顥為宗正寺丞，程顥未及就職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馬光以“江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儀，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神益風化”為由，荐程頤為秘書省校書郎。程頤在兩個月的遲疑之后，今日才風塵仆仆地來到司馬光的客廳。
　　司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簡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變的老几樣：酒是汾酒，肴是鹽鹵青豆、清蒸鯉魚、油煎雞蛋、牛肉蘿卜、香蘑炖雞、干菜肉絲，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約是廚師專為牙齒無几的司馬光准備的。然久別重逢之樂，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馬光神魂快，冶，舉杯不停；使蘇軾欣喜若狂，暢怀而飲；連言行“足以矜式士類”的理學大師程頤，在新朋蘇軾和故友司馬光頻頻舉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了。酒過數巡，心蕩耳熱，坎坷訴盡，牢騷已畢，司馬光舉起酒杯，神情愴然而語蘇軾：
　　“聞子瞻去年過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現時情狀如何？關念至深。這杯酒為介甫而飲吧……”
　　蘇軾原是重感情的人，驟然之間，胸堵鼻酸，淚滴几乎滾落，江宁半山園那夜燭光之下与王安石話別的蒼涼情景涌上心頭。他舉起酒杯，聲音已現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牽念洛陽獨樂園啊。”
　　司馬光點頭作謝。
　　蘇軾聲音有些哽咽：
　　“歲月老人，介甫已呈龍鐘之態，先帝曾有‘凄愴江潭’之歎，蘇軾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見識高遠’之志，仍老而彌堅，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著人生千古不移的謎底，析解‘權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測的蘊含，并已將其半山園的房舍田園全部捐于僧寺，現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或存一有，乃壯志未果、遺恨千秋的一顆心啊……”
　　程頤在冷眼旁觀中神情惘然：蘇軾之所語，仍脈脈相善于王安石。
　　司馬光心情愈現沉重，望著蘇軾，久久無語，相對凄然一笑，為朋友王安石飲盡了杯中酒。
　　也許司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愴江潭”的触動，力求避免自己未來的“人何以堪”，他舉杯站起，沉重誠懇地說：
　　“‘革故鼎新’伊始，千頭万緒，百廢待興，光短于籌划應變，亦拙于遠矚高瞻，舉步顫栗，若履薄冰，請子瞻、正叔為我執箸設謀。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來日無多，之所以免為其難者，正是有賴于子瞻、正叔、子由、堯夫（范純仁）、淳甫（范祖禹）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論，啟光之昏憒，亦啟社稷之未來也，望公勿因謙而辭義。此光之所請，先飲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馬光雙手舉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飲了杯中酒。然后落坐，神態肅穆，等待著蘇軾、程頤開口。
　　蘇軾原是口無遮攔之人，心里也有許多話要說，但見司馬光心情沉重而態度摯誠迫切，反而慎于開口，持重思索起來。程頤似有所准備，便拱手一禮，搶先似地開了口：
　　“司馬公虛怀垂問，程頤就浪言求教了。”
　　司馬光急忙執壺為程頤斟酒：
　　“正叔請講。”
　　程頤侃侃談起，如同講學：
　　“司馬公此時在論‘革故鼎新’之艱，程頤此時卻在思慮‘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臨政，司馬公据位，且已雷動日出，橫掃陰霾，縱有片云浮起，亦難成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動，徒遭天下唾棄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長而主政，則一切決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則‘革故鼎新’之命運，實難預料矣！王安石‘變法’初時，不也是轟轟烈烈嗎？”
　　司馬光連連點頭。他何嘗不憂于此事啊！
　　蘇軾不覺惊訝而歎服：此人雖師道气派煩人，但所思所見，不同凡響！
　　程頤看見司馬光和蘇軾凝神靜听之狀而得到鼓舞，聲音更加鏗鏘：
　　“故程頤之所思有三：其一，經筵之事，需從現時抓起。嗣皇幼沖，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气質變化，德器成就。當遴選賢士入侍勸講，講罷，常留二人值日，夜則一人值宿，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時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圣德。同時，當辟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体。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當擇內臣十人，充經筵支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經筵。今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于禮為悖。今后當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馬光听得出神，連連點頭：正叔思慮精細，富經筵之才智，當以經筵之責付之。
　　蘇軾卻听得瞠目結舌：濂溪先生門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嗎？邇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經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執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說，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經筵官時，曾主張“講者坐”，為爭得一把坐椅，鬧得邇英殿沸沸揚揚，結果，王安石窩脖，還得站著講。今重复王安石之所為，不是自討沒趣嗎？
　　程頤的神情更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經新義》、《字說》者，皆离經叛道之說，貶辱古賢，自尊一家，行于學館，立异科舉，蠱惑學子，流毒天下，當明令禁絕，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從者，州縣如螞。除惡務盡，以免死灰复燃。業計千秋，万不可有婦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馬公參酌。”
　　司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頤開始談論那樣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蘇軾：
　　“子瞻，該听你的高論了。”
　　蘇軾正在琢磨著程頤關于“禁絕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惡務盡”的激烈言論，突然覺得這位“理學大師”的心結走向，与王安石并無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進急行”更為呆板，更為殘忍罷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見，動輒以貶逐為懲，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難道司馬君實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毀的道路嗎？他心頭壓不住對程頤自居師道的反感和厭煩，便借著司馬光的詢問開了口：
　　“蘇軾自登州來京，田夫野老皆談論司馬相公，婦人孺子皆為司馬公入京而歡呼傳頌，沿途黎庶擋車斷道、相聚呼號寄語者三次：‘寄謝司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愛，活我百姓’。蘇軾為君實之得民心而歡慰，亦為民心之擁戴君實而高興。其所以然者，‘變法’苦斂百姓，使黎庶不宁；‘變法’以錢為是，使道德失落；‘變法’官商勾結，使官衙成了貪黷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實，盼望能有個清廉、公正、安居樂業的日子。蘇軾今日在京都所見，民心民愿亦為正直、奮進、自強靈魂的失落而悲哀，為萎靡、顛狂、醉生夢死的世風而絕望。京都東角樓街有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是京瓦‘講史’大師，名叫曾無党，說了一句极好的話：‘司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講啊’……”
　　程頤在傾耳靜听著，似已被蘇軾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動。
　　司馬光點頭歎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變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災，光更知追回華夏高尚壯烈靈魂之難。光心之所懼，懼于朝政毫無轉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淪了。”
　　蘇軾舒怀直言：
　　“司馬公恕蘇軾口無遮攔：公几個月來所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民望，無可疑也，故黎庶頌之，百官仰之。‘新法’為虐，病民害國，勢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輕決。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斂民利，十室九空，錢聚于上，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骨，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愿公良思。”
　　司馬光神情愕然：
　　“著如子瞻之言，計將安出？”
　　“司馬公志在‘革故鼎新’，則應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長。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惊。”
　　司馬光默而不語，低頭沉思。
　　程頤卻神情惊詫，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難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嗎？難道能夠因“民不惊”而自縛手腳嗎？蘇軾与司馬君實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蘇軾進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則事易成”的看法：
　　“司馬公明察。有人專欲盡罷‘熙宁之法’，以圖創新，不复校量利害，則可能事与愿違，欲東而西。舉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實出于介甫的過激自專。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卻欲以其文同天下，能辦得到嗎？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介甫之同也。”
　　司馬光仍在沉思不語。蘇子瞻之論，不是沒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嗎？也是“相因”歷史上各朝各代的變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變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說是全錯，《三經新義》就有許多獨特的見解。但在此時，這种“相因”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呢？將會導致“革故鼎新”成為一紙空文，將會導致民心的再度喪失。蘇子瞻畢竟是思維敏銳而才子气太濃，長于夭馬行空而短于政壇實踐，也許可執掌台諫之職，終不可握權行政……
　　程頤卻對蘇軾的言論道感難耐了：蘇軾在為王安石解脫罪責啊。若任其此种言論張揚，司馬公“革故鼎新”之舉將癱廢難行矣！遂肅然開口，冷語譏諷：
　　“妙語惊人！子瞻先生遭貶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則不達’之論，仍堅之如昔。”
　　蘇軾聞聲瞠目，旋即縱聲大笑，報程頤以譏諷：
　　“‘欲速則不達’，夫子所教，雖非‘天理’，亦事物進展之律途，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難道正叔先生不以為然否？”
　　爭論相譏在驟然間發生了，司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論，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論，何嘗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見于一爐，談何容易！介甫當年面臨的棘手難題，今天終于落到自己的頭上了。他舉起酒杯站起，誠懇地說：
　　“光自五月就任門下侍郎之職，于茲七個月矣！能直言善意規諫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榮辱与共，誰能如此？子瞻有關役法之論，可否形諸文字，理之成策，賜教于光，光當內自省訟，佩服而行。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蘇軾笑，与司馬光碰杯而飲。
　　程頤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動遵禮義，神色上似乎無一絲不快之感。
　　几天后，蘇軾便踐司馬光之請，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論給田募役狀》交司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見熙宁中嘗行給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寬剩錢買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那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罷。臣問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它用，故相更駁難，道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
　　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募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
　　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几，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与
　　弓箭手無异，舉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与買，則田谷皆重，農可小經，
　　其利三也。錢積放冬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
　　恩德顯白，其利五也。
　　　　此法獨有二弊：貪吏狡胥，与民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
　　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
　　買回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离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
　　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后，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
　　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

　　蘇軾所提的《給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變法”中對“募役法”缺失匡正的產物，由于他在密州有過半年的實踐，其利弊得失論述明确，所舉十二條防止弊端的措施，亦為切實周到，無論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難題，但蘇軾的態度、用心是真誠的。但在朝廷詳議中，由于是“熙宁中”的產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著聯系，由于有著与變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斷然否定了。這也許就是蘇軾与司馬光政見分歧相撞相擊的种子和開端。
　　司馬光的心胸畢竟比王安石寬闊，他沒有因為蘇軾在政見上，特別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張不同而厭忌朋友，半個月后，便荐舉蘇軾為起居舍人，掌記皇帝言論，成了皇帝身邊的近臣。三個月后，又荐舉蘇軾為中書舍人，掌管起草詔令，參与朝政机密，使蘇軾青云直上，權力大增，給了蘇軾在政壇上施展才能的時机和天地。表現了一個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馬光畢竟也有著自己的“固執”，他沒有因為蘇軾的規諫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沒有因為蘇軾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蕩的勸告而動搖罷廢“募役法”的決心。也許心中長期積淤的憤懣感情在起著作用，他固執地認為：“募役法”的罷廢与否，關系著章惇、蔡确、張璪等人的命運，也關系著“革故一鼎新”的命運。不怕現時添亂，只怕遺患于未來，即使“募役法”确如蘇子瞻所論“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須斷然罷廢的，不能讓“新法”的幽靈仍游蕩于朝廷，繼續影響群臣的心志靈魂！政爭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時不是你牽著它走，而是它牽著你走！他似乎從王安石執政期間大喊大叫、紛爭不息的混亂中得到教益，他決定不再聲張，不再議論，不再招惹麻煩，不再浪費時日，悄悄果敢地進行著“罷廢募役法”的籌划……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他上呈《乞罷免投錢依舊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請明令罷廢“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獲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
　　二月十八日，他召知開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議在京郊兩縣先行實施“罷募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為時限，檢討其實施中的利害情狀，以便摸清底細，依例推行。蔡京慨然應諾。
　　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政事堂議事中，正式頒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罷募役依舊差役”的詔令。司馬光与蘇軾的爭論爆發了。
　　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和往日一樣，除左相蔡确、右相韓縝、中書侍郎張璪、知樞密院事章惇、尚書左丞呂公著、尚書右丞李清臣外，還有御史中丞劉摯、起居舍人蘇軾、左司諫王岩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閣待制范純仁等人。司馬光以門下侍郎之職，奉旨主持。
　　會議開始，司馬光一如昔日，神情肅穆，話語從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罷募役依舊差役”的詔令，接著申述貫徹“詔令”的具体措施：
　　“圣詔耀世，當去募役病民害國之災，复差役便民利國之制。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來敕內，舉措如下：
　　“其一，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譽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
　　“其二，若依令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個月內，具利害孽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朝廷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敕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扰，但執之當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力更改，勿以人言輕坏良法……”
　　司馬光一字一句地講著。平心而論，這道“詔令”和司馬光的四項舉措，并非“強行抑迫”，較之去年十月司馬光在延和殿的聲討誅伐溫和得多，而且留有寬闊的議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無聲。政見不同的人們都沉默著。
　　“這是比王安石更為陰森的突然襲擊啊！”蔡确、韓縝、張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韓縝、張璪几個月來已權落勢失，早已失去了抗爭的勇气。特別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為山陵使，几個月來已离開中樞，曾几次上送“辭呈”，現時，對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沒有興趣了，他原本對王安石的“新法”就沒有什么感情，主政時，不過是奉其名號而已。可章惇卻不肯在這道“詔令”面前屈服，他有著對“新法”的留戀，也有著對司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轉動著心机，在司馬光的言論中尋找紙漏，准備伺机反扑。
　　“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馬君實難道也要甩開中樞議商，步介甫自專自毀的后塵嗎？”蘇軾、范純仁心里犯疑了：圣詔已下，還計議什么？此風若長，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別是蘇軾，似乎從司馬光今天异乎尋常的冷靜中，感到了程頤以師道自居而又殺气騰騰的陰影。一個多月來，程頤影隨司馬君實而不离，實堪憂啊！昔日呂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愛莫能助。今日程項欲塑司馬光，是斷不能允許的！再說，天下之治，在于寬猛相資、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他抬頭向呂公著、劉摯、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個個都是儀表生威，胸背戒備，目視章惇、蔡确、張璪等人，若面對仇讎。他心里狐疑突起，紛亂無序。
　　司馬光的話說完了，舉措分明，清清爽爽，人們沉默著，似乎都沒有什么話要說。章惇在司馬光的言論中找不到紕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這政事堂一片宁靜，不愿司馬光過得舒心如意，便舉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詔耀世，當執之‘堅如金石’，我無話可說。但司馬公在四項舉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畫奏聞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話要說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樞事先未議而突下詔令，是司馬公一手操辦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獨斷專行’何异？司馬公宣講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詳議熟講。但縣官實施限時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屬于‘傳呼抑配’之類？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進急行’。”
　　章惇惡劣的態度，惡毒的話語，沒有惹怒司馬光，卻使呂公著發火了，他勃然站起，厲聲反駁：
　　“司馬光之論，大意已善，其間雖不無疏略，但章惇之言詞尖刻，出于不平之气，專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顧朝廷大体，實為對抗圣詔之逆動。”
　　接著，御史中丞劉摯、左司諫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繼站起，同聲支持司馬光所論，合力圍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尋釁滋事，用心莫測”，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敗群亂眾”，有的斥章惇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賊心不死”
　　司馬光擊案，聲色俱厲地制止了這些聲色激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統。”
　　人們都歸于沉默了。
　　糊涂的蘇軾見小而忘大，在人們驟然的沉默中竟吁歎出聲：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師；今之君子，惟君實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
　　話出惊人。
　　蘇軾的哀歎，道出了十多年來官場上的實情，也道出了政壇上趨炎附勢的丑態。但禍從口出！特別在此時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親。呂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劉摯等人憤懣而側目，連司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諫蘇轍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無遮攔”，但蘇軾的目光一直盯著司馬光，司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兩，輕重蓋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馬光有些不悅：
　　“子瞻可詳而言之。”
　　蘇軾又口無遮擋地侃了起來：
　　“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谷帛以養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實類此。司馬公欲驟罷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复民兵，蓋未易也。”
　　呂公著极為反感，喝斷蘇軾的議論，怒而譏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為你上呈的《論給田募役狀》沒有被采納嗎？”
　　蘇軾反應极快，立即報以譏之：
　　“不錯，《論給田募役狀》乃蘇軾上呈，但《給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呂公厭之，煩之，貶之，否之，只怕是因為看花了眼，發現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呂公著目瞪語結。
　　這不僅是公開与司馬光唱反調，簡直是為王安石唱頌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駭變色，連章惇等人也惊詫咋舌，蘇轍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閣待制范純仁卻起而支持蘇軾的看法：
　　“新法當廢，罷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愿司馬公虛心以延眾議，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
　　司馬光色忿而語急：
　　“子瞻、堯夫之論，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國，百害而無一利，民皆厭而訟之，何其子瞻、堯夫鐘情而不悟！”
　　范純仁緊諫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貴！”
　　司馬光心頭一震，忿色稍斂。
　　蘇軾神情自若，笑語司馬光：
　　“公記否？二十年前，魏國公韓琦為相，建議于陝西成立義勇，公時為諫官，极言不便，爭之甚力，魏國公曰：‘吾在此，君無憂’。公不為屈，曰：‘光終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國公怒斥：‘君何相輕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國公默然乃止。司馬公今居此位而為相，亦似魏國公不許蘇軾盡言。”
　　司馬光了解蘇軾，口無遮攔，出話圖快，不計影響，他望著蘇軾笑而無奈：
　　“蘇子瞻，畢竟是蘇子瞻啊，光謝罪矣。”
　　恰在此時，知開封府蔡京急急走進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馬光。
　　蔡京，字元長，福建仙游人，時年三十九歲，熙宁三年進士，因擁護王安石變法而累遷至知開封府，其人聰穎机敏，善言詞，行事果敢。熙宁變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罷相，附呂惠卿；呂惠卿遭貶，附章惇。司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趨，亦得司馬光賞識。
　　司馬光打開蔡京的《奏表》閱覽：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縣官吏看詳，群情踊躍；布之
　　城鄉，黎庶歡騰；誦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頌朝廷“革故鼎新”之政。
　　五日之內，募役盡廢，差役倡行，現京郊兩縣，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會重臣，親自誦讀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聞風而動、政績卓著激勵同僚。然后庄嚴宣布：
　　“圣詔如日懸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長之勤勞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呂公著、劉摯、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歡，向蔡京祝賀。
　　蘇軾卻不合時宜地又發出一聲哀歎：
　　“离奇的歲月，荒唐的歲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馬君實，亦如當年王廣淵之于王安石啊！這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官場的必然？”
　　蔡京望著蘇軾隱忍微笑著。
　　王岩叟、呂公著、劉摯、朱光庭向蘇軾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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