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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王安石府邸 王安石猛省了·鄧綰、舒亶、李定為他描 繪了一幅紛爭再起的圖景·王安石在探 索“風穴”中翻開了蘇軾的《錢塘集》· 王安石在福宁殿御堂的午朝上，因咆哮御堂，輕謾后宮受到皇帝趙頊的嚴厲斥責后，他那學者“心游万切”式的思維，如同搏擊九重的鯤鵬，在云海中遭到雷電轟擊，折斷了空靈生風的翅膀，跌落在塵世紛爭所交織的悲哀之中。在一陣難以忍受的難堪、困惑和迷茫之后，他終于猛省：災荒和流民形成的現實需要，不是他的“天道尚變”、“人道尚占”，而是糧米菜蔬，而是具体行動。“義理”探索是升平年月圣人賢人的事，衣食住行可是災荒年月帝王宰執的首務。一年來自己埋頭經義局的廢寢忘食，也許是一种不合時宜的失誤啊！ 宰相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午后申時，他帶著滿怀的歉疚和急不可待的焦慮，回到他的書房，顧不上更衣、用餐，顧不上与妻子吳氏打聲招呼，便開始思謀，處理朝政中亟需解決的迫切問題。 “不能在京都再餓死流民啊！”他立即召來市易司提舉呂嘉問，嚴令在三天之內查清京都倉凜現儲糧米的确切數字和京城里富商大賈囤積糧米的确切實情，以備必要時采用非常措施進行救災。 呂嘉問現時正在苦于應付呂惠卿和曾布奉皇帝諭旨對自己在市易務違法罪責的复查。這是有關市易法命運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易買賣那些枝節問題不放，更怕呂惠卿借題發揮，哪有心思去清查倉凜糧米帳目和富商的固糧情況，他完全沒用心思理解王安石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為了搶得時間堵塞市易務的漏洞，他只是滿口唯諾地答應王安石，便抽身离開了。 “不能因災情而累及‘變法’的推行。”王安石接著召來代理朝廷具体事務的翰林學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三天之內，查清‘變法’六年來國庫歲入銀兩的遞增數字、均輸收入的具体數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數字、水利興修及灌溉田畝的具体數字，開墾荒田的具体數字、均田清丈征稅的具体畝數和“變法”六年來用于水利修建、農田灌溉、荒地開墾、災荒補助、增加吏祿、增加公使錢、增加宮觀耗用的具体開支，并詳細開列西北“熙河開邊”和西南“梅山之捷”兩次用兵的戰爭費用。以備用可見可著的具体事實，回擊朝臣們對“變法”的彈劾和攻擊。 曾布此刻已自顧不暇。呂嘉問把一項“沮害市易法”的帽子戴在他的頭上，他有著強烈的不滿；而呂惠卿加入對“市易違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為呂嘉問解脫，并可能制造一种“誑報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還有精神去和六年來名目繁多的數字糾纏。再說，這些數字所代表的功過，都涉及著呂惠卿、章惇、呂嘉問的職權，若稍有差池，不是又自招咎怨嗎？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應諾而已。 “不能因‘曾布沮害市易案’而加劇商賈的怨恨和‘變法’者內部的紛爭！”王安石又召來正在奉旨复查這一案件的呂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糾正呂嘉問在市易管理上“編管無罪牙人”、“枉徇市易、決責商賈”、“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的違法行為和“盡括行戶、細碎無遺”、壟斷市易、拘攔商賈、包辦買賣的過火做法，以緩解商賈之怨、調動小商小販獲利之心，繁榮市易，以利救災。并暗示呂惠卿放慢复查“曾案”的步伐，以緩解朝廷百官日益緊張、猜疑的气氛。 呂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慮，也完全清楚王安石這一決策的重大關系，但他不愿放過這次個人顯示才干的良机。他雖然痛快地答應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謀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 “不能蒙在鼓中昏昏應變。”王安石最后召來了御史中丞鄧綰、監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詢問諫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動靜。 鄧綰，字文約，時年四十六歲，四川成都雙流人，原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變法”開始，他上書王安石，极力贊頌“變法”，被王安石調至京都，由集賢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同知諫院、侍御史雜知事而迅速遷升為御史中丞。 鄧綰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 “千万流民涌入京都，已動搖了朝廷百官對‘變法’六年來所有成就的信賴，把三年前關于均輸法‘官商勾結’和青苗法‘抑配貸款’的老帳又翻弄出來了。諫院、御史台一些原來支持‘變法’的年輕官員，已流露出對司馬光、蘇軾的怀念，人心在變！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現時的情狀是，只要有一點儿火星迸濺，就會燃起一場大火。俗話講‘家貧出孝子，國難見忠臣’，可歷朝歷代的事實是：家貧孝子少，國難奸佞多……” 王安石靜听著，默然不語。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時年四十七歲，原為秀州判官。熙宁二年“變法”開始，進京謁見王安石，极言“變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荐于皇帝趙頊，由集賢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而遷升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皺著眉頭時，開口就說出了一個惊人的消息： “前天深夜，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悄悄驅車去了洛陽……”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緊張地詢問： “消息可靠嗎？” “絕對可靠。”李定望著沉思的王安石，嚴肅地說： “韓維的洛陽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這似乎表明，圣上的心已悄悄轉向司馬光了。天災不足慮，哪個朝代都有旱澇螟蝗之災，執政者應盡力補救，以減輕黎庶之苦，實在無力，咬咬牙也就挺過去了，老天爺總歸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慮，万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還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糧碎米，也夠打發几個月了。實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個大戶開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糧米來。朝廷百官的彈劾參奏也不足慮，現時的二府、三司、諫院、御史台，還沒有出現像司馬光、蘇軾那樣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讓他們放開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現時最可慮的，是皇上遇災慌神，遇亂思遷。如若司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圖進，落井下石，朝廷形勢就很難說了……” 王安石的神情顯得更為憂郁、陰沉了。 舒亶，字信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時年三十三歲。原為臨海縣縣尉，因勇于任事，政績頗佳，“變法”伊始，被王安石調進京都，授予監察御史里行之職。 舒亶此刻似有意与李定相呼應，立即從怀中取出一部《錢塘集》，雙手呈于王安石面前，言詞激烈地道出了一個更為可慮的現實： “朝廷這場紛爭的出現，表面看來，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災引起的，其根子，可能是來自后宮。這本《錢塘集》在前几天突然接版行世，而且很快哄響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并借其詩集中的一些詩句，發泄對新法的不滿，決不會是偶然的。我們千万不可忘記，這部《錢塘集》是駙馬王詵出資按版印刷的。而這個王詵，正是蘇軾的密友，正是司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后宮，下達文壇。現時的一切跡象表明，韓維的洛陽之行和這部《錢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划……” 鄧綰、舒亶、李定這三個人物，是“變法”六年中涌現出的一代“俊彥之大”的代表，他們都以敢于沖鋒陷陣的勇气，贏得了王安石的青睞，現時已成為“變法”派中僅次于呂惠卿、曾布、章惇、呂嘉問的重要成員。由于近一年來呂惠卿、曾布、呂嘉問之間的內爭日益顯露，舒亶、鄧綰、李定對王安石的影響也就日益增強。也由于他們都是在“變法”大潮中隨著潮流浮上來的，在這六年“變法”与“流俗”的生死相搏中，他們似乎都不曾精研“變法”的宗旨和內涵，而是熱衷于爭斗方式上的陶冶。他們已習慣于以“流俗”為對象，以司馬光、蘇軾等人為靶子。 鄧絡、舒亶、李定离開之后，他們留下的答對和進策，猛烈沖擊著王安石。 “根子在后宮”。這個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認真思索：“變法”已有六個年頭，各地机构已經完備，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項新法已經推行，天下人心已經習慣，朝廷之內“流俗”已被逐盡，“變法”不可逆轉之勢已經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風吹草動，是不足以動搖“變法”根本的。唯一能夠造成“變法”逆轉的力量，只能是來自后宮。后宮，畢竟是皇權最高的操縱者啊！ 王安石想著后宮的主要成員：年輕浮躁的岐王趙顥，沉湎于宮中燕樂，雖一直不滿“變法”，但人望不高，聲大而無人听聞，皇上素來對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輕聰穎的嘉王趙君頁，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書畫，特喜醫書，對朝政興趣不大，將來也許會成為一代名醫，在政見上也不會起大作用的。染有文人積習的駙馬王院和處事填密的賢惠公主，雖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畢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響，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對這對夫妻与后宮密切的關系有所戒備。整日目不轉睛看視著儿子的皇太后，在處理外戚的關系上是聰慧明敏的，但在朝政的決斷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她整日地憂慮、愁苦、擔心、訓示，只是護著儿子的母愛罷了。整日陪著皇上提心吊膽的皇后，僅是一個心底善良的女人，一個姻淑柔情的妻子，一個全心隨著皇上的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大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這個女人，有著一雙敏銳的眼睛，既能看到“變法”會給大宋江山帶來中興，也能看到“變法缺失”可能會給大宋社稷帶來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這個女人，有著一顆深邃難測的心，開口說出的話，几乎都是用歡愉輕松的彩紙包裹著，寓深意于不經意之中，使听聞者三思之后始能得其奧旨。這個女人，有著老辣獨到的謹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愚，在“變法”六年中，很少對“變法”的推行和朝政紛爭表示明确的態度，但卻有力地影響著朝廷的穩定，支持著“變法”的進行。可現時，在這場十月不雨的特大災害面前，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場“變法”逆轉的悲劇嗎？皇上呢？現時确實如李定所語：“遇災慌神、遇亂思遷”，對“變法”又一次動搖了。這种“動搖”，已經通過“避殿”、“減膳”、罪己的“廣求直言”等過分謙恭的舉止，顯露在群臣面前，從而加劇了朝廷的慌亂，下一步只怕他真地要以新法作為敬天贖罪的祭物…… 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司馬光和蘇軾。按照鄧綰、舒亶、李定所論，子瞻和君實都是后宮策划的這場紛爭前后兩個關鍵環節的關鍵人物，子瞻已以其詩作掀起輿論大波，攪亂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學士承旨韓維去洛陽，君實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閉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馬光府邸与君實、子瞻相聚話別的情景，驀地复現在眼前。司馬光舉杯吟誦的和蘇子瞻起舞歌吟的詩句，隨而复響于耳邊，沸騰著的友誼情愫，也隨而浸漫了他的身心。 夜深之后，王安石處置完公務，拿起蘇軾的《錢塘集》翻閱起來。這部詩集，确實是子瞻寫的。但子瞻遠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參与后宮的謀划嗎？子瞻是個口無遮攔之人，若借人搭橋參与其事，或領受其后宮所使，何不寫奏表、舉彈劾，有恃無恐地圖個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詣、用寫詩的辛苦、拐彎抹角地在字里行間露其所思？況且，一部詩集的鏤版印刷也需要時日，縱然是駙馬王詵，也不會在三五十天內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詩集來。唉，晦气未消的蘇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地又撞進了一股更為晦气的漩渦…… 難道是身居洛陽的司馬君實參与了后宮的這場策划？鄧綰、舒亶、李定等人作如此猜測，也許是出于紛爭中的警覺，自己若輕信這般猜度，那就是對友誼的讀褻了。司馬君實，剛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斷不會依從權勢而屈毀名節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諭示其所為，君實也會以屈原為楷模，明來明往。可現時韓維确實去了洛陽，君實縱然不會“借机圖進、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卻不能不依從。司馬君實畢竟是一位譽滿朝野的“朝臣典范”！君實，君實，“政爭”真是一個難以擺脫的怪物，相距几百里之遙的你我和遠在杭州的蘇子瞻又將亂作一團啦！ 王安石思畢，重讀蘇軾的《錢塘集》。他對蘇軾歌詠杭州山水和西湖波光之作，一覽而過，對其被視為反對新法和借吟民間疾苦而誹謗朝政之作，則注目細覽，靜心細嚼，明其全詩旨意，探究蘇軾心境中的酸甜苦辣和仰抑离合。 他讀著蘇軾熙宁五年寫的一首《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 蚕欲老，麥半黃， 山前山后雨滾浪。 農夫輟耒女廢筐， 白衣仙人在高堂。 這就是人們傳誦的那首所謂的反對朝廷執權者的詩作吧？王安石喟然歎息：諷刺之意，溢于言表，責備觀音菩薩，頗居匠心，蘇子瞻确是有感而發。然而，水澇傷農害蚕，民處苦難之中，居于高位者漠不關心，枉受香火之福，諷刺何妨？若以此而判定子瞻反對新法，叛逆犯上，則今后詩將絕于凡塵。詩能這樣讀嗎？讀能這樣解嗎？解能這樣評說嗎？ 他又讀蘇軾熙宁五年寫的《吳中田婦歎》，感慨良多：子瞻的詩風在變，變得沉重，變得辛辣，變得實在，情感也變得真摯動人。這哀歎稻熟苦遲、秋雨成災、官吏相逼、民苦不堪，以至愿于投河求安的慘情，触目惊心，分明是一步一步走近詩圣杜甫了。這才是詩人的神圣歸宿啊！這首詩中，子瞻也許帶有對新法的不滿和偏見，唯其如此，才賦予了這首詩的魂靈，但畢竟不是以諷刺新法為目的，而是以同情民間疾苦為基調啊！京都淺薄的文人墨士和那些心中有妓的高官大吏，硬是把這首詩譽為蘇軾諷刺“虐政害民”之作而哄傳張揚，真是奸污了子瞻的詩魂，歪曲了子瞻的為人！唉，一首詩行世，讀者千百，解者千种，評說者盡其心曲，一切都歸功、歸咎于作者，不公啊！ 他再讀蘇軾熙宁六年寫的《山村五絕》，這也是京都哄傳的一首“反詩”。讀著讀著，王安石不禁吟誦出聲： 煙雨濛濛雞犬聲， 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 布谷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鐮， 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 邇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匆匆， 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儿童語言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 王安石拍案叫絕： “直截了當，不施掩飾，令人汗顏，這才是蘇子瞻的本色啊！諷官吏輕農，諷鹽法過苛，諷青苗錢用而不當，調侃戲榆，活靈活現，無怪京都文人墨客借其發泄對新法的不滿，無怪吉甫。舒亶、鄧綰、李定要判定子瞻為‘流俗’之代言人了。悲夫，口無遮攔的蘇子瞻啊……” 天漸亮了，王安石合起《錢塘集》閉目沉思： “但詩中所透出的情景，都是子瞻憑空捏造的嗎？若山村實情果真如此，這樣的詩句，是有益于民、有益于朝、有益執權者的醒悟呢？還是有害于民、有害于朝、有害于執權者昏庸呢？《詩經》中的《小雅》，多是諷刺時政之作，因其諷喻得當，成了執權者自省自鑒的明鏡，圣哲孔夫子編纂成集，与《書》。《易》、《禮》、《樂》、《春秋》并列，成為歷代學子必修的經典。屈原的《离騷》，蓋自怨生，憂愁幽思，疾痛慘但，乃成千古不滅之絕唱。子瞻這些情摯而刺耳之音，未必不是現時之《詩經》、《离騷》。可孔子不世，人心不古，子瞻這疾痛慘但之作，人君重臣，又該怎么去讀？怎么去解？、怎么去評說呢？” 王安石對朋友的擔憂尚未了卻，對眼前紛爭的根源尚未弄清，厄運卻闖進了他的府邸。大內宦侍來到他的廳堂。傳下了皇上的緊急諭旨——午時正點，在延和殿召見群臣。 皇帝趙頊突然地停止“避殿”和緊急而不知為何的召見，使王安石一時緊張了。現已是巳時三刻，已沒有時間靜心推測，他匆忙著袍戴冠，隨著大內宦侍向延和殿走去。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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