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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党在軍事上，從大陸撤退下來的蔣軍，號稱60万之眾，但實際上這些未經整補訓練的殘兵敗將，是烏合之眾，根本無戰斗能力，早已成為惊弓之鳥，或官多于兵，或有官無兵，空留番號。官兵成分也是五花八門，職業軍人中，混雜著從大陸裹脅來的農民、漁民及流亡學生；正規野戰師團中，也有保安團等地方武裝。空軍有8．5万人，各型飛机400架，但缺乏維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戰的只有半數。汽油儲存量也只有2個月。海軍有3．5万人，艦艇約為50艘，与空軍面臨相同困難；零件、燃料皆不敷接濟。 經濟嚴重困難，人心不穩，台灣人民對蔣介石的“光臨”并不歡迎。台灣人民被日本奴役長達半個世紀，回到祖國怀抱，盼的是過上自由康樂的生活。但隨著國民党大員的到來，腐敗風、漲价風也隨之吹到台灣，造成工人失業，市民破產，農民陷于生活絕境。 以四大家族為核心的蔣家王朝，曾在大陸有几年熱鬧風景，如今落得風流云散，分崩离析。 宋子文沒有陪妹夫蔣介石在大陸堅持到底。中共把他列為重要戰犯，國民党內又有人說他侵吞巨款，要他至少交出全部財產的一半。美國人大罵蔣介石政權腐敗時，也總忘不了把他扯進去。他在大陸無法呆下去了，便于1949年1月辭去廣東“省長”職務，帶著妻子張樂怡先走香港，轉巴黎“治病”，6月10日踏上美國，去料理他的大量家財。 孔祥熙和宋靄齡极力促成蔣介石、宋美齡的婚姻，成了蔣家王朝在大陸的第一號聚斂之臣，曾一身兼“行政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3要職。終因侵吞美金公債的貪污案，被宋子文、政學系、CC系聯合擠下了台。于是，宋靄齡從美國來電，稱她要在美國開刀，要他前往。孔遂于1947年去了紐約，住在里弗代爾的自家別墅里，經營他的銀行業去了。 陳果夫、陳立夫隨國民党党部一起遷來台灣。陳氏兄弟當年深得蔣介石知遇，成為蔣介石反共事業的中堅，他們結党營私，形成了滲透于党、政、軍、文化教育、財經各方面的CC系。形成“蔣家天下陳家党”的局面。這不能不使蔣介石感到，自己的統治正面臨著CC派的潛在威脅，從而埋下了蔣陳明爭暗斗的种子。陳氏兄弟為了擴大實力，常常以党內民主派的姿態出現，對蔣多有微詞。蔣介石想讓蔣經國逐步接管党務系統，而CC派卻不給面子，霸住陣地不讓。1946年3月，蔣介石想讓陳果夫讓出中央組織部長而外放為浙江省“主席”，他對陳果夫說： “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陳果夫當即頂撞說：“現在中央誰又做得好？！”他不肯讓出組織大權。 CC派還想擴張勢力，建議把蔣經國任教育長的三青團中央干部學校与CC派把持的國民党中央党校合并，成立“國立政治大學”，企圖吞掉蔣經國的三青團干部。老謀深算的蔣介石將計就計，提出由自己兼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由蔣經國任教育長。CC派便暗中唆使“政大”學生鬧事，在公告欄中貼出校長蔣中正的告示：“奉教育部××號令，國民政府主席任命蔣經國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長。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師生一体知照。”學生們怒吼：“反對儿子教育長！”“反對父子家校！”“蔣經國滾開吧！” 蔣介石獲知，勃然大怒，立即電召陳立夫，予以嚴詞訓斥，但小蔣因此未能當上教育長。 1947年秋，蔣介石把國民党与蔣經國的三青團合并。蔣經國率領大批親信進入党的中央，硬性打入CC派的勢力范圍，矛盾因此加深。 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前召見有關人士，將積蓄已久的憤懣爆發出來，破口大罵：“共產党沒有打敗我。打敗我的是自家的國民党。”然后他轉臉指著陳立夫說：“就是你們一班人。”他賭咒發誓，今后永不進中央党部的門。 蔣介石到台灣后，覺得CC系是個累贅。在大陸時，蔣為了借重CC派對付其他派系，不得不倚重二陳。在台灣孤島，桂系集團已徹底崩潰，其他地方派或是有將無兵，或是有兵無將，均不成其為目標了，只剩下CC派了。而蔣介石也從自己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看透了人情冷暖与世態炎涼，決意將來要由骨肉至親的蔣經國繼承“大寶”，臥榻之側，自容不得陳氏兄弟酣睡。再者，美國人早就因蔣、陳勾結而對國民党有所抨擊，為了取悅美國而犧牲二陳，是合算的。 CC派又与蔣介石的“顧命大臣”陳誠鬧得不可開交。陳誠親歷了國民党由興盛而衰敗的歷程，深知人心的力量比飛机大炮和原子彈還大。他在台灣任“省主席”，特別是“行政院長”之后，想進行各項改革以穩定台灣局面，因而他希望其“行政院”的令行有威，要求援例享受“立法院”授予“行政院”可以行政令代替法律的特權，遭到陳立夫把持的“立法院”拒絕。陳誠仍不肯善罷甘休，隨即以“行政院”名義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許多本屬“立法院”的職權。又被“立法院”予以否決。陳聞訊大怒說：“授權案乃是被他CC派所否決，從此行政院長只有陳立夫能當，本人決心馬上辭職。”并宣布“行政院”立即休會。 陳誠又向蔣介石告狀，建議把陳立夫和CC派骨干統統送到火燒島去監禁起來，陳立夫見事情鬧成軒然大波，而蔣介石又偏向陳誠，便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寫信給蔣介石請求出國。 蔣介石本來就想驅逐陳立夫，他已經不看陳氏國民党中央党部給他送來的文件，拒絕參加國民党中常委召開的會議。于是蔣托臥病于榻的陳果夫轉告陳立夫，准許其离開台灣。同時，蔣經國和陳誠請CC派的兩員大將余井塘、張道藩吃飯，飯后陳誠請余、張給陳果夫傳達蔣經國一句話：“陳立夫是個混蛋！” 鑒于蔣介石不出席中常會，也退而不看中央党部的文件，1950年6月22日，國民党中常委開會時，CC派大將肖錚提出建議：全体中常委自覺辭職，以便讓蔣總裁實施對党的改造。此建議被通過，并派于右任、居正、鄒魯3元老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胸有成竹，隨后召見陳立夫問：“你們兄弟倆跟我一起為三民主義奮斗了几十年，當初沒有想到會被共產党赶到這個海島上來吧？” 陳立夫摸不清蔣的用意，順口應道：“确實沒想到會有今天的這個局面。慚愧！” 蔣介石又問：“我不知道你對我党的改造現在有什么考慮？” 陳立夫察言觀色，沉默片刻說：“我是認為，大陸失敗，党、政、軍3方面都應有人出面承擔責任。党的方面，當然由我和果夫承擔。我倆就不适宜參加党的改造了。” 蔣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沒有再出聲。 7月下旬，蔣介石宣布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及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央改造委員僅有陳誠、蔣經國、張道藩、張其昀等16人。CC派只有張道藩、谷正綱兩位幸存者，其余14人中有10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包括蔣介石的侍從秘書5人，余下的不是蔣經國的親信，便是陳誠派的成員。這個16人的小班子，取代了原來460人組成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成為國民党的最高權力机關。 陳立夫在四周的輿論壓力下，在苦悶的气氛中，只好离開台灣去美國，蔣介石送他5万美元。而陳果夫則于1951年8月病死于台北。 其他非蔣派系的情況，也大同小异，以張群、王世杰、吳鐵城為首的政學系，也逐漸瓦解，失去了往日的影響力。雖然尚未煙消云散，但也已日薄西山。張靜江、戴季陶一手扶植的朱家驊也早已失勢。台灣成了蔣介石的一統天下，國民党成了蔣家店。 有很多國民党要員，更把台灣視為一個“等待爆炸的火藥庫”。在蔣氏父子退台前后，紛紛帶著金銀細軟外逃，自我放逐。曾任“台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過東北方面大員的熊式輝滯留香港；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總”總司令的劉峙竟不顧上將之尊，跑到印尼當了華僑中學教員。 國民党在大陸選出的“國大”代表有1300余人，有的留在大陸，有許多人已成為北京新政協的代表，有的則不知逃向何處，擔任過“行政院院長”的翁文灝，在撤出大陸時，任“民國公營事業資源委員會主任”，不愿跟隨蔣介石而寓居香港，蔣介石請他去台，并說，若不愿去台，由經濟部贈美金5万元請他赴法國研究及講學，以免翁文灝北上投奔新中國，翁便到法國住了一年多，他思鄉心切，向往新中國，終于輾轉回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等人的熱烈歡迎。翁文灝的兩名助手，原“民國公營事業資源委員會副主任”錢昌照、孫越崎從香港起義到北京，受到新中國的重用。 有些從大陸遷台的企業家，机器設備剛運到台灣，終于放心不下，又高价雇船，將机器遷到南美去了。 1950年新年伊始，對蔣介石集團并不吉利，美國總統杜魯門于元月5日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宣布拋棄台灣： “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沒有野心。美國無意在台灣謀求特權优惠或建立軍事基地，也無意利用其軍事力量干預現狀。美國政府不采取導致卷入中國內戰的方針。 同樣，美國政府不對台灣的國民党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美國政府認為台灣的資源足以使他們獲得保衛該島所必需的物資。美國政府建議在現行立法許可范圍內，繼續執行目前的經濟台作署的經濟援助方案。 同時，美國宣布從台灣撤退僑民。 這無异給了蔣介石當頭一重棒。蔣介石赶忙下令讓平時受到嚴格新聞控制的台灣報紙，不得登載半紙只字；只有少數几個掌權者，才了解事態的嚴重性。蔣夫人宋美齡，逗留美國經年，備受杜魯門的冷漠鄙夷，于1950年1月13日默然歸台。 原來，美國在1949年底得到密報，毛澤東在莫斯科受到冷落，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澤東“鐵托化”，与美蘇保持等邊關系，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艾奇遜的主張，符合杜魯門心意。于是當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訪問遲遲沒有進展的時候，美國乘隙而入作文章。當然美國政府早已對蔣介石集團冷淡。在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中，將蔣介石集團的腐敗、昏庸、專制、無能一一歷數，以說明國民党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美國支持不力，蔣經國對這份白皮書的評价是：“說得難听一點，無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證書，同時暗示如何辦理后事。”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華民國總統”職務，并給在美國的李宗仁發去一封電報，通知李，由于時勢与環境的需要，他已在台北复任“總統”，希望李以“副總統”的身份在美國作他的專使，在友邦爭取外援云云。李宗仁立即通過甘介侯在美國各報刊發表聲明，譴聲蔣介石恢复“總統”職位為違憲行動。李引證“憲法”第49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位”，“正、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長”代行職權，并由“立法院長”于3個月內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總統”。他指責蔣介石說，即使我“代總統”缺位，也該由“國民大會”來補選“總統”，你蔣介石將“總統”職務移交李宗仁之后，已成為一個平民，一個平民怎能自稱為“中國總統”？ 對李的聲明，蔣介石置之不理。 美國政府收到蔣介石恢复“總統”職位的正式通知，又承認蔣介石是“中國政府”的“首腦”，還聲明說，關于誰是中國“總統”的問題，是一個由“中國政府”自己決定的問題。 蔣介石复“總統”職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門戶，把台灣搞成名副其實的“蔣記”獨家統治。但他的親生子蔣經國資望尚淺，此時不便一下子把他擺在太惹眼的位子上，怕弄出“蜀中無大將”的寒酸相，有礙各方的觀瞻。因此，必須另外物色人選出任“行政院長”。這個人必須對老蔣、小蔣都忠誠不二，既能幫助老蔣支撐眼前局面，又能保證小蔣的地位穩步上升。符合這些條件者，只有陳誠。 陳誠是四星上將，歷任“國民党政府軍政部長”、“東北行營主任”、“參謀總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等要職。陳誠的优點是治軍嚴格，要求部下不貪財，不怕死，在軍中實行人事、經濟、意見三大公開，個人操守比較廉洁檢點。在貪污腐敗成風的國民党顯貴中，确屬佼佼者。但更主要的是陳誠對蔣忠誠，他与小蔣的關系處得又好，因他的夫人拜宋美齡為干媽，与蔣夫人的關系也非尋常。 于是，蔣介石讓陳誠代替閻錫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長”，組織台灣“內閣”。陳誠的台省“主席”位子由美國人欣賞的吳國楨遞補，外國楨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一向推崇資產階級國家的一套法制，有“民主先生”之稱。“陸軍總司令”一職由孫立人擔任。孫立人也在美國受過高等軍事教育，在軍中一副美國式作風，也很討華盛頓喜歡。美國人很早就寄希望于吳國楨和孫立人，希望他倆掌握實權甚至取代蔣介石。1949年10月，鄭介民受蔣介石之命出使華盛頓。鄭從美國攜回3方案，其中之一是美國希望台灣厲行改革，由吳國楨擔任台省“主席”，使台灣“人民獲得更多的參政机會”。此時的蔣介石政權，內外交困，阮囊羞澀，爭取美援是它的第一要務。蔣介石任用吳國楨和孫立人是為了討美國的青睞。他對爭取美援，一往情深，從未气餒；然而一旦達到目的，就立馬換人。 孫立人曾在抗戰中立下卓著的戰功，美國人稱他是“史迪威的孩子”。后來孫奉命調任“陸軍訓練司令”，赴台練兵，他有3個軍的番號，美國人又稱他訓練的軍隊為“新軍”，稱他為“偉大的軍事家”、“常胜將軍”等，又向李宗仁和蔣介石建議由孫立人出任台灣省“主席”。陳誠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以攻為守，表示愿意讓位給孫；蔣介石也向孫表示格外親切。但這不過是陳誠和蔣串演的一出雙簧戲，陳誠不僅沒有從省“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來，反而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孫立人見到美國人時情緒低落，埋怨美國人不肯及時行事，落得一場空忙。美國人便通過各种渠道，制造“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防止蔣介石去台。 蔣介石去台灣之前先到馬公島，并想辦法探測孫立人与美國的關系已達到多深的程度。他派國民党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去見孫立人，由陳為他投石問路。陳向孫立人說： “蔣先生不想亡命國外，但求台灣一席之地。若孫將軍以為未便，則他父子逕去馬尼拉矣。” 孫立人听后嚇了一跳，知道蔣對他不放心，便連夜召集人商量對策。次日，孫立人率部下去馬公島，表示歡迎蔣介石去台。孫立人說：“台灣一切當以領袖之命是從！” 蔣介石這才稍稍放心，高興地握著孫立人的手說：“蔣某人從此息影田園，再不過問政治。孫將軍將來可以出任陸軍總司令。” 蔣經國被安排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編階為三星上將（二級）。官銜雖說不高，但權力卻非常之大。他主管的政治部，負責監督籌划情報業務，對去大陸的特務活動的派遣和指揮。另外，蔣經國又兼任“總統府”机要室資料組長，指揮管轄一切党政特務机构。因此，吳國楨當面對蔣介石說，經國兄管特務，“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 蔣介石將其他逃到台灣的國民党諸元老，紛紛打入冷宮。白崇禧被蔣騙到台灣后，挂了個“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空名，實際上處在一种無形的軟禁狀態。一次，白的妻子去香港，到了机場，檢查人員對她說： “你的皮包如果有信件，應該交出來寄去，不應該由你帶去。” 白的妻子果然取出一封信，隨手撕毀，說沒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郵寄了。 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蔣經國派人去檢查過，連地板都被挖開搜查一遍。名義上說是對所有人都要搜查，實際上，只有白、薛兩家如此。每逢當局攻擊李宗仁時，白無例外地都要隨聲附和，發表一通攻擊李的言論，以明心跡。白這种“待決之囚”的模樣，台灣的同人見了為之可怜。 何應欽到台灣后，也只是挂了個空有其名的“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的牌子。何應欽自知大勢已去，因此處處做出一副絕意于政壇的樣子。自稱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橋牌，二打獵，三打球。后來他又轉而成為所謂“道德重整會”的“專家”，寫寫“道德”文章。一次，何應欽去東京，久久未回台灣，蔣介石便起了疑心，急派張群去東京“促駕”。 閻錫山到台灣后，當了几天有職無權的“國防部長”，后改任“總統府資政”。蔣介石不讓他染指自己的“反共大業”，他只有躲在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寫空頭反共文章去了。 顧祝同、湯恩伯、胡宗南之輩也都統統靠邊站。 蔣介石复職以后，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灣局面。1950年3月，他在總理紀念周的集會上，面對2000名國民党中上級干部，作了一次演講，其要點是：（1）“虛心接受”大陸失敗的教訓；（2）不惜犧牲感情与顏面徹底改造國民党“政府”；（3）自己將鞠躬盡瘁，爭取“最后胜利”。 蔣介石一貫板起面孔教訓人，如今能當眾認錯，同時眾人又亡命海外，同病相怜，因此，与會者大多落淚。 蔣介石覺得是狠抓改造的時候了，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獨思党政改革方針与著手之點甚切，此時若不能將現在的党徹底改造，決無法擔負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為整頓軍隊，以求內部精純，團結一致。” 蔣介石越想越覺得，國民党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敗，還不是最大的失敗，最大的失敗是政治上的失敗，而導致政治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設的失敗。蔣經國在日記中記述了蔣介石改造國民党的決心：“父親認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過去之錯誤，徹底改正作風与領導方式，以改造革命風气；凡不能在行動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徹底与共党斗爭者，皆應自動退党，而讓有為之志士革命建國也。’父親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改造本党，無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達成反共复國之使命。” 蔣介石以16人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取代國民党中央委員會。這個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48歲；蔣又使三軍首領年輕化。任命周至柔為“國防部長”、桂永清為“海軍總司令”、王叔銘為“空軍總司令”、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 蔣介石痛定思痛，得出結論：政治工作尤為重要。他強調，要和共產主義戰斗，必須“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首要的問題是加強政治宣傳，以收拾人心，鼓舞士气。他開動所有的宣傳机器，硬要人們相信，台灣會成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并且還訂了“一年准備，二年進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日程表。 蔣介石在經濟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令台灣省“財政廳長”嚴家淦以從上海偷運來的200万兩庫存黃金為准備，限額發行新台幣2億元。每新台幣1元合舊台幣4万元，每5元新台幣合1美元。此項幣制改革，遏制了通貨膨脹，使之不演變為惡性。 蔣介石一貫反對孫中山的“二五減租”政策。他亡命到台灣之后，不得不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實行“三七五減租”。此前台灣佃農要繳納收獲量的50％乃至70％給地主。實行“三七五減租”政策后，佃戶可從收獲量中減除25％的肥料等實際費用，其余部分，再由地主和佃戶對半均分，各得37．5％。 在治安方面，蔣介石的措施更為嚴厲，他讓陳誠以“行政院”名義發布緊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規定人民“出國”探親游歷一律禁止，政府官員因公“出國”，須“行政院”審核批准。接著又公布了檢肅“匪諜”條例，規定：各机關部隊學校人員必須連保，發現可疑人物必須告密檢舉。這是蔣介石在大陸的“保甲連坐法”的翻版。同時，禁止集會、游行、請愿、罷工、罷市、罷課，管理書刊出版。是共產党人者，則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進監獄，或用麻袋捆扎，不必經司法程序，丟到海里，無辜受害者不計其數。台北市郊，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是槍斃人的刑場；在那些歲月，頻頻傳出槍斃“匪諜”的槍聲。大逮捕大屠殺，令人恐怖异常。蔣經國所指揮的5万多人的特工隊伍，气勢實不亞于明朝的錦衣衛。 1950年3月，台灣最大的兩家企業的總經理被槍斃。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人事室主任林良桐以“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資讓共產党來接收”之罪被槍斃，其部下多人被判刑。 但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是共產党；台電公司總經理劉晉鈺以“其子在台大參加左傾團体被捕，劉將他保釋出獄后，縱其赴大陸”罪名被槍殺，劉晉鈺的職員嚴惠先以“通共嫌疑”罪而被殺。 台灣當局又稱破獲中共地下組織，如吳石案、蔡孝乾案、《新生報》董事長李友邦案等。《中央日報》僅在1950年上半年以《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內出現好几次，連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之母張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舊時廣西大學同窗，竟然也被課以“掩護匪諜”罪投進監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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