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蔣介石与汪精衛仍在明爭暗斗。蔣介石對高宗武的行動一清二楚，高宗武同汪精衛關系密切，他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蔣介石覺得和談有望，又怕汪精衛行之太過。在他看來，無論是“和”是“戰”，都得由他負責，而不許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的活動而使汪精衛与日本相勾結，這對他的地位，不能不是一個威脅。以后事態的發展證明，蔣介石的這种顧慮是“有道理”的。陳布雷將此情況暗中告訴高宗武。高正在興頭上，听了這個消息，十分沮喪，急忙向周佛海求計。 汪精衛和周佛海認為中日“和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他們積极行動起來，指令高宗武去日本，而高宗武已知道蔣介石的打算，不敢造次。汪精衛和周佛海對高宗武軟硬兼施，高宗武嚇得匆匆忙忙赶到香港。雖然高宗武此行未經蔣介石同意，但陳布雷認為高的任務尚未完成，因此仍批准照發其活動經費。 高宗武同西義顯和、松本重治在香港九龍廣東酒家訂立雙方保證今后共同行動的“覺書”。高宗武還講了自己的設想：日本發表撤兵聲明，汪精衛即以下野響應，向全國發出“和平通電”，然后由各种“雜牌軍”，如云南的龍云，廣東、四川將領，以及山西的閻錫山等從各方面響應，使汪的“和平運動”變成全國性運動。 松本重治望著戴著黑色眼鏡、矮個子、高顴骨的高宗武，希望高宗武一定去東京，以實現他的上述計划。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唆使下，決心以汪精衛為同伙。他認為蔣介石冷酷，而汪精衛溫暖。他決定背著蔣介石，親自前往東京。 6月22日晚，高宗武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國民党外交部情報司蘇科科長兼日文翻譯周隆庠乘“日本皇后”號客輪，日人伊藤在那里等候他們一起前往東京。 7月5日，“皇后”號抵達橫濱。在影佐禎昭的安排下，高宗武等被接到東京，住在麻布區住友公館建筑古雅的貴族別墅里。是時，日軍陸軍省也已改組，由板垣征四郎任陸相，東條英机任次官，影佐擔任了參謀部謀略課長兼任陸軍省軍務局課長。軍務局是陸軍省內最有權勢的一個局，局長中村明人，對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軍務局長，深受板垣信任。陸軍省的這一布局，使高宗武的赴日，達到了汪精衛集團所意想不到的后果。 高宗武經影佐的引導，先后會見了參謀次長多田駿、陸相板垣征四郎、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首相近衛、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發現，日本對蔣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謀和，又要依靠歐美帝國主義的兩面政策強烈不滿，因此表示不能同意与蔣進行談判，而寄希望于國民党副總裁汪精衛。 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內閣總理近衛寫一封親筆信給汪精衛，保證日本愿以汪精衛為“和平”運動中心。但近衛認為，一國內閣總理如這樣做，未免過分，至少為時尚早。他只允許由陸相板垣寫這封信說明此意，由高宗武帶回轉交。 日本內閣首相、外相、陸相、海相、藏相五相會議，通過了《适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确定了“使中國喪失抗戰能力，并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的方針，提出所謂“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和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同時，醞釀建立鞏固的新興政權的趨勢”，“建立反蔣、反共、反戰的政府”。五相會議又制訂了《從內部指導中國政府的大綱》，規定將誘降的對象由蔣介石轉到汪精衛等“中國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由伊藤陪同，從日本長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進楊樹浦醫院治療。待身体稍好，即于8月下旬回到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經蔣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蔣逮捕，不敢回武漢，便寫了一份赴日本的情況報告，派周隆庠將報告送回武漢給周佛海。 周佛海看到報告，立即拿著報告去同汪精衛商量，周道：“本來要拿此報告書給蔣介石看的，但因為有寫著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倘使您對此字句認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為妙。” 汪精衛看到日本要他出馬“主持和平”，雖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興的。不過汪精衛此時還未下撇開蔣介石單獨与日本接洽的決心，他仍想促蔣同意与日謀和，并想借日本人讓他出來“主持和平”的愿望來壓一下蔣介石，便對周佛海說：“這是沒關系的，將報告原樣交給蔣。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蔣介石看了，認為日方無疑是要他下台，十分惱火。將高宗武的報告交給張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衛已經看過，所以特地囑咐張群：“你看過之后，交給汪先生看吧。” 過了3天，蔣介石把陳布雷叫去，怒气滿面，大發雷霆，罵道：“高宗武是個混蛋！真是太大膽了，誰允許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斷絕關系，完全与他無關系了，其活動經費立即停發。” 周佛海和汪精衛已經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決心繼續干下去。為了支持高宗武繼續留在香港，他便從宣傳部的經費里，每月撥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暫時再觀形勢，無論如何必須暫時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繼續談判。是時，梅思平奉“藝文研究會”之命，在香港主編《國際叢書》，以搜集日本情報為名，鼓吹反共論調和民族失敗主義。但他對這項差事并不感興趣，頗感寂寞，靜极而思動，因此十分樂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給他的与日方直接談判的任務。 梅思平從此也就成了汪精衛集團“和平運動”的一員干將。梅思平后來公開投敵，他的一個正在溫州女中讀書的女儿得知這個消息，十分气憤，當即發表了一篇大義滅親的文章，說：“梅思平不是我的父親，我要捉拿他，殺掉他，為國除奸，為民除害。”這篇文章，一時全國報紙雜志相爭刊載，傳布极為普遍。 梅思平于1938年8月29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島酒家舉行第一次談判，由日語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譯。談判一開始，松本為了要判斷一下梅思平究竟是個什么樣人物，故意談笑風生，顯得十分輕松，使梅毫無拘束之感，便直率地談了自己的經歷。 松本在談判時說：“和平運動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認為，蔣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 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運動的關鍵，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蔣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蔣介石掌握了國民党政府的主要權力，成了中國戰場上的最高統帥。如果日方以蔣介石下野作為撤兵的條件，這樣既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還會适得其反，使汪精衛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蔣介石下野，汪精衛也沒有足夠力量來收拾時局。” 松本表示下次再從容談論。為了不被人跟蹤，梅思平提議以后每次談判，都要改變地點。 梅思平在繼續談判中，對撤兵和蔣介石下野問題，說道：“日本要求蔣下野作為日軍的撤兵條件是理所當然的，但作為中國方面的情況，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戰爭的領導者蔣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談判就無望了。即使說日方聲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蔣下野，中共對這個辦法也一定是絕對反對的。內戰將會重新開始，沒有止境。國共在內戰中胜敗如何，這是次要問題，首要問題是在保護民生。汪精衛、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樣見解。根本問題是人道問題。松本，你精通中國的事，對此不會不知道吧。” 汪精衛漢奸集團，標榜他們“倡導和平”的目的，是為了“考慮中國的民生”；用中國共產党的反對作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蔣介石下野作為條件實行撤兵，這是他們打出的兩塊招牌。 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蔣介石下野，不會固執下去。這一點我到日本去也將要進行說服。” 梅思平又稱：“和平運動非請汪先生領導不可。周佛海等我們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幟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動的有龍云、四川的將領、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其他人，已經秘密取得聯絡。反對停戰、撤兵的人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從8月29日至9月5日間，梅思平同松本進行了5次談判，擬定了實現中日“和平”的詳細方案。 10月21日，梅思平由香港飛往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等匯報与日方接洽情況。梅思平同周佛海、陶希圣3人商談后，往見汪精衛。爾后，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陳壁君等人，連日秘密舉行會議。決定由汪精衛“出馬”，另立反蔣反共政府，与日本實現“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當局就“和平方案”作進一步談判。 11月2日，梅思平帶著汪精衛、周佛海等人決定的“和平方案”，离開重慶，經河內返回香港。同高宗武會面后，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分別乘坐法輪“道爾曼號”和意大利輪“戈善特亞號”去上海，同日方繼續談判。 會談地址選在上海虹口公園不遠的一片茂密的樹叢中的一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層樓房內。房子已經陳舊，門上釘了一塊牌子：“東体育會路7號”。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將房間進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布置，并改名為“重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庫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舉行預備會議，几天來，重光堂內鬼影幢幢，日汪雙方的一筆肮髒政治交易在這里成交。 在談判中，高、梅承認日方所提出的締結日華防共協定；承認內蒙作為防共特殊地區允許日軍駐扎；承認偽滿洲國；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有居住、營業之自由；承認日本有開發和利用華北資源的优先權；并同意補償因事變而造成在華日本僑民之損失。高、梅兩人也提出几點“希望”：要求日軍駐兵內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滿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內蒙以外之日軍在解決“和平”條件后立即開始撤退，并在規定期限內撤退完畢；要求日本同意廢除在華治外法權并考慮歸還在華租界。 這些所謂“要求”、“希望”，僅僅是一紙空文，是汪精衛集團与日本侵略者簽訂賣國條件時制造的一塊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還嫌价碼太高，不肯同意，雙方爭論了6個小時，才達成初步協議，將上述汪方的意見作為暫行解決的條件記錄在案。 高宗武、梅思平還提出重建“中國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不得同新中央政府處于同等資格的地位，否則，新中央政府就難以建立。他們聲稱：作為“中國新政府”，不考慮与被人民認為是傀儡的南北兩政權合作或合并，熱切希望日方考慮取消這兩個組織。對于這兩個政權中“善良者”，不妨包容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 今井武夫予以駁斥，聲稱：“臨時”、“維新”兩政府均系日本指導下的政府，在有關日本帝國范圍內，均為友好之地方政權，從而期望其存在及發展，此乃我帝國之信義。因此，不能考慮約定將其取消。 雙方爭論不下，今井武夫認為既然不可能“一爭到底”，可待以后由汪精衛与王克敏、梁鴻志進行協商，在汪精衛政府成立后，“臨時”、“維新”政府發表聲明，明白表示它們為“救國”而一時出馬，現汪政權既已成立，則可自行解散。于是，這一問題暫告一個段落。 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衛提出所謂“中國方面的行動計划”及其有關政策。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 會談后，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開上海回國，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首腦會議作了報告。會議決定以重光堂協議內容為基礎，“大力推進日華和平運動”。爾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禎昭、犬養健、西義顯、伊藤芳男等一起到達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進行正式會談。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禎昭、今井武夫以個人名義，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雙方還作了《日華秘密協議記錄》，草擬了近衛、汪精衛聲明要點，制定了汪的叛逃計划。《協議》規定： （1）中日締結防共協定，中國承認日軍防共駐扎，內蒙地區作為防共特殊區。 （2）中國承認“滿洲國”。 （3）日本僑民有在中國居住、營業的自由，日本允許廢除在華治外法權，并考慮歸還在華租界。 （4）中日經濟合作，特別是利用、開發華北資源，承認日本有优先權。 （5）賠償日僑損失。 （6）協議以外的日軍，于兩國和平恢复后，開始撤退，兩年內撤完。 重光堂秘約是汪精衛集團的一份賣身契。然而，貪得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并不以此為滿足，只是設下一個圈套，把在重慶的汪精衛等人勾引出來。重光堂密約并沒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出來，免得超過汪精衛集團所肯承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國抗日陣營的陰謀落空。10天以后，日本御前會議通過的《調整日華關系的方針》，對中國提出更廣泛、更苛刻的要求。 重光堂會談一結束，日汪雙方的活動更加緊張起來。 影佐禎昭、今井武夫飛回東京，向陸相板垣、參謀次長多田駿、土肥原賢二中將等提交了重光堂會談的報告。爾后板垣帶著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向五相會議提出報告，并商定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今井返回上海，等候汪精衛集團的答复。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棠會談之后，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將“密約”縫在西裝馬甲里，從香港飛往重慶，向汪精衛匯報。“密約”藏在上清寺汪公館里，但汪精衛之妻陳璧君心怀鬼胎，怕不保險，即把它放在一只小皮箱內，親自上鎖，由她內侄陳春圃陪同，送往重慶郊外南渝中學教職員單幢宿舍她胞妹陳淑君處。陳璧君還不放心，于次日將小皮箱取回索性拿出“密約”燒掉，省得提心吊膽。 汪精衛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陳璧君、曾仲鳴、梅思平等人，一連開了七八次會，討論是否接受“密約”問題，急于當“第一夫人”的陳璧君极力主張接受。 陳璧君是個虛榮心极強的女性，她自1926年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以后，政治欲望逐漸膨脹。她隨汪精衛沉浮于政海，為汪出謀划策。她生性尖刻、高傲自大、目空一切。她不僅依靠汪爬上中國政壇頂峰，且左右汪精衛。有人背后議論說，汪精衛沒有陳璧君，辦不成大事；沒有陳璧君，亦不致于敗事。“懼內”成為汪精衛在國民党內公開的秘密。 汪精衛在歷史上曾多次与蔣介石進行過尖銳的斗爭。汪雖然仍擔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國民党副總裁等職，但仍然在蔣介石之下，且未能掌握實權，因此很不滿。 周佛海也是一個權力迷，他在敵机轟炸武漢時，未經蔣介石許可擅自离職躲到重慶，蔣知道后震怒。周佛海并不以代理宣傳部長為滿足，极想得到財政部長位置，而財政部長始終都由蔣的妻舅宋子文或蔣的聯襟孔祥熙充任，不准他人染指。周在日記中抱怨說：“蔣從未以‘國士’對待他。” 汪精衛集團和蔣氏之間在戰和問題上又發生分歧。一次，汪精衛對蔣說：“如不能戰，則不如和。” 蔣介石則說：“抗戰易，和平難。” 汪反駁道：“謀國者不應從難易進止，更不應作個人毀譽打算。” 雖然汪精衛投敵心切，但總是惶恐不安，他懼怕全國人民反對他，也顧慮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勸駕說：“你兼外交部長時，和日本打過交道，還算是順手的。” 汪回道：“也不盡然，1934年南京日本總領事館藏本在南京失蹤案，明明是他們自己搗的鬼，卻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尋事百般恫嚇，那時，我兼外長首當其沖。類似的事，不遑枚舉。直今我還心有余悸。” 汪精衛猶豫不決，每天晚飯后總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來踱去，一言不發，陷入窮思的苦海中。他在一次會上忽然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方須商量”。 周佛海、梅思平則以冷淡處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見。原來，周佛海對汪精衛深切了解，認為汪為人無一定主張，容易變更，故10余年屢遭失敗。但汪仍想實現其領袖欲，雖有反复，必仍按原計划也，便采用以退為進策略。果不出周佛海所料，次日，周佛海、梅思平再赴汪宅，汪開始提出難題甚多。周佛海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 汪聞此言，擔心果真作罷，便改變態度，道：“簽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將來再商，決定照此答复。” 汪精衛在家設筵為梅餞行。宴后汪送梅至客廳門口時，陳璧君厲聲對汪說：“梅先生明天要走了，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衛連連點頭說：“決定了，決定了！” 梅思平到達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對日本作了答复。日方也通知汪精衛集團：日本政府對重光堂密約沒有异議。根据計划，汪精衛將于12月10日左右到達香港，高宗武通知西義顯說：“我已准備接汪先生來香港。但必須設想突發情況，需要日總領事館保護，而現任總領事我們不熟悉，若能以我們熟悉的田尻愛義君代之最好。” 日本政府立即回答，表示可以滿足，急電影佐轉告外務省，將外務省調查部長田尻愛義調任香港總領事，田尻愛義于12月10日抵達香港。 汪精衛選擇逃离重慶的路線，一是由重慶直飛香港，二是經昆明赴河內。由于汪身份顯赫，不可能無故公開乘机去香港，這樣做有很大的冒險性。因而選擇了經昆明赴河內這條路線。因昆明是龍云的地盤，他便事先征求龍云的同意。 龍云自1928年起任云南省主席，成為擁有地盤的地方實力派。龍云歷來不滿蔣介石消滅异己的政策，對國民党中央保持半獨立狀態。抗戰爆發后，龍云擁護抗戰，云南軍隊被編為第六軍，由盧漢任軍長，開赴前線參加抗戰。但龍云對蔣介石利用抗戰蓄意犧牲非嫡系部隊不滿。國民党政府和軍隊退往西南后，蔣介石積极向云南滲透，龍云深恐他的地盤被吃掉，同蔣介石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汪精衛乘机拉攏龍云。 陳璧君3次去廣州、兩次去湖南、廣西活動，窺探虛實，同廣東軍政要人余漢謀、吳鐵城等人晤面，進行拉攏，回渝途中在昆明停留，与龍云“促膝長談”。龍云道：“云南因不合理之負擔而消耗殆盡，而武器彈藥，及裝備分配与中央軍部隊相比較，則天淵之別。” 陳璧君鼓動龍云反蔣，答應幫助龍云解決軍隊急需的醫藥和醫療器械。她提出在南洋籌集華僑資金，幫助龍云開發錫礦，以資拉攏。龍云雖与汪精衛素無交往，只見過汪一面，但一向對汪十分推崇，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想結納汪，利用汪在國民党內的地位与影響，作為他的政治依托。經陳璧君串通，龍對汪更有好感。陳璧君見火候已到，便哭喪著臉說： 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很想換換環境。 龍云為之動容，道：“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