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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統轄察南、晉北、綏遠等地區。12月4日，又成立了以漢奸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統轄平津和華北等地區。該偽政權抄襲英美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責任內閣的模式，設立行政、議政、司法3個委員會，以王克敏為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兼內政部總長，湯爾和為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總長，董康為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朱深任司法部總長，齊燮元任治安部總長，王揖唐任賑濟部總長。 王克敏，字叔魯，浙江余杭縣人，清末舉人。他一生狂嫖濫賭，由于斫喪過度，使他兩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鏡，人稱“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北洋直系軍閥，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成為直系的“夾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直系軍閥失敗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緝，他像一條喪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難。“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國。是時，張學良籌建北洋財政整理委員會，張自任委員長，任王克敏為副委員長。后王又出任國民党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兼財務主任。國民党行政院駐北平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黃以回南京述職為由，長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代理委員長之職。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華北建立偽政權。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是一個毫無威望的政客，是個幫助北洋軍閥政府聚斂民財的“錢鬼子”。并未能看中他。日本人選中曹錕、靳云鵬、吳佩孚那幫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轉而打王克敏的主意。是時，王克敏避居大連，日寇委派一名少將軍官找王談話，要他出來擔任華北偽政權主席。王听后，一口答應，并飛往日本福岡同日軍部負責人密商有關事項，由于王克敏賣國條件頗徹底，博得日寇華北派遣軍的支持，躍登群奸之首，當上了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把這個寶座視為命根，因而甘心當個賣國奴。 蔣介石聞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大怒，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召來，气憤地說：“娘希匹，國難當頭，王克敏賣國賣民，組建傀儡政權，為虎作倀，應嚴懲不貸。” 戴笠即給軍統天津站站長陳恭澍發電，要他克日赴平，積极部署，刺殺漢奸王克敏。 陳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裝成做錢幣、郵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錢庄的老板，來到北平。他通過北平的軍統特務机關，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動規律。但王克敏的警衛森嚴，一時無法下手，而戴笠的電報一封封地來催，使陳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硬拼。 王克敏与日本特務部長喜多誠一見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20號。那里原是“平漢鐵路俱樂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偽政權高級頭目的消閒玩樂的場所。每周二下午2時，喜多誠一的專車准時來到這里，而王克敏的專車要比喜多誠一提前一刻先到。陳恭澍便令王文帶6個特務去現場行刺。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時45分，王克敏的專車駛入煤渣胡同，汽車在胡同口剛露頭，几支手槍同時響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車的日本顧問山本榮治，王克敏只是受了一點輕傷。 王克敏雖然沒有被刺死，中國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惡气。 就在王文等人刺殺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鴻志為首的所謂“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梁鴻志任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陳群任內政部長，陳菉任外交部長，陳錦濤任財政部長，王子惠任實業部長，陳則民任教育部長，任援道任綏靖部長。 梁鴻志是福建長樂人，早年結識北洋皖系大紅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當北洋政府陸軍部長、京畿衛戍司令秘書長。直皖戰爭后，安福系失勢，梁鴻志被列為八大“禍首”之一，逃往日本兵營避難。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執政，梁鴻志時來運轉，出任執政府秘書長。他得意非凡，自比諸葛亮。但好景不長，段祺瑞通電告退，梁鴻志也唯有隨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瘋狂屠殺我同胞，而官癮十足的梁鴻志在日寇的拉攏、引誘下，居然出任偽職，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頭城坐上了偽政府第一把交椅，并野心勃發地寫下了“齊人初返汶陽田，世難千鈞我一肩；雄談破夜吾猶健，野哭終年眾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賓退一沉吟”等詩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鴻志上台后，聲稱“絕對否認國民政府，反對共產党，對日密切提攜”的三大原則。 在日本人的眼里，“臨時”、“維新”兩個傀儡政權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鴻志之流雖然是忠順的奴仆，但他們不是舊社會的遺老就是國共兩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們的號召力和影響太小，于是，便決定加緊對國民党的誘降活動。 在國民党內存在抗戰派和妥協派，國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魚雁往來，斷斷續續地進行活動。蔣介石由于害怕國民党政府會被抗日輿論的浪潮沖倒，也怕日方過多地損害他的統治權，因而采取暗謀妥協，明里抗戰的兩面政策。汪精衛同蔣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蔣介石對英美帝國主義的依仗，又不滿蔣在國民党內獨攬一切，因而想通過促成中日“和談”，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1937年底，汪精衛唯恐“錯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談”條件后，即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外交部長王寵惠商量，主張接受。但汪精衛沒有決定權，于是要孔祥熙簽字，想造成既成事實，然后迫蔣介石承認。孔因為沒有蔣介石面諾，不敢貿然行事，汪對此很不滿，責備孔祥熙說： “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反正國防最高會議大家都會同意，你何必一定要問蔣？他是負軍事責任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得承認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起兩顆子彈。” 汪精衛碰了個軟釘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衛周圍，有“低調俱樂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羅君強等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衛、蔣介石獻策：在思想文化戰線建立一個和中共相對抗的“灰色文化團体”。汪精衛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蔣介石此時雖已承認國共合作，但他并沒有放棄反共立場，也表示采納。 1938年初，一個披上灰色的偽裝、執行反共媚日任務的文化團体——“藝文研究會”在武漢成立。“藝文研究會”由周佛海任總務總干事，陶希圣任研究總干事。“藝文研究會”根据蔣介石的面命，受汪精衛的指導，其宗旨是：“第一，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對共產党的籠罩；第二，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它的活動經費則由蔣介石手諭軍需署，從“軍事特別支出”項目內，每月撥500万元。“藝文研究會”先后在長沙、廣州、成都、重慶、西安、香港等地設立分會。就這樣，“低調俱樂部”戴上了“藝文研究會”的華麗桂冠。 “藝文研究會”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經費，通過付稿酬，送津貼，拉攏文化界人士。誰反共賣力，誰拿到的錢就更多，就連脫离革命隊伍的叛徒張國燾都是他們收買的對象。 張國燾擔任陝甘宁邊區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參加祭黃帝陵為名，私自离開延安，經西安前往武漢，投靠國民党。 周佛海和張國燾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來成為狡默善變的資產階級政客。周佛海于1924年春接受時任國民党中央宣傳部長戴季陶之約，离開日本至廣州，任宣傳部秘書，同時兼廣東大學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廣東區執委會寫信要求脫离共產党組織。他脫党后，便于國民党右派流瀣一气，為國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動搖旗吶喊。 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關系与蔣介石結識，并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先后擔任國民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國民党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訓處長、中央政治訓練部主任，是蔣介石身邊為蔣弄文舞墨的“文膽”之一，成為蔣介石集團的智囊人物和國民党的“理論權威”之一，被選為國民党“四大”中央執行委員，抗戰初期任國民党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 周佛海与汪精衛原本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僅毫無淵源而且是根本對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蔣介石國民党右派集團，打起了“反共產”的黑旗。而汪精衛其時則是堅持同共產党合作的國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說，又是寫文章，大罵共產党，引起汪精衛的极大不滿，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產党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產党來了；他退出共產党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后切不要和這种人一起做事。” 周佛海也曾寫文章反唇相譏說：“我現在卻要回敬汪說：‘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党的党員，現在卻要做共產党的工具，攻擊起國民党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后，切不要和這种人共事。” 汪精衛同蔣介石長期爭斗，周佛海都是作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助蔣反汪。一直到蔣汪之間消除對立，實現蔣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蔣主軍，蔣汪共主党的局面時，蔣賦予周佛海一項任務，代表他主動与汪精衛接近，以彌縫長期對立的裂痕。 由于有了蔣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衛之間，便有了較多的來住，而且無所顧忌，對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謹，遵命執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變后，國民党將中央政治委員會停止，改設國防最高會議，作為國民党的最高決策机關，同時另設國防參議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机關。汪精衛由國民党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改任國防最高會議和國防參議會主席。但是，汪精衛与周佛海一樣，极力阻止對日抗戰。當上海抗戰激烈進行之際，周佛海与汪精衛都認為必須開始与日本進行外交談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園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灣8號。洋房周圍是一片翠竹垂楊，映著青水綠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園。在花壇下還有一個地下室。在全面抗戰爆發后，許多人听說周宅有一個地下室，便紛紛前來躲警報，有的干脆搬到這里來住。來客中間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陳布雷、梅思平、羅君強、高宗武，武的有顧祝同、熊式輝等。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聲相應，同气相求，同唱一個曲調，即“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于是，他們一面設法直接間接向蔣介石進言，一面傳播他們的主張。胡适覺得這個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兩樣，就給它起了一個名稱——“低調俱樂部”。 當然，這些人中，如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雖然對抗戰曾缺乏信心，但后來沒有發展到叛國投敵，胡适不久出使美國，更与周佛海之流脫离關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羅君強等，則成了“和平運動”的核心人物。陶希圣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梅思平畢業于北京大學政治系；羅君強是中共叛徒。他們都是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同周佛海相識的。陶、梅2人當時任政治教官，羅任政治部科員，周佛海是他們的上級。高宗武畢業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系，1932年回國后在南京中央大學講授政治。由于他擅長詞令，又對日本政情有相當的了解，他關于中日外交的論文，曾被几家報刊登出。汪精衛對他很欣賞。1933年汪精衛兼任外交部長時，調高到外交部工作，由專員、科長一直提升為亞洲司司長。高主持的亞洲司，其主要職責就是与日本間的外交折沖。 “藝文研究會”成立后，汪精衛和周佛海密議，在漢口設立一個以搜集日本情報為名的机關——“日本問題研究會”，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進“和平運動”。 周佛海早就看出蔣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見蔣介石，同蔣在密室里談了一個下午。周向蔣建議說：“為要收集關于日本的情報起見，把高宗武留在漢口是沒有用處的，不過此人是一個相當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關于日本的情報才好的呢。” 蔣介石覺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點頭同意，并于次日召見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蔣介石召見，誠惶誠恐，不知是福是禍，他筆直地站在蔣介石面前，連大气也不敢出。蔣介石望著他足足看了一分鐘，爾后雙手往下壓了壓，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后，蔣介石說道：“亞洲戰事頻繁，你辛苦了！” “委員長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來，挺起胸脯道。 蔣介石又雙手向下壓了壓。高宗武重新坐下。 蔣介石又說：“看你的臉色，有疲累之感，你為國事奔波，中正于心不忍。你可以請個長期病假，去香港休養些日子。煩悶的時候，可以到處走走，為了走動方便，我發給你一個軍用特別通行證。一些別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談談。” 隨后，陳布雷即命侍從室第2處秘書、軍委辦公廳秘書處長羅君強，為高宗武准備蓋有軍委會大印及蔣介石簽章的軍用出差證明書，填上“特派員”的頭銜，以避免出國及入境時的檢查。 高宗武并不知蔣介石的葫蘆里賣什么藥，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才明白蔣介石讓他請長期病假去香港“休養”，主要是設法試探日本東京方面的談和條件，并伺机盡快東渡日本，為重新和談作准備。同時他還得知，蔣介石破例每月在軍事委員會的開支中，撥給他8000元活動經費，由羅君強持蔣介石手條，向軍需署代領代匯。 于是，高宗武便立即開始著手赴香港的各項准備。他買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漢口飛往香港的飛机票。21日，高宗武向蔣介石辭行。蔣介石說：“好吧，你去吧。” 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長王寵惠辭行。但王寵惠說：“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漢口辦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這里蔣委員長剛才打電話來囑咐的。” 高宗武將這一新情況告訴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是蔣介石已產生了某种顧慮，便道：“蔣介石是腦筋非常好的人，關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險，將要被和平派所乘，還是把你留在漢口安妥。” 由于蔣介石阻止，高宗武猶豫不決，但周佛海卻再三慫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對高說：“責任我愿負擔，你還是放心去吧！” 于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漢口之間。 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蔣介石報告說：“高宗武在漢口得不到情報，所以他上上海去了。” 蔣介石听后，道：“是嗎？”蔣的心理很矛盾，既贊成此舉，但又擔心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蔣的矛盾心理，先斬后奏，造成既成事實迫蔣承認。 高宗武從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向他打听近衛內閣聲明中“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真假情況。不久，他從受他委派剛從日本回來的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宁那里得知，日本雖然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但日軍內心真正的意向，是想迅速招致對華的和平。高宗武帶著這一重要情報回到武漢，并將它送到蔣介石的手里，蔣介石很高興，指示高宗武繼續同日本人接触。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鵬灣旅館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義顯進一步密談。兩個日本人談了日本方面的情況，說近衛內閣在日本攻下南京后，因為處于當時風靡一時的“攻擊中國的聲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直到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然而，陸軍中的多田駿參謀次長、影佐禎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等人一直對那個聲明進行猛烈的反對，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權”。何應欽、張群在日本讀書時，同影佐禎昭是同學，影佐禎昭直接寫信給何應欽和張群，說明他有著“布下背水之陣的決心”。 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衛、周佛海為首的“低調俱樂部”的活動情況，說他們已經形成了國民党內的“和平派”，并且將逐漸占有勢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興奮异常。 隨后，西義顯即去東京，大約10天以后，又到達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帶著影佐禎昭的信，一回到漢口，便把信交給汪精衛和周佛海。汪精衛看了信后，認為這信雖然是給私人的，卻明顯地代表著日本政府的意圖。于是，汪精衛委托陳布雷，把影佐禎昭給何應欽和張群的私信，交給了蔣介石。信到了蔣介石的手里后。蔣介石把高宗武召來，說： “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對日本傳達我們的意旨：我們并不反對和平。不過，先反共然后和平，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戰，我們自然會反共的。把此要點傳給日本知道！” 高宗武從漢口再去香港，同西義顯見面，道：“蔣委員長讀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動，擬向日本當局以口頭傳遞委員長之意向。蔣介石親口說：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禮儀，除對此事深表銘感外，當絕對不發表，請予安心。中國与日本作戰之根本意旨，是不戰則親日不可能，而胜敗則非所問。若我的真意能承你們了解，我有考慮下列條件之意：我認為日本對中國作戰之真正意圖：一是對俄關系之安全保障；二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及依存之确保。東北四省、內蒙可留他日協議，河北、察哈爾須絕對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須予尊重。” 西義顯由香港回到東京。他在參謀次長室向多田駿次長、影佐禎昭大佐、本間雅晴第二部長、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報告了高宗武轉達的蔣介石所提條件。多田駿和影佐等卻一言不發。是時，形勢發生變化，日軍正調兵遣將，准備進攻徐州，气焰囂張，日軍參謀本部對華的態度极其強硬起來。盡管西義顯拼盡全力講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語。 西義顯只好空手而返，將東京的“實情”告訴高宗武。同時，西義顯還帶來一個消息，日本內閣即將改組。新內閣會重新策划其對內對外政策。西義顯要求高宗武親自赴東京游說。 高宗武返回武漢，同汪精衛、周佛海、陶希圣商討對策。是時，日本內閣果然改組，宇垣一誠出任外務大臣。宇垣宣稱：只要中國放棄抗日政策，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慮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再次向國民党政府施放釣餌。對此，蔣介石集團表示歡迎，國民党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電賀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實現中日“友好親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開“和平談判之門，可由汪精衛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此時，汪精衛集團更顯得倍受振奮。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勢，商討對日外交，決定辦法，并頻頻勸高到東京去一趟。高宗武躍躍欲試。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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