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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炳勳部進逼張家口。日、偽軍頓時耀武揚威，气焰囂張。日本駐平武官柴山于7月16日叫囂對抗日同盟軍“加以膺懲”。馮玉祥嚴詞反駁，并要求日軍退出東北4省。 多倫攻克，察哈爾全省光复，馮玉祥決心自率10万饑疲之士，進而為收复4省之謀。7月27日，馮在張家口成立“收复東北4省計划委員會”，親任委員長，并發出成立通電： “相率中原豪杰，還我河山。” 何應欽見馮拒不理睬他們的“軟”、“硬”兩手策略，便借日軍的力量來壓垮馮。何主動与土肥原賢二聯絡，秘密商定要日、偽軍協助他夾攻抗日同盟軍，以平賀及茂木兩旅團，聯合偽軍張海鵬部，向察東大舉進攻。 7月28日，蔣介石、汪精衛向馮玉祥發出儉電，向抗日同盟軍提出最后通牒。何應欽又增調了5個師參加“圍剿”抗日同盟軍。至此，入察之國民党軍隊已達16個整師，15万余人，鐵甲車8列，飛机2隊，在怀來設机場。 馮玉祥只有“引領云天，鵠候明教”了！7月31日，他向全國發出世電：“胜雖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獲罪。顧念國難之嚴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复如此。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決不對內，祥自興師抗日，迄今已67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東失地与否，事實俱在，容有見諒于國人者，哀哉，同盟軍！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蔣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敵，更受轟炸之苦！” 馮玉祥唯恐察哈爾省地盤落入蔣介石、何應欽之手，极愿宋哲元回察主政。可宋哲元卻表示不愿在抗日倒蔣旗幟下，听馮指揮。馮雖多次電請宋回來，終未實現。8月4日，馮不得不發出電報：“自即日起完全收縮軍事。政權歸之政府，复土交諸國人。并請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辦理善后。” 不少人認為馮玉祥這樣做是“屈服”表現。馮听后大笑：“他們不明了當前形勢。目前國賊已和日寇勾結，已安排了進攻察省的計划，我們的槍械窳陋、彈藥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實力，怎能御敵？” 8月7日，蔣介石、汪精衛電約馮玉祥赴南京“共商大計”，馮复電婉言拒絕。馮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辭去總司令職務。總部設宴送馮，馮心傷至极痛，不忍參与慘別。 宋哲元于8月12日由宣化到張家口，馮玉祥到車站迎接，含淚与之握手，哀傷無以繼言。馮已身束于人勢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泣而不敢痛。他接見宋哲元及29軍將領，商酌今后察政与目前應做之事后，于8月14日乘火車离開張家口，滿怀一腔未酬之報國壯志，重登泰山。 馮玉祥离開抗日同盟軍后，方振武和吉鴻昌在張家口附近的老君廟召集抗日將領集會，宣誓：“舉義之日，已有死志……既不辭玉碎于強敵，更何求瓦全于漢奸……。”誓畢，眾人端起斟滿的白蘭地酒杯，一飲而盡。會上決定將抗日同盟軍改為抗日討賊軍，方振武任司令，吉鴻昌任副司令。 蔣介石繼續向抗日討賊軍進逼。方振武和吉鴻昌率部分別由張北、沽源等地東進，沿途一面抗日，一面宣傳民眾，頗得民眾的同情和擁護。司令部還派劉寶齋等人去北平秘密地与駐北平西苑的東北軍3個師聯系，東北軍同意和抗日討賊軍一起發動北平起義，只要抗日討賊軍能打過潮河，占領北苑，他們就在西苑起義。方、吉2人遂決定由昌平縣西北附近的一個峪口，越過昌平，指向東南，直搗北平。 抗日討賊軍行至高麗營子時，于學忠軍一部駐在此地，阻止抗日討賊軍的去路，抗日討賊軍遂忍痛將該部繳械，繼續向北平推進。抗日討賊軍過了昌平，遭到蔣軍25師攻擊，且蔣軍援兵源源而來。 抗日討賊軍同蔣軍在潮河北岸同南岸的蔣軍激戰八九日，雙方傷亡很大。抗日討賊軍逐漸陷于被蔣軍四面包圍的狀態，東、西、南被蔣軍包圍，北面被日軍包圍，日軍用野炮不分晝夜地向抗日討賊軍轟炸。傷亡很大，只剩下約1万人。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蔣、日軍的兵力超過抗日討賊軍10多倍，且裝備优良，彈藥充足。 抗日討賊軍處在万分危急之中。北平8大團体，包括各國領事團在內，倡議和平談判，保證方、吉2人生命安全，軍隊由蔣介石改編，師以上不咎既往，旅以下發資遣散。方振武、吉鴻昌不得已去順義縣商震部同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徐庭瑤見面。徐當即密報北平行營主任何應欽，請示處理。何遂密電蔣介石。 是日中午，商震歡宴方、吉，徐庭瑤作陪。歡宴中，方、吉托辭到廁所去，去而不歸。徐問商震：“怎不見他們回來？”商震佯裝不知，叫部下去廁所查看，杳無蹤影。原來，方、吉早已乘坐商震給他們備好的汽車迅速向天津方向開去。 徐庭瑤電話通知25師派兵把守通往天津的一切通道，不准放過任何人。同時派一連人乘汽車追緝。 方、吉發現后面遠處有軍車追來，方振武要吉鴻昌同他在一個村子下車步行躲避。吉鴻昌說：“你先下去，讓我把他們再誘追些時候。” 方振武下車后，單獨离走，后來雇了一頭腳驢，騎到天津，爾后搭輪直駛香港，由香港出國。 吉鴻昌到天津后，隱居在法租界。11月9日，吉鴻昌在法租界國民大飯店被蔣系特務擊傷，送往法國醫院治療，由蔣引渡逮捕，解往北平。 何應欽為“冠冕堂皇”地殺害吉鴻昌，煞費苦心地搞了個“軍法會審”。結果審判者變成了被審判者。何應欽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匆忙結束了這場“軍事審判”的滑稽戲。 蔣介石令何應欽將吉鴻昌就地槍決。吉鴻昌毫無懼色，他踏上刑場，隨手以樹枝作筆，在地上寫下五絕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頭 西北軍將領任應歧同吉鴻昌一起受難，任對吉道：“我死了倒沒什么，你死了太可惜，國家正用得著你！” 吉鴻昌皺起眉頭，抱怨地說：“在這個時候，你干嘛還這樣。”他又沖著執行的特務們說：“讓他先走一步，我要送他一送。” 特務們答應了，槍響了，任應歧倒下去了。 吉鴻昌向特務們招招手說：“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快搬張椅子給我！” 特務們不敢違拗，吉鴻昌端坐在椅子上，又說：“到前面開槍去，我的一切行為光明正大，我決不能在背后挨槍，我要親眼看看反動派的子彈怎樣打死我！” 執刑的特務只好走到吉鴻昌的前面，面對面地舉槍。吉鴻昌瞪起兩只大眼，高喊： “抗日万歲！”“中國共產党万歲！” 槍聲響后，吉鴻昌直坐在椅子上犧牲，此是1934年11月24日之事。 蔣介石在南方籌划對革命根据地進行第五次“圍剿”。他總結前四次“圍剿”不利的經驗，古人云：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認為“利其器”是絕好的辦法，決定在戰前進行思想訓練，拿出半年時間對官兵進行心理醫療。 4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講武堂擴大紀念周上作了《剿匪從精神、組織与紀律來奮斗》的講話。次日，又在南昌科學館對各軍事長官与參謀人員發表了《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講話。他說： “我們現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軍隊數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槍炮彈藥的精粗和餉械糧服的接濟，如果打這几項，那么，我們都胜過赤匪，我們早就應當剿滅赤匪了，須知我們和他們打的，第一是組織，尤其是軍隊的編制和民眾的組織；第二是訓練，就是訓練士兵和民眾的方法；第三是宣傳，就是宣傳主義來鼓動軍民的精神；第四是紀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戰術，就是如何運用原則因地制宜，相机應變，知彼知己，取長補短，奪得最后胜利。” 蔣介石還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開了駐贛部隊副團長以上軍官大會，陳誠、羅卓英、吳奇偉等嫡系將領都參加了會議，蔣介石作了《統軍作戰制胜之道》、《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与攘外》的講話，還解釋了所謂的“得胜歌”。蔣在講話中极力鼓吹：“現在我拈出四句口號，望我們一般官兵，大家牢記：（1）受傷不退，被俘不屈。（2）生而辱，不如死而榮。（3）不成功即成仁，這是隨時應當記誦的。（4）壯士一去兮不复還。果真被俘更要切記這一句話。” 會畢，蔣介石還同軍官們拍了電影，這是蔣搞的一次心理戰。 蔣介石返回南昌后，于5月中旬召集了政治訓練會，作了《政治工作人員的責任与今后應有之努力》的演說。 5月21日，蔣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營，總管江西、廣東、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總指揮的任務。隨后召開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會議”，研討“剿匪”戰爭經驗，分析“匪軍”狀況，指示“對匪徹底封鎖的作戰方針”。會議期間，蔣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個講話，甚至是一天兩個講話。先后作了《五省剿匪軍事會議的使命》、《剿匪戰机述要》、《參謀業務与剿匪要訣》、《健全組織与寶貴時間》、《參謀業務及其應有修養》、《此次會議之心得与今后應有之努力》、《信仰統帥及戰斗心理之重要》、《推進剿匪區域政治工作的要點》等諸多報告。 蔣介石在緊鑼密鼓的“剿匪”部署之中，專門在廬山開辦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蔣自任團長，由陳誠任副團長。聘請原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賽克特將軍為首的德、意、美等國的軍事教官組成軍事顧問團，專門計划和講授“剿共”的軍事戰術。自7月18日，訓練團正式開訓，至9月，先后辦了3期，共受訓了7500余人，大都是蔣的嫡系部隊的中下級軍官。蔣介石對教官顧問說：“這次訓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 蔣介石親自編寫了《剿匪手本》作為教材。其書分緒言和6篇正文、緒言主要講“剿共”4年，損兵折將，“反使匪勢一天天猖獗起來，其根据本原因，就是革命軍人主義不明，意志不堅等；以后要認識主義，發生真信仰”，云云。正文有“救民”、“气節”、“紀律”、“智勇”等篇，各有名堂，如言“吾革命軍人責在救國，惟救國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則民安，民安則國強，國強則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國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赤匪，邪說充塞，故人欲橫流，廉恥道喪，若不急起挽救，則國固不國，而人民且將淪為禽獸矣。”胡言亂語，不一而足。 蔣介石不僅為每期作了開學訓詞的報告，并先后作了25次專題講話。 蔣軍經過訓練，果然面貌大有改觀，确比過去狡猾、謹慎、机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紅軍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壘与紅軍作戰而很快縮回堡壘去，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察搜索与通信聯絡的工作等等。 与此同時，蔣介石又在廬山腳下星子縣舉辦了党政人員訓練所，目的是要党政人員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針，蔣親自講授了《党政工作人員須知》，要求党政人員具備“克己复禮”的人格修養，要他們做到為“剿匪”去死。 訓練結束，蔣介石躊躇滿志，調動100万大軍，200架飛机，并于10月上旬在南昌召集“進剿”部隊師長、參謀長以上將領會議，部署軍事進攻。 蔣介石請德國的賽克特以及維撒爾、克雷伯爾將軍和17個德國參謀部軍事專家當顧問，采用持久戰和碉堡戰政策，用短促出擊，在縱深處构筑碉堡，步步為營，節節筑路，划區兜割，分進合擊，戰術上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取攻勢即以攻為守，四面包圍，逐步推進，穩扎穩打，絕不輕進。緊縮根据地，最后靠优勢兵力尋紅軍主力決戰，從而一舉殲滅。 舉世聞名的碉堡戰術，即系此時所倡。 在第四次反“圍剿”胜利之后，中央蘇區的紅一方面軍已發展到10万人，因而，博古等人說，沒有毛同志，我們干得不是更好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決定將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同紅軍總司令部分開，在前方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而把原來隨軍在前方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移至臨時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項英為委員。規定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主席職務由項英代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實際上由臨時中央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了，不久臨時中央同蘇區中央局合并，稱中共中央局。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給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朱德、周恩來發了一個長電，要紅一方面軍“分离作戰”，即分成中央軍和東方軍，實行“兩個拳頭打人”。要東方軍先打閩西的19路軍，然后北上打撫河以東敵人；中央軍在撫河、贛江之間地區進行牽制性作戰，待東方軍有進展后再北上會攻撫州和南昌，以實現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這個作戰計划。后來被毛澤東譏之為“兩個拳頭分開來打人，結果是一個拳頭置于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周恩來、朱德也不同意這樣的作戰計划，并二次致電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們徹底地最堅決地執行這一計划。 軍委命彭德怀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政委。東方軍于7月5日入閩作戰。東方軍雖然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但在周恩來、朱德的正确領導下，在彭德怀、滕代遠和楊尚昆等的正确指揮下，紅軍戰士英勇作戰，艱苦奮斗，仍然打了很多胜仗。 9月，一位年輕外國軍事顧問來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來的奧托·布勞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國共產党員，因參加德國中部工人起義被捕，后越獄逃往蘇聯，加入蘇聯紅軍，晉升很快，任蘇軍騎兵師參謀長。后被送到陸軍大學進修，1932年畢業后被派到中國來，當年秋來到上海，即經常和博古等接触。由于博古不懂軍事，項英也不太懂怎樣指揮打仗，在博古的邀請和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護送到中央根据地當軍事顧問。博古便依靠他主管軍事領導工作。若按共產國際規定，“顧問”只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更無指揮權，而且必須听命于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項英竟放手讓他掌握紅軍的指揮權，使他成了共產國際派的“欽差大臣”，成為包攬軍委一切工作的“太上總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听。這樣一來，蔣介石請了德國人當軍事顧問，博古也請了德國人當軍事顧問，蔣介石沒有把權力交給顧問，而25歲的博古卻把權力交給了顧問。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用教科書中的條條和他在蘇聯紅軍中的作戰經驗對照地圖，制定作戰計划。李德年輕气盛，作風獨斷專行，蠻橫粗暴，他的作戰計划，往往越過紅軍總部，直接指揮前方部隊作戰。周恩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 9月25日，蔣軍3個師進攻黎川。中央蘇區的閩贛軍區司令部設在黎川，肖勁光任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閩贛軍區的主力部隊紅19師已被抽去參加東方軍，到福建去了，其獨立師又被調往他地，歸紅一方面軍總部指揮，黎川城內守備薄弱。肖勁光曾建議紅軍主力及早集結于黎川東北方向，從側面殲滅進犯之敵，遭到博古、李德、項英等人的拒絕。黎川在敵我力量懸殊、后路將被全部切斷情況下，肖勁光帶隊撤出，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敵包圍消滅的危險。 敵人于28日占領黎川。 李德、博古、項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來關于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意見，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蘇區一寸土地”、“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口號，命令在福建同19路軍作戰的東方軍撤圍，日夜兼程北上，向黎川前線前進。 東方軍在向硝石前進途中，于不預期遭遇戰中，殲滅了由黎川向洵口、飛鳶游擊偵察之敵3個團，生俘敵第6師第18旅旅長葛仲山。這個意外的序戰胜利，使李德、博古得意忘形，并引以為据，提出普遍陳兵根据地邊緣，實行全線出擊，以抵御敵人的進攻。遂命東方軍攻打敵之有重兵防守的、鞏固陣地兼是白區的硝石。蔣軍步步為營，尤講究构筑工事，紅三軍團連攻不克，大有損傷，不得不退守。 10月20日李德等又命令紅軍1、3、5軍團集中主力，攻打敵人的另一個有重兵把守的堡壘陣地兼是白區的資溪橋。并提出：“拒絕進攻這种堡壘，便是拒絕戰斗。”紅軍連攻4天，既未能攻下資溪橋，也未能牽動敵軍，紅軍主力卻暴露在蔣軍堡壘周圍，日間遭敵机轟炸，晚上露營，十分疲備，10月26日，不得不放棄攻打資溪橋的計划。此時，軍委決定成立紅七軍團和紅9軍團，紅七軍團以尋淮洲為軍團長，肖勁光為政委；紅9軍團以羅炳輝為軍團長，蔡樹藩為政委。 中央仍不許紅軍撤退，于11月11日再令紅軍深入敵后，進攻敵人的戰備要點南城以北之滸灣。不但未打下，紅軍卻傷亡了1000余人，受到重大損失。紅軍不得不放棄陣地，繼續向根据地內轉移。此后，東方軍和中央軍的番號便在實際上取消了。 滸灣戰斗失利后，李德和博古等卻借黎川失守問題，搞了一個審判肖勁光的事件。肖勁光作為新編的紅七軍團政委，帶部隊和紅三軍團一起參加了滸灣戰斗，滸灣戰斗失利后，彭德怀主動承擔了責任，說責任不在肖勁光。李德、博古想整彭德怀，但不敢動他，于是整肖勁光，又避開了滸灣失利事件，重提黎川失守的責任問題。李德說：“肖勁光在黎川城不戰而棄，帶領他的獨立部隊倉皇撤退，而讓地方部隊听命運的擺布。”宣布將肖勁光撤職，關押，并送交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召開公審大會進行公審，判肖勁光5年監禁徒刑，開除党籍、軍籍。 毛澤東知道后，堅決反對、王稼祥也几次拒絕在處分書上簽字，毛澤東利用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職務，沒有執行李德等人的決定，在肖勁光被關壓1個多月后，即將他調到紅軍大學干部隊當軍事教員。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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