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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1925年10月，共產党北京第二次中央擴大會議上，提出了共產党員應該及時准備退出國民党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党政策所牽制。陳獨秀對共產党加入國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一直以客卿自居，國民党內一有風吹草動，他總不免有悔不當初之感，嚷嚷著要退出國民党，他和戴季陶的出發點不同，但殊途同歸。 陳獨秀的意見受到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央委員們的一致反對，使他未能堅持自己的主張。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党与中國國民党關系議決案》，其精神是積极的，但并非是完滿無缺的，其中規定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党，不擔任國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級党部。這個規定當然不利于爭奪國民党的領導權。 北方政治形勢的惡化，使陳獨秀的思想又發生了變化，他片面地認為郭松齡倒戈失敗，奉系軍閥气焰复張，并与吳佩孚勾結起來，馮玉祥的國民軍正處于四面受敵的情況下，表明革命低潮到來了，一味主張在革命統一戰線方面要執行讓步的策略。 于是，陳獨秀同張國燾一起代表中共中央，約請參与過西山會議派活動的葉楚傖、邵元沖、孫科在上海，就國共關系問題舉行會談，向他們表示：“中共并沒有包辦國民党事務的企圖，而且反對這种企圖。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選國民党人士出席國民党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共亦不希望在大會的中央委員改選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國民党中央委員人數。”還邀請他們回廣東參加國民党“二大”。會談中雙方就繼續合作達成了几點協議。 陳獨秀又急不可耐地給中共廣東党組織寫信，要他們歡迎這些右派回廣東參加大會，選舉國民党中央委員時，要盡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羅進去，說這樣可以團結國民党。陳獨秀提出的國民党中委候選人名單，有很多人是國民党右派分子，陳獨秀還把完全附和他的張國燾派到廣州，擔任出席國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團書記，指導中共在大會的活動。 張國燾到廣州后，立即召集中共廣東區委負責同志和鮑羅廷開會，要求貫徹執行陳獨秀的退讓政策，鮑羅廷說： “國民党左派和共產党仍應向右派勢力進攻，以期廣東局面獲得進一步的鞏固，此時決不應退讓，因為退讓政策會助長右派的气焰。” 廣東區委贊成鮑羅廷的意見，反對同孫科、鄒魯、葉楚傖等人的協議。鮑羅廷气憤地質問張國燾：“為甚么廣東方面將那些陰謀破坏革命的國民党右派分子驅逐出去了，現在你們卻又要將他們請回來？” 張國燾回答說：“孫科等人是中派，中央既已与他們有協議，自不能中途變更。這不是退讓政策，這是中共自謀獨立發展和鞏固國民革命陣線所必要的措施，不應要求修改，而應切實執行。開除西山會議派和使中共党員增加在國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進攻。” 張國燾還向汪精衛表示，在選舉國民党中委時，可以減少中共的名額。 出席國民党“二大”的代表共278人，其中共產党和國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大會主席團由汪精衛、譚延闓、鄧澤如、譚平山、恩克巴圖、丁惟汾、宋慶齡等7人組成，秘書長是共產党員吳玉章。 由于共產党人和國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多數，他們參加了大會的各個主要机构。在大會上，汪精衛作了政治報告，林伯渠作了代表大會籌備經過報告，譚平山作了党務和代表資格審查報告，毛澤東作了宣傳工作報告，鄧穎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婦女運動報告，蔣介石作了軍事報告，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作了大會發言。 大會對西山會議派表示強烈憤慨，但蔣介石和孫科卻秘密策划阻撓大會對西山會議派的處理。他們看到這個企圖不能得逞時，就把出席大會的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部分代表召集起來，讓汪精衛出面以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代表名義，向大會提出，對西山派盡量從寬處理，但卻遭到多數代表的反對和批判。 大會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党籍，給予居正、石青陽、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權、葉楚傖、邵元沖、林森、張繼、張知本等12人警告處分，責其改正錯誤，限其兩個月內，具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若有不接受大會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即開除其党籍。唯念戴季陶為党奮斗有年，翊贊總理，改組本党，頗有勳勞，大會促其猛省，不可再誤。 大會還通過決議，繼續聘請鮑羅廷為國民政府顧問。并贈送鮑羅廷銀鼎一座，上鐫刻“共同奮斗”4字。 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時，由于張國燾堅持對右派的妥協退讓，新當選的36名中央執行委員，共產党員只有7人，即林伯渠、李大釗、于樹德、楊匏安、惲代英、吳玉章、朱季恂，加上國民党左派朱培德、譚延闓等人在內，只有14人；國民党右派、中派則有15人，孫科、戴季陶、胡漢民、伍朝樞等右派都當選了。12個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占了絕大多數，共產党員只有高語罕一人。 在這次選舉中，原來在國民党內地位并不高的新右派頭目蔣介石，竟一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接著在二屆一中全會上又當選為國民党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共9人：蔣介石、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林伯渠、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蔣介石的親信何應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陳果夫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蔣介石在反對西山會議派的斗爭中，偽裝左派，浪得不少聲譽；他作為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擁有一部分軍權，取得東征的胜利，在大會上備受禮遇。他又以軍事領袖自居，在大會上作了各种引人注目的表演。 蔣介石一躍而成為國民党內地位很高的人物，与陳獨秀多次吹捧蔣介石有關。1925年10月，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文章說，蔣介石手創有力的党軍，不但為國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勳勞，并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气。12月，陳獨秀又在《向導》上先后發表了兩篇吹捧蔣介石的文章，把蔣介石列入國民党左派領袖的隊伍，并把蔣排在汪精衛之后，稱他是第二號左派領袖。蘇聯派遣來的軍事顧問亞·伊·列潘諾夫，也說蔣介石在政治上是個左派，并正往左發展。 歷史上稱此時的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陳獨秀的私人生活也開始放蕩不羈，他和妻子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君曼去了南京，陳獨秀另有新歡。 陳獨秀在上海隱蔽起來，沒人知道他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他每次到中央机關看文件，同志們用話引他泄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大家猜想他一定有個女伴，陳獨秀同女醫生施芝英同居。 1926年1至2月，陳獨秀便不來中央机關看文件了。因為沒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沒有辦法找他。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他報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他們也恐慌起來。一天天過去，都沒有消息，大家近于絕望了，猜想陳獨秀被秘密處死了。眼淚汪汪的張國燾說： “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到這個下場。” 陳獨秀“失蹤”一個多月后露面了，他裹著一件大衣，纏著圍巾。原來他生了傷寒病，住進了醫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說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們受了場虛惊，少不了要數落他，他答應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本來就支持國民党的共產國際，對于陳獨秀吹捧蔣介石尤其注意。 2月上旬，聯共（布）派遣聯共（布）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聯共（布）中央委員、遠東邊疆區党委書記庫皮亞克等10余人來華。布勃諾夫在北京會見俄國顧問，听取了關于中國形勢的匯報，然后同加拉罕一起去包頭、張家口，會見馮玉祥。布勃諾夫認為革命陣線爭取馮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蘇聯應以更大規模繼續向馮玉祥提供援助。 在布勃諾夫同馮玉祥會面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擴大會議。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工作報告中說：“有40万党員的國民党，歷史的‘明天’將使它在全中國掌權，而它卻在思想上表示贊同我們，這已經是巨大的成就了。”全會作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中說，國民党已經同最廣大的工農群眾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聯系，廣州政府乃是中國人民爭取獨立斗爭的先鋒隊。共產國際根据聯共（布）的建議，批准國民党參加國際，并推選蔣介石為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名譽委員。 然而，誰曾料到，就在共產國際會議閉會后的第5天，即3月20日，這位“名譽委員”在被譽為“典范”的廣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艦事件，又稱“3·20”事件，這對中共和陳獨秀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蔣介石原本不贊成國共合作，曾對孫中山堅持聯俄聯共，表示异議，但由于個人野心，又隱忍下來。為了表示對孫中山個人的服從与忠順，他又竭力裝出完全擁護的樣子，借以騙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撈獲政治資本。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使他的地位迭迭上升，權力不斷擴大。他兼有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的重要職務，与國民党領袖相比，在軍事方面，蔣介石比汪精衛強，擁有汪精衛所不具有的軍事地位和實力；在政治方面，蔣介石比李濟深、程潛等人強，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響。野心謀求權力，權力助長野心，并以既得權力為杠杆，謀求更大更多的野心，這就是蔣介石發跡的法竅。 1926年2月，蘇俄政治顧問鮑羅廷偕譚平山暫時离開廣州，去了北方，鮑的職務由另一名蘇俄顧問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對蔣介石的陰暗反共心理有所察覺，對蔣的獨裁擅權行為不滿，竭力拉攏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對蔣進行抑制，這就加深了蔣介石的疑忌。右派頭目伍朝樞、古應芬、王柏齡等乘机大肆散布謠言，說蘇俄顧問和中共要“倒蔣”，廣州市面上出現了稱蔣介石為“新軍閥”的傳單，這無异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蔣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礎，已有疑忌之心。右派分子的挑撥煽動，使他有了机會發動政變。 蔣介石深知軍權的重要，而要掌握軍權，必須打擊共產党，擴張自己的勢力。 廣州商團叛亂后，黃埔軍校革命學生為幫助政府及時平定叛亂，聯絡廣州其他各軍校學生，發起組織青年軍人代表會。不久，黃埔軍校學生代表蔣先云等決定將青年軍人代表會改組為青年軍人聯合會，其主要負責人有黃埔軍校學生蔣先云、李之龍、周逸群、徐向前、陳賡、王一飛、許繼慎、左權等，在教職員有金佛庄、魯易、胡公冕等，大都是共產党員。聯合會在其存在的18個月中，會員發展到2万多人，成為革命軍人中有明确宗旨、嚴密的組織、嚴明紀律和廣泛的群眾基礎的革命團体。 黃埔軍校右派分子王柏齡等為了与聯合會相對抗，組織了“中山主義學會”。這些人打著研究中山主義的旗號，把右派分子集中起來。几個月之后，王以中山主義學會為基礎，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王柏齡說： “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就是要和共產党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划上一道鴻溝，爾為爾，我為我。” 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干都是蔣介石的親信，王柏齡、賀衷寒、何應欽、陳誠、顧祝同、胡宗南、吳鐵城、繆斌、冷欣、曾擴情、酆悌、桂永清、歐陽格、劉峙、陳肇英等。它是蔣介石豢養的反共反革命的團体。 孫文主義學會監視共產党員的行動，盜竊共產党員的文件，放出种种污蔑中傷共產党員的濫言，甚至挑起沖突，大打出手，釀成武斗慘劇。孫文主義學會會員、黃埔軍校官佐林振雄同青年軍人聯合會會員李漢藩發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槍向李開了一槍，幸未打中，當時引起大風潮。軍校進步師生同聲抗議林振雄槍擊李漢藩事件。 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貌似公允，暗中卻支持孫文主義學會，竭力加強對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控制。 1926年2月2日，蔣介石裝作協調兩會關系，召集兩會負責人開會，議定4條辦法，利用孫文主義學會以加強對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監視，把聯合會擺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庇護右派，打擊左派。 蔣介石操縱孫文主義學會，陰謀策划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是國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裝備完全的兵艦，它原是由永丰艦改名的，孫中山曾在永丰艦上避難，為紀念孫中山而改名“中山艦”。 蔣介石同孫文主義學會、國民党右派多次策划，散布說： “共產党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 蔣介石精心策划之后，于1926年3月18日，令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通知海軍局，謂奉蔣介石命令，調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听候調遣。” 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即派中山、寶璧兩艦前往。但19日晨軍艦到達黃埔后，蔣介石卻聲稱并無調艦命令，隨后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兵艦，李之龍經請示蔣介石又將中山艦調回，19日下午6時兵艦駛抵廣州，中山艦的往返開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卻說這是“無故露械外出，經一晝夜”，“中正防其扰亂政府之舉，為党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 20日凌晨3時，蔣介石到造幣厂，宣布廣州緊急戒嚴，命令陳肇英、王柏齡、陳策、歐陽格、吳鐵城等人，率武裝部隊，包圍蘇聯顧問季山嘉及蘇聯代表團住宅、蘇聯領事館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扣押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党員，逮捕李之龍，他們預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產党一開槍反抗，就以第2師、新編第1師及公安部隊來一次大屠殺。他們還包圍了汪精衛的住宅。 蔣介石老謀深算、詭計多端，當他對准共產党猛然一擊之后，就立即收縮回來。他感到現在羽毛尚未丰滿，同共產党徹底決裂還為時尚早，還需要共產党的支持和蘇聯的軍火援助，于是，在20日下午，釋放了許多被扣押的共產党員。 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見到報紙上披露中山艦事件的消息，感到莫名其妙。因為通訊聯系不便，無法了解事件的真相。 受到軟禁的蘇聯使團布勃諾夫等人不能不表態。22日，蘇聯領事館代表与蔣介石會晤，問蔣： “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 蔣回答道：“對人不對俄，希望鮑羅廷速回俄。” 領事館代表隨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 布勃諾夫立即將蘇聯顧問組組長季山嘉和其他顧問組成員10余名遣返回國。 事變之后，蔣介石非常害怕共產党人對他進行反擊，如果共產党人進行反擊，蔣介石的地位就會處在危險之中。當時周恩來、毛澤東等都主張反擊，當時的革命力量很強，廣州工人、省港罷工工人有10多万人，工人糾察隊有几千人，并有統一的司令部——省港罷工委員會。廣東已有許多農民加入農會，并有許多武裝的農民自衛軍。黃埔軍校第4期2000多學生中，共產党、共青團員很多。在國民党軍隊中，中國共產党有相當的力量，6個軍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軍外，都是共產党員擔任。中國共產党在廣大群眾、革命軍官兵和國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響和很高的威信。國民党內部和國民党革命軍中，有很多人反對蔣介石制造這次事件，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等人堅決譴責中山艦事件為反革命行為。第2軍軍長譚延闓對人說，蔣介石的位置提得太高了；第3軍軍長朱培德不愿受蔣介石指揮；第4軍軍長李濟深、第6軍軍長程潛都對蔣介石不滿；第5軍軍長李福林同蔣介石也有矛盾。如果當時提出把蔣介石搞掉，這几個軍都會贊成。第一軍的共產党員在該軍中有較大影響，對蔣介石把共產党員赶出第一軍去很不滿。因此，搞掉蔣介石，不會有更大的困難。 但是蘇聯使團布勃諾夫給蔣介石頻送秋波。蔣介石又演出虛假的自請處分的鬧劇。3月23日，蔣介石煞有其事地呈文政府，說：“此次事起倉猝，處置非常，事先未及報告，…… 應自請從嚴處分。” 同日，汪精衛托詞“因患暈眩”，請假治療。汪精衛同蔣介石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矛盾。蔣介石陰謀發動政變，包圍了汪的住宅，使挂著國民党政府主席和國民党革命軍總代表名義的汪精衛感到十分難堪，如同受了一記耳光。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蔣介石自請處分的呈文，通過決議：“對于蔣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議處”，留給汪精衛的只有羞憤出走了，他借口養病，隱匿下來，不久就動身去了法國。 蔣介石把自己裝扮成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3月24日，他在黃埔軍校演講，說如果李之龍有罪，也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体的身上，但實際上已暴露的共產党員被迫退出國民党的有250多名。中山艦的軍權被奪取，艦長換成了歐陽格，第一軍的全体共產党員被驅逐，党代表被取消，青年軍人聯合會被解散，所有會員被迫退出黃埔學生軍。 蔣介石利用右派打擊了左派，又回過頭來“懲辦”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齡的第一軍第1師師長職務、陳肇英虎門司令職務，“軟禁”了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還解散了孫文主義學會。但是，不久，他以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干分子為基礎，成立了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他不僅使孫文主義學會借尸還魂，還進一步擴充了他的反動力量。 蔣介石居心叵測，行動敏捷，縱橫捭闔，左右逢源。他通過中山艦事件，打開了奪取權力的大門，在這個事件之后，蘇聯使團布勃諾夫幫了蔣介石的大忙。布勃諾夫在給蘇聯顧問作報告中說，這次事件，是由于軍事工作和總的政治領導方面的嚴重錯誤而引起的，中國將軍脖子上戴著5個套，這就是參謀部、軍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顧問。這种情況与中國軍隊歷來的習慣，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布勃諾夫要顧問們特別注意到中國軍閥們的過敏的民族主義，外國軍事專家的任何一個壓力，都會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越權，不應承擔任何直接領導軍隊的職責，以免使破坏國民革命的危險更趨嚴重。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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