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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沈在桂林的戰事正打得難分難舍，陸“老帥”被圍在桂林城內，對南宁方面無暇顧及，李宗仁乃兵分3路：右路白崇禧指揮，左路胡宗鐸指揮，中路俞作柏指揮。3路中以白崇禧右路為主攻方向，白崇禧率部乘胜一鼓而下，拿下柳州后，即掉兵轉向上雷、慶遠方向追擊，与陸之驍將韓彩鳳大戰于上雷、大茂橋。李宗仁也親率援兵援白，韓部全線崩潰，落荒而逃，竄入黔湘邊境。右路大胜，中、左路也進展頗順。左右江至南宁以北，盡為李、黃据。 陸榮廷見大勢已去，無心再戰，放棄桂林，退入湖南。于9月23日通電下野，赴蘇州做寓公，結束了陸氏統治廣西40余年的歷史。廣西由三強鼎足之勢變為李、黃聯軍与沈鴻英兩強對峙的局面。 沈鴻英窺伺到李、黃聯軍不可小覷的實力。知再不動手，其勢更不可遏，乃在討陸戰事稍平后，立即在桂林打出廣西建國軍總司令的旗號，并以“出巡”為名，檄調大軍分3路向李、黃部占据的潯、梧一帶進發，實現其獨占廣西的美夢。 沈鴻英的動向，早在李、黃等意料之中，在討陸戰事接近尾聲時，李宗仁已密將所部主力由南宁調赴潯、梧一帶備戰。 李宗仁急需粵軍為助，乃于11月間正式就任廣東革命政府任命的“廣西綏靖督辦”職，并在就職后，在梧州由李濟深、陳銘樞介紹，加入了國民党。定桂、討賊聯軍也編為廣西陸軍第一軍、第二軍，李兼第1軍軍長，黃為第2軍軍長，白為督辦公署參謀長。李濟深派出所部陳濟棠旅歸李、黃節制，參加討沈。 1925年2月1日，李宗仁發出討沈通電。白崇禧當日率精兵赶至武宣，先敵一步占据有利地形，將敵偵察前哨擊潰。次日，敵大軍蜂擁而至，白率兵退入武宣城中，固守待援。 李宗仁率援兵赶到，雙方大軍在武宣一線擺開陣勢，展開了激烈爭奪，李宗仁親冒炮火，上陣督戰，再振“鐵牛”威風。經兩晝夜鏖戰，敵始有不支之勢。李部李石愚部從貴縣赶到。李宗仁乘机指揮部隊猛攻，敵崩潰，紛向桂林、良丰方向逃竄，李部乘胜追擊。派往賀縣和平樂方向的粵軍陳濟棠部和桂軍俞作柏部也在迎戰沈軍其他兩路后，一一得手，及此3路會合，進擊桂林。2月13日，桂林告克复。敵首沈鴻英哀歎：“我沈鴻英10余年來，帶兵數万橫行桂、湘、粵、贛，誰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敗于几個排長出身的小子之手。” 桂林克复后，李宗仁不稍懈怠，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率各部乘胜追擊沈軍殘部，掃蕩沈氏殘余。沈鴻英知大局已定，在主力被殲的情況下，只好暫作藏匿，以后化裝逃跑，避居香港當了寓公。 李、黃、白正收拾桂局時，不料，滇桂邊界又開來了云南軍閥唐繼堯的浩蕩大軍。3月初，唐軍由龍云、胡若愚率領的一路已逼近南宁。李、黃部因桂柳方面對沈戰事尚未結束，粵方援軍也未抵達，故先避其鋒芒，棄守南宁。唐軍不戰而入邕，更加趾高气揚，以為廣西指日可下，于是前鋒越過昆侖關，直逼賓陽。而另一路由唐繼虞率領的軍隊，卻遲至5月才取道貴州進入桂境。兩路滇軍東、西距离很遠，加上滇軍的驕橫，給李、黃運用各個擊破策略提供了戰机。 5月上旬，粵方派來了原滇軍顧品珍部下范石生部約1万人開至貴縣。李、黃、白、范4人聚首，擬定了作戰計划，并通電討唐。 李集結兵力，挫唐前鋒，奪回昆侖關，回攻南宁，唐軍突遭主力迎擊，猝不及防，退守高田，又遭李部夾擊，棄關而逃，縮回南宁，重新布置防御。李部圍攻南宁，因城牆堅實，敵軍抵抗頑強，城垣費時半月不破。 唐繼虞部從另一路由黔邊長驅直下，向柳州逼近。桂境內陸、沈殘部乘滇軍入侵，蠢蠢欲動，勾結滇軍向李、黃部反攻，柳州告急。李宗仁將南宁圍城任務交黃紹竑、范石生擔任，自己退駐八塘，部署援柳事宜。 柳州方面的主將李石愚在前線指揮時陣亡。李宗仁聞訊分身不得，急電黃、白赴柳州坐鎮指揮。 黃紹竑帶病赶至柳州前線，先行率領從南宁方面調來的兩縱隊主力對滇軍展開進攻，擊敗唐軍前鋒吳學顯。又向圍攻柳州的滇軍進行突襲，解了柳州之圍。白崇禧也率部從桂林赶到，向滇軍展開全線反攻，滇軍大潰，逃至沙浦，黃、白緊追不舍，兩軍在沙浦對壘，雙主帥都親自上陣督戰，動用兵力數万以上，直打得昏天黑地，浮尸滿江，最后滇軍不支，開始向南宁方面退卻，不料途中又遭截擊，死傷無數，唐繼虞也受重傷，不得不放棄与南宁滇軍會合的希望，從西面狼狽竄回云南。 滇軍沙浦敗訊傳到南宁，守城敵軍無心作戰，加上城中患疫，士兵死者上千，云龍、胡若愚率余者棄城而去，南宁城頭變幻霸王旗。 至此，干戈扰攘近5年的廣西戰事終于平歇，李、黃、白成為廣西一統天下的新主人。李宗仁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廣西軍務督辦、第7軍軍長，黃紹竑為第七軍党代表和廣西省省長。至此，兩廣實現了統一。 北京政變后成立的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實際上是受奉系張作霖勢力的控制，就連原來扶植它起來的國民軍也遭到了排擠。 1925年11月，當郭松齡倒戈反奉時，國民軍宋哲元部即乘机占領了熱河，12月初，國民軍又向直隸督辦李景林提出假道天津出關援助郭松齡的要求。李景林在郭松齡發難時雙方有過聯合倒張的密約，后來李景林在日本人和張作霖的拉攏下，背棄了前約，他為阻止國民軍進兵，宣布与山東軍閥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并通電討伐馮玉祥。于是，馮、李兩軍在楊村等地展開激戰，雙方經過半個月的爭奪，李景林部于12月24日敗退山東。 國民軍進駐天津，從而占有了直隸全境。這時國民軍擁有40余万人馬，据有京、津、直隸、河南、甘肅、陝西、察哈爾、綏遠等地，控制有京奉、津浦、京漢等交通干線。在國民軍控制的地區，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北方革命運動的高漲和國民軍勢力的擴大，日益引起帝國主義和奉、直系軍閥的恐慌，它們便進一步勾結起來對付革命勢力。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的代表向張作霖提出履行“二十一條”中關于滿蒙地位的條款，作為出兵援助張的條件。張作霖賣國求援，接受了日方的條件。于是，日本悍然出兵直接援助了張作霖，導致郭松齡兵敗被殺，使奉系軍閥的統治重新得到鞏固。隨后，日、英又策動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聯合，使他們在“討赤”的名義下，于1926年1月初達成了“諒解”，一致對付革命勢力。它們的矛頭，首先指向傾向革命的國民軍。 張作霖立即策動直系吳佩孚和張宗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對國民軍實行三面夾擊。張作霖以追擊郭松齡殘部為借口，進犯關內，占領了山海關。 吳佩孚在英國人的援助下，分3路出兵進攻河南岳維峻、鄧寶珊的國民軍二軍。命靳云鵬由魯西進攻豫東，寇英杰由鄂北進豫南，劉鎮華、張治公由陝北東部進攻豫西，并勾結晉系軍閥閻錫山出兵娘子關向北進犯。直軍相繼攻占了開封、鄭州、洛陽、河南，國民二軍被擊潰。直魯聯軍也開始了對直隸進犯，先后搶占了滄州、獻縣等地，并突破馬厂，逼近天津，使國民軍處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馮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通電下野，由張之江署理西北邊防督辦職務，統率部隊。馮玉祥抱著滿怀惆悵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張之江為使國民軍擺脫危困的境地，又采取了迎合段祺瑞鎮壓學生運動的做法。 3月12日下午，日本出動兩艘軍艦駛入大沽口。駐守炮台的國民軍發現這一非常情況后，即以旗語令其停止前進，日艦置之不理，炮台守軍遂發空炮警告，日艦竟以机槍射擊。中國守軍猝不及防，死傷10余名，國民軍被迫予以回擊，將日艦驅出大沽口。 大沽口事件發生后，日本向中國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顛倒黑白，誣稱國民軍首先開炮，并糾集英、美、法意、荷、西、比等8國公使，聯合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5條無理要求，限48小時內答复，并聲稱如得不到滿意的保障，各國將采取必要之手段。日本還要求中國政府嚴懲大沽口守軍軍官，并索取5万元賠償費。各國聲言以“保護僑民”為名，共派遣20多艘軍艦，云集在大沽口。日本聲言還將派15艘軍艦開往大沽口；各國海軍司令官決定將采取自由行動，“有反抗行為，即行炮擊”，侵略气焰极為囂張。 帝國主義者明目張膽的武裝干涉，激起了中國人民极大憤慨。3月14日，北京各界群眾在故宮太和殿舉行了大規模的國民反日侵略直隸大會，群呼打倒助奉日人，聲气壯烈。大會向日本提出7條抗議。次日，天津總工會等70余團体召開國民反日緊急群眾大會，要求嚴懲侵略者。上海總工會也向全國發出通電，沉痛陳言：“似此橫暴，凌我國權，侮我人民，于斯已极！此而不爭，國亡無日，切望全國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頑，用雪國恥。” 16日，中共北京地委召開党的活動分子會議，李大釗、劉伯庄、陳喬年、陳為人、鄧洁、陳毅等100多人出席會議，李大釗發表了演說，提出發動各界群眾，行動起來，与政客、官僚、軍閥政府斗爭到底的戰斗任務。 17日，國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200多個團体在北京大學召開緊急會議，商定驅逐8國公使出京等5條決議。會議派出陳毅等代表赴國務院，王一飛等代表赴外交部請愿。陳毅等人赴國務院請愿時，竟有6人被衛兵用刺刀刺成重傷，10人為輕傷，造成流血事件。 兩路代表返回后，一致認為段祺瑞政府毫無接納人民意見的誠意，決定次日全力召開國民大會。 3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等80余北京市大中學校學生和北京總工會、國民党北京市党部等140余團体，2万多名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會場懸挂“駁复列強最后通牒”、“撤退外國兵艦”等標語和請愿受傷代表的血衣，血衣上書“段祺瑞鐵蹄下之血”8個大字。徐謙、李大釗、顧孟余等人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會上通過了《反抗列強最后通牒國民大會致八國公使書》，以及8項決議案。 會后，由2000多名群眾組成游行隊伍，由共產党員王一飛擔任游行總指揮，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都參加了游行。 段祺瑞軍閥政府采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做法，一面派代表到天安門國民大會上，對17日衛隊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一面在執政府周圍布滿了全副武裝的衛隊，附近街道胡同里埋伏了暗藏凶器的便衣偵探，准備對游行請愿群眾下毒手。下午1時許，游行請愿隊伍來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廣場后，代表安体誠等5人人內，要求面見段祺瑞、賈德耀，遭到衛隊拒絕。 代表們出來向眾人報告交涉情況，群情激憤，要求去吉祥胡同段宅去。正當整隊出發之際，執政府門樓內響起了信號槍，在衛隊旅長指揮下，一時警笛狂鳴，大門外衛隊同時舉槍向群眾隊伍平射，一批批手無寸鐵的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凶殘的衛隊官兵到處追擊追殺，周圍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鐵棍隨意亂砍亂打。群眾相互救援，拼力反抗，女子師范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身負重傷，仍然頑強地挺起身子，万惡的劊子手竟繼續用大刀向她亂砍，終慘遭毒手。 在這場持續半小時之久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共死難47人，傷200多人。在慘案發生時，李大釗面對敵人的屠殺，不顧個人安危，掩護群眾退卻，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机警，得以脫險，陳喬年在斗爭中英勇負傷。這一慘案，歷史上稱為“3·18”慘案。 當晚，李大釗召開党的北方區委、青年團北方區委聯席會議，決定領導群眾繼續斗爭。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150余個團体，也在北京大學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慘案善后委員會”，并由陳毅負責，領導各界群眾進一步開展斗爭。4月20日，段祺瑞終于通電下野。 但是，人民從前院驅出了虎，后院來了狼。吳佩孚、張作霖兩位冤家來到北京相會，他們在聯合反對國民軍時重新和好，于是在北京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換蘭譜，結為兄弟，北京由直奉兩系把持。但是，蘇、閩、浙、贛、皖“五省聯帥”孫傳芳，忽又改變了對吳佩孚的態度，仍然執禮甚恭。他通電主張顏惠慶內閣复職，攝行總統職權。又有北京治安維持會領袖王士珍、趙爾巽贊同，張林霖不得不表同意。 5月12日，顏內閣宣布依法复職。13日任命顧維鈞為財政總長，施肇基為外交總長，張國淦為司法總長，鄭謙為內務總長，張景惠為陸軍總長，杜錫圭為海軍總長，楊文愷為農商總長，王寵惠為教育總長，張志譚為交通總長。這個內閣看起來是奉、吳、孫3方面的混合內閣，但是屬于吳系的外交“名流”共占4席（顏、顧、施、王），實質上是以吳系為核心的親西方內閣。 國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鄒魯受國民政府派遣去北京支援全國人民的反帝斗爭，于1925年9月离開廣東，先到上海進行陰謀反對共產党的活動，与謝持、戴季陶、葉楚傖、邵元沖等一伙右派會晤，共商到北京召開國民党一屆四中全會，并決定在分途去北京的途中，聯絡各地有派分子去參加北京會議。 他們到達北京后，即以國民党北京執行部的名義召集會議，不料卻遭到以李大釗、于樹德為首的國民党北京執行部的抵制。10月25、26日，鄒魯、林森、謝持等糾集北京同志俱樂部和民治主義同志會的一小撮反動分子，手持鐵棍，到國民党北京執行部尋釁鬧事，几個人把守大門，一伙人沖進房門，翻箱倒柜，連牆角廁所等處也進行搜查，一若強盜入室，結果挑起雙方武斗，搶去執行部小印一方，簿冊若干种。 在北京開會不成，又擬改在馮玉祥國民軍駐地張家口舉行，但遭到馮玉祥的拒絕。這伙右派走投無著，騎虎難下，遂決定仍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總理靈前召開會議。11月18日舉行了預備會議，吳稚暉不贊成立即与共產党分裂，主張此事從緩進行，這個意見得到戴季陶、沈定一的承認。 關于暫緩反共的消息一傳出，右派團伙立即大嘩。因戴季陶、沈定一曾參与發起籌建共產党的活動，以馮自由、馬素為首竟誤認為預備會議是共產党會議，是戴季陶、沈定一在為共產党活動。于是，他們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將戴季陶、沈定一綁架，進行凌辱。戴季陶受此“奇冤”，羞憤不已，乃离京南下。 出席西山會議的有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鄒魯、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沈定一、葉楚傖等8人，候補執行委員茅祖權、傅汝霖2人，監察委員張繼、謝持2人，共12人，但實際上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有24人，候補執行委員17人，中央監察委員5人，計46人，不足一半。這是一次非法的中央執行委員全体會議。 西山會議為期一個月，至1926年1月4日收場，通過了《取消共產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之共產派譚平山等案》、《顧問鮑羅廷解雇案》、《決定本党此后對于俄國之態度案》、《關于反對共產派被開除者應分別恢复党籍案》。 參加西山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10人，要開除共產派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9人，即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伯渠、毛澤東、韓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等人，是荒唐之舉，激起了共產党人和國民党內廣大革命分子的強烈反對。 在廣州的國民党中央對西山會議表示決不承認的態度，遂于1925年12月，在廣州正式召開了第一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指出西山會議是非法的，西山會議開除李大釗、譚平山等9人是無效的。 1926年1月1日，國民党在廣州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大會召開前，周恩來、陳延年与鮑羅廷共向商議，計划在這次大會上，通過對西山會議派的批判，狠狠打擊右派，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國民党党籍，以進一步鞏固中共和國民党左派的聯盟，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同時在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的選舉中，多選左派，爭取共產党員占1A3，使中共和國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國民党中央委員會中占优勢。 但是，這個正确的計划卻遭到了陳獨秀的堅決反對。這時陳獨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他曾義正詞嚴地批駁右派，而內心世界相當复雜。他對右派攻擊党團活動感到极其為難，認為這都是加入國民党這一政策所引起的難題。如果遵照國民党的意見，取消在國民党內的党團組織，這無异是熔化在國民党內，沒有獨立性了，但要國民党員默認中共在國民党內有党團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這种困惑的心情迫使他在与國民党右派更為复雜嚴峻的斗爭中作出選擇，或者努力爭奪對國民党的領導權，或者是主張退出國民党。 1925年初，中國共產党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當選為新一屆的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彭述之為宣傳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為宣傳部委員、張國燾為工農部主任，并由這5人組成中央局。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還有李大釗、項英、譚平山、李維漢。這次代表大會作出決議，指出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 共產党人認識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諸實踐。于5月1日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166個工會的281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代表有組織的工人54万余人。大會選出林偉民、劉少奇為全國總工會正副委員長，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大會閉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國大風暴的五卅運動。 5月7日，上海日本資本家聯合組織的日本紡織同業會開會，以工會系共產主義指揮下為由，悍然決定不承認工會，揚言工會如組織工人罷工，就采取強硬態度關閉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內，日本資本家無故開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還蠻不講理，手持鐵棍亂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時，內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進厂，工人群起質問日本厂主：我們并未參加罷工，豈有拒絕工作之理。 日本領班和包打听一見工人進厂，就舉木棍鐵棒對手無寸鐵的工人行凶，好几個工人被打得頭破血流，站在隊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顧正紅看見已有好几個工人被打傷，他滿腔怒火，高喊：“東洋人打人啦！”并帶領眾人沖入物料間，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為反擊的武器。 內外棉厂副總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帶著手槍，率領一群流氓打手，殺气騰騰來到門口，對准顧正紅開了一槍，他毫不畏怯，忍著疼痛，高呼：“工友們，團結起來，斗爭到底！” 川村又接連向他的腹部、頭部放了兩槍，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顧正紅頭部。顧正紅終于臥倒在血泊之中，雖經工友們送醫院搶救，但由于傷勢過重，壯烈犧牲，年僅20歲。這次血案還有11人受重傷，几十人受輕傷。 陳獨秀以總書記名義多次簽發中共中央通告，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各社會團体發表宣言和通電，反對日本人槍殺中國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罷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閘北潭子灣工人俱樂部舉行顧正紅烈士追悼大會。但是，上海工人、學生因為募捐活動和參加公祭顧正紅大會，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學生們聞此消息，義憤填膺，結隊去會審公廨，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遭到無理拒絕。 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舉行聯席會議，陳獨秀、惲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參加了會議，決定分頭向各學校負責人談話，向學生進行宣傳，動員和組織學生于5月30日到租界進行反帝大宣傳，聲援工人，營救被捕學生。 30日，約有3000學生上街演講，听眾十分激憤。下午，身高虯髯的巡捕前來驅赶群眾，學生与之沖突，馬路上一時人聲嘈雜，反帝呼聲更趨高漲，捕房捕頭懾于群眾聲勢，瘋狂地下令逮捕學生。學生和听眾睹此慘狀，個個義憤填膺。 老閘捕房前已是群眾云集，水泄不通，口號雄壯，聲震屋瓦，傳單飄飛，滿蔽天日，群眾的激昂情緒達到沸點。捕頭和副捕帶領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門口，捕頭下令巡捕向示威群眾開槍，副捕頭首先向人叢射擊，發出一彈，于是全体巡捕連開兩排槍，南京路上頓時血流遍地，死傷狼籍，釀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殺害的革命群眾13人，重傷數十人。 慘案發生的當天晚上，陳獨秀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決定宣布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建立反帝聯合戰線組織，領導上海人民掀起罷工、罷課、罷市三罷斗爭。中央領導進行了分工，由陳獨秀居中指揮。 戴季陶在五卅運動中看到了共產党在群眾中的威望日益增強，憂心忡忡，覺得再也不能沉默，發表了《國民革命与中國國民党》一書，一方面斥責國民党右派“腐敗卑劣”，不干實事，到了用“反共產”的口號來掩護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義、不能革命的罪惡；另一方面著重攻擊共產党，在高談“國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時，詆毀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反對共產党。他說國民党的最高原則，只能是三民主義，誣蔑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張將共產党員從國民党里驅逐出去。 陳獨秀立即在《向導周報》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說戴在對于共產派的態度，与右派謝持、馬素等人無甚出入。陳獨秀對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時的，立論也是正确的，但沒擊中要害。對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上缺乏認識，批判不力，斗爭不堅決。他把戴季陶排除共產党，奪取領導權的斗爭，皮相地看作為政党的階級屬性問題，他們爭論的論點似乎是共產党員退出國民党的時間早晚問題。因此，陳獨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時，便准備退出國民党。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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