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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上午8時左右，代表們先后來到上海車站。為了縮小目標，他們分兩批乘車南行。第一批由王會悟帶著几位年紀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車出發，第二批由李達帶著，乘后一趟列車續行。 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因為過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興，李漢俊因受到監視，也就留在上海。陳公博先在李漢俊寓所受了一場虛惊，從那里出來時又有暗探跟蹤，費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丟掉，回到大東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間隔壁發生了一起駭人的凶殺案，把他夫婦嚇得魂不附体。 早上5點多鐘，陳公博從睡夢中忽听有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而便聞有一個女人凄厲悲慘的呼叫。被謀斃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 大名鼎鼎的大東旅社發生了一起凶殺案，立即引來好几位新聞記者，但那殺人凶手早已遠颺。 7月31日晚發生了法國巡捕搜查“一大”會場事件，31日晨又發生了大東旅社殺人案。一夜之間兩次受惊，嚇得陳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車去杭州。 所以，陳公博也未出席南湖會議。 上午10時左右，代表們先后來到嘉興車站。王會悟在南湖附近的鴛鴦湖旅館，為代表們開了房間，讓眾人洗臉，吃粽子，暫且歇息。她托旅館帳房先生代租畫舫。 王會悟又与李達、張國燾等人來到南湖煙雨樓觀察周圍環境，選擇畫舫划行的合适路線和停靠地點。准備工作就緒后，王會悟領著眾人來到湖畔，通過擺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畫舫。 這是一艘比較華麗的游船，雕梁畫柱，陳設考究。在寬平的船頭上搭有涼篷，便于遮陽擋雨，觀賞風景。后艙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婦住宿的。為了會議安全，眾人帶著樂器和麻將牌，并在中艙備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護。王會悟則裝扮成歌女模樣，在畫舫前艙放哨。 眾人圍坐在中艙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師椅上。八仙桌上放著一套宜興紫砂茶具。沏有龍井綠茶，將麻將牌擺在八仙桌上，若有別的畫舫從近處經過，眾人便拿起麻將。 11時許，下起了小雨，游人漸漸散去，湖面上更為清靜。會議開始了。這次會議討論通過綱領和決議、党的成立宣言，選舉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綱領和決議，已在前几次會議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因而獲得一致通過。在討論《中國共產党成立宣言》時，對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爭論，便決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將組成的中央局處理。 最后選舉中央領導机构。眾人認為，全國党員人數不過50人，各地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党的工作。會議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總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陳獨秀未出席會議而被選為總書記，一則因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并在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籌建中國共產党的活動中，起了主導作用，享有很高的聲望；二則列宁要馬林向中國共產党傳達他的意見：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 下午6時左右，中國共產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胜利閉幕。當晚，代表們乘火車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閉幕以后，馬林多次提出要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回滬任總書記，又派包惠僧去廣州，向陳獨秀匯報“一大”情況，請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陳獨秀在廣州還同汪精衛、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務員職務。他南來廣州，目的是推進廣東革命事業，現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陳炯明要求辭去職務。陳炯明從廣西桂林回電，极力挽留，并勸陳獨秀：“望以教育為重，當風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為要。” 陳獨秀辭職不獲，只得借口醫治胃病請假离粵。 9月中旬，陳獨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漁陽里2號。從這時起，他就沒有謀生的職業，也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党組織只能發給脫离生產的共產党員每月30—40元生活費，這點錢當然不夠陳獨秀一家開銷的。他雖然經常給党刊寫文章，可給党刊寫稿是沒有稿費的。商務印書館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當時商務印書館招聘的名流為館外名譽編輯，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陳獨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編輯事務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辦党，愿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 最后确定：陳獨秀月薪為300元。但不久，陳獨秀因党內事務而辭去名譽編輯。他經濟上常常發生困難。 陳獨秀到達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馬林見面會談，他們在中共与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上發生了爭論，馬林認為各國共產党都是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和計划，應在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制定。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必要國際的經濟援助。因此，談了几次都談不成。 有一次，馬林的翻譯張太雷跟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陳獨秀出人意料地一拍桌子，道：“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后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 說罷，拿起皮包出門要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談。陳獨秀不理，很气憤地走了。 陳獨秀這個人喜怒形于色，當他發火的時候，也往往是他說話走火的時候。他平時和同志辯論問題，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發作起來，過后才覺得适才的動作是過火了。他的作風生硬粗暴的老毛病，在擔任中共總書記后，時常爆發。李達說陳獨秀是“惡霸作風”，“這個家伙要有了權，一定先殺了人以后，再認錯。”李達的批評未免偏頗，但陳獨秀的粗暴作風，确是一大缺點。 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達、張國燾3人，別無工作人員。3人聚會常在陳獨秀的住所樓下的客堂間或統廂房里。他們商定宣傳工作，仍以《新青年》為公開宣傳刊物，由陳獨秀自己主持。李達編輯《共產党》月刊，作為秘密宣傳刊物。張國燾主持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中央局還決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產主義讀物。 10月4日下午2時許，有3位“白相人”突然從陳獨秀的前門闖了進來。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攔，那3人先說要見陳獨秀，又說要買《新青年》。 陳獨秀從樓上下來，見此情形甚是惊疑，想從后門出去，但見后門已有人把守，無法脫身。不一會，來了兩部汽車，隨車來的巡捕把陳獨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陳宅聚會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共5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來到法租界巡捕房后，陳獨秀報了假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報了假名。 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去陳家訪問時也立時被捕。褚輔成到巡捕房后，一見陳獨秀在就拉住他的手說：“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們拉到這儿來了。” 這下陳獨秀暴露了身份。巡捕房查清邵力子、褚輔成的身份后，即釋放。 第二天會審，公堂審問，說包惠僧等4人是陳獨秀的党徒。陳獨秀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与客人無關。” 法庭將高君曼釋放，其他4人仍關押在獄中。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家里有馬林給我的信，如果被搜出來，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們出去繼續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強。” 李達為了營救陳獨秀，通報各地組織派人到上海來，并電請孫中山先生設法營救。孫中山打了電報給上海法租界的領事。各大報紛紛登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鬧得滿城風雨。10月7日，褚輔成和張繼等將陳獨秀保釋出獄，但得隨傳隨到。 10月9日，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也被保釋出來。 馬林請了法國律師巴和承辦這個案子。10月19日，法庭判決：除陳獨秀外都獲釋。26日，法庭結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閉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罰洋100元，銷毀查抄書籍，釋放陳獨秀。 陳獨秀等出獄以后，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5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這才順利結案。馬林与陳獨秀和中國共產党共患難，使陳獨秀這位很重感情的人，頓時增進了對馬林的感情。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以前的一切問題都得到适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的支援。 陳獨秀加大馬力工作，他簽發《中央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各區，到明年7月以前發展党員30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須超過2000名，中央局宣傳部必須出版共產主義書籍20种以上；全力組織全國工會。 上海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后不久，即在北京、武漢、湖南、廣州、山東設立了分部，分部負責人分別是羅章龍、鄧培（北京），包惠僧、林育南（武漢），毛澤東（湖南），譚平山、馮菊城（廣州），王盡美（山東）。 1921年底，蔡和森、李立三等從法國回到上海，立即被批准吸收為党員。陳獨秀留蔡和森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從事工運。 孫中山在平定廣西后，為了北伐大計，派外交總長伍廷芳代行總統職務。他自己于1921年10月17日乘軍艦出巡廣西，來到梧州。他在梧州接連召開了几個軍事會議，并召駐節廣西首府南宁的陳炯明來梧州商討北伐事宜。但陳炯明竟托詞拒召，使孫中山出巡廣西之行，一開始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孫中山委曲求全，立即親赴南宁，与陳炯明會商北伐問題，要求陳調粵軍40營參加北伐，并供應北伐軍餉。陳既不敢公開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諾。孫中山對陳耐心開導，提出或者派陳為北伐主帥，自己留守后方作支援北伐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率軍北伐，陳炯明留守后方支援北伐。陳炯明表示愿意留守后方，每月接濟北伐軍50万元。 孫中山返回梧州決定先在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然后取道湖南大舉北伐。陳炯明則回廣州主持廣東政務。 孫中山于12月4日在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此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來到桂林，与孫中山會面。孫中山与馬林先后會談了3次，馬林向孫中山介紹了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紅軍的政治訓練等情況，并向孫中山建議：改組國民党，創辦軍官學校，与中國共產党合作。 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表示歡迎，雖然他當時只想同蘇俄建立非正式的聯系，但這次會見增強了他對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了解。會見后，孫打電報給廣州的廖仲愷等人，說他見過馬林，心里非常高興。孫中山又介紹馬林到廣州同廖仲愷等人會面。 送走了馬林，孫中山傾全力于北伐的准備工作，他運籌帷幄之中，決胜千里之外，整飭云集在桂林的5万大軍。1922年2月3日，孫中山下令北伐，以李烈鈞為參謀長，胡漢民為文官長，朱培德為滇軍總司令，彭程万為贛軍總司令，谷正倫為黔軍總司令。兵分兩路；李烈鈞率滇、黔、贛各軍為第一路進攻贛南和鄂東；許崇清率本部粵軍為第二路聯合湘軍，出湖南，直攻武漢。 陳炯明卻勾結吳佩孚，反對北伐，又聯合湖南督軍趙恒惕，阻止北伐軍入湘。他在“庫儲支絀，亟須統籌收束”的借口下，一次裁兵達20營之多，這對北伐無异于釜底抽薪。陳對于接濟北伐的承諾，以兩面派的手法，加以抵制。時近半年，匯至桂林的款不足10万，子彈未送一顆。 粵軍參謀長兼1師師長鄧鏗，早已傾心孫中山，北伐軍的軍餉全靠他和廖仲愷合力籌解。陳炯明對鄧十分惱怒，3月21日，他派人去廣州火車站暗殺了鄧鏗。 鄧鏗被害，風云突變，波瀾迭起。孫中山立刻召開大本營緊急會議，決定變更北伐計划，下令在桂各軍改道江西，為避免陳炯明的阻撓，秘密返粵，繼續北伐。 不料北伐軍先遣司令謝文炳接到命令，卻派人向陳炯明告密。陳炯明秘密調去駐潯州一帶的葉舉、楊坤如部50余營開回梧州，并令駐廣州的粵軍1、2師加強戒備，企圖以武力阻止北伐軍回粵。 4月9日，北伐軍行抵濛江，即遭到防守該地的陳炯明部的阻攔。孫中山下令不得阻止北伐軍的行程，否則武力對待。 陳軍因兵力尚未集中，只好作罷。 孫中山率北伐軍抵達梧州，電召陳炯明來梧面商北伐問題，卻遭陳炯明的拒絕。孫中山再派廖仲愷到廣州力勸陳炯明赴梧州与孫中山面商北伐問題，陳炯明不但拒絕前往，而且以電辭本兼各職相要挾。 孫中山准陳炯明辭去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總長之職，保留其陸軍總長一職，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養，以示警告。 陳炯明即調動部隊，令葉舉、熊略、翁式亮諸將拋棄廣西，盡調率所部回粵，又令省垣各將積极備戰，力拒北伐軍東下。但是，廣州城的部隊為1、2師，1師師長梁鴻楷以鄧鏗死事可疑，2師將士以師長洪兆麟在滬態度不明，都拒絕陳炯明的調遣，3師師長魏邦平則傾向孫中山。葉、熊、翁諸部在桂又為駐梧北伐軍所拒守，難以返粵。陳炯明無力抵抗，遂于4月12日深夜退走惠州。 蔣介石等力主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炯明，然后回師廣西消滅葉舉所部。他向孫中山說：“先生，如果不徹底解決陳家軍問題，將來后患無窮，我也只有辭職而去。” 孫中山以陳炯明叛跡未彰，粵軍在桂奮斗數年，尤須保之，對蔣介石的意見未加接納。他主張對陳炯明施以殊恩，當能感奮。蔣介石便回浙江奉化給母親守制去了。他在离開廣東時給陳炯明寫一封信，勸曰： 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納一二，勿听細人之讒，勿墮宵小之計，服從總理，共圖北伐，則中正雖守制未終，尚思待罪疆場，執鞭以從，聊供指臂之助。 4月23日，孫中山返抵廣州，即委任陳炯明為北伐軍第一軍總司令，并向陳炯明表示：“不生异詞，必當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樞、古應芬、居正、廖仲愷、馬君武、汪精衛、程潛等到惠州、敦促陳炯明回省城。許崇清、魏邦平、梁鴻楷、李福林、黃大偉、李云复、徐軍雁等粵軍將領，致電陳炯明，勸其返穗。 但陳炯明拒絕出任北伐軍第一軍總司令，聲稱“自今后，息影田廬，躬耕養母。” 孫中山以极其懇摯的言辭，給陳炯明發去了電報：“革命既無半途而廢之理，十年患難道義之交，一旦相棄，縱弟不求諒于人，兄則何忍為之。望兄速取消退隱之志，投袂而興，終始國事，庶几執信、仲元得以瞑目。” 陳炯明表面上造成放刀成佛、賣劍買牛的假象，暗地里卻積极籌兵備械，圖謀不軌，設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詭計。他從廣州退回惠州時，就從廣州兵工厂、永濟火藥庫及汕尾兵工厂帶走大批槍支彈藥，并在一個月內，添募40余營新兵，為發動叛亂積极作准備。 孫中山對北伐抱著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從廣州赴韶關督師，設大本營于韶關。他舉行北伐誓師大會，發布總進攻令，北伐軍分3路6防線，向江西發起進攻：李烈鈞任中路總指揮，以滇軍朱培德三旅、黔軍谷正倫三旅、贛軍李明揚一旅為中路第一線，曾昭所部滇贛聯軍10營為中路第二線，進攻大庚、南康；黃大偉任右翼總指揮，以本部一旅，李福林8營、賴世璜一旅為右翼第一線，又以梁鴻楷所部全軍為右翼第二線，進攻三南、信丰；許崇清任左翼總指揮，以粵軍關國雄、吳忠信等二旅為左翼第一線，又以邊支炳所部全軍為左翼第二線，聯絡湘軍，攻仁化、汝城等。 6月13日，北伐軍攻占贛州，直系軍閥陳光遠棄城而逃。 隨后，北伐軍進据吉安，直逼南昌。 正當北伐軍躍馬揮戈、節節胜利之時，陳炯明發動了反革命叛亂。陳炯明部葉舉、翁式亮、楊坤如等于5月18日率部進入廣州，設總指揮部于白云山鄭仙祠。要求孫中山恢复陳炯明各職，并罷免伍朝樞、胡漢民、蔣尊簋、廖仲愷、謝慧生、程天斗等人之職，革除許崇清軍長職務，粵軍全部歸陳炯明管轄，否則即以武力解決。 孫中山始終動以至誠，采納汪精衛的建議，任命陳炯明為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仍以兩面派的手法對付孫中山，表示：“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倘有不听吾命令而反對中山者，吾惟有自殺以謝國人”，暗地里卻加緊籌餉，并密令葉舉諸部接收兵工厂，占領石井軍火藥庫。在粵漢鐵路沿線布防，在新街鐵路站以南一帶搶修碉堡和戰壕。 葉舉諸部盤踞廣州，向財政部鬧索餉風潮。孫中山令廖仲愷籌款清還軍餉。他們領取軍餉后，又故意向省銀行強迫兌現，造成擠兌風潮，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 亂云飛渡，形勢日益險惡。廖仲愷為了穩定廣州局勢，電請孫中山返穗坐鎮，震懾邪气。6月1日，孫中山回到廣州，致電陳炯明速來省共商大計，陳炯明拒不應命。 陳炯明加緊与吳佩孚勾結。 北洋政府自直皖戰爭結束之后，形成了直奉兩系聯合執掌政權的局面。但是，由于靳云鵬內閣倒向直系，奉系則暗中聯絡皖系的殘余勢力，并与反直各派力量結成聯盟，總統徐世昌亦對直系的專橫不滿，意欲引奉系為己援，遂應張作霖要求，准靳云鵬辭去內閣總理之職，任命梁士詒為內閣總理。 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反對梁士詒，而吳佩孚這時已成天之驕子，他通電痛詆梁士詒媚日賣國。梁士詒在輿論的攻擊下，請假去天津，張作霖則通電為梁氏辯護。吳佩孚發出反奉通電：“若有袒護梁氏者，即為吾人之公敵，當誓死殺盡，以除國奸。”梁士詒出走后，國務總理由外交總長顏惠慶暫代。 1922年4月初，吳佩孚偷偷地派人去廣東，与陳炯明聯系，要陳炯明武力反對孫中山北伐。 4月中旬，奉、直雙方都布好了陣，直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以保定為大本營。奉軍號稱鎮威軍，設總司令部于落□，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孫烈臣為副司令，分3路出兵。 4月29日，直、奉大戰爆發，雙方在東路馬厂、中路固安、西路長辛店展開猛烈戰斗。這次戰爭只打了6天，奉軍損失慘重，死傷3万多人，被俘4万多人，可謂損兵折將。 老官僚徐世昌自覺失算，他沒料到奉軍會敗得這么快，只好下令通緝戰爭禍首梁士詒、葉恭綽（梁、葉已逃往日本）。吳佩孚對此不以為然，對記者說：“不懲辦張作霖，誓不罷休。” 徐世昌不得不下令裁撤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免去本兼各職，听候查辦。張作霖尚有東三省地盤，遂宣布東三省獨立，自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此時，吳佩孚又秘密派人与陳炯明密約，吳佩孚在北方驅逐徐世昌，陳炯明在南方推翻孫中山，然后南陳北吳攜手，吳為總統，陳為副總統，共同主宰中國政局。其步驟是：以黎元洪复位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廢督裁兵，打倒曹錕以下各省督軍，不成，則黎受其禍，再利用國會，急選總統，有机會則吳、陳出場，机會未熟則或舉伍廷芳、蔡元培文人為正副總統，為吳、陳暫時之過渡。 曹錕也想奪取最高統治地位，一統南北，成為全國名副其實的統治者。他和吳佩孚在鏟除徐世昌問題有著共同的目標。于是，他們用“恢复法統”之名，恢复舊國會，讓黎元洪复位。暫時過渡一下，然后再由舊國會把他們捧上台。 吳佩孚發出恢复舊國會的通電，舊國會參眾兩院議長王家襄、吳景濂等立即在天津設立第一屆國會議員通訊處，5月24日，又成立了“正式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一些直系軍閥根据曹錕、吳佩孚的旨意，紛紛發表通電，要求北南兩總統同時退位。舊國會眾參兩院議員203人于5月31日發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國會職權，取消南北政府，另組合法政府。 徐世昌見大勢已去，決意辭職，于6月2日下令，由國務院攝行職務，自己乘車去天津。 吳佩孚不失時机地發出通電，曹錕也領銜10省督軍、省長聯名發表通電，稱徐氏既退，請黎元洪复職。 黎元洪在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的“擁戴”下，于6月11日入京，复任總統。次日，黎元洪宣布了第一道命令，即改組內閣，特任顏惠慶為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吳佩孚為陸軍總長、譚延闓為內務總長、董康為財政總長、李鼎新為海軍總長、王寵惠為司法總長、黃炎培為教育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高恩洪為交通總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在譚延闓未到任前，由張國淦兼代；黃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一上台，陳炯明便遵約配合吳佩孚，加緊策划推翻孫中山的活動。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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