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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是新思潮傳播較早的地區之一，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廣州引起了強烈反響。1919年春，一個叫鄭蒼生的人在廣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雖然這個組織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動，但其主要成員后來參加了廣東党的早期活動，有些人加入了共產党。 五四運動爆發后，廣州組織了學聯和進步團社，出版進步書刊，涌現出一些群眾領袖，如彭湃、楊匏安、劉爾崧、阮嘯仙、周其鑒等。楊匏安是最早在廣東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 楊匏安是廣州香山縣人，他本來在家鄉教小學，由于揭發校長貪污學款，遭到校長忌恨，而被誣入獄。他出獄后為尋求真理東渡日本，在橫濱勤工儉學，接受馬克思主義。回國后在澳門教書，不久到廣州時敏中學任教，同時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1919年7至12月在《廣東中華新報》發表《唯物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 一稱科學社會主義》等十几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學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3人，從北京經上海回到廣州，他們都是陳獨秀、李大釗的學生。 陳公博的父親陳致美曾任廣西提督，因參加反清活動于1907年被捕入獄，辛亥革命后任省議會議員、都督府軍事顧問，1912年9月去世。陳公博從小受到文武兩方面的訓練，擅長寫作、武術、騎馬，身強力壯。他從15歲起學習英語，在父親入獄后，他靠當家庭英語教師糊口。父親擔任省議會議員時，陳公博剛剛20歲，居然當上了縣議會議長，同父親一榮俱榮。但是，父親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學，他便在父親去世后擔任兩年教員，于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畢業后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同陳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廣東老鄉譚平山，比陳公博年長4歲，倆人同一年進入北京大學。譚平山看上去比較老練，且具有名士風度，充滿浪漫气息。 譚植棠是譚平山的族侄，比譚平山小7歲。他朴實無華，忠誠待人，也是1917年考進北京大學的。 這3人回到廣州后，便和阮嘯仙、劉爾崧、周其鑒等取得聯系，創辦了廣東《群報》，并把《群報》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在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3人回廣州的十几天以前，有兩個俄國人來到廣州，一個叫米涅爾，一個叫別斯林。他們以蘇聯政府代表的名義，在廣州設立了羅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們到廣州前，先到北京大學找李大釗，通過李大釗又認識了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黃凌霜帶他們到廣州來，介紹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黃鵑聲、區聲白、劉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譚祖蔭7人与他們見面，俄國人同他們交談了几次，他們歡迎俄國人幫助他們搞革命活動，于是，他們創辦了《勞動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并且建立了廣東共產党組織。 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沒有參加由7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兩個俄國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共產党，他們認為：這個廣東共產党，与其稱作共產党，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党。 1920年，廣州好戲連台。粵軍攻克廣州，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民國政府，擔任省長的陳炯明于11月寫信給陳獨秀，邀請他去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 陳獨秀接到邀請之后，寫信給李大釗商量是否去廣州的問題。李大釗認為，領導廣州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1）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廣泛的帶到廣東去；（2）可以在那里發動共產主義者組織。 陳獨秀對廣東寄有較大希望，認為廣東有革命的光榮傳統，很想去那里一面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廣東党組織，一面從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陳炯明提出去廣州任職的3項條件：（1）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廣東全省財政收入的1A10撥充教育經費；（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學說，作同一之趨勢。 陳炯明答應陳獨秀的條件，并電促他來粵。陳獨秀离開上海之前，把上海發起組書記職務交給李漢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廣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陳獨秀等抵達廣州，下榻大東酒店。他首先和米涅爾、別斯林取得聯系，接著同梁冰弦、區聲白等7位無政府主義者一起開會，研究党組織問題。陳獨秀在會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綱拿出來討論，7位無政府主義者見內有無產階級專政等觀點，表示不愿接受。雖經陳獨秀再三說明，他們仍然反對。于是陳獨秀提出：大家主義不同，終究是要分開的，聯合起來，會因活動手段、策略不同，引起爭論，不如現在就分開，各走各的路好。 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共產党，北京、上海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相繼退出了共產党組織。 已在廣州的3位學生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在陳獨秀出現在大東酒店時，便赶來歡迎。陳獨秀對他們辦的《群報》很是稱贊，要他們不尚空談，切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進行踏實的工作，并和他們商談了建立共產党組織的問題，經過几次醞釀，在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党不久，他們重新建立了廣東共產党支部，由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管宣傳。 陳獨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龍里九曲巷11號樓2樓，他在門口貼著上書“看云樓”的白紙。陳獨秀在“看云樓”安營扎寨，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陣地，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以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推荐譚平山任副委員長，委托陳公博辦宣傳員養成所，培養革命骨干。宣傳員養成所不久改為宣傳員學校，陳公博任校長，譚植棠任教導主任，是一所培養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理論知識，向廣大工農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學校。 廣州党組織的成員除陳獨秀、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外，從上海來到廣州的原上海發起組成員沈玄廬、李季、袁振英等也參加了廣州支部的活動。1921年5月，李達、李漢俊派包惠僧到廣州，要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暫時留在廣州，參加支部的活動。 在留洋學生中，除參加上海共產党發起組的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組外，張申府在留法學生中建立了党的組織。 從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國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國勤工儉學。他們中間有蔡和森、蔡暢、李富春、向警予、李維漢、劉清揚、周恩來、陳公培、趙世炎、王若飛、李立三、徐特立、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傅鐘、蕭三、陳延年、陳喬年等等。 張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來到法國。張應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的聘請擔任邏輯學教授。 張申府在法國發展了劉清揚入党，并結為夫妻。張申府、劉清揚發展了周恩來入党。 周恩來字翔宇，祖籍浙江紹興。他的祖父周殿魁因為當師爺，由紹興來到蘇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陽縣做過知縣。周恩來出生于淮安。他剛1歲時，父母將他過繼給病危的叔叔當養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來4歲時，嗣母就教他識字； 5歲起便送他進私塾讀書。 1904年，6歲的周恩來隨同父母親、嗣母遷到清河縣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讀書。1907年夏，母親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兩個母親去世，家里債台高筑。父親經別人介紹，去湖北謀事，周恩來帶著兩個弟弟回到淮安，盡管他只有10歲，卻不得不管理家務，因為他的另一位叔父從年輕時就偏癱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來出頭。周恩來不但承擔了這一切，還到東門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讀書。 周恩來12歲時被伯父接到沈陽讀書，伯父在那里擔任職員，他沒有子女，又十分喜愛周恩來。 1913年，伯父調往天津工作，周恩來也隨著來到天津，并考入南開學校讀書。4年后畢業，前往日本留學。五四運動爆發時回到天津，組織了覺悟社，与李大釗聯系，成為天津學生領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捕，在獄中度過半年鐵窗生活，出獄后去法國留學。 1921年春，有兩名青年手持陳獨秀的介紹信找到張申府，參加巴黎小組的活動。他們是趙世炎和陳公培。這兩位留學生分別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經上海赴法國，他們在上海与陳獨秀會面，經陳獨秀介紹入党。這樣一來，巴黎小組便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陳公培5人組成，張申府是小組負責人。 既然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以及旅日留學生、旅歐留學生都建立了共產党的組織，中國共產党正式成立的條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陳獨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張党的組織采取中央集權制。這份党章由廣州寄給李漢俊，李看后甚為不滿，認為陳獨秀要在党內搞個人獨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張地方分權，使中央成為一個有職無權的机關，并寄給陳獨秀。陳獨秀看后，大發雷霆。他們兩人本來就有分歧，現在的關系更加惡化。但陳獨秀的威信遠在李之上，李無法与陳抗衡，于是不愿再擔任代理書記，把党的工作交給了李達，李達便成了上海党組織的代理書記。 以列宁為首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党的創立极為關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產國際委任馬林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于1921年3月從莫斯科動身，取道歐洲赴上海，當年6月3日到達上海。与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可爾斯基也來到上海。此時維經斯基已回俄國。 馬林、尼可爾斯基立即同李達、李漢俊接頭。二李都能講英語，李漢俊還會講德語，馬林會講英語。他們通過交談，認為召開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于是決定各地党小組各派代表兩人來上海開會。馬林拿出帶來的經費，寄給每位代表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給50元。 李達分別与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聯系商議，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同意后，李達、李漢俊分別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學生中的党組織或党員，通知他們各派2名代表來上海參加党的全國代表大會。至于法國留學生的党組織，因路途遙遠，已經來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組織接到通知后，立即開會討論誰去上海的問題。李大釗本是當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時值學年終結，公務繁忙，不能親自去上海。會議推選張國燾、劉仁靜為代表。李大釗指定張國燾參与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因此，張國燾會后便動身南下。 張國燾途經濟南時停留一天，約王盡美、鄧恩銘等濟南党員，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詳談，确定王盡美、鄧恩銘為濟南党組織代表。 長沙党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由于湖南軍閥的殘暴統治，人身安全沒有保證，毛澤東、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況下動身赴滬。 武漢党組織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 李達、李漢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廣州。包惠僧當時已無固定職業，陳獨秀就通過友人把他介紹到報館工作。陳獨秀接到上海來信要他本人和2名廣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國代表大會。 陳獨秀召集廣州党員在譚植棠家開會。陳在會上說：“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我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組織的人，開完會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個人都忙，离不開。” 陳公博很想去上海，他當時有點中暑，很想轉地療養；他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此机會去辦個手續；再者，他去年和李勵庄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机會，正想在暑期中補度蜜月。陳獨秀要他去上海開會，正中下怀。 陳獨秀年長，又是其他人的老師，他講的話，眾人都同意了。于是，陳公博便偕妻子由廣州出發，經香港轉赴上海。 包惠僧則從廣州乘海輪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党員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達上海。 上海党組織的代表是李達、李漢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來到了上海。因上海負有發起之責，又是開會所在地，所以，李達、李漢俊承擔了會議的聯絡、籌備和會務工作。 李達交代他的妻子王會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會悟在上海女界活動中，結識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學校校長黃兆蘭。因博文女校离開會地址較近，行動方便，博文女校師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會悟就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向黃兆蘭租借了房間。外地代表除陳公博夫婦住在大東旅社外，均住進了博文女校。代表們住在陳設簡單的房間，有的房間內有簡易木板床，有的沒有床舖，便在地板上舖了草席。他們寄宿在這簡朴而清靜的校舍內，開展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工作。 中共“一大”會議的地址選擇在李書城的公館里。李書城与李漢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號遷往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106、108號，這是一幢磚木結构的兩層樓房。106、108號內部打通，共用106號斜度較大的大樓梯。上樓之后，便是李漢俊的房間，朝西走，則是李書城的臥室。李書城此時在湖南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會場設在樓下客堂中間。 1921年7月23日晚8時，出席會議的代表三三兩兩來到會場，他們是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廣東代表包惠僧、陳公博，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45歲，其次是馬林，38歲，董必武35歲，李漢俊、陳公博、李達31歲，毛澤東28歲，包惠僧27歲，陳潭秋25歲，周佛海、張國燾24歲，王盡美、尼可爾斯基23歲，鄧恩銘20歲，劉仁靜19歲。 代表們圍坐在一張長形餐桌的四周。 因陳獨秀、李大釗未能出席會議，李達、李漢俊雖然做了會議准備工作，但他們都不喜歡交往，是學者型的人物，不輕易附和別人，愛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喜怒形于色。他們与馬林之間關系不太融洽。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們報告工作情況，又要他們的工作計划和預算。他們便坦率地表示：中國共產党還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還沒有決定。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愿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實際情況自由支配。二李与馬林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7歲，但顯得圓滑，他既与馬林談得來，又与二李親密，他成了馬林与二李間的協調人。雖然二李為中共“一大”做了籌備工作，張國燾來后，反客為主，籌備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選為會議主席，毛澤東、周佛海為記錄。 張國燾向大會報告了會議籌備經過，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重要意義和會議的議程，提出應討論的具体問題。接著馬林、尼可爾斯基熱情地致詞，由李漢俊、劉仁靜即席翻譯。 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了工作情況，并交流了經驗，討論和起草党的綱領，明确了党的奮斗目標，討論党在今后實際工作中的方針、任務和方法，制定工作計划。 7月25日、26日休會兩天，由會議選出的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划委員會委員董必武、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利用這兩天時間起草會議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討論起草委員會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繼續舉行會議，但不料發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會議剛剛開始，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從那扇虛掩的后門，突然闖入會場，朝著室內的人環視一周。眾人對這個陌生人的闖入，感到詫异。 房主李漢俊問這個不速之客：“你找誰？” “我找社聯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個“社聯”，但那個組織沒有人姓王，也不設主席。 李漢俊頗警覺：“這不是社聯，社聯也沒有什么王主席。”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經驗，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這是怎么回事？” 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复。馬林用手猛擊桌子，桌子“砰”的一聲。馬林站起來果斷地說：“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開！” 代表們立即站了起來，紛紛离開。房子里只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他們兩人上樓，在李漢俊的書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馬林的神經過敏，還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鐘以后，果然有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國兵、三個翻譯進入室內。偵探和法國兵橫眉怒目，像是馬上要拿人的樣子。先將李漢俊、陳公博監視起來，接著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騷扰了兩個鐘頭。只是查到了一些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抽屜內放著一份党綱草案，字跡模糊，又涂改得很亂，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搜查之后，總巡開始詢問：“你們開什么會？” 李漢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語作答：“沒有開會，是我請北京大學几位教授和學生，來此商談編輯新時代叢刊問題。” “為什么家里藏有社會主義書籍？” “我是教師并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這些書是作為研究參考用的。” “有兩個外國人是什么身份？來這里干什么？” “他們是英國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來上海談談學術問題。” 法國總巡得知這是李書城的公館，而且又未發現他們的活動證据，气氛緩和起來。總巡又說：“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圖，但現時中國教育尚未普及，還談不到什么舉動，希望你們今后專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參与政治活動。” 說完，便帶著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們离開會場之后，回頭望望無人盯梢，便穿過小巷，來到漁陽里2號，那是陳獨秀的住所，現在住著李達夫婦和陳獨秀妻子高君曼。他們在那里等了兩個鐘頭，見外面沒有异常動靜，牽挂著李公館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奮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來到李公館，李漢俊、陳公博簡要地向他介紹了剛剛發生過的事情。包惠僧臨走時，李漢俊要他多轉几個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漁陽里2號，訴說了李公館的遭遇，李達提出：“我們要換一個地方開會，最好离開上海，躲開法國巡捕。” 眾人贊同。周佛海提議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開會，他曾在那里住過，愿作向導。但眾人覺得杭州過于繁華，容易暴露。李達的妻子王會悟道：“我有一個主意：我是浙江桐鄉人，緊挨著嘉興。我在嘉興師范讀過書，對嘉興很熟悉。嘉興南湖環境幽靜，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較近。到南湖開會比去杭州更為适宜。” 眾人稱善。當即決定，會議不應拖延，要抓緊進行，明天就去嘉興南湖繼續開會。當晚，王會悟去上海車站，了解次日開往嘉興的客車班次与時刻。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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