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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軍閥段祺瑞雖然外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內有各省皖系軍閥為其政治資本，但由于他采取的賣國外交和武力統一的政策不得人心，他所建立的軍事獨裁政府早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直系軍閥自馮國璋死后，曹錕成為新直系的領袖，又有“后起之秀”吳佩孚在直系陣營中忽然崛起，原來風云一時的長江三督，也都唯曹錕的馬首是瞻。因此，直、蘇、鄂、贛4省是直系的勢力范圍。羽毛丰滿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与直系結盟共同反對皖系，奉系有東北三省地盤；河南督軍趙倜完全倒向直系一邊，曹、張向他許下河南不易督的諾言，他更是有恃無恐了。這樣直奉便有8省同盟。徐世昌也因為和段的矛盾，不滿徐樹錚，而成為8省聯盟的支持者。 吳佩孚回到保定与曹錕一起，同江蘇、奉天等省代表舉行軍事秘密會議。 直皖兩系劍拔弩張，一触即發。徐世昌想找出一條避免戰爭的妙計，電告曹錕、張作霖和江蘇督軍李純進京商議。李純稱病不到，曹錕借口直軍回防須加布置，無法分身。只有張作霖以“調人”姿態單獨應召來京。 張下車后，先訪徐世昌，次訪靳云鵬，后訪段祺瑞。他滿面春風地表示此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來說几句公道話。其實，張作霖兵精糧足，早有覬覦關內的心事。他提出以靳云鵬复職与撤換安福系三總長為調停方案，徐世昌請他到保定征求曹錕意見。 張作霖偕同江蘇督署參謀長何思溥、江西督署參謀長李竟成及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到保定。當天舉行會議，提出5項條件，請張帶回北京： （1）解散安福系。 （2）靳云鵬复職。 （3）撤換北方議和總代表王揖唐。 （4）罷免安福系三總長。 （5）撤銷邊防軍，改編后歸陸軍部直轄，罷免徐樹錚。 張作霖帶著保定方面的條件，來見段祺瑞。段對解除徐樹錚的兵權，認為有困難；對于撤換安福系三總長，卻可以商量。張同他一連談了3天，段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讓步。 徐世昌知道直皖火并已迫在眉睫，決心促成這場戰爭，用戰爭根除皖系在中央的勢力。6月27日，他在公府召見段祺瑞和張作霖，提出一個調停方案：請安福系三總長退出內閣，徐樹錚免去西北籌邊使和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委為遠威將軍。內閣由周樹模擔任總理，靳云鵬繼續留任陸軍總長。段說話最少，對這個方案沒有表示反對。 段祺瑞回去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討論徐世昌的方案，徐樹錚認為不應過分示弱，否則，我輩今后就抬不起頭來。段是個意气用事的人，听了這番話，就气鼓鼓地說：“對，我們不能再讓一步！” 段祺瑞便向張作霖表示：“吳佩孚區區一師長，公然要挾罷免邊防大員，此風一開，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們如果一定要罷免徐樹錚，必須同時罷免吳佩孚。” 7月1日，曹錕、吳佩孚發表《直軍將士告邊防軍將士書》，聲明要鏟除徐樹錚和安福系。3日，曹錕、張作霖、李純聯名通電，聲討徐樹錚，宣布其6大罪狀，斥他禍國殃民、賣國媚外、把持權柄、破坏統一、以下弒上、以奴欺主。 7月4日，徐世昌不顧段祺瑞反對，直接下令裁撤邊防軍總司令，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調任他為遠威將軍，今其留京供職，所部歸陸軍部接收管轄。 徐樹錚再也忍耐不住，他帶著衛隊，入逼公府，迫令徐世昌罷斥曹、吳。徐世昌沒有辦法，被迫罷免吳佩孚本兼各職，曹錕褫職留用。 7月5日，段祺瑞下令邊防軍總動員，并將邊防軍改為定國軍，在團河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命徐樹錚為副總司令兼參謀長，段芝貴為前敵總指揮。8日，段由團河回到北京城，在將軍府召集全体閣員及軍政人員，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起兵“討伐”曹、吳。會后給徐世昌一份呈文，聲討曹吳的罪行：“曹錕逍遙津、保，嗾使吳佩孚叛變，一則要請經略4省，再則懇求增兵4旅，挾勢邀常，不獲不休。” “吳佩孚駐守衡州，暗与敵通，受賄60万元，沿途使用廣東毫洋，證据确鑿，無可諱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曹錕勾結陸榮廷誘惑元首，屢請起用复辟罪魁之張勳。” 曹錕宣布討伐段、徐，將直系軍隊稱為討逆軍。曹錕自任總司令，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7月13日，吳佩孚通電斥段祺瑞為賣國漢奸。 張作霖由京城回到沈陽，先致電段祺瑞：“此次在京，備悉奸人百計害我三省。作霖忍無可忍，誓將親率師旅，鏟除此禍國之障礙，以解吾民之倒懸”；后致電曹錕：“我輩骨肉至交，當此危急存亡關頭，不能不竭力相助。”遂將奉軍第27師、28師開進關內天津北倉一帶。 直皖兩軍在京漢、固安、京奉三線相互對峙。7月14日，直皖大戰終于在京漢線上爆發。 開戰后，吳佩孚設下誘敵之計，令部隊稍加抵抗便后退，部隊退出高碑店后，他率一部分直軍繞到涿州、高碑店之間的松林店，設下地雷陣。定國軍第1師師長曲同丰率部猛襲吳佩孚的軍隊，一舉攻陷涿州、定興，直軍退出高碑店，皖軍立即占領，大有鯨奪保定之勢。但當這路大軍進到松林店，地雷齊鳴，皖軍被炸得血肉橫飛，直軍乘胜追殺，皖軍傷亡慘重。直軍北逼到涿州、琉璃河一線，便將曲同丰及其司令部高級官員全部俘獲。 皖軍徐樹錚部追赶直軍到北倉、李家嘴一帶，奉軍突然殺出，直奉兩軍合力，打得皖軍人仰馬翻。7月20日，徐樹錚等少數人化裝逃回北京。 曲同丰被俘后，在保定光園向曹錕舉行獻刀典禮，通電皖軍反戈。南方護法軍政府又發出討段檄文，支持直系。 段祺瑞四面楚歌，厚著臉皮去見徐世昌，自請罷免官職，并撤銷定國軍。7月23日，直奉兩軍先頭部隊開到北京，分別接收了南北苑營房。這場醞釀了將近2年的直皖戰爭，只消几天工夫就結束了北京政府重新作了調整后，立即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通緝徐樹錚、王揖唐、段芝貴等十大禍首。并明令罷免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吳光新。湖北督軍王占元未等這道命令到達，便把吳光新逮捕判刑。雖然徐樹錚等逃往日本，但皖系作為一种政治勢力，從此一蹶不振。 直皖戰爭后，曹錕被任命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為副使。吳不注重虛名，他認為，一切都得靠軍事實力，他率領第3師進駐洛陽，成立了直魯豫巡閱副使署。他在那里潛心練兵，韜光養晦，准備有朝一日爭奪天下霸權。 直皖戰爭后的北洋政府，表面上是徐世昌為總統，靳云鵬為國務總理，但實權在曹錕、張作霖手里。直奉兩系的矛盾又漸漸顯露出來，中國大地上醞釀著直奉戰爭。 孫中山由廣州回到上海，他心情雖然十分痛苦，但并沒有向惡勢力屈服，而是發憤閉門著書，總結奔走國事30余年的經驗，以此來啟發國民，喚起新社會，到异日時机成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 五四運動發生后，孫中山深受鼓舞，他指示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邵力子、廖仲愷等人負責創辦理論宣傳刊物《星期評論》、《建設》雜志和《國民日報》副刊《覺悟》，以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輸新思想之萌薛，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划之雛形。這3個理論宣傳刊物分別于1919年6月8日和8月1日創刊出版。 3個刊物除了大力宣傳三民主義外，還刊登了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或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理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文章。孫中山較早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病，并認為他的三民主義可舉政治革命。朱執信較早地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作過一些介紹，1906年他曾在《民報》上介紹過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產党宣言》的要點和“十條綱領”。孫中山曾經稱贊馬克思“苦心孤詣”撰寫《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余力，使原來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系統之學理。蘇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國的五四運動，使孫中山認識到，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 戴季陶和胡漢民都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戴季陶的研究側重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胡漢民的研究側重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他們倆都發表過不少文章，在客觀上，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但是，他們不是馬思主義者，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孫中山為了更好的領導國內的革命斗爭，以便重新創造一個國民所有的新國家，便于1919年10月10日將中華革命党改組為中國國民党，并制定了《中國國民党規約》，規定了“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最高革命原則。 陳獨秀出獄之后，主持《新青年》編委會議，討論今后的編輯方針問題，并發表《本志宣言》，目的是統一同人的意見。 陳獨秀被捕后，胡适接辦《每周評論》。胡适是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他發表文章說，國內新分子閉口“不談具体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 李大釗立即發表《再論問題与主義》，同胡适展開了論戰。他反對胡适的改良主義，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經過群眾運動，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的改造。 團結在《新青年》周圍的文化統一戰線，就此開始分化。陳獨秀的《本志宣言》，標明《新青年》從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開始轉向宣傳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也開始由民主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1月，陳獨秀應汪精衛、章士釗函邀，秘密离京南下上海，同他們一起籌辦西南大學，廣東軍政府撥款100万元作為籌辦西南大學經費。陳獨秀剛到上海，又接到湖北省教育廳長李漢俊的邀請，去武昌參加文華大學的畢業典禮。 陳獨秀于2月2日乘“大通輪”，溯江而上。他到達漢口時，文華大學協進會和武漢學生聯合會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這位名震國內的革命者。 陳獨秀來鄂的消息傳出后，武漢人士盼望一睹陳獨秀的風采言論，邀請他講演的人絡繹不絕。他在文華大學舉行的歡迎會上作了《社會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文華大學第4講堂舉行的畢業典禮上作了《知識教育与情感教育問題》的講演。又應漢口青年會邀請，在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講演，听眾除青年學生外，還有省議員。接著他又到堤口下段保安會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到會數百人。除此之外，陳獨秀還應邀參加了几個小型座談會。 陳獨秀在武漢短短的4天，席不暇暖，抓緊時間宣傳新思想。《國民新報》美譽陳獨秀的演說“卓識讜論”、“頗受學生所歡迎”。但湖北官吏對于陳所主張之主義，大為惊駭，令其休止講演，速去武漢。陳獨秀憤恨湖北當局者壓迫言論之自由，于8月乘車北上返京。 陳獨秀在武漢的講演，國內各地報紙都摘要登載，北洋政府看到了這些消息，才知道他离京講演，最使政府當局惱火的是陳獨秀提出了消滅私有財產制的主張。陳在《社會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中，認為社會改造的方法： （1）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人人不要虛榮心。 （2）打破繼承的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不使無產者苦，有產的安享。 （3）打破遺產的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不种田地的人，不應該享有田地的權利。 北京警察廳企圖在陳獨秀自武漢回京時，加以逮捕，派警察在陳的北池子寓所門前站崗。 高一涵得知這個消息，便同李大釗商議，派人先到西車站，把陳獨秀接到王星拱家里暫避一避，再設法送他离京。 李大釗挺身而出，自愿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河北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朴素，很像生意人，由他護送，万無一失。 陰歷年底，正是北京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于是，李大釗便雇了一輛騾車，陳獨秀脫去西服，穿上王星拱家里廚師的衣服，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頭戴氈帽，坐在騾車里。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几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從朝陽門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出口，恐怕漏出南方的口音。他們一路上交換了關于建立中國共產党的意見，暢談了如何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走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党。他們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 李大釗怕火車站有警察“恭候”，便讓陳獨秀換上西服，擺出教授派頭，送他上外國輪船。 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后會有期！” 陳獨秀踏上外輪，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儼然是一位高等華人。他在2月19日到達上海，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于不醒目的惠中旅店。 由于連日奔波，他受了風寒，休息五六日，便朝五馬路踱去。他來到亞東圖書館，老友汪孟鄒一見到他突然出現在面前，惊叫一聲：“仲甫兄！”倆人立即上樓細談。 陳獨秀從惠中旅店搬到亞東圖書館樓上居住。北京警方似乎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他便在上海搞起政治活動。 2月27日，陳獨秀出席上海工讀互助團籌備會。該團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參加的大多數是青年學生。3月20日，陳獨秀在青年會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的演說。29日，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教育問題，到會的千余人。4月21日，在中國公學講演《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 陳獨秀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青年團体或教育机關邀請他發表演說。但不久，他的演說對象發生了變化，由知識青年轉向勞苦工人。 陳獨秀倉惶离京，家眷尚在北京，他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靜住所，接來家眷同住，把《新青年》雜志編輯部也從北京遷來。汪孟鄒給他出了一個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和長江上游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那里去？“于是，陳獨秀便在4月份搬進了座落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的柏公館。這是老式石庫門房子，磚木結构，二層樓房，進大門有天井，中間是客堂，陳設沙發4只、椅子數把，壁間挂大理石嵌屏4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間，有后門通向弄堂。客堂的左邊是前、后、中3個廂房。樓上，前面是統廂房，即陳獨秀的臥室兼書房，室內陳設有寫字台、轉椅、大鋼床、皮沙發、茶几、縫衣机等。廂房的隔壁是客堂樓，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積約140平方米。這就是陳獨秀的住處，也是《新青年》編輯部的辦公室。 陳獨秀積极參加和領導工人運動，他調查研究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籌辦工人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4月2日，他出席了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演說《勞動者的覺悟》。16日出席中華工業協會各業代表与各部干事聯席會議，被推舉為教育主任，即席演講上海工界現狀，強調注重工人義務教育，并自愿擔任義務教授。18日，他參加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藥業友誼聯合會7團体召開的聯席會議，演說勞工要旨。被推為籌備世界勞動節大會顧問。 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為五一勞動節編輯了《勞動節紀念號》，共400頁，內容丰富新穎，有孫中山、蔡元培等16人題字。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釗寫的《五一運動史》，介紹國際勞動節的由來及歐美工人為實現8小時工作制的斗爭史；2A3的篇幅是對國內勞動狀況調查的文章，其中有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和《上海厚生紗厂湖南女工問題》兩篇文章。另外有美國、英國、日本勞動運動的介紹，還全文刊載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勞動法典》，以及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即宣布廢除沙皇俄國与日本、協約國各國与中國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廢除沙皇俄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5月1日，陳獨秀組織了規模較大的五一慶祝活動。這是上海工人階級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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